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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言而喻，姚文元所说的“大人物”就是刘少奇！

这时，刘少奇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而姚文元不过是“中央文革小组”组员。

这是在报刊上第一次未点名公开攻击刘少奇！

这段匆匆加上的话，是为了配合正在北京掀起的反刘少奇、邓小平的恶风浊浪。

那是在十多天前——12月18日下午，张春桥在中南海约见了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头头蒯大富，暗示道：“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

21岁的蒯大富，本是清华大学化工系学生，在“文革”中造反起家，不仅成为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头头，而且成了“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人称“红三司”）的“司令”，得了“蒯司令”之称。

张春桥口中几句话，到了“蒯司令”那里变成了一阵狂风。人称“红三司”是“中央文革”的“铁拳头”。12月25日，首都首次出现“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巨幅标语。“红三司”到处张贴大字报，呼喊着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口号。

正在这时，姚文元赶紧加上那长注。姚文元的文章出现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上，富有“权威性”，一下子使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呼声提高了十倍、百倍。

在一片倒刘声中，江青出马了，来到了清华园。那是1966年岁末。在那里，江青发表煽动性讲话：“刘少奇问题的性质早就定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对他的处理只是时间问题。现在是怕老百姓一下子转不过弯来，得一步一步来。”、

1966年10月1日，江青与刘少奇在天安门城楼含笑握手。这笑背后隐藏的内容，恐怕只有当事人清楚。

江青选中清华大学来讲这番话、张春桥找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密谈，内中有一重要原因：清华大学原本是刘少奇的“点”！

“文革”开始不久，1966年6月19日下午，王光美出现在清华大学，去看大字报。学生们发现了熟悉的面孔，欢呼着，要她讲话。王光美说道：“我是按照刘少奇同志的吩咐来看大字报的。”

两天之后，王光美悄然再去清华大学。刘少奇要她在那里蹲点，以求摸清基层的“文革”情况。

刘少奇、王光美看中清华大学，是因为刘少奇的第四个孩子——女儿刘涛正在清华大学上学。刘涛在那里，人头熟，内情熟，自然便于王光美了解那里发生的一切。

刘涛

就在王光美到了清华大学不久，6月27日，清华大学召开批判蒯大富的会议。王光美没有在会场露面，但是在清华园里收听了大会实况转播。刘涛和贺龙的儿子贺鹏飞在会上发言，批判蒯大富。

蒯大富仗着自己“根正苗红”——他爷爷是新四军老战士，父母都是40年代中共党员，在那“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岁月，他并不畏惧刘涛、贺鹏飞这样的高干子女，并不畏惧清华大学工作组。

一次又一次会上较量，蒯大富坚持反工作组的立场。后来，他宣布绝食，以抗议工作组。

来自江青、来自“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一下子使蒯大富成了反工作组的“英雄”，成了清华园内红卫兵的领袖人物。这样，蒯大富手下的“井冈山”红卫兵，也就成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嫡系部队”。

就像多米诺骨牌似的，一倒皆倒，以叶林为首的清华大学工作组倒了，刘涛倒了，王光美倒了，刘少奇也倒了。

就在张春桥秘密约见蒯大富之后，就在清华园里“打倒刘少奇”之声沸沸扬扬之时，就在刘涛像泄了气的皮球似的时候，忽地有一个神秘的人物来找她。来者自称是奉江青之命，约她聊聊。

刘涛不知“江阿姨”找她何事，也就去了。一到那里，她的弟弟——刘少奇的第五个孩子刘允真也在呢！

“江阿姨”怎么忽地“关心”起他们呢？

“江阿姨”在跟他们海阔天空地聊了一阵“革命形势”之后，终于点出了话题：“涛涛，丁丁（刘允真的小名），你们知道你们的生母是谁吗？”

哦，江青在施展毒计：因为刘涛、刘允真系刘少奇的第三个妻子王前所生，江青要这两个孩子去见王前，“跟你们的生母一起揭发刘少奇”！

孩子不知这是江青的政治圈套，果真去见王前，果真“一起揭发刘少奇”。

刘涛写出了长篇大字报，揭发父亲刘少奇，顿时清华大学为之轰动，北京为之震动，全国为之惊动！大字报马上被印成传单，飞向四面八方。大字报从生活上丑化刘少奇，说刘少奇和王前结婚时“瞒了十岁”，说他“截留党费，买了金鞋拔、金带子”……这张女儿的大字报，比蒯大富的“红三司”的震天响的“打倒刘少奇”之声要厉害得多！

“后院起火！心脏爆炸！”江青得意地大笑。她这一毒计，一箭三雕：丑化了刘少奇；挑拨了刘涛、刘允真和刘少奇的关系；使王光美难堪。

那张大字报，如同在刘少奇正在流血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

刘少奇无法容忍对于他的人格的侮辱，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他说了这么一番话，为自己严正辩证：“要是说我在政治上犯了错误，我可以反省，可以自我批判。但是，从生活作风方面这样诽谤、中伤我，这是不可能容忍的。多年来，人们对我生活作风的印象是非常好的。我虽然结过五次婚，但每次都是正大光明地正式结婚的。迄今为止，我没有淫乱的男女关系。另外，我也根本没有对王前隐瞒年龄。把党费留下来买金带子是根据党的规定做的。当时，党有一个规定，党在白区工作的重要领导人，必须在身边保留某种值钱的东西，以便在突发事件出现后，贿赂敌人。金带子已被王前拿去了。金鞋拔子则是毫无根据的捏造。至于吃小亏占大便宜的说法，那是随便地把片言只语拼凑起来的东西，牵强附会，根本不符合原意！”

刘少奇的申辩，据理据实驳斥。可是，在那种荒唐的年月，黑白颠倒，是非混淆，共和国的主席眼看着要遭遇没顶之灾。

就在姚文元的那条长注见报后的第三天——1967年1月6日，一幕惊险剧在北京发生。

那天下午，快要吃晚饭的时候，中南海刘少奇家中，电话铃声响了。

王光美和刘少奇正在家中。王光美接电话，耳机里传来急促的声音：“是刘平平家吗？你是刘平平的亲属吗？刘平平刚才被汽车撞伤了，大腿骨折，正在我们医院里抢救，请你们马上来！”

王光美的心，一下子收紧了。

刘平平

刘平平，刘少奇和王光美所生的女儿，刘少奇的第六个孩子。刘少奇和王光美婚后，共生四个孩子，即刘平平（女儿）、刘源源（儿子）、刘亭亭（女儿）、刘潇潇（女儿）。

王光美正想细问，对方把电话挂断了。

刘少奇听说女儿出了车祸，也很着急。

就在这时，电话铃声再度响起。这一回，是公安局交通大队打来的，说刘平平骑自行车在六部口附近被一辆汽车撞伤，正在抢救，要求亲属尽快赶往医院。

王光美打算马上去医院，但是，周恩来为了她的安全，曾下过指示，要她不得离开中南海，以防不测。这样，王光美让女儿刘亭亭和警卫班长骑自行车去医院。

刘亭亭走后，王光美还不放心，又叫儿子刘源源骑自行车去医院。

过了一会儿，电话又响了。那是亭亭打来的，讲话似乎很犹豫，说一句，停一下。亭亭说，平平是“粉碎性骨折”。接着，是一位“大夫”的话音，要求家长尽快赶往医院。

这下子，王光美决定赶往医院。刘少奇一听，站了起来，跟她一起去。于是，在警卫的随行下，刘少奇和王光美的轿车离开了中南海。

谁知，到了那家医院，他们立即处于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的包围之中。

原来，这是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精心设计”的圈套，假称平平遇上车祸，引诱王光美上钩。亭亭和源源去了之后，被他们扣留，作为“人质”。他们逼迫亭亭给王光美打电话，说平平“粉碎性骨折”。

不过，红卫兵没有想到，刘少奇也来了！

警卫迅速报告上级，得到的答复是：“刘少奇立即回中南海，王光美可以去清华。”

这样，刘少奇在警卫们保护下，登车回到中南海。

王光美落到了红卫兵手中，被连夜拉到清华大学审问、批斗。

刘少奇一回到中南海，马上给周恩来打电话。

周恩来一听，立即给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下了死命令：无论如何，明晨5点之前，必须让王光美回到中南海！

王光美到了清华大学的情景，刘平平、刘源源、刘亭亭三人后来在联名回忆文章中如此记述：妈妈严肃地对“造反派”说：“你们为什么用这种手段骗我出来？”“造反派”望着头顶的天花板，一字一句地说：“这是江青同志支持我们搞的，嗯……”[10]

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的话，说出了他们的“后台老板”——江青。没有“江青同志支持”，他们怎敢用欺骗手段去戏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

翌日，所谓“智擒王光美”的传单，就从清华大学飞向四面八方，成为“爆炸性新闻”！

江青很是得意，因为她利用红卫兵，羞辱了王光美，出了积在心中多年的怨气！

江青一直嫉妒着王光美，特别是王光美作为刘少奇夫人，一次次出访：

1963年4月12日至20日，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访问印尼；

1963年4月20日至26日，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访问缅甸；

1963年5月1日至5月6日，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访问柬埔寨；

1966年3月26日至3月31日，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访问巴基斯坦；

1966年4月4日至4月8日，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访问阿富汗；

1966年4月17日至4月19日，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访问缅甸。

这六次出访，使王光美名声大振。拍电影，上电视，各报、各电台竞相报道，尤其是印尼街头，出现巨幅王光美画像。

江青的心中不是个滋味儿。中国的“第一夫人”，明明是她，可是王光美却四面风光，在海外出尽“第一夫人”的风头。尤其是王光美英语精熟，又擅长交际，海外声誉颇佳。

王光美在党内的影响，也曾使江青极为眼红。1963年11月底起，王光美化名“董朴”，到河北唐山专区抚宁县户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抓“四清”，担任工作组副组长。1964年春节，王光美回京，刘少奇跟她谈了“四清”问题（谈话内容被整理成《同王光美谈“四清”》）。3月27日，刘少奇又给“董朴同志”写了一封长信，谈了他对“四清”工作的意见。4月底，王光美结束了在桃园大队的工作，回到北京。7月5日，王光美在中共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作了《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这份总结，经刘少奇审阅，于1964年9月1日由中共中央转发各地，人称“桃园经验”。这份文件下达各级党组织，使王光美在党内赢得了颇高的声望（尽管“桃园经验”后来被毛泽东批评为“形左实右”）。

江青决心要与王光美比高低。江青在《人民日报》上以毛泽东夫人的身份出现在与外国贵宾的合影中，是这种比高低的初次尝试。江青在上海搞《纪要》，借毛泽东的支持和声望，以中共中央文件形式下达全党，实际上是效法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借刘少奇的支持和声望，以中共中央文件形式下达全党！

“文革”，使天平朝江青倾斜：江青崛起而为“中央首长”，王光美则随刘少奇的垮台而一落千丈。

江青，终于借助红卫兵的“恶作剧”，使王光美第一次受到凌辱。这样的“恶作剧”，在中共党史上，堪称“史无前例”！

“恶作剧”开了个恶例。在所谓“智擒王光美”后几天，1月12日，中南海的“造反派”冲进了刘少奇家中，在刘少奇的办公室里贴满大字报，而且召开了第一次对刘少奇的批斗会！

毛泽东风闻此事，在翌日——1月13日深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刘少奇。

一见面，毛泽东的第一句话居然是：“平平的腿好了吗？”

刘少奇一听，明白毛泽东被蒙在鼓里，解释道：“根本没这回事，是个骗局！”

坐定之后，刘少奇郑重其事地向毛泽东提出：“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11]

毛泽东听罢，沉吟不语，不住地抽烟。

过了一会儿，毛泽东劝刘少奇认真读几本书，如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狄德罗的《机械人》。

这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最后一次谈话。

谈毕，毛泽东送刘少奇到门口，叮嘱他道：“好好学习，保重身体。”

刘少奇回家，面带喜色，因为毛泽东对他很客气，并没有彻底打倒他的意思。

刘少奇才高兴了两天，受江青、戚本禹唆使的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的造反派，又冲进刘少奇家中，要刘少奇和王光美站在一张桌子上接受批斗！

刘少奇的电话线也给扯断了。从此，刘少奇失去了和毛泽东、周恩来的电话联系。

4月1日，对于刘少奇是难忘的。这天，各报都刊载了戚本禹的长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指责刘少奇“假反帝、真投降”、“仇恨历史上的革命群众运动”、“美化资产阶级”、“日夜梦想着复辟资本主义”、“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而是“假革命”、“反革命”，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戚本禹的文章，是姚文元那长注的继续，更是江青当年“初出茅庐”，头一回批判影片《清宫秘史》的继续。

刘少奇看了报纸，愤愤地说：“这篇文章有许多假话，我什么时候说过那个电影是爱国主义的？什么时候说过当‘红色买办’？不符合事实，是栽赃！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我不反革命，也不反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是我在七大提出来的，我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比别人少！”

然而，戚本禹的文章，在全国煽起了批判刘少奇的狂潮。中国大陆的大街小巷，刷满了“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标语。

这个狂潮的第一个浪头，朝王光美扑去！

4月8日，王光美接到通知，去清华大学作检查。

4月10日，在江青、陈伯达的支持下，在清华大学举行了30万人批斗王光美的大会。

且不提批斗会上那荒唐的种种批判，王光美在众目睽睽下，最为招人注意的是被红卫兵戴上一长串用乒乓球串成的项链！

这起因，是因为王光美在随刘少奇访问缅甸时，在晚宴上，戴了一条金项链。戴根金项链，本是不足大惊小怪的，何况那是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革命政府部长会议主席奈温将军赠送的，王光美戴上它也是表示礼貌。

江青在看电视新闻时，居然注意到王光美脖子上细小的项链。她大为不悦，因为她在王光美出国时关照过：“依我看，有时不戴首饰效果反而好。你穿一身黑丝绒，就像安娜·卡列尼娜那样，显得别致、出众！”她，仿佛把王光美当成她的“样板戏”中的演员似的，连戴不戴首饰都作了“规定”！

当她见到王光美违反了她的“规定”，就记在了心中。这本是芝麻绿豆之类小事，她在接见红卫兵的领袖们时却说：“王光美出国访问时戴项链，完全是资产阶级的作风。我本来不让她戴，她也答应我不戴了。后来，在看电视时，我却见她戴了项链！”

幕后导演的几句话，便使红卫兵们想出主意：给王光美戴上用乒乓球串成的大项链，对她进行羞辱！

光是侮辱人格、丑化形象、败坏名声，江青还觉得远远不够，她要置王光美于死地！

江青要对王光美进行政治审查，建立“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这个专案组，属中央专案组领导。

据王力回忆：“中央专案组，是同‘中央文革小组’平行的，都直接对常委、实际上是对主席负责。江青宣布改组专案组时，除王力一人外，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都参加专案组，还加上谢富治、汪东兴、叶群、杨成武。小平同志被打倒以后，是康生抓的。中间空了一段，汪东兴实际抓。江青说：‘康老有延安整风的经验，他当组长。专案我要直接抓，戚本禹当我的秘书，具体工作由谢富治、汪东兴负责。’江青多次强调：‘专案组我要抓，我直接对毛主席负责。’”

王力还回忆：“江青要康生向主席建议请示建立刘（少奇）案、邓（小平）案，陶（铸）案。主席说，不能立，都是八届十一中全会选的常委，不好立。回去后，康生告诉我，说江青在专案组中说：‘不能立，也要立，那就都放到彭（真）案里头一起整。’”

就这样，江青还是设立了刘少奇、王光美专案，虽说是“混”在彭案之中。

1967年6月3日，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正式成立，由“地下”转为公开。

关于江青负责刘少奇、王光美专案一事，1980年12月3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在审问江青时，记录如下：[12]

审判员审问被告人江青：“你是不是控制指挥了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

江青答：“我是分工在这个专案组里。”

法庭宣读1968年2月26日谢富治在“王光美专案组”报告上的批语：“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亲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直接先报告江青同志。”

法庭还宣读了原中央专案小组第一办公室副主任兼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组长萧益的证言：“在1967年5月（应为6月——引者注）刘少奇、王光美的专案组刚成立时，康生、谢富治在中南海西楼一次专案组负责人会议上宣布，刘、王专案组由江青负责，其领导成员还有谢富治、戚本禹等。康生虽没有列为该专案组领导成员，但他是直接插手这个专案的，经常出谋划策。”

法庭两次播放了江青1967年9月18日接见中国京剧团等单位的讲话录音。其中有江青说：“我现在负担着第一个大专案，有一天，我搞了五六个小时，……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刘少奇是一个五毒俱全的大反革命、大内奸、大叛徒、大特务。太恶劣了……我觉得，他应该千刀剐，万刀割……”

被告人江青听了播放的录音后说：“没有什么要说的。这是我对艺术家们谈别的问题，大概插了这么一段。”

江青“负担着第一个大专案”，从王光美下手。她要从王光美那里打开缺口，进而彻底打倒刘少奇。

江青加给王光美的罪名，是令人触目惊心的：“是一个美国特务！战略特务！战略情报特务！”

虽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不过，要“求证”王光美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的大特务”，毕竟还不那么容易。

荒唐的岁月，用荒唐的逻辑，编织着荒唐的故事：王光美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的特务”，1946年“打入”了北平军事调查处执行部担任中共方面的翻译，此后又嫁给了刘少奇，“埋伏”在中共核心圈之中，“窃取”最为重要的“战略情报”。

为了“证实”如此荒唐的故事，就从王光美当年求学的辅仁大学下手了。

王光美的母校辅仁大学，原本是意大利罗马教廷在中国开办的辅仁社，建校于1925年。辅仁社是大学预科，后来改为辅仁大学，开设文、理、教育二院。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高射炮部队驻扎在北平庆王府，对面便是辅仁大学。那时，辅仁大学里确实有特务，他们发出的关于高炮部队的情报被截获了。

辅仁大学在1950年被接管，不久并入其他学校。这所在北京一度颇有名气的大学，也就逐渐被人淡忘，以致后来已很少有人知道辅仁大学。

审查王光美，使辅仁大学一下子变成了“热点”。1967年7月15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承祚和妻子袁绍英突然遭到拘捕，其原因是杨承祚原是辅仁大学教授，跟王光美有点瓜葛。

拘捕杨承祚夫妇是“先斩后奏”的。拘捕之后，“王光美专案组”于1967年7月18日向戚本禹、江青递交了报告。

戚本禹在7月19日批：“此事重要，应送江青同志批准执行。”

同日，江青批：“照办。”

同日，戚本禹又批：“立即执行。”

于是，杨承祚夫妇成了重要案犯，受到“王光美专案组”的反复审问。

杨承祚夫妇是怎么忽地遭捕？内中的瓜葛，不过是如此而已：王光美在辅仁大学读书时，跟杨承祚妻子袁绍英的妹妹熟悉，也就常去杨家。袁绍英的弟弟袁绍文，在美国从事航空工业研究。在“王光美专案组”的眼里，这是极为重要的一条线索，因为航空工业即“军工工业”，在美国从事“军工”研究那就很可能是“美国特务”。倘若袁绍文是“美国特务”，杨承祚夫妇理所当然也可能是“美国特务”。王光美常去杨家，可能是前去“交换情报”，加入了“美国特务组织”！何况，在辅仁大学发生过特务情报案。

依据这般荒唐的推理，杨承祚夫妇成了“要犯”！

杨承祚教授患有心脏病、动脉硬化等多种疾病，入狱后，日夜受到折磨。后来，在审判江青时，特别法庭曾出示原“王光美专案组”工作人员周耀澄于1967年12月16日听中央专案组华蕴山传达江青指示的原始笔记：“江青同志对我们管的三个犯人都作了指示。杨承祚问题，我们提到做脑血流图，江青同志不让。江青同志讲，一方面要治疗，一方面要突击审讯，把我们要的东西，在杨死前搞出来。江青同志讲，杨是重要案犯，一定要抓紧，一定要加强，要突出重点。”

周耀澄1980年12月5日出庭作证，说了以下证词：“通过审查杨承祚、袁绍英，来证实王光美同志所谓的美国特务问题，是为了说明美国战略情报局特务打入我们党中央，与刘少奇同志结合，很明显是为了打倒刘少奇同志服务的。原中央专案组的华蕴山传达江青的所谓指示，我当时作了记录，这个记录本我已经提供法庭作为证据。”

“王光美专案组”逼着杨承祚承认自己是“美国特务”，接着，再承认王光美是“美国特务”。1967年9月7日，“王光美专案组”给谢富治、江青的报告中写道：“遵示，我们加强了对王光美特务问题的审查工作，昨天对美特杨承祚进行突击审讯。杨犯进一步交待了王光美与美国战略情报局的情报关系。”

江青看了报告，批道：“富治同志：请提醒专案的同志，杨承祚可能不单纯是一个美国特务，应多想想，再进行调查研究。”

江青“启发”专案组“多想想”，杨承祚还可能是“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照此推理，王光美也可能是“三料特务”——“美、日、蒋特务”！

杨承祚经受不了百般折磨，终于死于狱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1970年2月3日的《关于杨承祚死亡报告》中写道：“杨承祚病情时好时坏。1970年1月19日突然发生急性心肌梗死，心力衰竭及酸中毒加重，合并肺部感染，经多方抢救治疗，心力衰竭仍未能控制，于1970年2月3日8时03分死亡。”

就在杨承祚夫妇被审讯之际，张重一教授也处在受苦受难之中。

张重一是北京师范学院外语系教授，他跟王光美并不熟悉。当年，他担任辅仁大学代理秘书长。只是由于他跟杨承祚夫妇熟悉，也被牵涉进去，居然成了王光美一案的“关键人物”。

1967年，当张重一教授被拘捕时，年已六十有七。他的身体比杨承祚更差，已是肝癌晚期病人。

1967年10月24日，“王光美专案组”写了这样的报告：

“案犯张重一肝癌恶化，据医生诊断，随时有死亡的危险，即使送医院治疗也活不了多久，我们同意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意见，仍在狱中一面治疗延长其生命，一面突击审讯。当否，请批示。”

谢富治批：“送江青同志一阅。”

江青批：“同意。”

既然江青同意“突击审讯”，专案组就对这垂危的病人“穷追紧逼”。

1967年11月9日经江青圈阅的专案组的报告如下：“因张犯患肝硬化癌变、腹水，为争取时间获取口供，经领导批准，请解放军总医院在监内采取了医疗监护和急救措施。10月26日张犯病情急剧恶化，28日移入解放军总医院，经大力抢救，给我们创造了多审七天的条件。至11月1日死亡。张犯是十足的带着花岗岩脑袋进棺材的家伙。……对于这样一个死顽固，我们组织了一个强有力的审讯小组，持续地发动政治攻势，在拘留27天中，突审了21次，穷追紧逼，终于迫使他断断续续地交待了有关王光美特务问题的几个情况。”

一个在死亡线上挣扎的老人，在被“紧逼”的生命的最后27天中，竟被“突审21次”！

他，怎么个终于“交待”呢？

现存的审讯录音带，记录了“突审”时张重一含混不清的声音，颠三倒四的话语：

问：你说说王光美是什么人？

张：王光美我说不清楚。

问：你知道多少说多少，说说她过去的情况！

张：说说，叫我慢慢说……

问：你现在说说！

张：哎，……玄啊，有这个人国家很“传染”呐，很危险呐，哎……这个人不是那么简单的人。王光美这人，这人实在是个特务，这个人虽然本身是个特务，这个人还不是一般特务，是个很具体特务。……这个人很显然的是个特务，这个家伙是很严重得很厉害的特务。

问：你听谁说的王光美是特务？

张：我……有个具体印象。

问：你怎么知道王光美是特务呢？

张：嗯，我是从那封信知道的。

问：谁的信？

答：还不是信，就是从咱们政府的公报上我知道的……

弄了半天，张重一是从“咱们政府的公报”上知道王光美是“特务”的！这真弄得专案组哭笑不得！在张重一临死之际，专案组对他进行的最后一次审问，记录如下：

问：你交待王光美搞过什么特务活动？

张：我希望给我一个机会。

问：现在就是一个机会。你想把问题带到棺材里去吗？

张：不能。这问题我真是搞不清楚，我也不造谣言。

问：你在捣乱，失败，直到灭亡啊！

张：我没想这个问题。

问：你为什么不交待？你与人民顽抗到底吗！——王光美是什么人？

答：她是个共产党员。

问：你又在向党进攻！

张重一硬是被专案组所逼死，专案组居然宣称，从张重一的口中，“交待了有关王光美特务问题的几个情况”！

专案组的成员们其实也明白，从杨承祚、张重一那里，得到的只是逼、供、信所制造出来的伪证。他们不能不这么逼，不能不这么乱编，那是因为在一个来月前，曾受到江青的严厉的批评。

那是1967年9月3日晚上，“王光美专案组”组长萧孟接到康生的电话，要他马上去钓鱼台。萧孟赶到那里，上了楼，见江青和康生在等他。

萧孟回忆道：

江青说，今天晚上你们专案组就要写一个逮捕王的报告，明天早晨把这个报告交给我。康生说，王光美的特务问题可以定了，逮捕王的报告要很快搞出来。当时我和专案组的同志都感到这个布置很突然，因为没有确凿的材料证明这个问题。还有很多调查工作没有进行。专案组连夜突击拼凑了一个报告，送上去后，江青在报告的第一页上划了一个大“×”，并批上“报告搞得不好，退回专案组”。专案组看到退回的报告，知道江青生气了，决定由我拿上报告去问康生究竟怎么办？康生看后，他说你们写的这个报告根本不能用，你们没有体会我和江青同志的意思，不能说明问题。他说算了，报告由我亲自来写好了。事后我看到康生9月8日写的逮捕王光美的报告，给王光美加上了“美国战略情报局的特务、日本和蒋匪特务”。在这个报告上有江青的签名。由此可见，迫害、逮捕王光美同志，完全是江青、康生亲自预谋，一手策划的。

原来，江青的目的是要把王光美打成“美、日、蒋”三料特务！她提出了这样的假设，要专案组去求证！

这样，专案组也就变本加厉地逼问杨承祚，逼问张重一。

北京市副市长崔月犁也被捕了。王光美1946年到军调部任中共方面翻译，是崔月犁介绍的。崔月犁根本不认识杨承祚。专案组拿来杨承祚的照片，背面写着“杨承祚”，叫他“认识”。“认识”之后，硬是要把崔月犁打成杨承祚介绍王光美作“特务”的“证人”，而他自己也就成了把王光美这么个“特务”“打入”中共代表团的“介绍人”！

在1946年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的刘仁、武光，也被牵涉进来，投入监狱。他们的罪名是让“特务”王光美“打入”军调部，并“拉入”党内。刘仁在狱中戴了五年多手铐，磨得露出骨头，1973年10月26日死于狱中。武光关了七年半监狱，又流放了三年半，被折磨11年之久！

江青把王光美打成了“大特务”。中共九大之后，林彪下令判处王光美死刑，要“立即执行”。判决书送到毛泽东那里，他批了“刀下留人”四个字，才算保住王光美一命！

1972年8月18日，王光美的子女刘平平、刘源源、刘亭亭第一次获准去监狱见妈妈。这时，王光美在狱中已被关押五年。见面时，他们惊呆了，因为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母亲王光美如此这般：“五年不见，妈妈已经瘦弱不堪，满头灰白头发，连腰也伸不直，穿着一身旧军装染的黑衣，神情麻木、迟钝……”

打倒王光美，是为了打倒刘少奇。

欲置王光美于死地的罪名是“特务”，欲置刘少奇于死地的罪名则是“叛徒”。

在“文革”中，“叛徒”成了最时髦、最流行的政治帽子。要打倒谁，只要此人曾被敌人捕获过，那么“叛徒”的帽子就“奉送”一顶。

掀起“抓叛徒”浪潮的始作俑者是康生。早在1966年8月，康生就要“彭真专案组”办公室调查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于是，南开大学“八一八”、“卫东”红卫兵，北航“红旗”红卫兵，新北大公社等都成立了“抓叛徒战斗队”。9月16日，康生致函毛泽东：“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最近我找人翻阅了1936年8、9月间的北京报纸，从他们所登的《反共启事》来看，证明这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反共的决定。”康生随信附上了《反共启事》。

当时，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在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有一批共产党重要干部被捕，关在狱中。考虑到干部缺乏，北方局组织部长柯庆施向刘少奇建议，让狱中干部履行监狱规定的手续出狱。刘少奇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报告中共中央。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总负责的张闻天同意了这个决定。于是，柯庆施通过徐冰，把这一决定告知狱中的中共支部书记孔祥祯。

根据这一决定，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61人，履行了监狱规定的手续出狱，投入新的工作。

此后，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被选为中共七大、八大代表，均作过审查，作出“本人不能负责，符合代表资格”的结论。

江青、康生

康生却借“文革”浪潮，把这一旧案翻了出来，借此可给一大批中共重要干部戴上“叛徒”帽子，而且借此可以给刘少奇定下一大罪状。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叛变材料》。这一文件分批示和附件两部分。批示指出：“在反对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揭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的叛徒集团。”把薄一波等经组织决定出狱，说成了“自首叛变”，说成是“刘少奇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江青、康生、谢富治等借此在全国掀起了“揪叛徒”浪潮。

自称“负担着第一个大专案”的江青，以为光是给刘少奇安上“招降纳叛”的罪名，还远远不够，能不能给刘少奇也戴上一顶最为“流行”的“叛徒”之帽呢？

细细推敲刘少奇的历史，专案组找到了突破口：刘少奇1929年曾经被捕。只要是被捕过，那就不难给安上一顶“叛徒”的帽子！

那是1929年8月22日，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的刘少奇，和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部长孟用潜一起来到沈阳奉天纱厂，尚未进门，便受到该厂厂卫队的盘问，以为可疑，当场拘捕。内中的原因，是该厂有人向厂方密告中共活动，使该厂中共地下支部书记被捕，因此门口对外来人员的盘查也骤然加紧了。

刘少奇和孟用潜，只是因厂卫队以为“形迹可疑”而被捕。审问了一番，没问出什么名堂。半个多月后，两人“取保释放”。其中孟用潜的判决是：“煽动工潮，证据不足，不予起诉，取保释放”；刘少奇是“不予起诉，取保释放”。

为了“证明”刘少奇是“叛徒”，孟用潜一下子成了“要犯”，在1967年5月22日被隔离审查。

孟用潜面对专案组的审讯，据实答复，如此“顶牛”了一个月。

专案组着急了，在6月22日报告：“孟用潜一个月来，根本不交待实质问题，态度极不老实。”

康生批：“继续审讯，不要为他所骗。”

江青在该专案组5月29日的呈阅件上则批：“富治、东兴同志：当心孟用潜骗我们的审讯人员，他在演戏给我们看。”

这下子，专案组对孟用潜的“攻势”一下子加强了。

专案组副组长巫中曾这样叙述当时的情景：“一到现场摆好阵势，气氛紧张，我就按事先拟好的提纲一一提问。孟用潜同志有的讲不出来，或者讲的不合专案的需要，大家就打他的态度，说他不老实，威吓他不交待就要升级（逮捕），谩骂他老顽固，还拍桌子，总之采用了各种手段，对他施加压力，逼他交待问题。这个会整整搞了一天，中午也未休息。但孟用潜同志还是不承认有自首叛变的问题。后来，一连搞了七天……在这种情况下，孟用潜同志违心地讲了被捕叛变的话，但过后就申诉翻案了。”

孟用潜从1967年8月到1969年3月，写了20次申诉，否定自己因被逼而讲的违心的话。

孟用潜在1968年1月22日写的申诉材料中说：“1929年在沈阳被捕，我没有叛变。在隔离审查过程中，我确实也交待过刘少奇和我1929年被捕后的叛党罪行。但是这些交待都是编造的，并没有事实根据。”

专案组火了，当着孟用潜的面，撕毁了其中的五份申诉材料。孟用潜1968年1月22日写的这份申诉，因未被撕毁而得以保存下来。

专案组威胁孟用潜道：“再对1929年叛党提意见，就以现行反革命论处。”

除了孟用潜之外，当年许多在中共满洲省委工作过的人员也受株连，一个个被拘捕，受审讯，逼着他们作伪证。

内中有：

河北省副省长杨一长，原在中共满洲省委工作，于1967年7月27日被捕，被关押了八年多；原中共中央临委专职委员，对于专案组要他写证明刘少奇是叛徒的材料说“枪毙了我也写不出来！”他在1967年10月31日被拘捕，当时正患肺癌，1968年3月26日就死于狱中。

丁觉群在1967年9月写道：“刘少奇在省工会工作，我在市党部工作，除了工作接触，没有特殊关系。”可是，他在狱中受到逼供信，讲了违心的话。翌日，他就声明：“这些都是假的，昨天你们逼问了，所以我才说。”

就连当时担任奉天纱厂协理的王广恩，并不知道刘少奇怎么被捕，也在1967年7月19日被拘捕。江青把王广恩说成是“策划逮捕刘少奇的当事人”。王广恩在狱中受到12次“突击审讯”，始终未说过刘少奇是叛徒，于1968年8月27日死于狱中。

江青在1968年3月“八个专案组会议”上，讲了一番狠毒的话：“要审讯，死就死！”“要狠狠地斗，集中火力，几个人不行，要一二十人狠狠斗。有的要死，是他自己要死，阎王请他吃烧酒！”

江青甚至还发动300名红卫兵在沈阳大查国民党时期的档案，想查到刘少奇“叛变”的“证据”。查了两个多月，一无所获！

经过两三年的“呕心沥血”，江青终于把她所“负担着第一个大专案”结案，在一大堆伪证之上，给刘少奇戴了三顶大帽子：“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

1968年9月16日，江青在用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上，大笔一挥，写下这么一段“批示”：

“我愤怒！我憎恨！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可说是五毒俱全的最阴险，最凶狠，最狡猾，最歹毒的阶级敌人。”

一连串的“大”，一连串的“最”，道出了江青对刘少奇的刻骨之恨！她比那《审查报告》，多给刘少奇安了两顶帽子，即“大特务”、“大反革命”。

9月29日，林彪看了这份《审查报告》，写信表示完全同意江青的“批示”，而且说“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

10月13日至31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全会批准了江青、康生、谢富治等用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议。

面对政治高压，难能可贵的是，中共中央委员陈少敏勇敢地拒不同意这一决议，举座皆惊。66岁的陈少敏，1928年加入中共，当时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除了陈少敏公开表示反对之外，更多的人是敢怒不敢言。

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之后，在全党、全国宣读那份《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1968年11月6日，张春桥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上举着那份《审查报告》说道：“不要小看这么一本，里面做了许多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这个工作是江青同志抓的，几乎每天都要找她，搞出这一本审查报告，就要叫刘少奇永世不得翻身！”

张春桥的话，道出了江青在陷害刘少奇中所起的关键性的作用。

向刘少奇本人传达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决议，是在会议结束后的第24天——1968年11月24日。选择了这一天，让刘少奇知道他被“永远开除出党”，是因为这一天正是刘少奇70岁的生日！

听罢决议，刘少奇发烧到摄氏40度！

1969年10月17日，根据林彪所谓“一号手令”，刘少奇从北京被押往河南开封。那时刘少奇正在重病之中，鼻子里插着鼻饲管，喉咙里通着吸痰器，身上扎着输液管，白发长达一尺多！病中的他，没穿衣服，用棉被一裹，抬上担架，送上飞机。

深秋的寒气，使本来病重的刘少奇着凉，肺炎并发。到了开封，他陷于持续高烧之中。

1969年11月12日6时45分，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惨死在开封一座用来隔离审查的楼房中！

当天深夜，他的遗体被抬上一辆吉普车，拉往火化场，他的脚都露在车外！

专案组人员在火化单上这么填写：

“姓名：刘卫黄；职业：无业；死因：病死。……”

就这样，在无声无息中，刘少奇的遗体被推进了火化炉。

来源：《党史博览》2003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