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大【东亚评论】权利政治文明时代的世界大变局

文摘 2024-12-27 19:12 山东

文章来源：《东亚评论》总字第40辑

《东亚评论》

《东亚评论》（原《黄海学术论坛》）创建于2003年，由山东大学主办，现由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承办，为半年刊。本刊面向国际问题研究，以东亚研究为重点，突出东北亚研究。现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山东大学讲席教授张蕴岭担任主编，聘请国内知名学者专家为编委。

作者介绍

徐坚，山东大学讲席教授、外交学院前院长；张璟，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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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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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世界大变局存在着不变与变两方面的趋势，其“不变”与“变”分别与世界政治的合法性和权力转移密切相关。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署以来，权利政治确立了现代国际政治的基础维度，从三个方面揭示了国际政治的发展规律，即以权利为基础的国际政治现代性转化的大方向不会改变、权利与权力矛盾运动曲折演进的国际政治大逻辑不会改变，以权利为本的人类社会相互依存、命运与共的大趋势不会改变。权利政治与强权政治的矛盾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运动过程，虽然强权政治在某些时期掩盖了权利政治，但权利在现代国际政治中的影响总体呈上升趋势。主权和球权等政治权威正在取代中心国家的霸权，权利认同均衡逐渐取代权力均衡，国际权利认证与保障环境不断趋严，权利制约强权揭示了世界之“变”，也呈现了当前世界大变局的复杂性和规律性。百年大变局演进过程中“危”与“机”并存，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促进了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和全球和平，但也引发了新的国际利益冲突，其核心在于权利认同，权利认同失衡会增加冲突，认同权利基本价值是国际关系稳定的前提，忽视这一点将导致更多争议和冲突。

关键词：权利；权力；权利政治；权力政治

如何看待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当前国际社会的热门话题。认识世界大变局，不仅要注意什么在变，还要关注什么不变。世界大变局的变，发生在人类政治文明进步不可逆转的历史大背景中，这是当今世界大变局与过去相比最根本的区别。只有把变与不变两方面的趋势都看清楚了，对于世界大变局才能有全面的认识。

一、世界转型中的变与不变

　　对于大变局中的变与不变，近期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精神作出了精辟论断：世界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人类发展进步的大方向不会改变，世界历史曲折前进的大逻辑不会改变，国际社会命运与共的大趋势不会改变。中央对世界发展大势的判断为我们分析世界转型提供了重要指导。当前世界大变局，存在着变与不变两方面趋势，认识两种趋势的深层逻辑与相互关系，有助于在动荡变革时期增强历史主动性。

　　世界变局的“三不变”，寓意非常深刻，表明世界大变局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这种背景以人类发展进步的大方向、世界历史曲折进步的大逻辑与国际社会命运与共的大趋势不会改变为基本特征。这些特征集中体现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大势，即世界已脱离丛林时代，进入一个新的政治文明时代，其标志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这是当今世界大变局的历史背景与以往的根本不同。看清人类进步和世界历史演进的大方向、大逻辑和大趋势，能使我们在世界大变局中掌握历史主动性，拒绝丛林法则的误导。

　　世界大变局不变与变两种趋势分别与世界政治的合法性以及权力转移相关。“不变”与“变”之间的互动，本质上反映的是权利政治与权力（下文出现的霸权、强权，或者政治权威、国家霸权、超国家权威等概念也指同样的内涵）政治的对立统一。剖析这对矛盾的运动规律，对世界大变局的不变与变背后的底层逻辑便可了然于胸，对当前波谲云诡的世界转型也就具备了战略定力。

二、权利政治与世界大变局中的“三不变”

　　世界转型过程中的“三不变”，皆与二战后世界政治进入权利政治文明时代分不开。权利政治发端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该和约把权利政治引入国际关系的规范设计，在权利政治基础上，确立以平等、主权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准则。联合国体系作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现代升级版，将世界带入权利政治文明时代。世界大变局的“三不变”，从根本上说，都是权利政治文明的影响和作用的反映，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以权利为基础的国际政治现代性转化的大方向不会改变

　　权利是现代政治社会的元范畴，它集中体现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是现代社会的正当性意识、合法性意识以及合理性意识的统一体，对于规范权力的生成和防止权力的滥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推动国际政治发生现代性转变的强劲动力。现代政治本质上就是权利政治。现代国际政治的逻辑根植于现代性及其衍生的权利政治之中。现代国际政治问题与其说是前现代国际问题的延续，毋宁说是现代性的创造物。现代性以多维创新塑造国际关系，用现代权利观念和国际法体系为现代国际体系立基，使国际政治在新旧逻辑的碰撞和冲突中开辟适应现代性大趋势的方向与道路。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被普遍视为现代国际政治的开端，其以成文国际条约的形式构建不同于传统的现代国际体系，核心要义是为限制权力立法，主权平等、教随国定，都是为权力设置边界。教随国定，限定了神权的边界；主权平等，则设置了世俗权力的边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的国际关系准则，将现代社会至今仍普遍认可的诸多共同价值注入国际政治，塑造了一个基于契约关系的权利政治社会。因此，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产生以来，权利始终是国际政治的基础维度，权利政治与权力政治的矛盾一直是推动国际政治现代化转向的基本动力。

　　二战后，联合国体系成为国际体系的基本形式。权利是联合国体系的基础，联合国体系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基于权利在全球范围内构建起一个主权平等的国际体系。联合国1945年成立时只有51个创始成员国，现在拥有193个成员国，成员国呈现出不断纳新、日益壮大的趋势。新成员国中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中立国、战败国，更多的则是西方殖民体系瓦解后新独立的80多个国家。联合国致力于促进国家和个人的各种权利得到实现，《联合国宪章》的四大宗旨表现了权利政治的宏大追求。这四大宗旨分别是：第一，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第二，发展国家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基础的友好关系；第三，促成国际合作，以解决属于经济、社会、文化和人类福利性质之国际问题，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权利及基本自由之尊重；第四，构成协调各国行动的中心，以达成上述共同目的。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曾给许多国家和民族带来苦难，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体系迅速崩溃，被压迫民族获得了解放，把命运掌握在了自己手里，这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到联合国体系，国家间力量对比几经变换、更迭，不变的是世界政治（包括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始终以权利为基础推进自身的现代性转化。二战后，权利政治促使国际社会将公理逻辑渗透深化进国际政治实践的各个环节，推动人类社会建构“权利本位” 的政治文明。

（二）权利与权力矛盾运动曲折演进的国际政治大逻辑不会改变

　　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国际政治曲折前进的大逻辑从前现代社会的权利—权力对抗逻辑转变为权利与强权矛盾运动曲折发展的逻辑，从权力政治的独角戏转变为权利与权力这两种势力之间的对立统一运动，从权力为本转变为权利为本。权利与权力之间的矛盾运动体现在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的各个历史阶段。

　　权利制约权力是个曲折漫长的过程。尽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国际社会中权力政治掩盖了权利政治，但是权利在现代国际政治中的影响自近代以来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两次世界大战是权力政治的极端体现，也是权力政治由盛转衰的拐点。联合国体系和基于国际法的国际秩序，标志着权利政治文明新时代的到来。

　　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演变，权利政治形成了以主权和球权等为基本形态的世界权利体系。二战后，尽管权力政治仍不时抬头，但当今权利政治占据时代主流的趋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在权利体系各元素共同制约下，权力政治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逐渐降维。未来不管世界力量格局如何演变，只要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权力政治为所欲为的时代就不会重现。这个大逻辑对于认识世界大变局的权力转移十分重要。当许多人仍将注意力放在所谓“霸权转移”问题上时，殊不知权利政治文明时代的世界大变局已经展现出另一种不同的演进路向：未来国际竞争将不是围绕如何塑造“霸权”展开，而是围绕如何争取基于权利的认同和尊严展开。

(三)以权利为本的人类社会相互依存、命运与共的大趋势不会改变

　　　　国际社会相互依存、命运与共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结果。从地理大发现、新航路开辟时起，国际社会就逐渐紧密联系起来，并随着商品和资本的扩张不断加深彼此之间的关系。时至今日，国际社会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体。主权国家的紧密联系是历史发展的产物。15世纪末开始的地理大发现被认为是全球化的起源。自18世纪中叶开始，工业生产从手工生产逐渐转向机器生产，世界范围内的交通运输业也得到了较快发展，资本主义列强对殖民国家进行殖民扩张、财富掠夺，世界性市场逐渐形成，世界范围内的全球产业链随之出现，世界市场联系更加紧密。自19世纪后半期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资本输出促进全球化深入发展，伴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逐步形成，国际贸易进一步发展。两次世界大战给全球化带来了巨大破坏，但二战结束后，尤其是随着冷战的结束，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经济、政治和文化等不同层面交流更加频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构的设立，进一步清除了国际经贸交流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障碍，世界经济联系更加紧密。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中国等原来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进行的改革开放，更是延伸了全球化的广度和深度，全球化进程明显加快，世界各国经济呈现更为深刻的联动性和互补性。近年出现的全球化逆流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全球化发展速度和方式造成干扰和影响，但从长远发展趋势看，世界经济相互依赖的大格局不会改变，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新兴经济体之间等的联系将日趋紧密，人类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全球化不但推动权利主体逐渐增加，而且增强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权利意识。联合国致力于各种群体权利的实现和改善，包括环境（动植物及星球以外的物种）、人类、国家、民族、种族、阶级、弱势人群（妇女、土著、儿童、老人、残疾人、艾滋病患者、吸毒者、囚犯、战俘、难民、个人）等我们能想到的类别，甚至包括了将来出生的人，重视代际权利的平等。全球化发展带来互联网与通信技术的应用普及以及教育的发展和进步，推动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权利“觉醒”，其对自身生存权、发展权和国家主权等权利认知不断深化。

　　全球性的挑战也将全人类的安全和命运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全球化带来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同时也催生了跨国安全威胁的出现与发展。跨国犯罪、国际恐怖主义以及武器扩散等问题伴随着全球化发展扩散。世界还面临公共健康危机、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当前国际社会的安全归根结底是一种共同安全，必须通过国际合作才能实现综合、可持续的国家安全以及人类安全。20世纪80年代以来，安全议程不断扩大。上述问题的解决都依赖于基于权利政治的国家间合作。

　　总的来看，当前国际关系不管是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与情感上，都是相互联系、紧密相关的。世界力量分布变化对国际秩序的影响，不会改变国际社会以权利为本的相互依存、命运与共的大趋势。

三、权利制约强权三大趋势与世界之“变”

　　世界之变，看起来很乱，实际上有规律可循，只要结合世界形势中变与不变两类因素就能将这些规律看得比较清楚。世界大变局的变数很多，仅就其中部分因素展开分析，往往会将有关世界大变局的认知带入“瞎子摸象”的认识误区。在当前有关世界大变局的讨论中，某些看法离开权利政治和“三不变”大势，孤立地在权力政治上做文章，得出许多片面结论，如将世界大变局的全部意义都归结为霸权是否会转移、怎样转移这类问题。这种看法将当今世界政治和大国关系的分析研究全部带入如何争夺霸权这个逻辑预设，因而偏离世界政治发展的大方向、大逻辑和大趋势，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政策实践上，对于认识当前世界大变局、把握大国关系，都会造成严重误导。

　　分析世界大变局前景，不能简单从霸权转移逻辑外推，而要注意以下发展趋势。

（一）权利体系政治权威取代中心国家霸权趋势

　　当代世界政治体系是统一与分权的结合体。统一体现在二战后超国家政治权威的形成。随着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形成，世界政治的一个基本演变趋势是超国家政治权威影响日益壮大，传统基于帝国体系或强权势力的霸权体系式微。随着主权和球权等所构成的权利体系的内涵不断丰富完善，影响不断增强，权利体系已成为当代世界公认的超国家政治权威。权利的基本价值和内在逻辑形异质同，其影响贯通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将世界各国的内政外交融为一体。权利体系在世界政治中的权威和影响力超越世界政府，更超越了任何单个国家的权力。在权利体系日益增强的制约下，二战后传统的帝国霸权体系走向没落，新老形式的强权政治都受到权利体系政治越来越多的限制。当前世界大变局更加不利于强权政治，发展中国家群体崛起使少数大国构建以自我为中心的势力范围和霸权体系面临前所未有的障碍。美国学者弗格森在《世界战争与西方的衰落》一书中写道，“随着传统帝国的瓦解，国家间冲突不断，许多亚洲国家‘在反对西方发展模式上反应非常强烈’,它们凭借自身独特的发展模式实现现代化，这导致‘西方再也无法行使它在1900年时曾经享有的权利’”。

　　上述世界政治发展趋势意味着，分析当前世界大变局，如果只关注国与国之间的权力（霸权）转移，显然是搞错了方向。当前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的基本特征是，各国主权独立平等，形成分权分立但又认同和尊重权利体系政治权威的世界秩序。主权平等、分权分立、认同权利体系反映的人类共同价值与国际社会基本规范，是世界权利政治的基础，它们共同规定了世界权力转移的边界。国与国之间的权力转移，是否在上述权利政治因素界定的范围内进行，才是分析世界大变局首先要关注的问题。如果国家间权力转移对主权平等、分权分立、权利政治权威不构成挑战，那么权力转移对国际秩序的影响总体可控，权力转移可能在大国间引发的矛盾大概率会是低烈度的。道理显而易见，世界格局中国家力量对比的变化是一个常态，没有一种力量可以永久性高居第一，联合国会员中大大小小的国家将近二百个，由于数量众多，国家间力量对比经常发生变化更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力量对比每一次变化都要引发国际冲突，世界大多数国家恐怕都将长期处在战争状态。但现实情况是，二战后，世界大多数国家多数时间都处于和平状态。这充分证明了国家间权力重新分布尤其是大国间权力转移并非必然引发冲突，前提是权力转移没有对世界秩序的权利基础构成根本冲击。反过来说，出于同样道理，如果权力在国家间的转移使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权利政治基础受到严重冲击，那么权力转移在大国间引发高烈度冲突和对抗将是大概率事件。权力转移如果使国际秩序的权利基础受到严重冲击，将直接影响大批国家的权益，从而引发众多国家卷入的利益冲突。这些冲突与权力转移在大国关系中同其他矛盾交织，将强化大国之间对抗的力度与复杂性。所以，分析世界变局中的力量对比因素，首要问题是权力转移与权利政治的关系，而不是权力在国家间如何转移。权力转移是否会导致国际秩序的权利基础发生变化，是决定权力转移是否会引发大国冲突的根本问题。

（二）权利认同均衡取代权力均衡趋势

　　权力转移是否会引发大国间冲突，取决于权力转移对国际秩序权利基础的影响，而这个问题的关键又在于大国间在权力转移过程中对彼此权利的认同状况。如果国家间的权利认同总体均衡，则权力平衡变化对相关国家间关系带来的影响有限，例如二战后美英由于在价值观和权利认同上没有根本矛盾，两国间的权力转移比较平稳。相反，苏联和英美之间由于彼此在权利认同上严重失衡，二战刚一结束双方就从盟友迅速转变为冷战敌手。

　　显然，关于权力转移对于国际关系的影响，绝不能脱离权利政治而单纯用权力政治逻辑去解释，认为守成大国仅仅因为见不得新兴大国赶超自己才遏制对方。国家如同个人，都有好胜之心，否则就不会发生竞争。但是竞争并不一定导致冲突和对抗。良性竞争不论谁输谁赢，只要竞争过程是规范公平的，双方都能接受竞争结果。只有恶性竞争才会导致对抗。但是国家间竞争为什么有的是良性的，有的是恶性的，并不是由竞争本身决定的，而是由决定竞争性质的深层原因决定的，后者从本质上说就是权利认同。如果竞争双方在权利认同上保持相对平衡，不存在根本性对立，则权力平衡的变化没有引发双方冲突的必然性，因为竞争双方都很清楚，经济、科技的发展自有其规律，竞争的结果并不以双方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进入21世纪后，中国仅用10年时间，就使自己在世界经济中的排位从第9位上升到第2位，连续超越了7位竞争对手。被超越者尽管多少都有一些心理不平衡，但大多数很快都接受了现实。这种心态不仅仅是因为中国的发展势不可当，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的发展并没有使多数被超越的国家感觉是一种重大威胁。

　　因而，权力转移的国际影响不能简单用权力均衡逻辑来解释，必须联系权利认同来分析。权利认同决定权力均衡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权利认同没有出现大的问题，则权力均衡的变化不会直接引发国家间的重大矛盾和冲突。如果权利认同严重失衡，则权力均衡的任何微小的变化都会引起竞争双方的高度关注。换言之，如权力转移引发国际冲突，其根本原因不是权力失衡，而是权利认同失衡，权力均衡变化的影响取决于权利认同的均衡状态。上述逻辑对于认识当前百年大变局权力转移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是非常有价值的分析工具。通过增进权利认同，国际行为主体可以对世界大变局中许多复杂问题，尤其是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博弈加强引导与管控。

（三）国际权利认证与保障环境由宽变紧趋势

　　国际权力转移对国际权利的认证与保障环境有直接影响。其基本逻辑是，在国际权力转移时期，国际竞争加剧，促使国家间对于竞争规则的落实和执行更加关注。也就是说，国际竞争对手间即使在相互权利认同上没有原则性分歧，在权利落实的操作环节上如果出现纷争，也会引发国际冲突与矛盾，影响国际竞争的正常运行。美西方针对中国提出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就表现出这方面的意涵，反映西方社会在权利的认证和保障环节，对新兴大国的政策趋于严苛，以避免后者利用政策漏洞打擦边球，进行所谓“不公平竞争”。

　　上述趋势意味着，权利认证与保障环节是国际权利政治越来越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环节的问题既涉及政治问题，也有许多专业性技术问题，二者常常交织，使国际权利斗争更加复杂化。从技术层面，严格权利认证本无可厚非，但如果这种做法用过了头，被用作打压特定国家的一种借口和工具，技术问题就成了政治问题。自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滥用这种工具打压中国的做法越来越明显。引导大国关系健康发展，既要在专业技术层面加强权利保障的落实，又要防止上述滥用权利政治工具的趋势干扰大国关系正常发展。

四、百年大变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影响

　　百年大变局给世界和平与发展带来的既有机遇，也有挑战。一方面，就机遇来说，发展中国家群体崛起，是人类进步事业的伟大成就，为世界可持续发展创造了更多机遇和条件，有利于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使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力量进一步壮大。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方面，新兴国家与守成国家之间没有根本利害冲突，双方并不会由于新兴国家的崛起而必然面对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另一方面，如果新兴国家群体崛起对国家间利益格局的影响没有相应的国际秩序调整相配合，新兴国家与守成国家之间发生矛盾又将是不可避免的。这种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将会危及世界和平与发展。如何使国际秩序的调整适应权力平衡的变化，是百年大变局背景下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的挑战。

　　国际秩序调整，核心问题是权利认同。在权利政治文明时代，权利的相互认同是国际秩序的基础，国际秩序的调整过程就是权利认同的再平衡过程。权利的内涵远远大于利益范畴。持不同价值观的人，对同样的利益因素，可能得出不同的价值判断，形成不同的权利认同。因此，国家间权利认同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既有利益问题，也有价值观层面的问题，不仅涉及国际问题，也关联国内问题。对于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来说，双方有许多权利认同问题需要解决，其中最复杂、相互认同失衡最严重的问题莫过于发展方式的相互认同、现代化道路的相互认同等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影响双方对相互关系的看法，以及双方对国际秩序变革的立场，直接关系双方的互动方式。

　　从历史经验看，权利认同平衡与权力转移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互动规律。如果权利认同总体平衡，则国家间权力转移造成的权力失衡导致国际动荡和冲突的可能性较低，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间对于彼此权力失衡的包容度较高、敏感度较低。而当权利认同失衡时，相关国家间对彼此权力失衡的包容性下降，敏感性上升。在权利认同严重失衡的状态下，国家间对权力平衡不利于己的变化将变得高度敏感，权利认同失衡引发权力冲突的可能性大幅上升。

　　因此，权利认同是大国关系的稳定器。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在权利认同上能够达成的共识越多，双方合作的空间就越大，从而有利于引导双方之间的竞争向良性方向发展。相反，双方在重要领域中的权利认同严重失衡，将使双方恶性竞争的概率上升。恶性竞争意味着权利冲突被转化成权力对抗的风险增大。因此，稳定大国关系，关键在于相关各方能否就有关问题达成尽可能多的共识，避免权利认同失衡持续发展。在大国博弈加剧背景下，这个问题的意义越来越突出。

　　目前，有关如何引导大国关系健康发展，国内外在认知上都比较混乱，容易在实践上造成误导。比较突出的问题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将寻求权利认同与谋求传统霸权混为一谈。目前对大国关系的讨论，流行的话题多集中于霸权（权力）稳定与霸权（权力）转移等问题上。这些都是权力政治话语体系的核心概念，反映人们的思维方式仍局限于权力政治逻辑。基于这种思维方式的讨论对于引导大国关系向积极方向发展没有多少意义。权力政治逻辑本质上讲的是大国争霸术，认定谋求霸权或维护霸权是大国政治的必然选择，也是当前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把握相互关系无法避免的宿命。按照权力政治逻辑，对于守成大国来说，新兴大国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谋求建立自己的霸权；对于新兴大国来说，守成大国所做的一切都是要维护自身霸权。双方对彼此的这种认知根深蒂固，只是在双边关系宽松时常常心照不宣，在双边关系紧张时才以公开指责的方式说出来。基于权力政治逻辑，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在互动过程中进行的一切对话，达成的任何妥协，双方在道义上所作的各种承诺，都只具有策略上的、机会主义的意义，不会对争霸造成根本改变。因为从权力政治逻辑出发，大国政治的本质就是权力。在权力政治话语体系下，大国政治必然是悲剧，而避免大国冲突只能是理想主义的空谈。

　　要走出大国政治悲剧的路径，只能跳出权力政治的悲剧性窠臼，转向权利政治逻辑。权利政治逻辑基于合法权益而不是霸权分析大国政治。基于正当权利形成的实力不是权力，而是积极的国际影响力。权利认同是权利政治逻辑的核心，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都不应把追求权利认同视为谋求霸权。双方围绕权利认同开展真诚的、有实质意义的沟通与对话，才有可能使大国关系摆脱冲突的宿命。当然，权利政治逻辑并不意味着大国之间不会发生矛盾和冲突。大国之间通过对话和沟通，有时仍然解决不了权利认同问题。这时双方如能有效管控分歧，则仍可避免冲突；如不能避免在重大权利认同问题上产生对立，则有可能导致非常严重的冲突和对抗。尽管如此，权利认同主要依靠说理与沟通，而不是施压与威慑。因而转向权利政治逻辑后，避免大国冲突的可能性将提高。认识和把握大国政治，只能在这两种逻辑之间选择一种，而不能在两者间来回摆动，否则将把寻求权利认同与谋求霸权混为一谈。

　　二是将权利冲突与权力冲突混为一谈。如果对管控两种不同性质冲突的方式方法不加鉴别，就不能对大国关系中的问题对症下药。这种错误是将权利认同失衡混同于权力失衡的必然结果。权利冲突具有多方面不同于权力冲突的特征，前者比后者更加复杂。权力冲突围绕主导权展开，权利冲突的起因则可能是利益纷争，也可能是价值观差异、意识形态对立或宗教冲突。争夺主导权的权力冲突主要以国家为主体，而权利冲突涉及的主体往往不限于国家，包括国家主体和非国家主体，如跨国宗教团体、意识形态联盟或价值共同体。国家主导权之争涉及的主要是对外政策，而权利冲突则通常会广泛牵涉国内政治因素。此外，权利冲突与权力冲突可以互相转化。权利冲突尖锐之时，就会表现为权力冲突，而且这种权力冲突的烈度有可能非常高，因为双方都认为自己是在为捍卫自己的基本权利而战，双方很难找到妥协的余地。而单纯的主导权之争，遵循的主要是权力均衡原则，当权力处在平衡状态时，双方都愿意降低冲突烈度。忽略权利冲突与权力冲突的这些精微之处，将二者混为一谈，不利于辨析当前大国关系所处状态，甚至可能对管控大国博弈产生误导。目前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间的矛盾，主要是权利认同失衡所致，而非主导权失衡所致。

　　三是误把国际关系中的求同与存异对立起来看待。联合国体系作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升级版，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在世界政治体系上实现了统一与分权的结合，既有权利体系代表的世界政治权威，又有各国主权独立平等。这样的统一体为权利认同的求同存异创造了条件。对权利体系基本价值的认同，不仅使权利认同成为可能，也是存异的共同前提。基于威斯特伐利亚国际关系体系的世界秩序有一大特点和长处，即各国主权独立平等，自由选择各自的价值规范和方式去比较、竞争。这种世界秩序通过各国的自主试错、创新、学习、模仿以及人口、资源、知识技术的国际交流，来实现人类文明的总体最优化。但是世界秩序保持这种优点有一个前提，即认同权利体系所体现的人类共同价值。没有这个基本前提，世界秩序的上述优点将不复存在。因而，国家间在权利认同问题上的求同与存异是相辅相成的，在基本价值上的求同，是在具体问题上存异的前提，求同方能存异。如果失去求同的前提，存异将导致相互争议、隔绝或冲突。所以，各国自主选择各自的方式参与国际竞争不是无原则的，而是建立在接受人类共同价值的基础上。如果忽略求同与存异的这种有机联系，将二者对立起来看待，或无视人类共同价值，无原则地强调各国的独立自主，或凭借权力，将不同质不匹配的价值规范和世界观强加于人，都是对国际关系的误导。

END

二编辑：闫甜甜‍‍

责编：杨洋

审核：韩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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