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湖北黄冈老家的门口是大片大片荒芜的农田。去年这时候我在老家照顾母亲时，这荒芜的农田发生过一次火灾，数十人灭火的场面非常地壮观；今年我回家祭拜母亲时，农田上开始长出了青草，有牧羊人赶着羊群来放羊，荒田又成了塞外草原了。
我们村的农田真是个死局——虽然田地很肥沃，但是绝大部分农户都选择任其荒废，不种不租，春夏秋冬，任凭野草自由生长。
为什么农民不种田？
因为这大片的良田是分属给各个村民的，每户只有一两块。村民如果选择耕种，一年下来，收获的庄稼值不了多少钱，再扣除浇水灌溉，以及犁田等花费，基本没剩余。然后我们村附近就有很多工厂，有种田的功夫，还不如去工厂打工。所以绝大部分村民选择了弃农务工，只有一些老年人还在种些田。
上面算的是经济账，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继续种田现在也是难以为继的事情。种田就得灌溉，就需要泵站供水，以及把水引到每一块田的引水渠，泵站需要人值班，引水渠也需要有人维护，现在种田的人太少，灌溉系统就没人没钱维护，机器生锈，水渠漏水，系统几近瘫痪。种田还需要给水稻脱粒，就需要有道场。而现在村里道场因为无人使用已种满了树无法使用；保证抽水泵站有水可用的水闸也基本无人看守；甚至许多家的农具已经年久失修；新一代村民已基本不会根据时令种田。中国传统的农村种田体系正在瓦解。
儿时的农村回忆
小时候（一九八几年），我村里农田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农忙时，家家都在田地里忙碌，抽水泵站一直在卖力抽水，水顺着水泥砌的水渠流到各家的田里，田间小路被踩着光溜溜的，田埂上的杂草也被勤劳的村民铲掉，见缝插针种上了蚕豆等作物，道场边上一个个谷垛矗立，道场中央，村民牵着牛，拉着石磙给稻谷脱粒。而我们这些小孩经常光着屁股趴在水渠里玩水，因为我们时不时把水渠堵着了，水溢到路上而被大人撵着到处跑。
澳大利亚的农村场景
上面说的是咱们中国的农村生活。我今年在墨尔本时还看过前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的《陆克文传》，书里描述了澳大利亚农村的场景：
1956年，也就是我出生的前一年，我父亲在北方几千米外的尤姆迪（Eumundi）镇附近找到了一份合约农场主（sharefarmer）的工作。对父亲来说，这意味着一份固定的收入。农场是一个面积约2000平方米的大型奶牛场，除了奶牛还饲养少量的肉牛，种植一些杂粮。我的童年就是在这里度过的。我们在溪流中玩耍，有时和家人一起绕过山丘向东散步，途中母亲会教我们通过自上而下数褶皱来判定老树的年龄。在父母温柔地鼓励下，我还学会了套马缰绳和骑马。在昆士兰湿热的夏天里，我早上搭去学校的送奶车上学，下午在放学路上摘一些野番石榴。在一些特殊的日子里，父亲会开着他的大红色梅西弗格森（Massey Ferguson）拖拉机来接我，把我放在他的腿上，我的书包则挂在排气管上；而其他孩子们会在栅栏的那一边嫉妒地看着一个7岁的孩子居然能开着拖拉机回家。对我来说，这些确实是多姿多彩的回忆。
可见澳大利亚的农民并不一定有自己的土地，但他们一个家庭能够管理2000平方米的土地（会另外有一些雇工），这跟中国农民每家有自己的小块土地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相同的是，在农村长大的孩子都能够在农村寻找到许多快乐。
对比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农村
按照我在澳大利亚的生活经验，澳大利亚今天的农村还是继续像上面书中描述的那样，但是我们中国的一些农村却发生了像文章开头那样质的变化。所以我想继续来聊下这个问题，分析一下原因。概括来说：
像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大多数发达国家，可耕种或可放牧的土地会被划成若干大块卖给少数农民，这些农民也可以叫农场主。每个农场主掌握几百上千亩土地。其他生活在农场周围又不拥有农场的人，与其说他们是农民，不如说他们是小镇居民，因为他们有时会在农场里工作，但有时也会在小镇里从事建造、搬运、工厂生产、医院学校打杂等工作，甚至可能离开小镇去城里。陆克文家后来因为他父亲的去世，就离开农场告别了农村生活。
像中国这样，从1980年左右，可耕种的土地就以”联产承包“、”分田到户“的名义分给广大农民，每个中国农民基本都有一块土地。从1980年开始，中国农民主要精力都在耕种自己的土地，并以此为生，而从事其它工作只能算是“副业”，最开始甚至会被认为是“不务正业”。在中国没有加入到WTO之前，各国有自己的粮食价格相互没有影响，所以中国农民依靠种田倒也能够填饱肚子，两种模式相安无事。
随着中国加入WTO，两种模式被放在一起来竞争，矛盾开始涌现。我们很快会发现第一种模式里，每一公斤大米、每一升粮油，它的制造成本比中国农村产出的同样粮食要低得多，自然它的销售价格也就很低。很快中国大量进口国外的粮食
——因为玉米便宜，所以用玉米生产的果葡糖浆也便宜了，于是我们吃的糖果、饮料、蛋糕变便宜了；
——因为大豆便宜了，植物油变便宜了；
——因为玉米与小麦便宜了，动物饲料变便宜了，猪肉随之变简单了
总之农产品相关的许多物价都变低了。
一方面，作为消费者的每个中国人发现，我们不需要花那么多钱来买粮食，所以我们才有钱买其它的东西，比如电视、衣服、电影票、建房材料。于是我们的房子变得更高大了，生活没有那么紧巴巴了。
另外一方面，作为生产者的中国农民发现，自己辛苦一年的收入不值钱了（实际表现是其它所有东西都在快速涨价时，但粮食涨价非常慢）。中国农民们开始放弃种田，转而出去打工挣钱了。许多农村也开始在农田上建起工厂。
当然了粮食降价是一方面，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中国人卖货给外国人，中国人收入增加，这让我们有更多钱来买东西，这也是我们日子变好的一个方面。
中国的农田何去何从？
国外十个人种一千亩，而中国一个人种一亩。国外农场广泛使用飞机喷洒农药，使用大型收割机来收粮食，而中国一切依赖人力或者小规模的机器。
如果把粮食看作是一个产品，把农田看成一个生产产品的车间。那么是否规模化生产以降低成本，是否引进更先进的设备以提高生产效率，就是我们判断哪个车间更有效率，更低成本的方式之一了。
很显然，国外大农场会更加占优一样。而我们的分田到户的模式让我们农村生产很难有规模效应，也让我们每户农民很难有钱去改善生产工具。小规模以及略低的生产技术等原因，让我们农村竞争不过别人的农场，所以我们的农民就会“辞职”。放弃耕种田地，进城务工。
我们当初分田到户，让农民心里踏实，不至于挨饿，但也注定了会有今天这个结果——农民如果只是种田，必定也富裕不起来，农民注定不再愿意种自己的小块田地。
但是如果把农田再由少数人所拥有，这又成为zz不正确的事情。会让大家心慌慌，担心手中连田都没有，某天会饿肚子，可是现实里把农田分散到大家手里，又会造成荒废。心慌与田荒，似乎必定有一个。
对于这个两难的局面如何选择，它是摆在咱们中国农民面前的一道难题。它如果没解决，可能”乡村振兴“就无从谈起了。或许绝大多数人本就应该去城里，大部分乡村就应该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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