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高考对很多家庭来说，都是多年紧绷着的努力，验收成果的时刻。
高考对于很多孩子的“前半生”来说，都是一只“看不见”的手。
仿佛她们从生下来之后，度过的每一帧光阴，都是在为“高考”而努力。
在这样的一个系统里，有的孩子很幸运，刚好爱读书会读书。
但有的孩子，则可能没那么幸运，兴趣和特长在别处。
如果你是后者，高考考分平平。
但你有一个表姐，在大学当教授，知道如何利用招生政策，帮你通过填志愿达到高考多考100分的效果。
你的人生会是怎样呢？
黄晓丹在她的书《谁能看见前面有梦可想》里，就分享了这么一个故事。
故事的名字叫《如果多考了100分》。
今天借花献佛，讲给大家听。
“对于一个崇尚学历的家庭来说，有个读博士的表姐，是所有弟弟妹妹的噩梦，
但在两个时候除外。一是高考填志愿的时候，二是过年逼婚时。"
在不用写论文的日子里，黄晓丹说，她喜欢瞎刷刷网页。
无意之间，她发现自己有一个特异功能，就是“填高考志愿”。
曾经有一次，她一个高考只考了200多分的表弟来找她帮忙。
她在网上找到一条模糊不清的教育新闻。
她打电话过去省招办问询，居然发现当年在几所大专有一个新的试点项目：
可以用高职的分数入学，但是最后两年可以转去对口的大学学习。
在她的指点之下，表弟顺利入学那个相当于“320分”的大学。
里外里，靠她给找的信息差，表弟相当于多考了100多分。
这个表弟是最”幸运“的，这些年她还帮过不少其它的亲朋好友家的孩子，平均下来，被她帮过的孩子都相当于多考了30分。
对于很多普通家庭来说，这简直是想都不敢想的红利。
那这些孩子后来的人生怎么样了呢？
黄晓丹写道：
从我给第一个表弟填志愿开始，已经过了十年。
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实现最初寄予在他们身上的命运提升。
几乎所有人都没有从事与学历和专业相匹配的工作，
而那个我以为帮助他多考了120分的表弟，甚至没能拿到毕业证书。
度过了升学之初的亢奋阶段，他们很快落入与自己的真实考分相似甚至更低的水平——
无论是事实成绩、人生规划、精神状态、甚至是健康水平。
肄业后，表弟在家里窝了半年，
再次出门时，已经成了一个白白胖胖的中年人。
这时我才怀疑，这些被认为地送进了更好大学的孩子，
付出的代价可能是失去他们自己真实的人生。
也许时在扮演“更好的学生”时，他们心中充满了身为赝品的感觉，
从而令生命力受到到了压抑。
而那个被多加了120分的小孩，
也许恰恰是因为同时负担了120分的热望，
才最终无路可走，只能把自己憋成一事无成的样子。
以前我以为，如果高考这个评价制度不够合理，那么绕过它，把小朋友放在一个全新的起点上，
挣脱了障碍的他们自然会奋力奔跑。
但现在我知道，如果障碍已经在那儿了，跌倒已经发生了，所有试图掩盖事实的举动，
都只会使情况变得更糟。
因为那已经借外界之力收拾掉的残局，将不再留有机会让当事人自己来翻盘。
因高考而导致的愤怒、无力、自我怀疑也不再有机会被处理。
他们的人生被卡在了那个时刻。
每次到高考填志愿这种人生抉择时，很多人都会拿“信息差”出来说事儿。
许多普通家长也会在填报志愿的时候都希望能通过挖掘信息差帮孩子多争取些优势。
也的确，不少人因为信息差的匮乏，而走了弯路；另一些人则因为信息差的红利，开启了不一样的人生。
而黄晓丹分享的故事却让我看到信息差“红利”的另一个面向：对一些人来说，借来的“信息差的红利”有可能是一生的诅咒呢？
怎么会这样呢？
想了很久，我想到一个解释。
这大概取决于信息差是否是由当事人自觉自愿去获取的有关把。
如果信息差是通过当事人自己的努力主动获得的，那么它对这个人的成长便是正面的加持。
而如果它是来自父母或者其它外在的力量，加诸在当事人身上用以掩饰ta的失败，或把它人为地托举到与其能力不匹配的高度去时，
当事人就会因为自主权和掌控感就会被剥夺，而使其本来的生命力被压抑。
文末，黄晓丹说，
后来我停止了指导填志愿的业务。
很多次，当我看到小朋友遭受种种失败，快要忍不住扑上去帮忙的时候，心里却在说：
你觉得他们自己肯定搞不定吗？ 就在这一迟疑之间，他们纷纷爬起来，拍下身上的尘土，向自己的命运跑去。
被允许去向着自己的命运奔跑，也许是每一个生命所能得到的最大的善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