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刚开年，企业界的朋友圈里炸开了锅。各地“以罚增收”“远洋捕捞式执法”频频登上热搜，企业家们的微信群里传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今年，别碰事儿，低调过冬。”
12月23日，新华社一条简短却掷地有声的新闻，宣告了这场风暴的正式拉开序幕。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 “减少入企检查频次，杜绝随意检查，加大对乱检查的查处力度。” 这已经是三个月内，中央围绕企业环境问题发布的第九次政策。
回顾这三个月的动作，力度之大，频率之密集，确实罕见：
9月，中央政治局表态：要帮助企业渡过难关，进一步规范涉企执法和监管行为。
10月，国家发改委发声：杜绝违规异地执法、乱罚款、乱检查。
10月，司法部公布《民营经济促进法》（草案），向社会征求意见。
11月，公安部出台新规：严禁超权限、超范围、超额度冻结企业资金。
12月16日，国务院专题会议再次强调：关注罚没收入异常增长，严肃整治大额顶格处罚等问题。
九次会议，步步紧逼。可以想象，在高层看来，企业界的寒意已触及中央神经。
可问题是，地方为何屡屡铤而走险？
看看广东、浙江、江苏等经济大省发生的案例：
某地公安以涉嫌案件为由，异地跨省抓捕企业家，冻结外地资产。面对这种情况，有的地方直接硬刚，甚至出台文件——“外地公安不得未经许可在本地抓人。”
广东某企业的法务团队直接起诉远道而来的异地公安，罪名：滥用职权。
有的地方更狠，对违规执法人员直接以“滥用职权罪”判刑。
再看数据。2023年，全国多地罚没收入“异常增长”。罚款几乎成为部分地方政府的财政工具，频繁入企检查，逐项查漏补缺，罚款金额动辄百万起步。企业家们戏称：“经营企业，不如研究法规漏洞。”
最刺眼的是“欠款”。多地政府欠企业账款久拖不决。为了讨要工程款，民营企业主们集体拉横幅、甚至进京上访。中央不得不在10月出台《拖欠企业账款问题的意见》，明言：“明年要加快偿还拖欠企业账款，尽最大努力解决问题。”
企业界的情绪已经从“无奈”走向“愤怒”。企业家对市场环境失去了信心，更多的人在考虑“缩手”“不投资”“能跑则跑”。这让中央坐不住了。
这场风暴来势汹汹。但问题是，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地方为何走上这条“不归路”？
01
根源剖析：地方财政困局与短期利益驱动
地方政府的“财政饥渴症”，是这场逐利式执法风暴的根源。
过去一年，全国多个城市的财政预算报告像一张张灰蒙蒙的成绩单，写满了捉襟见肘的窘迫。土地出让收入断崖式下滑，部分地区甚至减少了30%以上。 曾经的“土地财政”是地方政府的提款机，每年稳稳贡献超4万亿的收入，如今，这根“命脉”正在干枯。
财政大厦的地基塌了一角，政府的日常运作成本却像坐在“扶摇直上”的电梯里，毫不减速。教育、医疗、基建项目，哪一个都需要真金白银砸下去。
这就像一个家庭，收入锐减，日常开销却持续增加。父母只能盯上家里孩子的“压岁钱”——地方政府盯上的，正是辖区内的企业。
罚款，成了财政窟窿的“补丁”。
有的地方年初制定财政计划时，直接把“罚款收入”列入财政预算，细致到分项，比如交通罚款、企业检查罚款、环保罚款等，每一项都有清晰的增长目标。有的城市2023年的罚款收入目标，比上年增长超过20%。 罚没收入，甚至成了地方财政的重要“增长极”。
从上至下的行政压力层层传递，基层执法队伍的心态也在悄然变化。
有企业家直言：“执法人员比我们更焦虑，他们比我们更希望能‘查出点什么’。” 罚款成了考核任务，而企业成为随时待宰的“鱼池”，只待钓竿甩下去，看哪条鱼先咬钩。
罚没收入的激增，是经济下行周期里最“诡异”的增长曲线之一。
过去三年，某地财政罚款增长曲线的陡峭程度，堪比一线城市的房价。然而，这条曲线没有带来发展，只带来了企业主的一片叹息。
这种操作的隐蔽性让人咋舌。
在某些城市，执法人员会找企业“喝茶”，意思是：不直接罚，建议企业“自愿捐款”，换个名头进财政。 捐款数额，恰好和罚款数目差不多。企业心知肚明，不捐也得捐。
更离谱的是“远洋捕捞”。
跨省执法，成为部分地方政府眼中的“生意”。 企业虽然注册在外省，但产品流通、供应链等环节遍布全国，这就给了异地执法以可乘之机。以“涉嫌违法”为由，直接冻结资产，扣押设备，罚没资金，整个执法过程光明正大。
但企业家并不全是“软柿子”。
2023年，广东、浙江企业硬刚异地执法的案例增多。 有的企业直接反制，对违规执法的外地公安以滥用职权罪反诉，甚至把执法人员送上法庭。这背后，是企业对营商环境恶化的恐惧，也是对不公的反抗。
逐利式执法，是经济环境恶化的副产品，本质上是一种畸形的自救。
地方政府并不愿意这样做，但在收入枯竭面前，“罐子里仅剩的几颗米，煮还是不煮？” 现实的问题，催生了现实的做法。
土地财政崩塌后，地方政府普遍缺乏新的收入来源。产业升级需要时间，科技创新需要投入，短期内能填补财政窟窿的办法少之又少。罚款，成了“立竿见影”的救命稻草。
财政缺口，是逐利式执法的导火索，但真正的爆炸点，藏在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里。
没有罚款收入，地方财政赤字扩大，GDP数据下滑，招商引资减少，这直接影响地方官员的升迁与考核。罚款，虽然难看，却能带来直接的财政增量，暂时稳定一方经济数据。
这种短期思维，就像一位落魄的赌徒，在赌场里试图靠运气翻盘，殊不知，每一次下注，输掉的都是地方经济的长期竞争力。
逐利式执法的背后，是一种经济“错配”。
地方政府的主要职责是为企业创造更优质的营商环境，而非成为企业发展的“障碍物”。然而，经济下行压力之下，一些地方政府将企业视作提款机，把应有的“服务”角色切换成“管控”角色。
这种角色错位，逐渐蚕食地方经济发展的根基。
但真正危险的是，这种逐利式执法让企业家失去了信心。
信心，是市场经济最珍贵的资产。一旦企业家对地方政府失去信任，资本外流，投资放缓，地方经济陷入恶性循环。
罚款可以补贴财政，但失去的企业家信任，补不回来。
02
深层洞察：行政权力边界与经济生态的微妙平衡
执法权，本应是维护市场秩序的利剑，如今却成了一把双刃刀，挥向了本该呵护的企业群体。
2023年，各地罚没收入激增，部分省份甚至同比增长40%以上。浙江某县，一家小型制造企业一年内遭遇12次行政检查，每次罚款从3万元到15万元不等。一年累积罚没额直逼企业年利润。企业主无奈调侃：“开厂是给地方政府打工，赚的是罚单钱。”
更荒诞的是，有地方政府直接将罚款目标分解到乡镇基层，设定“月度罚款任务”。在个别城市，交警的执法记录仪里存放的违章罚单量，超出辖区车辆总量。
罚款，已从经济秩序的“护栏”，变成了财政赤字的“奶牛”。
企业家成为了随时可能被开膛破肚的“金鹅”。
这种现象的背后，是行政权力与市场经济的界线逐渐模糊。
行政权力如同河流，原本应该滋养市场经济的沃土，灌溉企业发展。然而，一旦水量失控，河流溢出堤坝，淹没的将是整个商业生态。
2023年，广东一家公司因环保问题被罚款80万元，实际涉案金额不到2万元；江苏某建筑公司因安全隐患整改迟缓，被顶格处罚200万元，问题整改成本不过区区50万元。罚款的标准，不再与违规成本匹配，而是与地方财政需求挂钩。
罚没收入，已然成为地方政府调节经济数据的一种隐形杠杆。
罚款表面上合理合法，但背后透露的，是地方政府对经济调控手段的滥用。当财政吃紧时，罚款收入猛增；经济回暖，罚款力度则悄然减轻。执法，不再是维持市场公平的工具，而成了地方经济的“平衡器”。
这种“经济杠杆化执法”，使得市场逐渐丧失信任。企业主普遍反映：“投资回报可以预测，但罚款不可控。”这种不确定性，让资本选择观望，甚至撤离。
罚款可以抬升地方GDP短期数据，但它无法创造真正的增长。
就像拔苗助长，短时间内看到的“快速成长”，最终只会留下满地枯黄。企业资金链断裂、投资缩水，最终导致地方经济活力衰减。
行政权力对市场的过度干预，侵蚀的是企业的长远发展信心。
执法本应“有所为，有所不为”。市场经济依赖的是“看得见的规则”和“看不见的手”协同运作。但如今，“看不见的手”越来越无力，“看得见的罚单”却无处不在。
罚款变成了“政府执法的KPI”，企业成为了“政绩养料”。市场中的博弈关系，被行政权力扭曲成了“强弱关系”。企业弱，政府强，罚款增。企业强，政府便借其他方式重新夺回主动权。
这种关系，打破了市场原有的自我调节机制。
市场经济的本质是竞争，而非屈从于行政权力。
真正的经济活力来自企业的创新、技术进步与市场开拓，而非地方财政收入里那一行行冷冰冰的罚没数字。
一场检查，一纸罚单，可以让一家企业付出数百万代价，但这些钱无法带动任何市场需求的增加。罚款增长的是地方政府的数据，却消耗了市场经济赖以生存的资源。
企业主并非拒绝监管，而是害怕这种“带有目的性的执法”。监管的目的应是帮助企业合规，而非寻找漏洞。
罚款一旦成为地方经济的重要支柱，市场经济将无法独立站立。
市场就像一个敏感的生态系统，每一个行政命令，每一张罚款单，都是投向湖面的石子。短期内，水波荡漾，但若石子过多，湖面最终将不再平静。
广东、浙江等经济发达地区，正试图通过“反制手段”应对这种逐利式执法。一些地方立法明确规定：外地公安不得在本地随意执法，未经本地公安允许，任何异地抓捕将被视为“违法执法”。甚至有地方直接起诉异地执法人员，指控其滥用职权。
这是一场地方政府与地方企业之间的“微妙博弈”。
但这种博弈的结果，可能是市场信任的进一步流失。企业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与政府部门“周旋”，合规经营的成本增加，企业主的精力被牵制在处理“关系”上，而非真正投入市场。
市场经济的真正繁荣，建立在明确的规则与透明的执法之上。
行政权力与市场经济的平衡，就像绳索上的舞者，稍有不慎，便会坠入深渊。罚款作为一种行政工具，其存在合理性不可否认，但一旦超越边界，便是破坏性力量。
罚款应是市场经济的最后一道防线，而非地方财政的第一道防线。
罚款越多，市场信心越少。这是市场经济的铁律。
03
启示与未来：从治标到治本，重塑营商环境
风暴之下，中央释放的信号异常清晰——逐利式执法，不仅是地方财政的隐痛，更是中国经济转型的绊脚石。
回望2023年，一项项针对涉企执法的整顿政策接连出台。12月，国务院明确要求严查违规涉企检查，并提出对地方政府的“罚没收入”设立监控机制。 各地对涉企罚款的抵触，已从隐忍转为公开反抗。广东、江苏等地更是多次公开批评“以罚代管”的执法逻辑，呼吁构建更健康的政商关系。
这场博弈已经到了台面上。
但问题远未解决。罚款乱象背后，是更深层次的经济焦虑和发展瓶颈。治标容易，治本却异常艰难。
整顿罚款，是治标。重塑地方财政体系，才是治本。
地方政府之所以“盯上”企业，归根结底在于缺乏长期、稳定的收入来源。土地财政退潮，传统产业增长乏力，经济发展放缓，财政缺口像无底洞一样扩大。罚款充其量是杯水车薪，救得了一时，拖得不了未来。
但短期补丁已经缝到破裂的缝隙上，一旦撤掉，地方财政很可能面临更大崩塌。
罚款问题，本质上是财政结构失衡问题。
如果说地方政府是一台机器，罚款只是临时换上的零件。真正驱动机器长期运转的，是产业升级、经济结构优化和新的税收体系建立。
而这，才是中央接下来的棋局。
2023年，中央明确提出：地方政府要逐步摆脱对土地出让收入的依赖，推动产业升级与新经济增长点的培育。《关于加快推进地方政府债务化解方案》在年末正式下发，各地需在2024年前拿出切实有效的债务处置方案。 这是中央首次将地方债与营商环境整顿挂钩。
让地方政府摆脱罚款依赖，最关键的，不是减少罚款，而是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这就像让一个渔民停止过度捕捞，光是没收渔网不够，还要确保海里有足够的鱼，让渔民有其他方式生存。
2024年，各地将迎来一轮新的产业转型升级潮。从新能源汽车到绿色能源，再到数字经济和高端制造业，地方政府试图抓住新的增长曲线，培育能够持续供血的产业链，补上财政收入缺口。
但转型期注定是漫长的。
不少地方政府希望“罚款”能继续撑住几年，为产业转型赢得时间。然而，罚款的边界已经触碰到了市场的底线。企业家群体普遍反映：“罚款越来越重，我们离开这里的心越来越强。”
信心是经济的晴雨表，罚款是政府的戒尺。罚得越重，市场越冷。
罚款是不可再生资源，罚一次，失去的是企业家的耐心和信任。而企业信任的修复，远比经济恢复更加困难。
真正决定地方经济未来的，不是罚款数量，而是企业愿不愿意留下来。
地方政府必须重新思考自身角色——从企业监管者转变为企业服务者，从短期创收者转变为长期陪伴者。企业需要的，是政策温度，而不是“以罚养政”的冷漠。
营商环境的优化，离不开权力的自我约束。
2024年，地方政府需要回答一个问题：如何在经济转型的同时，保护好本地的企业家群体？
答案或许藏在政策调整的细节中，也藏在一次次执法权力的克制里。
有地方政府已经开始行动。浙江某市推出“企业诉讼绿色通道”，凡涉及异地执法、违规罚款案件，地方政府将成立专项小组，帮助企业维权。深圳则对涉企执法推出“一案双审”，确保执法部门开出的每一张罚单都有更高层级的复核流程。
这些措施，正逐渐把市场信心拉回正轨。
罚款不是地方财政的出路，企业才是地方经济的未来。
未来的中国经济，必须从依赖土地财政的粗放式增长，转向精细化的产业升级与创新驱动模式。而地方政府的角色，决定了这个转型能否成功。
最终，罚款的减少，不是因为禁令，而是因为企业真正感受到了温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