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最高端的生态体验项目？在卢旺达与山地大猩猩同行

位于东非小国卢旺达西北部的火山国家公园（Volcanoes National Park）是濒危物种山地大猩猩（Gorilla beringei beringei）的主要栖息地之一。除了山地大猩猩等稀有灵长类动物，这座国家公园还保护了丰富多样的山地生态系统，包括常绿林和竹林、开阔的草地、沼泽和石楠林，以及生活于其中的超过两百种鸟类。在火山脚下，跟随护林员的脚步去探访隐居于丛林中的山地大猩猩，这样的经历令全世界的自然爱好者心向往之。这不仅是全球历史最为悠久，也是最高端的生态体验项目之一。

一行人与缓慢经过的银背大猩猩合影‍‍‍‍‍‍‍‍‍‍‍‍

图源：维儿巴

火山国家公园的历史可以追溯至1925年。当时殖民卢旺达的比利时政府，为了保护山地大猩猩免受盗猎威胁，在维龙加火山群周围设立了非洲的第一个国家公园——阿尔伯特国家公园（Albert National Park）。1929年，国家公园的边界扩展至当时由比利时管辖的邻国刚果，占地面积最高时超过1万平方公里。然而，在1958年，由于人口迅速增长对土地资源带来压力，比利时殖民政府将超过8000公顷的国家公园保护地转化为农田用地。这是全世界国家公园历史上的一个先例，为今后的保护地管理带来了隐忧。

在1960年代，随着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卢旺达共和国的相继独立，阿尔伯特国家公园也被国境线一分为二，分别为刚果的维龙加国家公园与卢旺达的火山国家公园。尽管新脱离殖民统治的卢旺达面临着人口过剩和其他诸多社会问题，但由于火山国家公园具有的保护和旅游价值，新政府仍决定保留之。然而，由于对土地的迫切需求，自1958年以来，火山国家公园的面积几乎被削减了三分之一。即便如此，这仍难以满足公园周边依赖有限耕地为生的数以十万计的农民的需求。

这些从国家公园被划出去的土地中包括了一些大猩猩家族仰赖的觅食地，比如一些较低海拔的竹林。栖息地的丧失迫使仅存的大猩猩种群迁移到更高海拔的火山坡地，这里的气候更为寒冷，大猩猩更容易受到呼吸道感染等疾病的威胁。而盗猎活动仍在继续。周边居民为获取麂羚等丛林肉在山中布设的套索常会误杀大猩猩；一些人为了私人收藏家或动物园的猎奇需求，专门抓捕并高价出售大猩猩幼崽，这常常会导致母兽和族群首领等成年大猩猩丧命。据研究者估计，从1959年到1978年，每年平均至少有10只大猩猩由于盗猎而死亡，这导致大猩猩种群数量在二十年间几乎下降了一半。

早在1959年，当时只有26岁的乔治·夏勒（George Schaller）就来到了维龙加火山群地区，进行了开创性的大猩猩野外研究。他于1963年出版的《山地大猩猩：生态与行为》一书，向公众展现了大猩猩实际上是一种聪明又温和的动物，这与当时的普遍认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受到夏勒研究工作的启发，1967年，美国动物学家戴安·弗西（Dian Fossey）抵达火山国家公园，在卡里辛比火山和比苏奇火山之间建立了卡里苏奇（Karisoke）研究中心，投入大量时间对当时已经极度濒危的山地大猩猩开展行为研究。通过与美国国家地理合作拍摄纪录片，她使这些与人类共享近98%DNA的“近亲”的困境引起了西方社会的广泛关注。

这种国际知名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保护工作的开展，使得大猩猩免于灭绝，戴安·弗西也因此广受赞誉。然而，不幸的是，戴安·弗西于1985年底惨遭杀害，她的尸体在火山国家公园内研究基地的一间小屋中被发现。残忍杀害她的凶手至今仍是个谜，许多人推测这桩罪行可能是她长期抗争的偷猎者所为。戴安·弗西将她近二十年的生命都奉献给了山地大猩猩的研究与保护工作，她的故事后来被改编成了电影《迷雾中的大猩猩》（Gorillas in the Mist）。

在1970年代末，生态学家艾米·维德尔（Amy Vedder）与丈夫比尔·韦伯（Bill Weber）来到火山国家公园，进行关于山地大猩猩保护的生态学和社会学研究。彼时的“猩口普查”显示，由于持续的盗猎威胁，公园内仅剩260只大猩猩个体，这一物种已经徘徊在灭绝的边缘。艾米和比尔的研究发现，公园内的食物与栖息地其实足以支撑更大的大猩猩种群。然而，对绝大多数贫穷的卢旺达国民来说，国家公园只是一片亟待开发的潜在农田，或是值得冒着被捕的风险去盗猎以补贴家用的禁地。大猩猩保护并未给他们带来实质性的好处。即使是卢旺达旅游和国家公园办公室等政府部门也难以提供确切理由来阻止国家公园被进一步侵蚀，毕竟这个公园在1978年一整年的收入还不到7000美元。当卢旺达政府下令再度割让出国家公园三分之一的面积、超过5000公顷的土地用以建立养牛场时，这项提案预估的7万美元的年收入在这个贫穷的国家确实具有难以抗拒的吸引力。

在1979年，“生态旅游”这一旨在平衡生态保护和社区生计发展的概念尚未完全成型。为了逆转栖息地再度割裂使山地大猩猩走向灭绝的危机，艾米和比尔策划发起了“山地大猩猩项目”（Moutain Gorilla Project）。在英美等国的基金会的支持下，他们利用大猩猩的知名度募集资金，开始探索如何拯救这一濒危物种。该项目主要包括反盗猎行动、严格管理的大猩猩旅游和当地社区教育三个部分。

在项目策划阶段，有关大猩猩生态旅游的大胆提议让很多人嗤之以鼻：真会有外国游客愿意花大价钱，徒步数小时深入湿冷又泥泞的高山雨林中观察动物吗？当时，东非主流的旅游模式通常是让游客坐在舒适的越野车里，从远处欣赏大草原上的野生动物。然而，大猩猩旅游希望带给游客的是一种全新的身心体验：像野生动物那样穿梭在丛林中，发现动物的踪迹，近距离观察野生大猩猩家族间的互动，闻到它们身上的气味，甚至经历被荨麻刺和蚂蚁咬的疼痛后在同伴间的嬉笑。这些与野生动物和大自然的亲密接触，让游客不再仅仅是走马观花的匆匆过客，而是能在几个小时的行程中唤醒所有沉睡的感官，真正融入大自然。

出人意料的是，该项目获得了极大的成功。1989年，也就是项目启动的十年后，火山国家公园每年仅通过门票就实现了100万美元的创收。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为了一睹山地大猩猩的风采，还需要在餐饮、住宿、租车和纪念品上额外支出四五百万美元。短短十年内，卢旺达的旅游业几乎从零开始，迅速成长为仅次于咖啡和茶叶出口的第三大外汇收入来源。达到预期目标后，艾米和比尔将“山地大猩猩项目”的重任交接给过去十年接受了精心培训的卢旺达本地人，由他们继续承担管理、巡护、旅游和教育等相关工作。

这一跨学科的保护策略成功确保了火山国家公园得以完整地保存。该项目还证明了，保护以大猩猩为首的生物多样性可以孕育出一个国家的支柱产业，为无数国民提供生计和就业机会，从而提高了国家公园周边以及更广大范围内的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因此，大猩猩保护受到了全面的政策支持，盗猎已经极少发生。借鉴“山地大猩猩项目”的经验，自1980年代开始，位于刚果一侧、占据维龙加火山群地区最大面积（约7800平方公里）的维龙加国家公园也开展了集教育、旅游与巡护为一体的大猩猩保护行动。

不幸的是，1990年卢旺达爆发内战，1994年更是发生了骇人听闻的种族大屠杀，火山国家公园在这期间也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卢旺达爱国阵线的军队不得不多次从这一地区跨境撤离至乌干达，研究中心的所有工作都被迫中断，生态体验活动也被全面停止。内战结束后的几年中，卢旺达的流亡反叛分子偶尔还会潜入国家公园领地。即便如此，卢旺达军队每次都能迅速控制住局势。直到1999年，火山国家公园的旅游活动才逐渐得以恢复。

2001年的调查显示，尽管经历了战争的摧残，山地大猩猩的种群并未因此减少，反而持续增长。这得益于内战初期，交战双方便达成一项共识：鉴于火山国家公园及其生态旅游业的巨大经济价值，双方承诺将避免在国家公园内开火，并会竭力保护山地大猩猩免受战争的伤害。根据卢旺达、刚果和乌干达三国保护区当局在2015-2016年组织的最近一次大猩猩普查，这三个国家的山地大猩猩总数已经增长到1063只，其中604只生活在维龙加火山群地区，大约300只在卢旺达境内。这三个国家共享维龙加火山周边的生态系统，包括山地大猩猩在内的许多野生动物的家域范围跨越了国界。由于三国的密切合作，每次猩口普查都能在短时间内高效完成，从而确保数据的准确性。自1959年乔治·夏勒首次研究大猩猩以来，六十年的长期监测收获了大量详尽的数据。这些数据不仅为更多研究——例如评估生态旅游等人类活动对大猩猩造成的影响——提供了基础性的信息，也成为了保护工作者向国家公园管理方提出建议的有力支撑。

由于近十几年显著的保护成效，2018年，山地大猩猩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上的等级从“极危”被调整为“濒危”。如今，山地大猩猩已经成为卢旺达的国宝，它们不仅被印刷在5000法郎的纸币上，还在酒店、旅行社、咖啡等各种商标上随处可见。每年9月，位于火山国家公园脚下的小镇还会为当年出生的大猩猩幼崽举行命名仪式。2018年，卢旺达的旅游业年收入高达4亿美元，已经超过了咖啡、茶叶和矿物的总和，而其中有四分之一来自与大猩猩相关的旅游业。与此同时，卢旺达政府为宣传旅游业投入巨资，曾连续三年在世界最大的旅游业展销会柏林旅游展（ITB Berlin）上获得非洲最佳展示奖一等奖，并被评为世界旅行大奖（World Travel Awards）“2017年非洲最佳旅游目的地”，《福布斯》杂志“2021年最值得一去的旅游目的地”之一。

此外，火山国家公园还直接雇佣了近200名当地人，担任向导、大猩猩追踪员和反盗猎巡护员。许多周边的村民通过为游客背包来赚取小费，其中一些人过去甚至是冒险进入国家公园的偷猎者。国家公园门票收入的10%被用于支持公园周边的社区发展，包括修建学校、医院、饮用水设施和公路等，并协助当地社区开发和销售手工艺品；同时，如果大猩猩破坏了周边村民的庄稼，也设有相应的补偿基金。

2022年，卢旺达政府宣布将火山国家公园的面积从现有的13000公顷扩展至23000公顷。新增的面积中，三分之一将是严格意义上的保护区域，计划将过去划分出去种植农作物的土地进行退耕还林。其余的三分之二将被划定为以农林业为主的缓冲区。该项目的主要目标是为山地大猩猩提供更多的栖息地，预计将在5年内完成，预算近2.5亿美元。负责管理火山国家公园的卢旺达发展董事会（Rwanda Development Board）预测，设立缓冲区将使人兽冲突减少80%。然而，公园面积的拓展也意味着至少4000个农民家庭需要被重新安置至城镇，这在当地居民和保护工作者中引发了一些争议。保护与发展之间如何平衡，对于这个拥有近百年国家公园历史并且正在经历快速发展的非洲小国来说，仍然是一个没有明确答案的长期挑战。

2021年10月12日，在昆明举办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上，中国宣布正式设立第一批国家公园，包括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国家公园。这些国家公园的首要功能是保护重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同时还具有科研、教育、游憩等综合功能。这为国家公园开展生态体验活动提供了制度依据。在发展生态体验时，国家公园需要明确其定位和目标，确保生态保护与旅游之间实现相对的平衡。在这方面，尽管卢旺达火山国家公园有其特殊性，但其经验与教训仍然可以为中国国家公园开展生态旅游提供有价值的启示，具体如下：

1. 以详实的监测数据作为开展生态体验的基础。在火山国家公园，过去六十年间，持续、定期开展的大猩猩普查，积累了大量关于种群数量与盗猎趋势等与物种保护息息相关的数据。这些监测数据显示，在进行生态旅游活动期间，大猩猩种群数量在持续上升。同时，对大猩猩的健康监测发现，人类携带的传染病（尤其是呼吸系统疾病）已经成为目前山地大猩猩面临的主要威胁之一。有了这些实质性数据的支撑，国家公园可以更好地调整对游客的教育和管理策略，并制定一套针对传染病的保护措施。

   
   

2. 在物种保护、居民收入和社区发展之间构建紧密联系。火山国家公园的大猩猩旅游项目之所以能够成功地推进物种的保护，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该项目使当地社区居民能够从野生动物保护中获得实质性利益。当地社区是推进生态体验和自然保护的主要力量。实现这一点需要调动当地社区居民的积极性，并与他们建立长期的伙伴关系。社区的参与不仅可以提供他们宝贵的知识和经验，还可以确保他们在保护和管理野生动植物资源中拥有所有权和责任感。这种参与性和利益共享可以提升社区居民对生态保护工作的热情，进一步推动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3. 重视游客体验，以及对野生动物和当地环境的影响。中国的很多景区经常出现游客过多的情况，大量的游客不仅导致更多的垃圾和环境污染，并可能会影响到当地的野生动物。同时，这种人满为患的模式也会极大影响游客对自然环境的观赏和体验。相比之下，卢旺达火山国家公园倾向于发展高端生态旅游，既保证游客的观赏体验，又避免影响野生大猩猩的正常生活。通过控制游客数量和严格规范游客行为，可以有效平衡游客的体验和生态保护的需要，确保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得到尊重和保护。这种方法可以为中国国家公园的生态旅游项目提供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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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陈雨菲 

新西兰但尼丁野生动物医院兽医，维儿巴跨学科自然保护计划协调人

薛聿铭‍

南京外国语学校高三学生

高煜芳‍

维儿巴跨学科自然保护计划负责人、山水自然保护中心顾问

审阅: 高煜芳 陈雨菲

插图及封面图片: 维儿巴

排版: 黄璐瑞‍‍‍

维儿巴跨学科自然保护计划（Conservation Edgewalkers）致力于结合跨学科的理论与实践，培养兼具热情和能力的自然保护行动者，为国内民间保护机构与项目提供智识及人才支持。

自2017年以来，维儿巴项目每年招募8-10位对自然保护有一定学习和实践经验的、以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为主体的、即将进入自然保护行业工作或处于职业初期的年轻人，开展线上的跨学科自然保护学习小组，安排小组成员为合作机构提供远程与实地支持，并组织面向高中生的自然保护线上课程，部分所得纳入“维儿巴基金”以支持校友持续参与自然保护研究和实践。

目前维儿巴实践的合作伙伴以青藏高原本土保护组织为主，包括年保玉则生态环境保护协会、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雪境、甘加善觉环保志愿者团队、班玛仁拓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玛曲县生态环境保护协会、玛荣峒格小组等。

“维儿巴”一词来源于藏语音译，意指“来到隐秘世界的人”。他们穿梭在主流世界和经常被人们忽视的美好的“维儿”之间，试图跨越人为设定的僵化边界，搭建不同世界之间平等交流的桥梁：他们跨越学科和认识的边界，用跨学科的思维方式全面深刻地认识自然保护问题的复杂性，勇于反思看待世界的方式，将反思带到实践中，并在实践过程中不断自省；他们跨越身份和自我的边界，不被各种社会标签所囚禁，不断拓展视角并对各种可能性保持开放的态度，以充满善意的同理心去理解和关心每一个生命。他们是自然保护的边界行者（edgewalkers），为一个更加公正的、尊重每个生命个体尊严的理想世界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