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回顾丨颜怡颜悦 × 邵艺辉: 人和人应该一起哭或一起笑

文化   2024-11-30 07:11   广东  


原编者按


“我们那时候都那么年轻,如果不直接回击,很快就什么力气也没有了。”


“人和人不应该说废话,而是应该一起哭或者一起笑。”


脱口秀演员、青年作者颜怡、颜悦的首部短篇小说集《正常故事》如同一记重击,直击我们生活中的暗流。房间里野心勃勃的粉色女人、贫穷中依然幽默快活的搞笑女人们、被放入女性境遇中的漂亮男偶像……她们用自己的语言,讲述着九个颠覆常规的“正常故事”。这些故事穿越魔幻与现实,带着尖锐的自我宣言,与世界激烈对话。


11月22日下午,《正常故事》首次新书分享会在北京postpost·三里屯店拉开帷幕,颜怡、颜悦携手导演邵艺辉,与读者们一同畅谈本书。


从传统的男性叙事框架、女性关系到容貌焦虑和身材焦虑,女性共通的人生经历、生命的多面体验,在此交汇碰撞,引发灵魂共振。她们鼓励女性积极创作发声,“进行微小但有意义的日常抵抗。”



⚠️《好东西》剧透预警

1


家国叙事小技巧

白男文豪都说好‍


颜怡:颜悦现在是一块肉的状态,大家知道醒肉的过程是什么样吗?

邵艺辉:用锤子敲打。


颜怡:对,这与遭受骚扰的过程是一样的呢!

邵艺辉:给肉按摩,增添风味。按摩完再捶打,然后吃掉。

颜悦:《好东西》中两个女主角的生活都是自由但比较贫穷的。铁梅带着孩子,租住在破旧的老洋房里;小叶是乐队主唱。我自己的作品里也提到霉菌小屋、“消化道”一样的走廊,这些上海标配。

颜怡:我们三个人的作品大多反映了上海的生活,在我们印象中,上海是一个开放包容的都市。住在老公房里的贫穷生活,也是许多人的共同记忆。

邵艺辉:其实,我们都来自小地方的省会城市,既不特别穷,也不富裕。我的电影和你们的小说描绘的并不是最底层、最贫穷的女性,而是城市里的普通人。

颜悦:为什么我们总是被要求描绘所谓的“底层”?仿佛我们必须为自己的私人经验感到羞耻,仿佛我们自己的经历不值得讲述。

但事实上,很多不涉及底层的作品依然能收获好评,尤其是那些男作家,他们书写的其实并不是底层生活,但他们有一种技巧,在描写一些轻浮轻佻的东西时,特意加点宏大叙事。比如他写一段“校花追我”,然后加一段“一战”,接着“校花为我自杀”,再来“二战”。

颜怡:《好东西》里有一个非常尴尬的场景我特别喜欢。小叶去医生家和他上床的时候,由于医生住的小区比较高档,门卫坚持要她登记姓名。邵艺辉非常厉害,她捕捉到的生活不是底层生活,而底层生活的贫穷往往很容易被拿来搞笑,因为嘲笑贫穷并不难。

对于这种略带小资的生活,要抓住讽刺点很有挑战性,这个场景的尴尬源于小叶自身的尴尬——“不太干净的关系”被门卫大叔记录在案。


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小叶的思想比较传统或者她更向往一种纯爱关系。她不像铁梅更放得开,小叶会在意自己的性关系被登记在案,这个细节特别精准地捕捉了她的内心。

颜悦:你拍摄的场景,如果是写作的话,这么细腻的捕捉其实很难做到。正如我们所说的“文学时刻”。

邵艺辉:你们写的这一段也很好,虽然它不太能变成一个情节。

“卧室小得像个电梯。为了增加空间感,我去商店扛了些大镜子回来。在四面墙上都贴上镜子后,卧室看起来更像电梯了。
认真反思了这种相似性以后,我意识到了其中的必然性——小的空间不仅都小,还都想显大,不管怎么折腾,我的卧室不会变大,只会变成一个神形兼备的电梯。”


因为小说可以单纯描绘一个场景,它作为氛围或环境的载体,不需要特别融入叙事。而由于电影时间有限,我会更注重让场景、台词和叙事紧密结合。

颜悦:《好东西》里有一个情节我觉得是标准的“文学时刻”。小叶让王茉莉(铁梅的女儿)猜声音的采样源,她以为那些声音来自大自然或一些宏大事件,实际上这是铁梅做家务时发出的声音。我们当时很多人一起看这场戏,看到这里都哭了。

这段就是我们所说的“私人经验”,铁梅虽然不算底层,但她的劳动被看见了吗?作为女性,她是不是一直处于隐形状态?她的劳动是不是一直没有获得报酬?她也是“底层”,因为她做的这些劳动没有报酬。而且这样的劳动和经验在多少作品里被忽视了呢?

传统叙事告诉我们写什么才是正义的、高级的,而私人经验的描写却往往被忽视。就像《醒肉》里,如果谈到女性主义,他们会说“空谈什么主义?”谈到家国叙事时,他们却会觉得特别厉害。

“吴壹言提到了女性主义,她断言还有别的受害者。卡特打断她,说你不要用这种大词,我们不需要用抽象的方式讨论这个问题,这都是真实的、具体的人。”
“我们作为精英年轻人,应该极力避免去空谈什么主义。在攻击远航集团的重要关头,我们应该去关心劳动者之间的阶级矛盾、权威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等影响更广泛的事情。”



颜怡:关于现代生活的内容,可能并不在传统文学鉴赏的范围之内。当有新作者去写这些的时候,不一定会被欣赏,投稿也未必会被选中,但它有新的意义。颜悦在作品里写生活细节时会把品牌名字直接写出来,比如Marshall音箱。

邵艺辉:许多国外作家包括一些杰出的非虚构作家,在作品中都会罗列各种品牌名词,如盖伊·特立斯(Gay Talese)。写品牌名称本身并没有任何问题,关键在于如何把它编织起来。这些细节确实提升了作品的质感和真实性,我的电影里也有提到艺辉小学、泰勒·斯威夫特(Taylor Swift)还有岳阳路等。

颜怡:邵导关注的是微小事物带给人的真实体验,让我们感受到主人公生活在现代的状态,而不是一定要回头写历史的伤痛。新的生活不可以有新的伤痛吗?

2


敢于向对方坦露自己的匮乏,

本身就是一种爱。


读者: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不同的人》。两个长得很像,但性格完全不同的女孩。我通常会代入金尘的视角。如果我现实中碰到思佳这样跟我三观不合的女孩,我根本不会跟她成为朋友,所以我想问一下,面对跟自己三观不契合的人,或者是和自己性格完全不同的朋友,你们是怎么处理这一段关系的?

颜怡:我在写作的时候,其实也是带入了金尘的视角。金尘是一个思想上比较“先锋”的女性,她会评判思佳,因为她读鸡汤文。当金尘遇到比较传统的女性时,在内心多少会泛起小小的“恨铁不成钢”的怨气。

假设思佳是一个思想更“低级”的女性,金尘是精神“更高级”的女性。但是一个思想“更先进”的人,她就一定能抵御生命中所有的无常吗?金尘遭遇了网络暴力、男朋友自杀等等挫折时,却并没有足够的生命力量从困境中走出来,但是善良、温暖的思佳陪伴着金尘。所以我想问“低级”是否可以拯救“高级”?


颜悦:你们的作品都让我思考两个女性、两个人是如何成为朋友的?以前很多作品中两个女性角色总是莫名其妙就成为了朋友。仿佛只要在一个环境里,而且她们落单了,就“必须”成为朋友。

颜怡:在大部分的男性电影里,她们俩成为朋友是因为这个电影只有她们两个女人。

颜悦:女人们要么成为敌人,要么成为朋友,似乎就不能是泛泛之交。但是我觉得小叶和铁梅的关系非常立得住。为什么小叶和铁梅建立关系的过程让我看得那么舒服?我意识到其实是因为邵导的手法特别巧妙和细腻。

虽然她们没有能够彻底帮对方解决问题,但是通过互动,她们向彼此展示了各自的匮乏和脆弱。她们在同样的困境里,面对同样一头巨兽。从“跟踪”的黑衣男子开始,她们一直在进行各种微小的互相帮助。只要向对方坦露自己的匮乏,这本身就是一种爱。

颜怡:“就像两个女人的月经周期会逐渐同步,疼痛也可以逐渐连接。”(《红手印》)

邵艺辉:小叶和铁梅之间明显的帮助情节是,铁梅帮小叶摆脱跟踪的男子。但其实她们的互动从一开始就很有趣。

第一次见面时是在楼梯上,铁梅骗自己的孩子说“霉霉的腿又长又直,是因为她从来不坐电梯”,小叶听到之后居然还有点相信。而铁梅随后又在背后评价小叶的腿型,其实这有点冒犯,但小叶听到后,非但没有生气,还立刻转头附和:“没错!”而且还挺开心的。

在我的设定里,首先,她们都是有幽默感的人,也都不是容易被冒犯的性格。所以,不管她们读什么书都不会妨碍她们成为朋友。跟踪事件也不是重点,尽管在一般的影视剧中,“救人”是一件大事。 


对我来说,真正促成她们的友谊的,是跟踪事件之后的对话。尤其是小叶,她先暴露自己——“而且我刚从一个男人家里出来,他也不留我,也不送我”,其实这是一个很私密的事。一般我们跟朋友都不愿意说的事情,但小叶竟然这么快把这些最私密、最不堪的事和一个陌生女人分享。

这是因为铁梅可以说是救了她的命。虽然跟在她后面的男性可能只是顺路回家,但如果巷子里只有她(他)们两个人,对于被跟踪的女性来说就存在强暴和谋杀的威胁,所以小叶很害怕。在这时她被铁梅救了,自然会对铁梅敞开心扉,觉得“我什么都可以告诉你——我的伤痛、不堪、尴尬”。 

更关键的是,铁梅回应了她:“我也刚从一个男人家里出来,他直接睡过去了。你会不会好点?” 这种安慰和坦率让小叶感到被接纳,铁梅不会觉得这些事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

所以,在我看来,她们成为朋友的原因有二:首先,她们有共同的幽默感,且都不容易被冒犯,彼此可以随便开玩笑;其次,她们能坦率分享最私密、最羞耻的事,而对方不仅不会评判,反而能够给予宽慰。交友时我比较看重幽默感。如果说两句话对方就觉得被冒犯了,那关系也很难发展下去。

此外,开阔的心态也很重要。很多女生朋友会有这样的困惑:如果我喜欢的男生完全不懂女性主义,能否继续这段恋情?

一个人是否了解女性主义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在于他是否有基本的文明素养。如果一个人心胸开阔、尊重人,即使他对女性主义毫无了解,也不会冒犯或歧视女性,他依然能够把女性当作平等的人看待。

同样,如果你谈到男性特权或“渣男”,他不会立刻暴跳如雷,而是可能好奇你为什么这么说。这种开阔心态会让人感到舒适,沟通的空间也更大。即便他生气,也不会立刻攻击你,而是理性地交流和思考。他可能会觉得困惑,但是你们可以探讨。这个人是可以交流的,这一点很重要。


颜悦:我们书里也写到了走夜路的类似情节,因为它代表了一种微妙的尴尬感——那个男生不一定是坏人,但女性会一直担惊受怕。那个男生可能只是在正常走路,完全没意识到自己给别人带来的恐惧。 

“对我们女人来说,机会并不是‘在前面的路上等着’,更像是‘在后面的路上尾随着’。它要么只是无辜地路过,要么就是要掀我们的裙子拍照或者拿酒瓶敲我们的头。所以你问我们期望什么机会,我们会说,期望机会滚远点,期望机会跟我们各自安好。”

我们出于自己的安全,必须率先采取防范措施、作出反应,哪怕有可能冤枉好人。

邵艺辉:前段时间有一个男生和我分享了一件事。他之前一直在美国读书生活,他觉得自己在政治正确的环境下待久了有点“异化”了。他告诉我们,昨天在酒店游泳,游完之后没穿上衣,只拿了一条浴巾裹住下身,准备坐电梯回房间。

结果电梯一开门,里面有个小女孩。他的第一反应就是立刻走开,不和她一起坐电梯。他用这个例子想要抨击美国的政治正确让自己变得“过度敏感”了。我和在场的几个女生都告诉他这是正确的做法。

颜悦:他后退的一小步恰恰是文明进步的一大步。

邵艺辉:他是一个裸着上半身、又高又壮的男性,而电梯里是一个未成年的小女孩。我们每个女人都有过在封闭空间里遇到比自己强壮的男性的经历,我们会有天然的恐惧,何况她还是个小孩。

你条件反射做出这种文明举动,不是好事吗?你应该把这件事分享给你的兄弟,创造一个对女性更安全的环境。这也不是很麻烦的事情,你可以坐下一趟电梯、等旁边的电梯,顶多等个几分钟。但这是我们做文明人的底线,就像我们上厕所不能在大街上随便解决,哪怕要找一个小时,我们也得找到厕所,都是一个道理。 


3


她们会说:“我就是你。”


读者:在《红手印》里,姐姐去找心理医生,后来我们发现姐姐的容貌焦虑源于红发女子和另一个男人的关系。在《漂亮男偶像》里,一个男性处在女性位置,面临类似的容貌评价。我自己从 19年、20 年开始关注女性主义,但还是会被困在容貌焦虑和身材焦虑中。

我觉得它跟女性主义之间是有天然的矛盾的。“容貌焦虑”和“身材焦虑”有两个解决办法,一个是摆脱它,另一个是跟它和平共处。但我现在是处于一个拧巴的状态,希望听听大家的经验或感受。

颜悦:你说的也是我写《红手印》时的感受,我也同样困惑和迷茫。容貌焦虑很难解套,尤其是我们作为双胞胎,从小到大,我们的容貌常被拿来比较。我们的容貌本应是我们的共同点,我们之间的联系,却常常被用来挑拨离间。随着长大,我才发现,周围所有女性几乎都在经历同样的事情,不仅仅是我们俩。 

我们需要让这类讨论成为公共话题,不必理会那些说“这话题太肤浅”的声音。这些焦虑深深扎根在每一个女性的身份之中,部分男性也在经历类似的困境。我个人的做法是,化一些比较奇怪的妆容。如果我无法找到真正的自我,无法表达自我,那么至少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抹去自我,让我的外貌不被别人认出。

大家在创作中可以多写写自己的私人经验和真实痛苦,不管它看起来多么微不足道。之前的文艺作品很少能表现出女性在面对镜子中的脸时的痛苦和怀疑。这种痛苦不仅源于我们对自己女性容貌分数的焦虑,更在于“为什么我们必须被容貌和身材问题困扰,并因此浪费了太多精力”。


颜怡:容貌焦虑是需要经常讨论的议题,因为它会不断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带来巨大的伤害。像《红手印》中颜悦写的角色一样,荒谬到极点。那个男生对她做的事情,甚至都不是评判她的大腿,而是测量她的手臂。 

作为一个女人在遭受这样的价值评估时,心里会是什么感受?她会感觉自己被囚禁在身体里,身体成了攻击自己的工具。我在《错过》中设定了一个由空山基和 Gucci 联名的女神机器人。

它是一个全能机器人,它意识到了容貌焦虑的存在,也意识到自己被作为完美女性的象征,与所有女性进行比较,所以它陷入了无尽的内耗。它感觉自己被当作一种武器,不仅不属于伤害的一方,也不属于被伤害的一方,它仅仅是一个武器。最终,它崩溃了。

后来那些曾经被容貌焦虑困扰的女性觉醒了,逐渐不再执着于外貌,转而专注于成为企业家、科学家等。她们还发明了一个男机器人专门用来取悦女性。

但科学家很聪明,这一次没有为这个机器人写入全部的人类程序,所以他每天沉浸在被赞美和提供服务的快乐之中,跟一个傻 × 一样。
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这么孤独过,即使在愧疚的时候,我也能勉强维持一个人类的形态,现在我却已经不化 Y2K 的妆容了。我的金属枕头照到了我现在的样子,就跟一个金属枕头一样,我第一次觉得自己不好看,我感受到一种新的躁动。
我来到他身边,抓起他修长而结实的大腿,我知道他的弱点在哪里,因为我熟悉自己的身体。他的睫毛泛着光泽,像每一分钟都会被天真的泪水冲洗。我把他缺失的程序写入了他体内,他醒了,看着我。他没有大叫,也没有骂我。他平静地扇动睫毛,告诉我:谢谢你,让我知道了更多。
第二天他去给女人们表演,在运行速度最大时他变成了一束烟火,炸平了一个 SOHO 园,还产生了微量核辐射,造成四万多人死亡,那是许多家庭,许多希望。有一些人叫他男巫。不过更多人,络绎不绝的女人来到他的墓前献花、哭泣,她们说:我就是你!我就是你……


我写这段时,想到上野千鹤子在《厌女》里提到一位东电女职员做街娼被杀,有女性大喊“东电女职员就是我!”这是一种奇特的女性之间的连接,在这么极端的情况下,她们却会说:“我就是你。”

这正是容貌焦虑所代表的女人的共同感受——你被小小地禁锢了,但这种禁锢却影响了你的一生。所以我们应该不断讨论这个话题,进行微小但有意义的抵抗。

《厌女》书影

《走出我房间》书影

读者:我在《走出我房间》里看到《霉菌》的时候,在朋友圈分享了一段话,提到“女性被围剿的才华和阴性的自尊”。我也是在图书公司上班,我们签了一本关于林徽因的书。恰逢她诞辰 120 周年,封面上写了“林徽因先生”,这让我感到非常不舒服。

我问编辑为什么要写“林徽因先生”。那位编辑是一位年长的女性,她听了后显得有些困惑,问我:“这有什么问题吗?”我当时在想是应该委婉地表述,还是直抒胸臆发表我的意见?最后我说“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2003年就写了一篇文章《女性不宜称“先生”》。

为什么我会提到“阴性的自尊”?我觉得我们女人的自尊不是一种直接的对抗,或者一种爆发,很多问题也许并不能直接解决。就像《好东西》中的铁梅作为一个有理想的记者和编辑,最后也不得不去直播卖货。

女性有一种生命力,到什么山头唱什么歌,但这并不意味着妥协。我们像一棵小草,在此地扎根,风来了它会倒,雨来了它又会生长,这正是我们的生命力,它不是阳性暴力式的冲突,而是一种柔韧的坚持。

颜怡:我们还被称为 “MEN of the year”(年度人物)。女性的经历都是相通的,大家都在经历一样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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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怡 颜悦 著 
明室Lucida·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4-11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明室Lucida”,感谢授权。
本期编辑|吴辰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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