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中，书写技术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不仅使人类能够永久记录成就和历史还促进了知识的传播和文明的交流。
1940年，法国西南部道尔多尼州乡村的四个少年在追逐野兔时意外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史前艺术殿堂——拉斯科洞穴。这个洞穴内部布满了千余幅以红黄为主要基调的岩画，记录了当时人类与史前动物的互动关系，被誉为“史前的卢浮宫”。
拉斯科洞穴中的壁画分布在岩洞的不同部分，包括“公牛大殿”和“过道”等。这些绘画色彩艳丽，线条优美，神采非凡，在2000多个形象中，除了人物形象和抽象图案之外，主体部分是大型动物的形象，包括野牛、野马和鹿等。这些动物大多是一万多年前的大型史前动物，现在已不复存在。其中一只公牛甚至达到了5米多长，显示了史前人类对动物的深刻观察和艺术表现力。这些壁画的存在，证明了在文字没有诞生之前，绘画是记录和传递信息的重要工具。
（拉斯科洞穴壁画）
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在记录日常生活的过程中，开始使用简化的图示符号，这些符号是表意文字的前身，它们简化了人、动物或物体的形象，以便快速描绘外形，为后来的文字发展奠定了基础。
符号的起源与发展在新石器时代的漫长历程中，人类开始使用符号来记录信息。这些符号可以分为三类：
1.单个几何符号：这类符号出现的时代较早，分布广泛，西至甘肃，东到上海，南下广东，都有所发现。它们往往重复出现在不同遗址的多个器物上，可能用于区分器物的用户、制造者，或作计数符号。例如，在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各类遗址中，出土有不少此类刻画符号，它们大多位于陶钵外侧口缘的黑色宽带纹上，有简单的竖线、斜线、叉形，也有较为复杂的样式。
2.单个象形符号：以山东大汶口文化的陶尊符号为代表，外观很像孩童的简笔画，模仿自然物或抽象概念的形象，如类似甲骨文中“目”字、“日”字的图形，以及其他反映动植物、天文气象、人类活动等元素的图案，体现了古人对周围世界的直观描绘与认知。
3.多个符号排列成行：山东邹平丁公遗址和江苏高邮龙虬庄遗址出土的陶片上刻有此类符号，刻写有章法，排列整齐。这类符号可能表达了简短的句子，所以很多学者认为它们可能是当时的原始文字。
符号的功用多种多样，它们不仅作为记号使用，还可能承载着重要的信息传递功能，可能是仪式、祭祀、产权记录或其他社会交流的载体。例如，贾湖遗址出土的陶器表面刻画的神秘符号，这些刻符以线条简洁、形态各异的图形为主，有的呈单一的点、线状，有的则组合成复杂的象形图案，显示出有意识的布局与设计。
贾湖陶文刻符的发现，对于研究汉字起源具有多重意义。时间线索上，贾湖遗址的时代早于甲骨文近干年，其刻符的出现为汉字起源的研究提供了更早的时间节点。形态关联上，部分贾湖刻符与后世甲骨文、金文中的某些字形存在惊人的相似性，提示了汉字形态的传承脉络与早期形态的多样性。
（贾湖刻符）
尽管贾湖陶文刻符的重要性得到广泛认可，但在学术界对其是否直接孕育了汉字系统仍存在争议。一些学者认为这些刻符代表了早期文字的萌芽状态，是汉字起源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另一些学者则持审慎态度，强调贾湖刻符虽具备文字要素，但距离成熟文字尚有一定距离。
象形文字，又称表意文字，是一种最古老的字体，由图画文字演化而来。埃及的象形文字、苏美尔文、古印度文以及中国的甲骨文，都是独立地从原始社会最简单的图画和花纹产生出来的。这些文字利用图形来作文字使用，而这些文字又与所代表的东西，在形状上很相像。
德国东方学会考古队在乌鲁克IV期泥土层以及基什附近发现的泥板和石板，上面有苏美尔人用线条画出的表示各种事物的图画符号。这些图画符号包括人的头、手、脚和线形符号，放射性碳分析的年代约在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3200年，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象形文字符号之一。
在公元前3500年时，苏美尔人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开掘沟渠，依靠复杂的灌溉网，成功地利用了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湍急的河水，改进的生产技术、正在耕种的干旱的荒原的农业公社，成功的完成了从新石器时代的部落文化到文明的过渡。到公元前3000年时，苏美尔地区已出现12个独立的城市国家，此时的苏美尔是一个城市（城邦）文明。这些城市国家之间因水权、贸易道路和游牧民族的进贡等事务进行了几乎一千年的、为时不断的互相争战。
在这样的背景下，对经济管理的需求催生了文字的发明，最早的楔形文字记录发现于乌鲁克。乌鲁克出土的全部苏美尔原始楔形文字文献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经济文献，约占全部文献的85%，另一种是所谓的“字表”，即苏美尔人用于学校教育的教科书，约占全部文献的15%。
原始楔形文字被描绘或压在膨胀的泥板上，然后在灶台上烧制或在太阳下烘干，用来记录交换的货物数量和分配的工人口粮。这种象形文字是后来楔形文字的前身，称为原始楔形文字。乌鲁克的伊南娜神庙区发现过近400块刻有象形文字的泥板，这些泥板的内容主要与经济活动相关，如记录货物交换和口粮分配。
目前，已发现乌鲁克原始楔形符号共2000多个，但经过600多年的改进，在公元前2900年左右时，符号的数目已经削减到六百个左右。这些符号进一步简化，最后演变为楔形刻痕的组合，基本笔划有四种：横、竖、斜和折，这就是楔形文字。起初楔形文字从上而下直写，后来从左而右横写，字形也从直坐变为横卧，转了90度。
这些符号最初是象形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逐渐变得更加抽象和系统化。大约500年后，成熟的文字全面取代了旧有文字，最初的图画已变得非常系统化，以致人们不再把它们视为图画，而须视之为纯粹的符号。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发现使图形记号表示读音的方法可以扩大记号的表达范围。这一变革性的发现，使得楔形文字不再局限于具体的象形表示，而是能够表达更抽象的概念。例如，苏美尔语里的“神”读作dingir(或digir)，字形是一颗“星”，以星代“神”。这种从象形到表音的转变，是楔形文字发展中的关键一步。
音节符号的发展进一步减少了使用的符号数量，并消除了歧义。约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苏美尔已发展为表词音节文字，同声的词往往合用一个字符，一个符号也可以表示一个声音，并且使用发音符号代替表意符号。这种表词音节文字的使用，使得楔形文字更加高效和精确。
进一步消除歧义限定词的使用是苏美尔和埃及书写体系发展初期消除歧义的一种策略。限定词是一种用于表示人或事物种类的特定符号，它们被置于受限定的符号之前或之后。例如，苏美尔符号GIS(木头)被置于整体或部分是木制物体的名称之前，通过使用限定词就可以限定它的具体含义。
楔形文字的成熟这些变化使得文字能够更准确地表达复杂的概念和语法结构。尽管苏美尔体系没有发展出表示简单辅音读音的方法，但它已经能够通过分立的符号表示任何语言中的每一个简单语音。楔形文字最终确立了以稳定的音节表意的楔形文字，文字数量也由青铜时代早期(公元前4000)的约1000个，减至青铜时代后期(公元前700)的约400个。这一过程中，楔形文字从直线和曲线的线条，变成楔形印痕，进一步简化了书写过程。
楔形文字最初由苏美尔人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使用，随后传播到了阿卡德地区的塞姆人部落。这种文字体系很快被多个文明采用，包括埃兰语、胡里语、赫梯语、阿拉米语、乌加里特语、乌拉尔图语、古波斯语等，显示了其广泛的传播和影响力。
楔形文字的使用不限于两河流域，它传播到了埃兰和古波斯帝国的统治中心，这些地区并不在两河流域。例如，公元前2500-前2400年间，楔形文字西传到了叙利亚地区的埃布拉古国，他们开始用楔形文字记录自己的民族语言——埃布拉语。
（埃兰文字）
埃布拉古国位于叙利亚北部阿拉伯与哈马之间的沙漠中，其历史自公元前2900年始至公元前1600年终。这个古国在考古发现之前一直是一个不为人知的国度，直到1964年意大利考古学家保罗·马蒂亚率领的考古队在马尔迪赫的土丘展开了发掘工作。1968年，考古队发掘出土了一个雕像，上面刻有楔形文字铭文，记录了一个名叫伊比特林的埃卜拉国王，自此揭开了一个失落4000多年的文明——埃卜拉文明。
在埃卜拉遗址，考古队迄今发掘出土了大约20000块楔形文字泥板文书，语言文字多为借用了苏美尔语字符的一种塞姆语，被叫做埃卜拉语。这些泥板文书记录了埃布拉古国的政治、文化活动，显示了埃布拉语是当时高度发达的西北塞姆语区域的行政和文化语言。埃布拉语与已知的西亚语言有所关联，属于北方中央塞姆语群，这包括了阿莫雷特语，因此与北方边缘塞姆语如古阿卡德语有所区别。
到公元前1500年左右，苏美尔人发明的楔形文字已成为当时国家交往通用的文字体系。埃及和两河流域各国在外交往来的书信或订立条约时也都广泛使用楔形文字。
大流士一世在平定了波斯帝国内部的叛乱之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并炫耀其武功，选择在贝希斯敦村的悬崖峭壁上刻石记功，这便是著名的《贝希斯敦铭文》。铭文的雕刻开始于公元前521年12月，大约建成于公元前518年3月，共用时两年三个月。
（贝希斯敦铭文）
贝希斯敦铭文用古波斯语、埃兰语、阿卡德语三种楔形文字写成，其内容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1.证明大流士继承王位的合法性：铭文中大流士一世宣称自己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合法继承人，强调自己的血统和王室身份。
2.夸耀“十九战，俘九王”的战绩：铭文详细记载了大流士一世平定叛乱的十九次战役，以及俘获的九位国王，夸耀其军事成就。
3.表示受命于阿胡拉马资达，强调王权神授，君权不可侵犯：铭文中提到大流士一世是受琐罗亚斯德教主神阿胡拉马资达的旨意，强调了王权的神圣性。
贝希斯敦铭文的发现者是英国军官和东方学家亨利·罗林森，他于1835年发现了这一铭文，并开始了对这些珍贵史料的研究工作。罗林森对楔形文字的研究充满了热情和冒险精神，他不惜冒着生命危险，爬上了贝希斯敦悬崖峭壁，将刻在离地150米高处的铭文全部拓了下来。这一过程花费了他两年多的时间，之后他又用了两年时间发表了对铭文头两段的译文(1837年)。
到了1843年,罗林森成为英国驻巴格达领事，他的研究工作也不断取得进展。最终，在1846年至1851年间，他出版了《贝希斯敦波斯楔形文字铭文》，包括全部译文、语法分析和注释。至1857年，在其他学者合作下，他又成功释读了美索不达米亚楔形文字，为研究古代西亚早期文明开辟了广阔的途径。
罗林森的研究不仅破译了古波斯文部分，而且还涉及到了埃兰语和阿卡德语。他凭借着精通多门语言和多种文字的坚实基础及其坚韧不拔的毅力，在长达16年的研究后，完成了3种语言书写的铭文的全译文，还成功破译出约150个楔形文字符号的读音，500个单词和数十个专有名词，最终与其他学者共同将两河流域最古老的苏美尔人创立的楔形文字释读成功。这一成就不仅为历史学家提供了一部实际上可以称之为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早期字典，也为后来的亚述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