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文字的出现标志着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它不仅促进了知识的传播和文明的发展还为我们今天的研究者提供了一扇窥探古代社会的窗口。
赫梯楔形字的起源与演变是古代近东文明交流与融合的一个缩影。公元前2000年左右，随着印欧人的迁徙浪潮，赫梯人进入小亚细亚地区，并在此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帝国，这个帝国以安纳托利亚高原中部、南部、东南部以及叙利亚北部为中心。
（赫梯文字）
在20世纪初，博阿兹柯伊的考古发掘成为了赫梯楔形字研究的重要里程碑。这里发现了赫梯国王的皇家档案馆，其中包含了大量使用楔形字的文本，包括国王的年代记、敕令和条约等重要历史文献，还有法律、土地赠与文书、训诫条例、祷文、各类仪式、占卜、节日和神话等文献。
赫梯人对巴比伦楔形字的适应和创新，是他们文化发展中的一大特色。他们不仅保留了巴比伦楔形字的字符和表音符号，还对其进行了改造，以适应自己的印欧语系语言。赫梯楔形字的音节表比巴比伦音节表小得多，只包括了约130个符号。这种简化的音节表，使得赫梯楔形字在书写上更为高效，同时也保留了阿卡德语的意义。
赫梯楔形字的书写技艺可能与巴比伦人的书写技艺相同，他们使用各种规格的泥板进行书写。这些泥板上的文本，不仅记录了赫梯人的政治、经济和宗教活动，还反映了他们与周边文明的交流情况，赫梯人与古亚述商人建立了密切的贸易关系，并从他们那里接受了古老的两河流域文化。
在博阿兹柯伊的发掘中，考古学家们发现了30000多件泥板文书，博阿兹柯伊的发掘揭示了赫梯人使用的多种语言，包括赫梯语、哈梯语、阿卡德语、苏美尔语、楔形文字鲁维语和象形文字鲁维语、胡里语和帕莱克语。这些多语文献的发现，显示了赫梯人在公元前二千纪翻译的异族文献可能是最多的，这无疑是同时代近东世界独一无二的文化现象
与楔形字相比，赫梯象形文字的解读工作尚未完成，这些象形文字与埃及象形文字相似，拥有约220个符号，包括56个表音符号和其余的表意符号。赫梯象形文字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其牛耕式转行书写法，这一特点在早期希腊碑文中也有所体现。
米诺斯文字的发现，确实是归功于英国考古学家阿瑟·伊文斯爵士的杰出工作。他在克诺索斯的发掘工作中，揭露了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文明，这一文明是爱琴海地区青铜时代的重要文化，存在于公元前2700年至前1400年之间。伊文斯在克里特岛的发掘工作中，发现了约3000块不同类型的文字泥板和印章，这些发现对于解读古代克里特文明提供了关键线索。
（米诺斯文字）
米诺斯文字分为图形文字和线形文字两大类。图形文字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最初被刻在印章上。这些早期的象形符号不仅见于印章，还在泥板和横木上被发现，与赫梯的字汇和埃及的象形文字有相似之处。图形文字包括约135个符号，一部分是表意符号，一部分是表音符号，一部分是限定词。
线形文字A和B是米诺斯文字研究的重点。线形文字A首次出现于公元前17世纪中期，而线形文字B则在公元前1400年左右出现。这两种文字都是草体形式，但并非由图形符号演变而来。线形文字A中约有90个符号，线形文字B中约有64个符号。线形文字B的发现和解读，为理解米诺斯文明提供了重要视角，因为它被解读为迈锡尼希腊语的早期形式，这一发现证实了克里特岛与希腊大陆文明之间的联系。
线形文字B的破译是20世纪文字研究领域的一大突破，由迈克尔·文特里斯（Michael Ventris)在1952年成功解读。这种文字的破译，使史前人类几千年失去的历史重新回到人间。线形文字B的解读确认了一个史实：公元前1400年，希腊伯罗奔尼萨半岛的迈锡尼人（Mycenaean）开始入侵克里特岛。这一时期的文明中心从克里特岛转向了希腊大陆，进入迈锡尼文明，即《荷马史诗》描写的那个时期。
费斯托斯盘的发现是在1908年，由意大利考古学家路易吉·佩尔尼尔在希腊克里特岛上的费斯托斯宫殿遗址中发掘出来的。费斯托斯盘是考古学和古文字学领域中一个极为神秘且引人入胜的发现。这个赤陶圆盘直径约为15厘米，厚约1厘米，两面都刻有象形文字，共计241个符号。这些符号包括人物、动物、身体器官以及各种物体，甚至还包括一些船的图案。最常见的符号之一是佩戴头饰的人头，这与在拉美西姆的埃及绘画上的非利士人相像。据信，费斯托斯盘源自小亚细亚西南部临地中海古国吕西亚。
（费斯托斯盘）
费斯托斯盘的年代大约是公元前17世纪，这一时期属于新官殿时期。这一时期的象形文作为书写宗教文献的神圣文字仍继续存在。圆盘上的符号是用活字印模在泥盘尚湿时压印上的，这使得费斯托斯盘成为迄今所知最早的活字印刷文献之一。
费斯托斯盘的符号种类多样，可以分为人像或人体的某一部分(如男人、妇女、儿童、戴羽毛头饰的头、脸上有花纹的头);工具或器具(如锤子、陶瓶、船、弓、箭等);动植物(如羊、鸟、猫、橄榄枝等)，以及一些难以描述并分类的符号。这些符号被线条分隔开，圆盘的A面有31个符号组合，B面有30个符号组合，除去重复的情况后剩余45种组合。
尽管费斯托斯盘的年代和原产地尚未确定，但它的发现无疑为研究米诺斯文字提供了宝贵的线索。学者们普遍认为，圆盘上的符号是在泥盘尚未完全干燥时压印上去的，这显示了古代克里特岛居民在文字和印刷技术方面的先进知识。然而，尽管费斯托斯盘上的符号系统具有重要的地位，至今尚无任何学者能解读这些文字图案的意义。有学者认为它上面记载的是某种古代天文历法，但这一理论尚未得到证实。
费斯托斯盘的发现地点是希腊克里特岛上费斯托皇宫遗址，现存于希腊的伊拉克里翁考古博物馆。它的神秘性不仅在于其符号的未知含义，还在于它的制作工艺和使用目的。费斯托斯盘的符号系统与克里特岛其他已知的米诺斯文字系统（如线形文字A和B）不同，这增加了解读的难度。尽管如此，费斯托斯盘仍然是研究古代爱琴文明和米诺斯文字的关键文物，它的研究可能会在未来揭开更多关于这一古老文明的秘密。
印度河文字的发现是过去30年考古工作的重要成果，这些发现主要归功于在印度河流域进行的系统性考古发掘。这一文明的文字尚未被破译，但其印章上的文字样本显示出与早期苏美尔印章的相似性，为研究者提供了探索古代文明交流的线索。
（印度河文字）
印度河文字的符号数量约为400个，这些符号多刻画在出土的印章中。目前经多次考古挖掘出土带有文字符号的印章约2000枚，其中，有据可查较为完整的不足401枚。这些符号是一种较为成熟的象形文字，并被当时的西方学者命名为“印度河流域印章文字”。文字在陶器与其他物品上也有发现，但用这种文字写成的铭文绝大多数都非常短，因此很难判断它们是否用来记录印度河文明的未知语言。
印度河文字的发现地点主要在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这两个城市是印度河文明中最大的城市。这些城市的遗址中发现了一些与印章上的文字相似的符号，这表明这些符号在当时的社会中具有一定的重要性和普遍性。印章上的文字可能代表了一种语言，但目前尚未发现可供对译的双语铭文，这使得破译工作变得异常困难。
印度河文字表现出向线形演变的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早期苏美尔印章上的象形文字有相似之处。这种演变趋势为研究者提供了探索古代文明交流的线索，暗示了可能存在的文化和商贸联系。然而，由于缺乏长期的句子或段落，以及没有明确的语言对照，这些符号的确切意义和用途仍然是一个谜。
塞浦路斯文字，也称为塞浦路斯米诺斯文字，是青铜时代晚期塞浦路斯岛上使用的音节书写系统。这种文字被归类为音节表，其中每个字符代表一个特定的音节而不是单个声音或字母。塞浦路斯文字的碑文书写方向主要是从右向左，这与许多古代近东文字的书写方向一致，偶尔也采用牛耕式转行书写，即一行字从右向左阅读而下一行字从左向右阅读，两者交替进行。
塞浦路斯文字的音节表与赫梯象形文字和克里特线形文字有着惊人的相似性，这一点在学术界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同。据信，塞浦路斯文字是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受到克里特的线性文字A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文字。
这种文字在塞浦路斯岛上通行了三个多世纪，这种文字经历了从第一阶段的80个字母到第二阶段的60个字母的演变，第三阶段的文字是在乌加里特的一块碑石上发现的。研究认为，该时期塞浦路斯与克里特交往甚少，而与乌加里特商贸频繁。在乌加里特生活有许多克里特商人，他们在物品交易中可能使用的是克里特的线性文字A，乌加里特商人又将之传入塞浦路斯。直到公元前13至前12世纪之交，塞浦路斯遭到“海上民族”的劫掠破坏，随着阿拉西亚王国的衰亡而逐渐消失。
塞浦路斯文字主要用于书写塞浦路斯希腊语，这是岛上使用的一种独特的希腊语。大多数现存的塞浦路斯文字铭文都存在于泥板、许愿物品和印章上，这些文物为了解古代塞浦路斯社会的各个方面提供了宝贵的见解，包括宗教习俗、行政管理和贸易。塞浦路斯文字的衰落始于铁器时代腓尼基字母传入塞浦路斯，腓尼基字母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并最终取代了岛上的本土文字。
塞浦路斯文字的破译工作一直具有挑战性，因为现存文本数量有限，而且缺乏有助于翻译的双语或三语铭文。1871年，乔治·史密斯在S·Birth的帮助下完成的解读工作，最初是基于，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80-470年。这项工作为解读塞浦路斯文字提供了关键线索，因为它提供了一种已知语言和未知语言之间的直接对应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