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观察】特朗普2.0版的日美关系走势:变与不变
文摘
时事
2024-11-08 16:09
北京
高梓菁,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专任研究员,法学博士。
2024年11月,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回归已成定局,日本媒体对这场“二战后最重要总统选举之一”的结果焦虑不安。包括共同社、朝日新闻在内的日媒纷纷表示,考虑到特朗普上次任期内对盟友的“严厉态度”和“无法预测的言行”,日美在外交、安保、贸易上的合作都或面临变数。石破茂与特朗普举行了电话会谈表示,“我与特朗普先生达成了共识,要将日美同盟和日美关系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并期待早日实现面对面的会谈。”不少学者指出,日本政府对特朗普再次上台“深感忧虑”。不可否认,“特朗普主义”会给日美关系带来一定的冲击,但两国在既定同盟框架下仍然存在多领域的深度捆绑。在军事和安保领域,日本依然是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部署重心,但在具体合作方式会更考虑美国的利益。特朗普首次执政期间,美国将“大国竞争”确立为国家安全的战略基点,并在“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基础上提出“印太战略”。该战略将中国视为主要对象,并将东北亚和东南亚等区域视为战略经营区域,而日本是美国遏华布局中的重要棋子。考虑到印太地区的稳定,日本是中国的邻国,也是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特朗普上台后,日美同盟的重要性不会发生改变。然而,在具体的合作方式上,特朗普会将安全问题与增加“与美国的贸易”相结合,即以“金钱换安全”的“交易式”思维会重现。特朗普会重提日本在安全防卫领域“占便宜”“搭便车”言论,要求日本在就增加盟友军费问题,以彰显“美国优先”的理念成果。日本学者表示,“在安全方面,特朗普很有可能会要求日本进一步增加负担。”石破首相7日已谈到了日本和美国应如何分担责任的问题,他指出,“我想从各个角度积极讨论加强日本和美国的问题,不仅是在资金方面,而且在装备、运营和综合等多个领域。”在经济与贸易合作上,日美在联合遏制中国方面存在共有利益,但不可否认的是,日本对特朗普再次发起“贸易战”感到担忧。日本学者认为,“特朗普的怒视”正在让中国“萎缩”。特朗普在此次候选中宣传要“对中国产品征收60%的关税”和“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如果这些承诺都得到落实,中国的GDP将下降许多。在共同打压中国经济崛起的方面,日美存在共同目标。但同时日本也会受到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冲击。总结特朗普迄今为止的表态,各国关税很可能会全面提高10%至20%。对此,伊藤忠综合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武田敦指出,美国经济可能因下一届美国政府预期的减税和放松管制而有所改善,但日本能否从中受益取决于其关税政策。虽然人们担心美国利率上升导致日元贬值导致物价上涨,但“它是由美国经济的积极影响、关税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程度,以及日元贬值带来的轻微负面影响综合性决定的。”因此,有一些积极的上行空间,但下行空间仍不明朗。此外,鉴于中日两国紧密的经济联系,若特朗普若继续进行科技领域的限制措施,日本也势必会受到牵连。如美国政府10月28日宣布,将限制美国企业和美国人投资中国的半导体、人工智能和量子技术行业,相关规定将于2025年1月起生效,“以防有可能转向军事用途的前沿技术经由民间投资流入中国”。美国已经对向中国出口前沿技术做出了严格限制。近期,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对日本发出警告,对日本的芯片设备出口现状表达了不满。因为,仅以2024年上半年数据为例,日本主要的半导体设备制造企业的销售额中,对中国的出口就占了40%以上。而日美之间也存在例如“日本制铁”想收购美国钢铁公司的摩擦争端。特朗普已明确表示会阻止收购案,而石破茂对此持有强硬的批判态度,批判日美关系的不平等性,这或将成为日美两国在贸易摩擦领域的“缩影”。在其他领域,日美存在战略分歧,如美国将价值观等问题放在次要位置,而日本十分看重其得以加入西方阵营的“敲门砖”——价值观。与第一任期相比,2.0版的特朗普,其本人的言论风格基本没有变化。最大的变化是特朗普周围阵容的变化。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他的智囊团有可给予他正常建议的高层人士,包括副总统迈克·彭斯、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和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因此,无论总统发出什么样的“咆哮”,他的下属都能通过“哄骗”或“安抚”的方式让他回到正轨。但在第二任期内,几乎没有这样“值得信任的高层人士”,唯一可能在第一任期后担任关键职务的人是前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因此,特朗普很可能会表现的像一个专制国家的“独裁者”,这将是给以“西方价值观”为纽带而团结到一起的西方阵营带来重击。日本在战后之所以可以重返国际社会,甚至一步步加入西方阵营,主要依赖的工具和手段是对标榜自由、民主、人权等西方价值观。但特朗普对人权等西方价值观或西方阵营团结并不关注,而是将其放在次要位置,这对坚持价值观外交的日本而言是一个冲击。那么,“特朗普主义”会冲击传统的日美同盟根基吗?其实日美同盟关系并不是外界看到的那样稳固,既有相互依赖的一面,也有相互猜忌的一面,特朗普主义主要是把日美同盟间相互猜忌的部分给不断放大了而已。特朗普的商人思维也不是特例,美国最早的世界霸权构想也充满着商业色彩。早在19世纪中叶,美国就产生了要建立太平洋帝国的思想。这种思想以美国购买阿拉斯加和吞并夏威夷为重要表示,是美国亚洲政策的历史起点。太平洋帝国的思想主要指的是在包括欧亚大陆一部分的中国在内的太平洋地区建立以美国为中心的“太平洋商业帝国”,而扩张方式也主要是商业而不再是领土扩张,扩张的手段也是贸易而不是武力。与当前特朗普注重“关税”大棒,而不是军事部署的执政风格有异曲同工之处。而美国最早关注到日本,也是因为日本的商业价值,缘于捕鲸业的需求。从二战后日美同盟关系的起点来看,二战后美国通过各类防卫方针与安保协定在日本取得了驻军权、使用军事基地及基础设施等一系列特权。已故的日本学者五百旗头真教授认为,“历史上从未出现过比外因介入日本国内的美国占领时期更强烈的时代。”“占领政策的种子作为外因,被撒在传统日本社会的土壤里,由此培育出的是战后日本。”可看出,二战后,美国对日本的影响已深深嵌入于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之中,日美同盟的根基并不会因美国总统的执政风格而被动摇。当前,与美国对日本的依赖相比,日本更具敏感性和脆弱性。在战后和平宪法的约束下,日本虽然建立了自卫队,但并不认为这足以保证领土安全,这也是日本依赖日美同盟的主要因素。由于历史遗留原因及国内右倾化趋势,日本与周边国家产生的隔阂始终无法消除,这种孤立性无疑加剧了日本的安全危机。同时,从文明发展的视角来看,鉴于日本历来处于强大中心文明的“受众”角色,作为“边土小国”,其更容易陷入“被抛弃”的敏感、自卑与焦虑之中。因此,与“强者为伍”不仅是寻求实力上的依赖,更是心理上的“慰藉”,而目前依然在国际社会上保持绝对实力的美国是日本的天然“依附对象”。但日本民族主义者骨子里的再“建国”野心也需要我们高度关注与警惕。在日本政坛右倾化背景下,国内的潜在民族主义者渴望脱离美国的控制,表面上是亲美,但骨子里是反美的。在战略选择方面,日本的民族主义者利用一切机会寻求所谓“对等外交”或者“自主外交”,向来对国际环境有高度敏感性的日本恐趁乱抓准时机以摆脱战后体制。正如,岸田文雄所提及的,“当前是日本继明治维新、二战之后的又一个重大历史转折期”,日本要抓住时机建立新的国际秩序。特别是当前日本首相石破茂对日美不平等关系的公开质疑与批判,意味着日本渴望挣脱美国“缰绳”的野心已难以掩饰。特朗普主义给日本带来的可能不只是“冲击”,也可能成为日本进一步寻求独立自主的千载难逢之历史机遇。二编辑:闫甜甜
责编:杨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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