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索埃及象形文字的起源时，我们首先注意到，与美索不达米亚一样，埃及最早的书面语言元素也是基于可识别对象的图形。这一发现引发了关于埃及文字起源的讨论，其中包括一种假设，即前王朝时期的陶壶上出现的线性符号可能是文字的早期形式。然而，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这种假设难以成立，因为这些符号出现在图形表现力尚处于初步发展的文化阶段。
埃及象形文字最早出现于公元前3300年左右，这与苏美尔楔形文字的出现时间相近，表明埃及文字可能具有独立起源。在埃及的乌姆·埃尔·卡布遗址出土的骨制标签，显示古埃及文字在这个时期已经取得了重要发展，挑战了文字一源论，即世界各地的文字都是受苏美尔人影响而创造出来的理论。随着埃及王国的建立，象形文字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复杂的书写系统，包含了图像、符号和音节，能够表达更丰富的内容。
随着贸易和战争，埃及文字开始受到周边文化的影响，尤其是腓尼基文字的传播，促进了文字系统的交流与融合。据最新研究，曾经对希腊字母产生决定性影响的腓尼基字母是由原始西奈字母转化来的，而原始西奈字母又是借助来自埃及象形符号的24个字母构成的。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不仅说明了文字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借鉴，而且证明了古埃及人未能独立完成这一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一步，而是借助腓尼基人和希腊人完成。
尽管存在文化交流，但埃及文字体系的发展显示出一定的独立性。基什泥板上的图形符号与埃及象形文字有着惊人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可能是文化交流的结果，但也不排除埃及文字体系有其独立发展的一面。
在古希腊、古罗马统治时期，埃及文字变得更加简化和多元。当时的人们普遍注意到古语词的语音化现象：古语词获得了表音功能，其音值大多是它以前标注的数个辅音中的第一个辅音的发音。然而，一些埃及祭司为了垄断祭司阶层的特权地位，故意将埃及文字变得复杂而晦涩，这给理解和沟通带来了许多困难和不便，从而也对圣书体文字的消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从世界上不同地区文字发展的总体趋势来看，文字是走“经济化”路线的，即愈简单愈好。因此，后来的埃及人为什么会着迷于使用更为简单的希腊字母了。
埃及象形文字，也称为圣书体，意为“神圣的镌刻”，其特点是保留了丰富的图形元素。这种文字体系与楔形文字的发展路径截然不同，楔形文字在松软的黏土上绘制图形存在实际困难，而埃及的书写材料主要是莎草芦苇制成的纸莎草纸，这种材料的广泛应用使得记录者能够完美地运用图形技术，包括表达大范围的各种各样的对象。
（埃及象形文字）
埃及象形文字最早出现于公元前3300年左右，最晚发现于罗马皇帝狄奥多西统治时期(公元394年),使用时间超过三千年，是人类使用时间最长的文字之一。古埃及语并不写在泥版上，而是用墨水写在陶器上，或者刻在骨质或象牙小牌上，甚至刻在石头上。在纸莎草纸发明后，人们用芦苇笔蘸墨水直接写在纸上。这种书写材料的选择，使得埃及象形文字能够以更加精细和持久的方式保存下来。
埃及象形文字的仪式性特征首先体现在展示权力上。象形文字的产生和使用与权力的产生密切相关。王室利用文字符号的仪式性特征来展示王权，彰显其作为统治者的权威。其次，官员阶层利用文字的仪式性特征来展示身份。随着古埃及国家的发展，官员阶层的势力不断壮大，他们也开始在自己的墓中刻上文字，并在宗教观念的影响与礼仪制度的制约之下，形成了特定的文字使用方式。
埃及文字产生了两种重要的变体——僧侣体和通俗体。
僧侣体最早出现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是圣书体的草写形式，主要用于宗教和行政文献。这种文字的名称“Hieratic”源自希腊语“ιερατικός”，意为“神圣的”或“祭司的”，因为这种书写形式最初是由祭司在宗教仪式中使用的。僧侣体的书写速度比圣书体快，适合于纸草上书写，这使得它在行政记录和宗教文献中得到广泛应用。僧侣体的字形较为简化，图画性较弱，是更加简略的草书手写字体。
（僧侣体）
通俗体起源于公元前8世纪左右，是僧侣体的进一步简化，用于日常的行政、法律和商业文书。这个术语“Demotic”源自希腊语“δημοτικός”，意为“民间的”或“本土的”，表明这种文字更接近于民间使用的语言。通俗体在埃及第二十五王朝后期的下埃及开始发展，位于萨卡拉的石柱上的文字可追溯至公元前650年至公元前400年。在普萨美提克一世重新统一埃及后，通俗体取代了“僧侣异体”，成为主要的书写形式，尤其是在行政、法律和商业领域。
（通俗体）
罗塞塔石碑制作于公元前196年，刻有古埃及法老托勒密五世的诏书，用三种不同的文字刻写同一段诏书内容：古埃及圣书体象形文字（14行）、埃及草书（32行），以及希腊文（54行）。这为近代考古学家提供了解读古埃及象形文字的机会，成为研究古埃及历史的重要里程碑。
埃及文字最初似乎是作为纪念性技术的要素而产生的，被用于表示名称和头衔，使雕塑人物的身份一目了然。这与苏美尔文字的经济和管理目的不同。埃及的象形文字从诞生时起就更注重仪式性功能，其发明和使用不是出于记录账目或行政的需要，而是与宗教信仰和统治者的权威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埃及早期的铭文通常与王权和宗教仪式紧密相关，它们不仅用于记录历史，还具有神圣的象征意义。例如，在第一王朝时期，法老的名字被刻在各种物品和建筑上，以彰显其权威和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这些铭文作为权力的象征，也体现了法老作为神的代表在人间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在考古发现中，第零王朝和第一王朝的铭文多以简短的形式出现，如在陶罐上的黑墨水铭文，这些铭文可能是早期埃及文字的证据之一。这些简短的铭文通常包含法老的名字或简短的祈祷文,显示了文字在宗教和王权中的仪式性作用。
早期的埃及铭文内容简单，主要以王名和地名为主，这反映了古埃及社会对于纪念统治者和重要地点的重视。例如，帕勒莫石碑是前王朝末期至第五王朝早期的一块重要石碑记录了前王朝和早期王朝的王名及重要事件。
古埃及，法老的名字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它们不仅代表个人，更是王权和神性的象征。因此,将法老的名字刻在石碑和建筑上，是对其权威的一种肯定和纪念。这种做法在第一王朝时期尤为明显，法老的名字和称号被用于各种官方文件和宗教文本中，以显示其至高无上的权力。
早期的埃及铭文还具有宗教意义，它们常被用于宗教仪式和祈祷中。例如，金字塔铭文最早出现在第五王朝乌纳斯的金字塔中，这些铭文旨在保佑死去的国王顺利到达来世并且复活。这些文本不仅体现了古埃及人对死后世界的信仰，也显示了文字在宗教仪式中的重要作用。
在埃及历史上，与联合君主政体开始的时间一致，出现了完全不同于图形表达的文字。这一时期的标志性文物是那尔迈石板，该石板的象形文字标志着文字符号发展到了表音符号的阶段。这块石板的出土时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100年左右，显示了古埃及早期文字的复杂性和社会需求的变化。
那尔迈石板不仅记录了法老纳尔迈的军事胜利，还展示了象形文字的使用，这些文字不仅仅是图形的简单表达，而是开始包含了更复杂的语音元素。这种发展与社会发展阶段直接相关，表明在古埃及的古王国初期，社会状况的某些因素结合引发了对文字的需求。随着国家的统一和中央集权的加强，法老需要一种有效的方式来记录和传播权力的象征，这促使了文字的进一步发展。
在古王国时期，文字的使用不仅限于宗教和王权的记录，还开始被广泛应用于行政和法律事务中。这一变化反映了社会结构的复杂化和对文字记录的需求增加。古埃及的文字体系逐渐从最初的象形文字演变为更为复杂的书写系统，能够表达更丰富的内容和思想。
在纸莎草纸出现之前，古埃及人使用陶片作为书写的表面。这些陶片通常是陶器的碎片，被重新利用来记录信息。陶片上的文字通常是用墨水或碳制成的，可以保存较长时间。例如，考古学家在埃及的阿拜多斯发现了一些早期的陶片，上面刻有象形文字，这些陶片可以追溯到前王朝时期。
古埃及人还在石头上刻写铭文，这些被称为岩石铭文。石头因其耐久性被用于记录重要的历史事件、法令和宗教文本。一个著名的例子是阿斯旺的阿布辛贝神庙，其上的铭文记录了拉美西斯二世的军事胜利和宗教仪式”。
古埃及的铭文和记录在石头上的例子非常丰富。例如，位于尼罗河西岸的底比斯墓地中的许多墓室墙壁上都刻有详细的壁画和象形文字，这些记录了墓主的生平和宗教信仰。
1、纸莎草纸
纸莎草纸是古埃及最广泛使用的书写材料。莎草纸的使用历史可追溯至公元前3000年，承载了数千年的古埃及文明。这种纸张最初由古埃及人发明，用于书写和绘画，其制作技艺后来失传，但在上个世纪被重新发现。纸莎草纸不仅在埃及国内使用，还通过贸易传播到了地中海沿岸的其他国家，包括古希腊和古罗马，成为重要的出口商品。
（纸莎草纸）
纸莎草纸的原料是纸莎草的茎，这种植物盛产于尼罗河沿岸，尤其是在尼罗河三角洲的沼泽地带。制作纸莎草纸的过程包括将莎草茎的硬质绿色外皮削去，把浅色的内茎切成40厘米左右的长条，再切成薄片。这些薄片在水中浸泡至少6天，以除去糖分，然后将薄片平铺成两层，互相垂直，压制干燥后磨光即成。这种纸纸质地柔韧光滑，分量轻，易于书写，但不够坚固耐用，易受潮和着火。
纸莎草纸在古埃及的法老时代被广泛使用，尤其是在宗教和行政文献中。由于其易潮性，纸莎草纸通常只能在一面书写，且书写时从右到左，每行字的走向是顺着纸卷书写的。
纸莎草纸通常被制成长不超过48厘米、宽不超过43厘米的纸张，但经过编织与粘接之后的草纸可以变得很大，埃及出土的莎草纸中，最长的将近50米。纸莎草纸可以卷成卷轴使用，也可以裁成一张张的以便制成抄本，从而形成了书本的早期形态。
随着时间的推移，纸莎草纸逐渐被其他材料所取代。到了8世纪和9世纪，随着其他植物纤维制成的纸张生产增加，纸莎草纸变得不再必要。到了3世纪，纸莎草纸在欧洲已经开始被更便宜的羊皮纸所取代，但纸莎草纸的使用一直持续到大约12世纪。
除了纸莎草纸，古埃及人也使用皮革和羊皮纸作为书写材料。皮革尽管不如纸莎草纸普遍，但皮革的优点在于它的耐用性和保存性，只是因其价格昂贵和易于腐烂变质而限制了其使用。皮革通常用于重要的文献或官方文件，因其耐久性优于纸莎草纸，但成本较高，不易广泛使用。羊皮纸，或称为“皮纸”，是由动物的皮制成的，羊皮纸的耐用性和保存性优于纸莎草纸，羊皮纸的使用在中世纪欧洲更为普遍，但在古埃及时期，由于资源和成本的限制，它的使用并不如纸莎草纸那样广泛。
2、古埃及的笔
古埃及的笔，最初是用灯心草制成的。灯心草是一种带苦味的植物，至今在埃及的池塘周围仍可以看到这种野生的灯心草。其茎细长，具有很强的抗碱性，古埃及人用灯心草制笔的方法十分简单，先用尖器将草茎的一端削成扁平，然后用牙将纤维咬开，使之呈丝状，做成刷子样的形状。这种笔书写时可吸收更多的墨汁，而且也不易干涸。用灯心草制作的笔长度一般在16-23厘米之间，书写时先用容器中的胶液稀释笔端，然后蘸墨水在纸草纸上书写。
（灯心草）
后来，古埃及人又发明了芦苇笔。芦苇笔的制作方法并不复杂，先从尼罗河畔的芦苇丛中采集芦苇管，之后将削过的芦苇管在畜粪里埋上几个月后刨出，芦苇管已变得十分光滑，这时再加热烘干，将一端削成小平面，顶端呈尖状，成为一支耐用的芦苇笔。芦苇笔价廉实用，缺点是不太流利，且外观不够雅致。
经过不断革新，到公元500年前后，古埃及人又发明了羽毛笔。他们从精心选出的家鹅或天鹅的翅膀上拔下10根至12根羽茎，长度一般在16-23厘米之间，然后把这些羽茎埋入热沙堆中，直至粘在羽茎上的皮肉干燥时取出，刮去干皮后浸入沸腾的明矾水中，经过这番处理后，将羽茎的尖端削尖，再切开一条小缝，便制成一支美观耐用的鹅毛笔。
3、古埃及的墨水
古埃及的墨水主要由三种成分组成：树胶、水和碳黑（或乌贼汁）。黑墨水是由木炭（有时也用烟渣）做原料，细磨后用稀薄的阿拉伯树胶调制而成，这种墨水能够经久不褪色。红墨水则是把煤烟换成赭石粉末，这是难以褪色的矿物颜料。有些研究表明，古埃及的墨水中还添加了微量的化合物，比如铅盐、磷酸盐，可能有利于颜色附着。
古埃及人制作墨水的过程相当精细。黑墨水的制作包括将木炭或烟渣磨成细粉，然后与阿拉伯树胶溶液混合，调至适当的浓度以便于书写。红墨水的制作则是将红赫石（一种含铁的矿物）磨成粉末，然后与阿拉伯树胶溶液混合制成。
古埃及的墨水有两种主要颜色：黑色和红色。黑墨通常用于日常书写，而红墨则用于书写标题、说明文字或关键词，以及区分章节的开端。这种颜色的使用习惯在古埃及文献中十分常见，有助于提高文献的可读性。
古埃及的墨水因其特殊的成分和制作方法，具有良好的保存性。黑墨水和红墨水均呈椭圆形，分别嵌入写字板的两个椭圆形凹槽之中，这种设计有助于墨水的保存和使用。
现代科学家通过分析古埃及纸莎草碎片上的墨水，发现古代抄写员可能在墨水中添加铅来帮助书写清晰持久。这种铅用法与十五世纪欧洲开发油画技术时期类似，古埃及人在墨水制作上的科学知识和技术已经相当先进。
古埃及的书写人员常使用画板作为书写工具的一部分。画板上有用于混合墨汁和颜料的孔，方便书写。
4、古埃及的画板
古埃及的画板通常由木头或雪花石制成，呈长方形，是书吏身份的重要标记。画板上端中央有两个椭圆形凹槽，这两个凹槽即为放置墨水之用，方便书吏在书写时取用墨水。这种设计使得画板不仅是书写的支撑，也是存放墨水的容器，体现了古埃及书写工具的实用性和便携性。
画板与笔筒常配合使用，右侧为一粗长笔筒，供插放芦苇笔之用。写字板与笔筒之间用细绳串联起来，中央有一容器，盛水供化墨和擦拭错别字之用。古埃及书吏在书写时，画板不仅是书写的平台，也是整理书写工具和辅助液的中心。
考古学家在图坦卡蒙的陵墓中发现了一个象牙笔筒，这显示了古埃及书写工具的精致程度。此外，画板的设计在第18王朝以后有所变化，笔筒和写字板合而为一，不再单独使用，古埃及书写工具随时间的演变。
古埃及书吏在书写时，会将画板铺平后，用左手压住纸，右手握笔书写，自右向左行”。写字板等文具就放在写字者膝前地上。这种书写姿势和画板的使用，是古埃及书写文化的特定习惯。
画板一般由木头制成，长20厘米到43厘米，宽5厘米到8厘米，厚1.5厘米。这种尺寸和材质的选择，使得画板既轻便又耐用，适合长时间的书写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