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大【东亚评论】“新”新区域主义逆流：危害、前景及应对

文摘 2024-12-12 10:22 山东

文章来源：《东亚评论》总字第40辑

《东亚评论》

《东亚评论》（原《黄海学术论坛》）创建于2003年，由山东大学主办，现由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承办，为半年刊。本刊面向国际问题研究，以东亚研究为重点，突出东北亚研究。现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山东大学讲席教授张蕴岭担任主编，聘请国内知名学者专家为编委。

作者介绍

王震宇，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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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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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美国政府抛出“新华盛顿共识”，带头开展排他性区域安排，从而将新区域主义带进一个“新”阶段，可将此阶段称为“新”新区域主义。在此阶段，区域主义围绕中美博弈展开，地缘政治经济发生了根本变化，安全竞争超越了区域经济合作，保护主义、国家干预主义、“泛安全化”、区域安排集团化对追求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区域主义形成“逆淘汰”。“新”新区域主义是在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中美战略博弈加剧和第四次产业革命来临的背景下产生的，是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之争、国际秩序之争、价值链位置之争、供应链的韧性与效率之争等结构性矛盾在区域性经贸合作安排上的表现。这种矛盾运动注定需要经历较长时间，“新”新区域主义有可能持续至21世纪中叶，目前是其初始阶段。对待“新”新区域主义的发展势头不能掉以轻心，特别要注意避免“温水煮青蛙”陷阱，中国及全球南方和“中间地带”国家要大力维护区域主义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的主渠道地位，警惕和抵制“新”新区域主义逆流。

关键词：“新”新区域主义；“新华盛顿共识”；新区域主义；“印太战略”；泛安全化

近年来，中美战略博弈、新冠疫情、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气候变化等深刻塑造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全球化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始自20世纪80年代的新区域主义仍在世界范围内持续发展，但一些新动向显示新区域主义已进入一个新阶段，姑且称为“新”新区域主义。本文拟尝试概括“新”新区域主义的特征并对其定性，预估其影响，管窥其动力机制，展望其发展前景，并提出初步应对之道。

一、有关区域主义的一些概念和学术分野

首先，国内学界将regionalism通常翻译为“地区主义”或“区域主义”。中外学者均认识到，region有两个含义，一是超越国界的地理或地缘划分，“介于世界和国家之间的中位结构”，二是一国之内的相连的地理范围。对此，国外学者用“macro-region”和“micro-region”来区分， :731-753.)如果翻译成汉语，则前者可译为“区域”，后者可译为“地区”，盖以“域”言其广，以“地”指其小。

同样地，regionalism既有超国界的regionalism，也有一国之内的地区发展规划的regionalism，我们可以相应地用区域主义和地区主义将两者区分开。

关于区域主义的研究成果浩如烟海，但对区域主义并未形成统一的定义。对区域主义和新区域主义的研究可简单划分为两大学派，一个是欧洲学派，另一个是亚太学派。欧洲学派多从国际关系角度看待区域主义，倾向于将区域主义概念化和理论化，生发出区域性（regionness）、区域化（regionalization）等概念，对区域主义和新区域主义的定义倾向于抽象化、概念化和理论化。

譬如，海特纳和索德鲍姆等即将新区域主义作为一种理论。他们所说的新区域主义，实际上是“新区域主义理论”（new regional theory）或者是“新区域主义路线”（new regionalism approach）。他们倾向于将new regionalism用作单数，而不用复数形式，在他们眼里，复数形式的new regionalisms是各种“区域化”的进程，即导致某一跨国家地理空间内形成一种合作、一体化、互补与融合的模式的经验进程，而区域主义则是世界秩序的一种，是区域主义者的理念（ideology）。

而亚太对区域主义和新区域主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经济区域主义，从有关研究文献看，区域主义是各种双边、区域、诸边自由贸易安排或经济伙伴关系的别称，太平洋东西两岸冠之以“新区域主义”的相关文献，往往谈的是自由贸易区。譬如，有人将亚太新区域主义定义为：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后，持续至今大量出现的双边和区域贸易与经济合作协议。我们将这种主要探讨区域经贸合作安排的研究称为狭义区域主义研究。

这类学者往往倾向于从经济学特别是国际贸易角度研究新区域主义。当然，亚太区域出现的综合性区域安排（如东盟和太平洋岛国论坛）和区域性安全安排（如东盟地区论和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等）也得到多角度广泛研究。也有不少学者借鉴欧洲学派的视角和理论范式研究各类亚太区域合作安排。

尽管各类区域主义研究者对新旧区域主义的定义不一，但是他们对新旧区域主义发生的时间段是认同的,即20世纪50—70年代是区域主义的兴起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为新区域主义阶段。关于区域主义，不同学术流派的学术视角和学术范式可能不尽相同，但其研究对象则大体一致。海特纳等曾以新、旧区域之间存在较大连续性，并从其区域主义理论构建的角度倡导消弭新、旧区域主义的分野，但鉴于新区域主义的术语至今依旧流行，更由于新、旧区域主义在历史背景和指导理念方面存在本质区别，我们将继续沿用新、旧区域主义的划分。同时，为避免引起误会，本文主要以狭义区域主义为研究对象，从政治经济学视角观察其总体发展趋势，这不排除考察不同阶段区域主义所处的时代背景、主要参与者，以及当时占主流的经济思想，因为狭义区域主义的发展离不开这些元素。

值得一提的是，曾有人将欧盟的发展界定为“新—新区域主义”（Neo-New Regionalism），有关学者认为欧盟的发展代表了第三波区域主义（即区域成为类似于国家的单位，成为塑造全球治理的行动者）的到来。显然，作者在世界金融危机之前立论时，看不到金融危机以及英国脱欧的前景，欧洲中心主义和乐观主义情绪以及为欧盟谋求安理会常任理事的诉求跃然纸上。

鉴于前人的做法，本文将狭义的区域主义的新发展阶段命名为“新”新区域主义（“New”New Regionalism）。

二、对区域主义发展的简要回顾

第一阶段的区域主义发生和发展于冷战期间，随着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对抗而形成明显的分野，出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两大政治军事同盟，经济合作总体处于从属地位。欧洲内部一体化进程在此背景下发展起来，经历了从欧洲煤钢共同体（1952年）、欧洲经济共同体（1958年）与欧洲原子能共同体（1958年）到欧洲共同体（1967年）的嬗变。在太平洋地区及其他地区，美国通过条约形式，建立其轴辐结构的军事安全同盟。亚太地区相继出现东盟、太平洋盆地经济理事会等区域组织。经济全球化处于低潮期，世界被分割为两大几乎相互隔绝的“平行市场”。

进入20世纪70年代，随着美苏关系、中美关系出现缓和，两大阵营之间的互动逐步增多，贸易壁垒逐步打开。1989年柏林墙倒塌，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形成所谓的“历史的终结”，国际格局进入一超多强抑或多极化时代，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贸易投资自由化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诉求，世界贸易组织最终取代了关贸总协定，在“贸易促和平”的臆想中，经济全球化成为时代的主题词。新区域主义在此背景下产生和发展。

20世纪80年代中期《单一欧洲法令》制定，引发欧洲和亚太两大区域之间经济一体化竞赛，1989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成立，1993年欧盟(EU)成立，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生效，区域贸易协定和经济合作不断发展，这一连串事件触发了此后30年的新区域主义潮流。20世纪末21世纪初，美国从多边主义贸易政策走向竞争性自由化政策（competitive liberalization），所谓“走路不耽误咀嚼口香糖”，投身双边和地区自由贸易安排，引发各方效仿。之后，东亚金融危机激发了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特别是中日韩三个东北亚国家实现零的突破，各自建立起自己的双边自由贸易安排网络，东盟成为各方争取的对象。截至2023年底，包括东盟在内的东亚地区各经济体参与了103个自由贸易区，仅次于欧盟的162个。区域主义再度盛行，形成了新区域主义。

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有其强大的整合逻辑，有关方面终于超越了“10+3”“10+6”的分歧，最终形成了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为载体的、以东盟为中心的合作平台，朝改善东亚自贸区“意大利面条碗”效应迈出重要一步。与此同时，亚太区域也开始了自贸区整合进程，经历了《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SEP/P4）到《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演化。亚太自贸区（FTAAP）概念在自贸区整合进程的初期即浮出水面，亚太经合组织虽不是谈判场所，但对亚太自贸区进行了长期的关照和规划，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列为通向亚太自贸区的路径。亚太在经济一体化和碎片化的矛盾中前行。

2008—2009年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令收入不平等问题凸显，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发达国家和全球南方矛盾更加突出，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几无进展。美国自贸区热情开始减退。

随着中国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超越美国的前景日渐临近，美国对中国的忌惮和猜疑日益加深，美国开始调整其亚太政策，奥巴马政府祭出“转向亚洲”“亚太再平衡”战略，参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

如果说旧区域主义发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区域主义肇始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那么，美国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过去八年所采取的区域战略和贸易政策将区域主义带入了第三阶段。

特朗普奉行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上台第一天就兑现选举承诺，宣布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退群。特朗普政府还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祭出“自由与开放的印太战略”，并从2018年3月开始发起中美贸易战，对进口钢铝产品分别征收25%和10%的全球性关税。

拜登政府将更多的时间花在限制商业上而不是用在拆除壁垒上，无意减少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特别是变本加厉限制中美贸易，总体沿用“印太战略”并绵密推进相关步骤，最终于2022年同13个国家构建“印太经济框架”（IPEF），围绕贸易（市场准入除外）、供应链、清洁能源、反腐败四个支柱开展密集谈判。到2023年底，有关国家已签署“印太经济框架”供应链协议，就“印太经济框架”总体协议、清洁经济协议和公平经济协议完成实质性谈判。“印太经济框架”主要集中于社会目标，而无意于贸易投资自由化。

2023年4月，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发表关于“新华盛顿共识”的演讲，说明美国正式抛弃“华盛顿共识”，告别新自由主义、市场全能论，祭出国家干预主义，通过自身努力并与盟伴一起，应对所谓的工业基础被掏空、由地缘政治和安全竞争所定义的新环境、气候危机的加剧、公正和高效能源转型、不平等及其对民主的损害等挑战。具体措施包括通过针对性公共投资实现现代工业战略，确保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性，超越传统的贸易协定，转向构建“创新性”新国际经济伙伴关系：创建多元化和有弹性的供应链，动员公共和私人投资，实现公正的清洁能源转型和可持续经济增长，创造好工作，确保数字基础设施的信任、安全和开放，停止在公司税收方面逐底竞争，加强对劳工和环境的保护，打击腐败，将贸易与气候问题联系起来等。

应该说，“新华盛顿共识”是美国精英阶层的共识，其影响可能具有长期性和系统性。沙利文认为，21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工程要有别于20世纪90年代。这无疑表明其对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新区域主义持否定态度，而将代之以“新华盛顿共识”。“新华盛顿共识”是指导美国行动的纲领性文件，为美国打造以《美墨加协定》为核心，由“印太经济框架”、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 (TTC)、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APEP）、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 (IMEC)、全球基础设施与投资伙伴关系 (PGII)构成的网络提供了理论依据和行动纲领。鉴于美国的全球性影响和其对轴辐式安排的路径依赖，其将大幅拉偏区域主义的发展方向，因此，可以将“新华盛顿共识”的出台视为“新”新区域主义的起点。

美国的区域主义战略已掉头，其影响超出亚太，外溢到全球范围。欧盟、英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等国家和地区主动与美国站队，呼应美国引领的区域主义，或为美摇旗呐喊，或与美暗通款曲，明显加大相互协调力度。

在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背景下，为维护其自区域合作的中心地位，东盟出台《东盟印太展望》，而不少东盟成员，从自身利益出发，被迫采取对冲策略，既参与共建“一带一路”，也参与美国领导的“印太经济框架”和“全球基础设施投资”，试图两边取利。东盟在美西方攻势面前几乎无能为力，以东盟为中心开展东亚区域合作，辐射两翼的区域合作架构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新的均衡何时形成尚未可知。

近年来，全球经贸合作形势也出现了新变化。如图1所示，2021年，报备世界贸易组织的自由贸易协定数量达到历史最高值，累计生效自贸安排数量360个，当年新增货物贸易自贸安排43个，新增服务贸易自贸安排24个，但从2022年起，新增自贸安排开始大幅下降，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安排分别为12个和6个，回落到20世纪90年代初的水平。自贸区数量增长势头似乎出现了拐点。

从另一个角度看，各国经济干预数量近年来大幅攀升，其中有害干预长期超出自由化干预。如图2，自2021年以来，二者差距进一步拉大，2021年有害干预达401项、自由化干预106项，分别比2020年增加140%和67%；2023年两类干预各达625项和173项，分别比2020年增加274%和175%。

上述两种发展趋势表明，自贸区的发展可能会进入一个相对缓慢的时期，而保护主义措施的数量已经大幅上升，贸易自由化措施虽有增加，但远低于保护主义措施增幅，且差距越拉越大。鉴于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需要历经数年才能完成，特别是大型自由贸易区，如《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更加耗费时日，因此，自贸区的重大利好将较少出现，而干预措施的保护主义效应更容易被感知。此外，由于时滞因素、大型自贸区整合以及美国干预等因素，以后自贸区的数量增速有可能趋缓。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出现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势头正在遭遇逆风，新区域主义的动能正在被保护主义抵消。“新”新区域主义的大幕正在拉开。

三、“新”新区域主义的区别性特征

“新”新区域主义的出现体现了深刻的结构性矛盾，既是全球化遭遇逆风在区域层面上的体现，又是发达国家与全球南方结构性矛盾发展到新阶段的表现，特别是中美战略博弈为“新”新区域主义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此外，第四次产业革命所包含的新元素以及所引发的竞争正在深刻塑造“新”新区域主义。“新”新区域主义的“新”体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主角变了。第一阶段的世界格局是美苏争霸，西欧和日本在欧洲和亚洲担任配角，经济区域主义首先在欧洲出现，继而在其他地区零星出现。第二阶段的世界格局是一超多强，区域主义遍地开花。在当前的第三阶段，中国作为崛起大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区域主义发展开始紧紧围绕中美博弈展开。美国已从惧怕“从太平洋中间划线”的前景转变为用“印太战略”等打造“小院高墙”来围堵、孤立中国。美西方刻意将中国刻画为“他者”，祭出价值观和安全两大“法宝”，异化中国形象，贩卖“中国威胁论”“中国经济崩溃论”“中国经济到顶论”，打造志同道合阵线，威逼利诱盟伴远中国、亲美国，设计排他性集团，刻意将中国排除在外，破坏中国参与的区域合作进程，对冲、阻遏“一带一路”。在操作上，一边极力贬低中国方案、中国行动，另一边又拙劣模仿中国方案、中国行动，试图在基础设施方面与中国争夺阵地。

第二，美西方经济合作的主导思想变了。美欧长期奉行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受到其精英阶层的质疑，认为英国脱欧，美国民粹主义盛行，即是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幻灭的表现，自由主义秩序已宣告失败。

相应地，“对华接触失败论”蔓延，特朗普政府的国务卿蓬佩奥声称，美国一直在追求的接触并没有给中国内部带来尼克松总统所希望的那种变化，盲目接触中国的旧范式已经失败。拜登政府的前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也说，对华接触战略已走到尽头。对华开展战略竞争已然成为美国的两党共识。

第三，区域主义的重点变了。在美国主导下，地缘政治经济发生了根本变化，安全竞争超越了区域经济合作，成为美经营重点。美国在欧洲地区，继续推动北约东扩，最终导致俄乌冲突的爆发。美国背离亚太，兜售“印太战略”，联合传统盟友搞“印太北约化”和“北约印太化”，试图对中国进行规锁。台湾海峡、南海、中印边境地区等成为区域安全热点，美国特别在台湾问题上日益触碰中国底线，在南海搞美式“航行自由”，区域紧张迟滞了东北亚区域合作。

自由贸易让位于公平贸易（fair trade）。受美国国内政治影响，美国政府对自由贸易区的追求出现了根本性变化，由积极经营转变为意兴阑珊。在亚太方向，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在欧洲方向，《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也已停滞多年。同时，美国继续大肆将所谓“进步主义”价值观塞入贸易投资规则。在新的经济伙伴关系框架中大量纳入包容性、绿色等价值观，热衷于工人权利、人权、最低税收、政府廉政和透明度、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等议题。欧盟积极迎合，特别在气候变化方面做文章，以避免“碳泄漏”名义，通过《碳边境调节机制法案》，准备开征碳关税。

疫情和地缘竞争从根本上改变了供应链诉求，供应链成本效益让位于稳定、韧性和安全性。产业的准时制（Just-in-time）模式被以防万一（Just-in-case）焦虑所代替。制造业迁回本土、近岸外包、友岸外包成为新的“政治正确”，正在对新区域主义时期塑造的价值链、供应链、产业链产生撕裂效应。

“泛安全化病毒”感染区域经济安排和全球贸易。安全再次凌驾于经济之上，经济须为安全让路，区域经济合作成为区域安全合作的配角。“泛安全化”与民粹主义、麦卡锡主义相伴而生，在有关国家成为政治正确，导致正常的贸易投资被严重阻挠或破坏，正常的经济伙伴关系被异化，乃至被搁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指出，2023年发达国家采取的贸易扭曲性措施达1 800项，世界占比为70.9%，延续了2009年以来的走势，其中针对军民两用产品的措施占25.7%，高技术产品占20.6%，低碳技术产品措施占15.3%，钢铝产品占10.1%，关键矿产品占3.0%。从有关政策的官方声明动机看，37.0%的措施出于战略竞争动机，气候变化动机占28.1%，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动机占19.7%，供应链韧性动机占15.2%。

第四次产业革命深刻影响区域主义。创新被各国视为经济发展、解决经济社会难题的金钥匙，产业的数字化和数字经济受到普遍重视。但全球数字治理公共产品不足乃至缺位，各国谋求通过区域和诸边数字治理安排，争夺数字规则制定的话语权。同时，在地缘战略竞争背景下，关键矿产品、关键资源的稳定供应成为竞争焦点，围绕芯片等高科技产品的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愈演愈烈。

第四，贸易投资自由化被保护主义、国家干预主义所取代，开放的区域主义被封闭性安排所取代。总的来看，在“新华盛顿共识”被塑造为一种新的政治正确的背景下，美国采取保护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措施已经到了不加掩饰的地步，有关方面正在以泛安全化、缓解气候变化影响、劳工政策、供应链韧性等借口侵蚀和破坏贸易投资自由化的成果。

区域安排的集团化、武器化和泛安全化给开放的区域主义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1993年美国主办首届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提出开放的区域主义，但2023年美国再度主办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之际却绝口不提开放的区域主义。美国领导的“印太战略”及“印太经济框架”明确将中国排除在外。为达到此目的，“印太经济框架”主要通过委员会机制安排加强横向协调，“巴黎统筹委员会”的幽灵再现。在国家干预主义的驱动下，美国不仅对内干预本国企业的市场行为，还对盟伴采取赤裸裸的干预措施，促其“脱钩断链”，其对全球范围内的区域一体化进程将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

“新”新区域主义是对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调整乃至“倒退”，是美国及相关国家为维护其既得利益，或者为了维护所谓“规则的秩序”而做出的“孤注一掷”行动，特别是美国为维护其霸权或主导地位逆潮流而动，是典型的“自私霸权”行径。

美国主导的有关安排大谈包容性，纳入人权、环境、气候价值观关照，这充其量是对逆全球化思潮的折中，迎合的是美国国内选民的需求，表面上有一定进步性，但本质上是回避国内矛盾，将国内矛盾外部化，向外部特别是全球南方，有时甚至是盟伴，转嫁内部调整成本。这是一种“竞劣”进程，美国本国国内问题非但不会因此得到解决，反而对互利共赢的区域合作机制造成逆淘汰。

此外，带有浓厚冷战色彩的“新”新区域主义披上了多层“进步主义”价值观外衣，具有较强欺骗性。

四、“新”新区域主义的负面影响和发展前景展望

“新”新区域主义已经产生了明显影响并将产生更为深远的潜在负面影响，而亚太区域一体化进程受害最深。具体表现如下。

从亚太看，亚太自贸区进程受到严重冲击。《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被视为通向亚太自贸区的两条路径，美国不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成员，又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退群，而且美国两党对立的政治形势和逆全球化思潮决定了其短期内难以重新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一个没有美国的亚太自贸区在效应和意义上将大打折扣，正如《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不可同日而语一样。

从东北亚看，随着日韩进一步投入美国怀抱，唯美国马首是瞻，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再度被推迟，美国似乎握住了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钟摆。有关国家间的政治互信氛围亟待修复，中日韩自贸区进程前景仍然渺茫。

从东北亚到东南亚再到大洋洲，均有国家主动跳进或被动陷入“泛安全化”陷阱而一时不能自拔。也有不少国家采取骑墙战术，企图两头取利，两不得罪，高喊不选边站队。要么对美听之任之，要么积极拥抱“印太经济框架”等美方倡议，表面上得到了一些产业转移的好处，实则与美形成同谋关系，共同挖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墙脚。就“印太经济框架”而言，不少东盟国家加入其中，实则进入美国擅长的轴辐结构，这与“东盟中心”相去甚远。

特别是印度将“新”新区域主义视为战略机遇期，加大对美迎合力度，同时坚持按自己的步调参与区域合作，试图左右逢源，特别企图成为新一轮产业转移的最大受益者。这种机会主义加大了区域张力，对区域经济一体化造成“反噬”。

“新”新区域主义的发展取决于如下几对矛盾的互动关系。

一是秩序之争，“新”新区域主义的最底层逻辑是秩序之争，是秩序之争在区域层面上的表现。美西方突出“基于规则的秩序”，在区域主义中掺杂价值观，根本目的是维护其既得利益。笔者听美国亚洲问题专家葛来仪在一次讲座中谈到，价值观相同的国家为什么要维护基于规则的秩序，就是因为它是“我们”的利益之所系。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当今美国从安全视角推动“新”新区域主义，为什么美国的价值观“狗哨”一吹，其“志同道合”国家旋即归队。

二是逆全球化和“再”全球化的角力。近年来，逆全球化思潮在发达国家中甚嚣尘上，收入不平等乃至两极分化客观上造成全球化势头减弱，发达国家借机自称在全球化过程中利益受损，陷入自由贸易的“萨缪尔森陷阱”，试图为转嫁矛盾、实施贸易投资保护主义、破坏多边进程制造口实。但就亚太而言，多数经济体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和拥护者，是多边贸易体系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积极支持者。尽管不少亚太国家选择搭上“印太经济框架”的大篷车，但对美国逆全球化、反多边主义做法并不买账，多数国家加入“印太经济框架”的目的是寻求稳定的和扩大的美国市场准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绝大多数成员经济体期待美国重返《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三是价值链位置之争。当前随着科技创新进入新阶段，世界更加扁平化，发达国家保住价值链高端的边际成本越来越大，全球南方的后发优势日益明显，实现弯道超车的事例越来越多。发达国家和全球南方矛盾日益突出，围绕规则制定权的竞争十分激烈，发达国家合谋将全球南方规锁在价值链中低端的努力不会停歇，甚至不惜以莫须有的安全借口对全球南方进行打压。

四是“韧性”和效率之争。过去，在“贸易促进安全”的话语体系下，各国所关注的是如何提高互联互通，打通堵点，提高效率等问题。如今在泛安全化盛行的当下，各国开始强调提升供应链韧性，友岸外包、近岸外包，关键产品的稳定供应才被提上日程。本质上，泛安全化增加了经营的成本，国际上已经出现对泛安全化危害的反思，对军工复合体贩卖威胁论产生反感。

上述矛盾运动的合力将决定“新”新区域主义的相关矢量。尽管美国主导的“新”新区域主义很大程度上拉偏了区域主义发展方向，但新区域主义的惯性同样强大，推动区域主义发展回归正途的力量仍在，新区域主义和“新”新区域主义将注定进入一个复杂的博弈过程。

其中，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之争将更加激烈，各方将围绕各自价值观打造全球和区域叙事，为相应区域主义安排获取民意支持和国际道义支持。价值链位置之争更趋激烈，守成大国对崛起大国、发达国家对全球南方“领头羊”国家的打压范围只会更大，程度只会更深，直到被打压者确立在价值链上的领先地位。

经济合作的社会成本问题必然得到重视，包容性增长和绿色环保等议题必须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共同加以解决，缺一不可。“新”新区域主义鼓吹包容和绿色有为实行保护主义作掩护的企图。其有关做法如增加关税、征收碳税等有可能导致适得其反的效果。

从全球化和供应链角度看，资本的逐利逻辑和效率逻辑将最终胜出，“新”新区域主义中的围堵、规锁、排他成分将难以奏效，因为企业作为市场主体难以接受，从全球化受益、深度嵌入供应链的国家难以接受，推行“新”新区域主义的国家最终将作茧自缚。

尽管“新”新区域主义不合时宜，但鉴于霸权的衰落将是一个长期过程，“新”新区域主义有可能要持续较长时间。沙利文承认，战后国际秩序的建立非一日之功，新战略同样需要时间。如果说美西方用了将近20年的时间来运筹“印太战略”，从其政策惯性看，其实施也将需要较长时间。从守成大国和崛起大国的互动看，“新”新区域主义的转向，需要双方达成新的均衡，由于双方实力消长是个长期过程，不排除其持续到21世纪中叶的可能。

五、正向塑造“新”新区域主义

尽管“新”新区域主义带偏了区域主义发展方向，但新区域主义发展仍具有强大惯性，主要体现在全球南方国家总体依然坚持全球化道路，积极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既有区域安排依然发挥作用，大型自贸区的整合红利正在释放。“中间地带”国家奉行骑墙战略，在不愿选边站队的同时希望从两边获利。企业仍是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受益者和支持者。这些行为体应成为“新”新区域主义的正向塑造者。

应该看到，当今世界利益多元化的趋势难以阻挡，全球南方群体崛起潮流难以抗拒，其重塑国际秩序的集体诉求难以抑制，守成大国、传统强国难以垄断全球治理的发言权，全球治理赤字只有通过全球参与来弥补，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大势难以逆转。

经济合作的基本原理没有改变，我们仍处于相互依赖的世界之中，经济互补性为经济合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零和思维难敌互利共赢。

因此，从长远角度看，“新”新区域主义将难成气候。但要充分认识到与“新”新区域主义博弈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新”新区域主义尚处于初始阶段，还有纠偏的可能。有关各方对待“新”新区域主义的发展势头不能掉以轻心，特别要注意避免“温水煮青蛙”陷阱，避免“新”新区域主义成势后破坏各方辛苦经营的新区域主义成果。

END

二编辑：闫甜甜‍‍

责编：杨洋

二审核：杨延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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