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9月，维儿巴跨学科自然保护计划开始组织新一期跨界共学。通过线上课程，我们共同学习来自保护生物学、环境人类学、政策科学等跨学科的知识，探讨如何采用以问题为导向的元分析框架整合不同学科的视角，以一种更加全面深刻且富于共情的认知模式来理解和应对现实世界复杂的自然保护问题。跨界共学使用的三本教材
分别来自生态学、环境人类学与政策科学
截至12月1日，在前三次课程的基础上，我们又进行了八次线上共学。学员们围绕着生物多样性与物种保护，生态系统、生态系统功能与生态系统服务，城市环境，非人类生命以及政策科学的分析框架等主题展开了阅读与讨论。如果说前三次课程是在跨学科的碰撞中打破自我的知识边界，那么后八次课程则是通过对具体自然保护议题的探索，重构我们的思维方式。本文按照不同的主题，记录了学员们在后八次课程中的成长轨迹。王李源：随着课程的推进，进入了更为具体的知识框架和内容的学习。本周的阅读材料从生态学的角度阐释了该怎么保护、保护哪些物种以及今天为何要强调栖息地保护等问题。在讨论中，伙伴们提到了许多观点，包括“人与自然不应该是对立的”、“把人类看作是生态系统的一份子，同时也是其中非常不同寻常的一个变量”、“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应该和其担负的伦理责任相匹配”、“和谐并不是互不侵扰的状态”等。当话题转向“我们”如何影响政策决策时，我们能够看见当前的保护策略和政策背后所涉及的权力、价值等因素。自然保护工作者常常拥有着多重身份，包括科研者、实践者、影响政策的人等，多重身份之间存在着张力甚至矛盾。在这些交织的身份中，自然保护工作者应该如何定位自身？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事情。
科学家在政策参与中，有几种角色？
高老师提醒到，我们的思考方式经常是二分的——非黑即白、非此即彼。另外一种方式是按照“度”来思考，即考虑在保护中“干预或利用的程度”，尤其是落到关于“怎么做”的问题上，“度”的思考方式更具指导意义。同时，自然保护的很多事情都是自然、社会和文化三个方面交织在一起，并且需要根据具体情境具体分析，而人们习惯于从某一个角度思考，而容易忽略了背后复杂的互动过程。
“自然”问题只是冰山一角，其背后是更为复杂的“社会”及“文化”问题
在“以问题为导向”的分析框架下，我们需要在各个环节中考虑到自然、社会和文化三个层面的因素，以及他们彼此之间复杂互动的过程。至于我们自己应该如何行动，也好像有了一些答案：可以是清楚自己的立场，或者选择一个立场，并做出自己的行动；或者当我们看到了事情的复杂性、不同人群的利益和立场之后，能够作为一个“边缘/边界行者”，去帮助大家寻找到共同利益，实现共赢与共存。
戴纬涵：在本周的课程中，我们讨论了不同类型的保护地的设置，以及由不同的权力带来的不一样的保护模式。我一直认为，人类在进行生态环境保护的时候应该以结果为导向。既然如此，选择有效且能兼具多方利益的方式是更有性价比的，且多方的融合能够增强彼此间的紧密联系。但这同时带来一个问题——这种融合的极限在哪里？各方的边界在哪里？共生的平衡点又在哪里？在每个不同的时空中，这些问题都会有不同的答案。我们需要因地制宜，不断地探索问题的答案。王李源：不同的动植物不仅存在食物链上的联系，还存在时空层面的复杂联系。当人类行为导致某些物种的减少或消失，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在时间上可能有滞后性。所以扑杀、消灭某种物种或盲目引入新物种等做法，可能带来潜在的风险。而且这种影响也并不局限在单一空间范围内，陆地、海洋和大气始终是作为一个整体关联在一起的，我们要考虑到不同生态系统之间的联系性和流动性。当前流行保护地、国家公园等保护模式，但这种划分明确边界的方式能更好地保护生态系统吗？生态学的知识表明，边界明确的地域划分可能并非最佳的保护方式，尤其是其他非人类生命也同样经历着动态的演替过程，这些动态性和空间的延展性也需要被考虑进保护工作之中。而且对于那些生活空间跨度较大的动物，（严格的）保护地管理何尝不是一种“圈养”呢？在讨论到OECM（other effective area-based conservation measures，其他有效的区域保护措施）时，我们延伸到保护地与周边地区的关系这一话题。保护和发展之间的关系是环境领域永恒的话题。当保护地延展到人类生活的各个角落时，平衡好当地人的生计生活与保护行为，是保护得以有效和持续进行的关键。我比较认同的是，保护向人类生活的中心延伸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带来良好的环境教育。正如项飙老师提到，我们需要重拾“生活的附近”。将保护景观放在我们生活的周围，或许也能够帮助人们找回“消失的自然”。李依锴：城市环境这个主题是我一直在思考的，因为我一直认为城市公民应当享有平等的“环境权”，但自然环境资源较丰富的地方往往与城市是反义词，怎样保证城市的环境便是一个问题。课上讨论了很多案例，其中一个是城市的垃圾回收处理问题。从北京、上海到日本，同学们的讨论让我看见了政策和实践样貌的多样性。话题还延展到了新自由主义带来的个体责任制和不平等问题：在坚持从“身边”做起的同时，也应该且必须关注结构性的问题。此外，本周的自然保护案例分享是全国防鸟撞网络，基于这个成功的案例我也学习到很多，例如链接不同的组织和在地实践，协调共同价值，降低公民科学的参与成本等等。南杰项秀：在藏区也有很多关于垃圾方面的问题。比如我见过有些牧民把垃圾收集起来放进旱獭的洞，或者挖了大坑将所有垃圾扔进去。所以这一问题并不是传统文化或者信仰能解决的，因为在过去并不存在垃圾的问题，这是在发展的过程中新引进来的。也就是说，垃圾对于藏区的很多牧区来说是一个新事物，所以绝大多数牧民对垃圾分类（可循环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等）这一块没有任何概念。垃圾日益增加，但是牧民的认知却停留在“垃圾多了，草原不好看”。如果要提高整个藏区对垃圾的认识，有可能需要n年时间，但是垃圾的数量增长却很快。所以，利用从上而下的决策来应对有时候是非常必要的。张逸波：本周课程中关于人类中心和动物主体性的讨论，其实是我一直以来都在思考的问题。在我看来摆脱人类视角既不可能，也不必要。但是如何看待动物的主体性，用何种方式去探究动物的主体性，仍然是复杂而困难的问题。通过大家的讨论我可以感受到不同的人对于动物主体性的理解也是不同的，也可以看出很多同学对多物种民族志抱有疑问：多物种民族志是否真的可以有效地描述人与非人类的关系，关注非人类生命的主体性与能动性？我作为一个人类学方向的学生，这些不同的声音给我提供了重要的自省契机。李依锴：今天的讨论其实抽象出来了一个共同的问题：我们站在什么视角看问题？普遍来说，分为两个视角，一个是我们人类的视角，另一个是非人类的视角，包括动物和植物等。我想我们达到了几个共识：第一，我们是站在人类的视角去看问题的，并且很多时候替代了非人类的视角去解释问题，忽略了其他物种的主体性，这是值得反思的地方；第二，我们又无法完全做到以非人类的视角去看问题，因为我们本身就是人类，无法摆脱自己的视角，但这并不是值得指责的，这是合理的；第三，但我们应该有自知性，认识到人类视角的局限所在，明白还存在很多其他的视角，这样的自知自觉很重要。今天还讨论了“拟人化”的问题。将动物拟人化是面双刃剑，一方面能揭示事物之间的联系，服务于科普宣传，另一方面又存在对动物过度拟人化的问题，导致人类中心主义的出现。大部分同学在举例时都提到，能够接受与动物真实行为特性相近的拟人化，不能接受人为强加的反事实的拟人化。最后讨论了“该不该去动物园”的问题，让我了解到动物园的目的宗旨、功能定位、服务对象非常复杂，且动物园之间差异很大，不同的目的和管理现状导致人与动物的关系非常不同。毛贝宁：本周共读的内容是政策科学中的social process mapping（社会互动过程绘制）部分，在了解了Lasswell的8种基本价值分类和7大社会过程要素的基础上，维儿巴们一起讨论了不同NGO在撰写政策建议和分析时的不同点。我最受启发的是关于“中立”的讨论，以及老师所提醒的，problem orientation（以问题为导向）最终要落实到实践之中。很多时候我们对问题的讨论容易过于抽象，而无益于真正解决问题。解决问题需要以问题的各个要素为导向，而非简单地以解决方案为导向。同时，“中立”也是我一直很关心的问题，承认相对性的同时，研究者或者我自己还是会有自身的perspectives（视角），在决策过程中，这也许是可以通过人的能动性促成一些改变的地方。政策科学（Police Sciences）的分析框架李言熙：这次课程刚好赶上全国保护地调整的公示。猫盟和山水两家保护机构，对于此发表了非常不同的观点。我们也借此机会，分析了两家机构不同的perspective（视角），base value（基础价值）和scope value（范围价值）。我之前一直对这8种value（价值）的分类颇感不解，为什么是这8种，而不是4种或者20种？课后才知道，原来这样的建构并非为了完全符合现实，而是为了帮助我们认识问题，提供一种有解释力的框架。如果放弃这样的假设，而完全采用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思路，我们就丧失了讨论和深入思考的空间。不得不说，通过课上的讨论，我也觉得这样的框架确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原则性的方向。但随时都还需要警惕，透过这套框架理解世界，我们看到了什么，又忽略了什么。不同学者提出的价值类型，都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分析和解释问题张逸波：通过本周的讨论我意识到了以问题为导向去进行实践的重要性。这里说的“实践”或许和在学习、研究中谈到的实践并不相同，它需要更加落地，使用更加切合实际的手段。“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如何能摆脱作为外部观察者从外向内、从上至下的态度，更好地落实到具体的项目中，是我接下来需要去学习和练习的。而这种学习和练习，我想同样也需要更多地切身参与。王李源：在逸波分享的关于日本外来物种貉与当地村落的案例，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动物爱护组织、当地居民、研究者以及旅游部门之间差异化的立场和处理方式，以及因为貉产生的各种不同的关系。我的想法是，当地并没有因为貉而爆发出更大的冲突，那么还需要我们外部力量去干预吗？更进一步，我联想到某些自然保护的话题之所以会被广泛发声而引发行动，很有可能是因为某些个人或群体的进入或关注。像日本的这个村落，貉作为野生动物，无论是对生态的影响还是对当地居民的影响，似乎都还不足以引发大家的行动。这让我关注到不同物种的保护背后是人类社会的建构或制造的过程。作为自然保护工作者，我们需要具备提出政策建议的能力，包括撰写公众号文章或其他形式的政策建议。我们从微信推文出发，探讨了两个NGO对国家政策发布的反应，包括他们各自与政府的关系、立场差异、表达方式、预期目标等等。这些差异背后涉及到的是一个个具象的人。尤其是了解到这些机构产生一篇文章的过程后，我更清楚地看到其背后涉及的是一系列社会过程，尤其是密切关联的人物以及人物之间的互动，以及他们各自持有的基础价值、资源和条件等。这些都可能会影响到最后结果的呈现。
2024年维儿巴跨界共学使用的三本参考教材如下：
生态学和保护生物学：
Schmitz, O. J. (2013). Ecology and ecosystem conservation. Island Press.
环境人类学：
Sivaramakrishnan, K., & Osterhoudt, S. R. (2023). Sustaining Natures: An environmental anthropology reader.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政策科学：
Clark, S. G. (2011). The Policy Process: A practical guide for natural resources professionals. Yal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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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共学第一期：跨学科是怎样的体验？
维儿巴跨学科自然保护计划致力于结合跨学科的理论与实践，培养兼具热情和能力的自然保护行动者，为国内民间保护机构与项目提供智识及人才支持。自2017年以来，维儿巴项目每年招募8-10位对自然保护有一定学习和实践经验的、以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为主体的、即将进入自然保护行业工作或处于职业初期的年轻人，开展线上的跨学科自然保护学习小组，安排小组成员为合作机构提供远程与实地支持，并组织面向高中生的自然保护线上课程，部分所得纳入“维儿巴基金”以支持校友持续参与自然保护研究和实践。目前维儿巴实践的合作伙伴以青藏高原本土保护组织为主，包括年保玉则生态环境保护协会、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雪境、甘加善觉环保志愿者团队、班玛仁拓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玛曲县生态环境保护协会、玛荣峒格小组等。“维儿巴”一词来源于藏语音译，意指“来到隐秘世界的人”。他们穿梭在主流世界和经常被人们忽视的美好的“维儿”之间，试图跨越人为设定的僵化边界，搭建不同世界之间平等交流的桥梁：他们跨越学科和认识的边界，用跨学科的思维方式全面深刻地认识自然保护问题的复杂性，勇于反思看待世界的方式，将反思带到实践中，并在实践过程中不断自省；他们跨越身份和自我的边界，不被各种社会标签所囚禁，不断拓展视角并对各种可能性保持开放的态度，以充满善意的同理心去理解和关心每一个生命。他们是自然保护的边界行者，为一个更加公正的、尊重每个生命个体尊严的理想世界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