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Sarah R. Osterhoudt和K. Sivaramakrishnan共同编辑的《可持续的自然：一个环境人类学读本》（Sustaining Natures: An Environmental Anthropology Reader，以下简称《可持续的自然》）是本年度维儿巴跨界共学线上课程的共读教材之一，该书从属于“文化，地方与自然：人类学与环境”系列研究，这些关于环境问题的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以人类学为中心，重点关注全球、国家和地方背景下文化、生态与政治的交叉点，采取多元文化体系中的不同视角来看待有关环境的知识和问题。（Sustaining Natures: An Environmental Anthropology Reader）维儿巴跨学科自然保护计划开设的“环境人类学导读”专栏，将陆续概译《可持续的自然》一书的各章导言。本文为全书导言的第二部分，介绍了环境人类学的发展历程，尤其是后人类主义、本体论转向、多物种民族志、新物质主义等该领域最新的进展。环境人类学是文化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在20世纪逐渐发展起来。早期的环境人类学研究有时被称为文化生态学（cultural ecology），广泛探讨了物质环境与社会文化体系之间如何进行相互塑造。这一时期的研究动摇了自然与文化二元对立的观念，转而强调二者之间的递归（recursive）关系，并将人类视为生态景观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关注与自然世界相关的人类语言、知识、实践和意义的多样性。然而，许多此类研究也往往将“原始”社会描绘成相对封闭、静态和孤立的实体，而非在根本上与更广泛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历史轨迹相关联。同时该领域内还存在一种权力动态，即通常由来自北半球学术中心的白人男性人类学家前往南半球“研究”原住民群体，提取知识并带回给学术界。因此，当时对环境的理解大多经过了北半球认识论和传统的过滤，掩盖了其他许多认知和欣赏自然的方式。大约从1970年代开始，环境人类学与新兴的政治生态学开始交叉融合。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人类与全球生态系统之间的相互关联性。日益严重的空气、水和土地污染问题凸显了环境问题如何跨越空间和物种的界限。环境人类学与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其他分支一样，也对日益增长的社会抗议活动作出了反应。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环境人类学审思了反战运动、原住民权利运动，并回应了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推进的去殖民化进程。政治生态学家强调，看似局部的环境问题本质上是多尺度的、动态的。他们研究了国际性的过程、政策与行动，以及它们如何与地方性的栖息地丧失、物种濒危和生计破坏相关联。这一系列研究跨越时空探讨环境问题，将对环境健康、全球经济市场和政治权力的分析结合起来。政治生态学还结合了后结构主义的研究，强调了话语和表征如何在环境和资源的管理中发挥关键作用，以及哪些群体拥有定义和利用这些环境叙事来为自身利益服务的权力。政治生态学也研究了诸如保护、可持续土地管理和高效资源利用等强有力的话语，如何转变甚至规训了各种景观以及依赖这些景观谋生的人群。学者们揭示了国际发展项目和保护活动如何产生了治理自然的方式，这些方式控制了土地，确定了需要保护的物种，并通过规范人类对环境的责任感来塑造人的主体性。政治生态学的另一关键点在于，它不仅批判，还致力于改善现有结构——很多学者仍抱有通过研究而改变世界的希望。20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初，全球范围内生物多样性的迅速丧失引起了广泛关注。研究人员指出，随着物种的消失，潜在的有价值的遗传资源也在同时消失。这不仅威胁到整个生态系统的健康，也威胁到一些与环境相关的知识、实践和意义的延续。这些问题促使有关环境知识、身份认同以及环境政治的研究在这一时期蓬勃发展，尤其是与原住民群体相关的研究。环境人类学家将主流的保护叙事复杂化。主流叙事常常将生物多样性丧失和全球森林退化归咎于热带地区的小农。相反，人类学家强调资源退化背后更广泛的经济和政治驱动因素，包括采掘产业、不良的治理结构以及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人类学家还记录了以保护为名将人们从土地上驱逐所带来的问题，倡导以社区为基础的保护模式，尊重社区的优先权和实践。对自然保护项目的关注反映了环境人类学领域的另一个长期兴趣——对环境机构和环境政策的研究。这些机构可能包括政府的林业部门、国际救援组织、非营利的保护与发展组织以及非官方的自然资源治理网络等。这些研究考察机构的文化层面，追踪具体的政策倡议给人类和非人类景观带来的实际影响。最近，人类学家注意到许多环境政策和管理转向以生态为中心而非以人为中心的治理模式，包括生态系统服务（ecosystem services）、碳补偿模型（carbon offset models）和“再野化”运动（“rewilding” campaigns）等。这些项目强调生态系统在最低管理限度下的再生能力。相关政策从单纯计算生态系统中的物种数量，转向更全面地考量景观的整体健康，为一种更加开放、发展的自然观提供了空间。这类研究也与其他领域积极互动，包括景观生态学、建筑与设计研究以及地理圣境研究（sacred geographies）。在对自然的研究中将人类去中心化反映了环境人类学一个更广泛的趋势，通常被称为多物种民族志（multispecies ethnography）或新物质主义（new materialism）。这类研究严肃地对待非人类物种在塑造文化和历史进程中的能动性和力量，提出了“超越人类”以及后人类主义（posthumanist）的框架。例如，这类研究挑战我们不仅从人类的视角，而是从树木的视角去思考森林的社会关系，或指出像蘑菇这样看似被动的物种，如何影响人类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关系。![]()
从树木的视角去思考森林的社会关系；蘑菇如何影响人类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关系在关注人类与物质环境如何相互塑造方面，多物种人类学呼应了20世纪中期文化生态学的研究。然而，多物种人类学的不同之处在于仔细思考了人类和非人类世界中包含的多重立场。对非人类生命的关注，以及它们为何对人类的意识至关重要，这些兴趣在很多方面既源于古老的哲学和思想传统，也来自于一种日益增长的担忧，即人为环境破坏和人类追求繁荣所导致的非人类生命的快速灭绝。总体而言，后人类主义的研究强调了物种之间的相互联系，并指出了人类的伦理责任，即必须慎思自身行为会如何影响所有生命形式的持续存在。这些路径通常被概括为超越人类生命研究的本体论转向（ontological turn），或多元生命宇宙（the pluriverse of life），它们提供了新的视角来理解人类与非人类的能动性是如何共同生成的。这些研究探讨了如何承认和理解非人类的思维方式、情感模式和社会性形式，因此，它们审思了超越人类的潜在人格形式，包括不同的生态自我（ecological selves）的存在。这些多元化的生命体共存于复杂的关系网络中，并且可能以个体和集体的形式表达自身。
本体论转向进一步质疑了支撑现代自然观的一种基本区分，即能够感知和认知的主体与那些仅仅作为感知和知识生产对象的主体之间的区别。通过对这种区分进行复杂化，环境人类学家深入探讨了那些被认为没有明显生命迹象的自然元素，从风到沙，从冰川到木材，并识别出这些实体抵抗或增强人类意图与行动的倾向，人类的能动性与物质世界之间的纠缠塑造了这种倾向。这些研究有时被称为新物质主义。
多物种民族志和新物质主义的研究还回应了学术界对“人类世”（Anthropocene）这一概念日益增长的兴趣。科学家最初定义“人类世”是为了确定一个新地质年代的起点，在这个地质年代中，人类活动对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并创造了地质特征。人类世这一概念可能提供了全新的方式来思考人类对地球的影响及其如何永久地改变了人类、非人类与物质世界之间的关系。科学家在寻找“人类世”的确切起始日期，而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正抓住这些全球性问题，针对这种全球规模的进程是何时开始并加速的进行论争，并提出不同理论。与之相关，至少有一部分环境人类学家对“人类世”概念提出了持续的批判，认为其错误地将责任平均分配给了所有人类。他们主张，实际上人类世的大部分责任应由某些人类承担，是这些人建立帝国、进行奴隶贸易以及无情的资源开采，导致了人类世的出现。这些活动建立了不可持续、不公平和剥削性的生活方式，对自然的影响从深海之渊延伸至高山之巅。然而，许多关于“人类世”的讨论仍执迷于分析全球性后果并提出全球性解决方案，因此偏向了技术主宰自然的理念，正是这些理念最初导致了环境危机。这种思维方式带来了诸如气候工程等宏大、昂贵的解决方案，但这些方案与历史、社会和生态过程脱节——而这些过程将不可避免地影响这些全球项目在不同时空维度上所产生的差异性后果。不同于从全球尺度来关注人类世，人类学研究开始提供新的视角，强调人类境遇与自然生成的历史进程相互交织。这样的路径可能更具创造性，更有可能促进公正和可持续的结果。它将注意力转回地方，人类世给当地带来的严重扰动（包括气候变化）通常显现为实践和道德的危机，以此回应较为单一、笼统的人类世话语。这些研究提醒我们，当前最大的环境危机在地方层面上仍然体现为物质和文化现象，塑造着社区的日常行为、价值观、生计方式和情感态度。虽然人类学关于后人类主义和人类世的研究充满机遇，但它也提出了一些警示。例如，这类讨论可能会简化人类境遇中多层次的意义，强行赋予其一种人为的统一性和凝聚性。后人类主义研究最有效的应用是在考察具体情境时，在这些情境中，人与非人类一样创造着个体的生态自我，这是一种在与其他生命形式的关系中探索和理解身份、意义和人格等概念的方式。另一个挑战是如何将个案置于更广泛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进程中，从而将后人类复合体置于不均衡且充满冲突的全球环境中进行考察。这也是环境人类学的一些新兴研究结合政治生态学和后人类主义视角的原因之一。政治生态学尤其能够跨越不同层级和地点追踪权力的运作，阐明不平等如何影响各种人类与非人类实体、生态系统以及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当与政治生态学有效结合时，后人类主义民族志对自然的理解促使人们重新呼吁生态公平与正义。长期以来，环境人类学家在研究中强调环境不公的结构，早期研究揭示了种族和经济差异如何决定哪些社区最易暴露于环境风险和危害中。关于环境正义的学术研究也帮助拓宽了“环境”的概念，使其涵盖了城市和郊区，视这些景观为人类生态系统。将环境正义、政治生态学和后人类主义的观点结合起来，展示了人类与非人类的关系如何与人类正义、生态复杂性、国际经济体系和全球保护政治等问题相交织。
Sivaramakrishnan, K., & Osterhoudt, S. R. (2023). Sustaining Natures: An environmental anthropology reader.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P1-7. 译文有删改。Sarah R. Osterhoudt, 印第安纳大学伯明顿分校人类学系副教授，采取跨学科的方法研究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政治、经济和生态动荡的时期。K. Sivaramakrishnan, 耶鲁大学人类学系教授、环境学院教授，从环境历史与政治人类学视角关注印度的森林、农业、人兽关系和城市环境等，以及印度环境法和法理学的历史与当代发展。维儿巴跨学科自然保护计划致力于结合跨学科的理论与实践，培养兼具热情和能力的自然保护行动者，为国内民间保护机构与项目提供智识及人才支持。自2017年以来，维儿巴项目每年招募8-10位对自然保护有一定学习和实践经验的、以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为主体的、即将进入自然保护行业工作或处于职业初期的年轻人，开展线上的跨学科自然保护学习小组，安排小组成员为合作机构提供远程与实地支持，并组织面向高中生的自然保护线上课程，部分所得纳入“维儿巴基金”以支持校友持续参与自然保护研究和实践。目前维儿巴实践的合作伙伴以青藏高原本土保护组织为主，包括年保玉则生态环境保护协会、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雪境、甘加善觉环保志愿者团队、班玛仁拓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玛曲县生态环境保护协会、玛荣峒格小组等。“维儿巴”一词来源于藏语音译，意指“来到隐秘世界的人”。他们穿梭在主流世界和经常被人们忽视的美好的“维儿”之间，试图跨越人为设定的僵化边界，搭建不同世界之间平等交流的桥梁：他们跨越学科和认识的边界，用跨学科的思维方式全面深刻地认识自然保护问题的复杂性，勇于反思看待世界的方式，将反思带到实践中，并在实践过程中不断自省；他们跨越身份和自我的边界，不被各种社会标签所囚禁，不断拓展视角并对各种可能性保持开放的态度，以充满善意的同理心去理解和关心每一个生命。他们是自然保护的边界行者，为一个更加公正的、尊重每个生命个体尊严的理想世界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