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复生丨八十年代与“三恋”

文化 2024-10-29 09:40 广东

原编者按

王安忆集中发表于八十年代的小说《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合称为“三恋”，曾在文坛上引起了轰动与广泛争议。本文作者刘复生老师从“三恋”的“爱欲”主题入手，分析了“三恋”及其表征的八十年代启蒙主义复杂的内涵变动状况。刘老师认为，启蒙主义的“人”的观念在八十年代进入了新的历史境遇，其发展变化导致了八十年代中期文学的矛盾性格。在这一时期，“性”成为重要的文学主题，王安忆对“性”的书写则表现出启蒙理念放飞又跌落的矛盾。“三恋”提供了关于本能与性驱力的出色的文学表达，三部作品逐渐演进的逻辑表明人的主体反抗的内面转向以及性本能意义的位移，从而完成了对于八十年代精神的美学理解——八十年代中期后，性的反压抑意义具有了新的历史内容，启蒙思想又一次经历内在分化，“三恋”显示出弗洛伊德和马尔库塞的混杂思想图景，也关联着这一时期勃兴的文化热及其解放与保守的两面，最终表明了欲望解放和审美乌托邦的坍塌。在刘老师看来，王安忆受到了八十年代思想方法和文化视野的滋养，从而完成了创造性的美学表达，而八十年代中期的文学，是时代思想的真正结晶，直接把握了历史的暧昧和矛盾。

本文原刊于《文艺争鸣》2024年第8期，感谢刘复生老师授权文艺批评转载！

刘复生

八十年代与“三恋”

王安忆的小说《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合称“三恋”，曾在文坛造成轰动，也引发了巨大争议。这三部中篇小说聚焦于共同的主题，集中发表于1986-1987年间，定稿时间都是1986年。[1]不难想见，三部曲是在亢奋写作状态中一气呵成的。当然，王安忆必定是经过了一定时期的思想酝酿和情绪累计积，才终于达到了创作的爆发阶段。

三篇小说其实是一部小说，一部带有思想实验性质的小说，王安忆要借“小说的艺术”进行一场关于“人性的勘探”。所以，三个故事都在封闭环境中展开，以减小变量干扰。[2]《锦绣谷之恋》甚至毫无必要地引入了套层叙述，仿佛一个造物主临视自己创造的人物的反应。“三恋”，通篇充斥着一种间离的精神分析的味道。

“三恋”集中探讨“爱欲”（Eros），三部中篇从不同角度展开，呈现了爱欲的不同侧面或维度，各有分工，各有侧重。从一开始，它们就是作为一部作品被同时构思的。而“三恋”又是“社会文本”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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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之恋》

王安忆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2004-2

《荒山之恋》

王安忆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2004-2

《锦绣谷之恋》

王安忆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2004-2

历史已经证明，王安忆是极富社会学想象力的作家。她敏感地捕捉到了正在涌动的社会思潮，以及背后隐藏的政治潜意识，那些集体的莫名焦虑和隐约的梦想。王安忆以非凡的艺术创造力找到了“爱欲”这个抓手，从而给时代精神赋予了戏剧结构。

“三恋”的唯一主角是“爱欲”，更准确的说是“处在爱欲中的人”，故尔，三部小说的主要人物都没有名字，只以“她”或“他”相称。他们都是共名，是安装了本能驱力发动机的人格载体。“三恋”的出现，意味着启蒙主义的“人”的观念开始进入新阶段。

一、为什么“性”成了文学的主题？

新启蒙主义滥觞于七十年代，贯穿于八十年代，其核心主题，一言以蔽之，就是人的解放。不过，不同阶段有不同的重心，在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的“人道主义”阶段，最主要的关切是免于政治暴力，获得基本的社会政治权利。此后，就迈向更高阶段，追求更主动的“自由”，以实现全面的“现代的人”。

大约1981年以后，改革和现代化，已经成为时代共识，再也无须“伤痕文学”（包括“反思文学”）以人的名义进行曲折论证，相反，被扶持起来的启蒙主义对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984年以后，随着改革推进到城市领域，人的解放高歌猛进，进一步向内面深化。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启蒙意志和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开始分化，并不断发生龃龉，在“清污”运动之后，这种被压抑的政治冲动全面转向文化和审美领域。

走向内面，也是启蒙主义自身逻辑的必然展开。由李泽厚等人所确立的主体性哲学，开始融入生存哲学的感性洪流。启蒙主义的中国胃口，不得不消化共时涌入的驳杂的西方现代思想，从而发展出丰富多样的关于人的想象，将前一阶段的“反异化”主题推进到新的领域。于是，结构主义的“文化热”借由新康德主义的著作《人论》（1985年）而展开，德国浪漫派的诗化哲学自然连通了美学热，催生出《审美与人的自由》（1988年）这样的流行学术著作。尼采从思想史脉络里被抽离出来，化身为美学化的存在主义先驱。文化热既包括对人的“先验范畸”的探究，也包括对人的内在灵性和感性强度的热烈拥抱。

《人论》

[德]恩斯特·卡西尔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12

这种启蒙观念直接导致了文学的“向内转”（鲁枢元），从而深化了“文学的主体性”（刘再复）。一方面，“向内转”延续了“主体性理论”的政治诉求，它和“纯文学”一样，表达了对“自律性”的渴求，试图保留不被“政治”侵入的自主空间和“消极自由”。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走向内面，还显示了远为积极的进取意志。在突飞猛进的社会实践鼓动下，它显现了更广阔的对人本身进行探索的热情，传达着关于人的本质的崭新想象，也在构建着更为激进的政治方案。同时，它也流露出某种“现代性的隐忧”。

我们看到，启蒙前期引进的关于人的知识经过几年发酵，能量突然迸发，而“现代”社会的到来造成的冲击又猝不及防，让人不知所从，心生迷茫，于是，乞灵于文学给出解答和安慰。

这种历史境遇决定了八十年代中期文学的矛盾性格。一方面，文学还保持着新时期早期指点江山的气概，试图再造“现代”新人，但不免有些英雄气短；另一方面，它又出人意料地充当了宗教般的灵魂解药，试图为焦虑不安的现代人提供情感安顿之所。启蒙中期的文学，内在纠结，自我反对，左右互搏，它既有勃勃难耐的不满和夺路而出的冲动，又渴望心灵的安稳与宁静，去除世俗功利后对本真的皈依。

远离政治和市井喧嚣的精神超越性，对“拯救与逍遥”的渴慕，有时以诗化哲学的澄明姿态呈现，但八十年代中后期真正推崇的并不是瓦尔登湖式的幽远，而是酒神的激情沉醉，迷恋的是潜藏在浪漫派骨子里的现代“小野蛮”。

寻根派对有机社会的想象，真正赞颂的是冲破文化桎梏的狂放的“本真人性”，这决定了“沈从文热”的底色，也解释了“寻根小说”对穷乡僻壤等化外之地的特殊热情。于是，“性本能”必然被赋予复杂的文化和政治隐喻，而在挑战禁忌的反抗中，又更加强化了它的快感机制。性，成为文学关注的主角顺理成章。半禁书状态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风传一时，正是契合了这一时期的阅读渴望和心理投射，劳伦斯小说反压抑的主题，与远离工业文明，回归有机田园的本真想象相得益彰。

性，作为文学主题，郑重出场了。虽然在新时期早期，性就已经发挥了重要叙事功能，但并没有占据舞台中央，往往只是直白地服务于明确的政治主题，一般限于在“人道主义”的控诉中扮演悲情的角色。在“伤痕”“反思”文学中，往往借助爱情的名义，进行强烈的政治权利的宣谕。这时的性，并非性本身，它甚至不具有肉身形态。在早期的启蒙主义观念中，它表现为理性本身，显现为柏拉图之恋，成为爱的理念。即使哀怨深切的标志性文本《爱，是不能忘记的》，虽然夹杂着反思的余音，也不过是延续了《公开的情书》的神圣之爱。启蒙主义的爱情，作为抽空欲望的欲望，在眼睛这一非肉身的器官中得到传递，也得到克服。[3]

《爱，是不能忘记的》

张洁著

花城出版社1980-9

在走向王安忆的途中，张贤亮是一个重要转折，它将直接的政治象征发挥到极致，它从“倡优士子”的传统模式中汲取灵感，借助去势与性能力恢复的象征，讲述右派的政治命运和自我想象的寓言，使章永璘的故事成为反思文学的精神分析版本。与此同时，张贤亮也开启了正面书写性本身的潮流，为超越反思文学的局限，走向更深的文化隐喻开辟了道路。

对性的书写，在王安忆那里达到了高峰。它既延续了前期残存的人道主义反抗性，又具有了全新的诉求，它既代表了主体性神话向高度的挺进，又发出了对解放感到无力的叹息，它是启蒙理念深化到生命政治领域的放飞，又是飞翔之后必将跌落的悲伤预言。

二、弗洛伊德热的兴起与“三恋”

弗洛伊德，是八十年代最热的西方理论家。对此，应该不会有太大争议。在文化热中，各种流派的西方现代思想一涌而入，各领风骚，但具有最深广影响力的文化理论，莫过于精神分析学说。某种意义上，它为文化热和启蒙主义提供了深层观念框架，成为所有理论的元理论。[4]

严格说来，精神分析理论本身并不是一种社会理论，而是一种社会理论的隐喻形式，一种关于政治的寓言。弗洛伊德关于人格结构的假说，关于社会对抗关系的描述，关于主体与秩序之间关系的讨论，关于主体自由及其限度的解说，为八十年代中期的政治想象和文化讨论提供了思想模式和“范畴”。它通过各种渠道，弥散到社会公共领域，渗入了一般社会常识系统，从而重构了全社会的普遍政治想象。当然，本土语境的社会关切也对弗洛伊德学说进行了改造或刻意的强调与删减，生成了中国八十年代式的弗洛伊德形象。

弗洛伊德的弥散性的影响，从美学界扩散到思想文化界，借助文艺创作覆盖全社会，成为时代的“常识”。[5]

弗洛伊德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和创作潮流中，“三恋”应运而生，它提供了关于本能与性驱力的最为出色的文学表达，从而创造性地完成了对于八十年代精神的美学理解。

“三恋”的真正主角是“性”，更准确的说是本我，所以，小说中男女一号在叙述中都无名无姓。“她”或“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形象，而是时代的共名，是涌动不息的“欲望”的人格化——这种欲望是说不清道不明的政治热情的转喻。在“她”和“他”之间展开的对手戏，在“他们”和“父法”或象征秩序之间的较量，都是总体象征，都别有怀抱。从中，我们看到了追求“自由”，反抗压抑和异化的主体性意志。作为一个系列，它完整讲述了八十年代主体飞蛾投火般的热情以及最终落败的命运。三篇小说显现了逐渐演进的逻辑：在早期的《荒山之恋》中，虽败尤胜，流露出英雄性的古典悲剧气质，到了《小城之恋》，狂暴的本能激情，终不免被母性所收服，而最后的《锦绣谷之恋》，“她”根本就不敢跨出实质性的一步，生怕打破习以为常的平庸的安稳，一切仅只是假想的短暂逃离罢了。

“三恋”虽然大体上酝酿于同一时段，但是，它们写作的年代和所写作的年代仍然略有不同。

《荒山之恋》一稿完成于1980年3月19日，明显早于后两篇，尽管和另“二恋”共同定稿于1986年，仍然可以看出它带有更多的启蒙主义初期的风格，突显的是个人与秩序的紧张与冲突，具有更多的理想主义色彩，暗中仍延续着人道主义时期的爱情主题。虽然重心向欲望倾斜，更注重心理深度的开掘，仍可以看作是对灵肉结合的情爱的启蒙式肯定。在小说中，隐隐约约，我们不难发觉“她”和“他”虽然平凡却自带卓而不群的独特气质，作者也在不断强调两个独特的个体在冥冥之中被决定相遇的命定之感，这其实是在讲述一个以欲为根基的现代爱情神话。这种爱情所催发出来的生命能量，照亮并重新塑造了这一对男女，他们变得更加不同流俗了。于是，情爱的自然正当性与外在社会秩序之间难以调和，最终走向升华式的毁灭。

《荒山之恋》的故事时间起自20世纪50年代初期，终结在70年代末，由“他”的“她”的成长史隐约勾画了各种政治运动的历史节点。故事发生地点是内陆小城，沉闷的社会控制氛围与暗流涌动的欲望形成了冲突，家庭正是社会秩序的全息场景。“她”看似开通的丈夫其实是深谙权力法则的政治运动老手，在控制力下降时直接诉诸人身暴力，而“他”的贤惠妻子不过是文明秩序的合谋，充当了道德秩序的放债者。

在小说中，限于道德禁忌，王安忆处理得相当克制和暧昧，但当时的读者显然不难读懂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同情，以及对主角反抗秩序的赞赏态度。

80年代的王安忆

“三恋”中的后两部初稿和定稿均写作于1986年，《小城之恋》的故事时间设定为改革开放早期，即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故事发生地为封闭落后的小城，小说刻意强调了它的乡土特征，这就使“她”与“他”之间的情欲关系带有更多的朴素原始色彩。某种程度上，可以将这则故事看作对人道主义时期《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的重写。[6]如果说，在张弦式的启蒙主义观念中，原本正当的生理欲望，由于文化蒙昧的压抑以粗野的落后形式呈现出来，需要现代文明改造并加以取代。那么，在《小城之恋》中，“文明与愚昧的冲突”的启蒙主题开始悄然发生逆转，原始欲望获得了同情式体谅，人欲基本成为中性的力量，而且，最重要的是，不再追求灵肉结合之爱，通向理想之爱的阶梯消失了，经由爱情通向灵魂高阶的升华之路被阻断了。

虽然“欲”受到肯定，但它的乌托邦色彩消失了。对比《荒山之恋》，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变化，对于“她”（金谷巷的女儿）来说，性爱打开了生命的新天地，让她重新发现了自我，欲望成了真正的启蒙力量，荒山上的殉情于是具有了理想主义的光辉。可是，在《小城之恋》中，尽管欲望本身仍然被赋予正面的能量，分泌荷尔蒙的流汗的肉体甚至能将外形上并不美的“她”和“他”通体照亮，不过，这种亮光转瞬即逝，不再具有灵魂的深度。

本能或欲望的形象变得复杂暧昧起来。它不再是解放的力量，而成了控制性的力量。《荒山之恋》中男女同仇敌忾对抗社会道德秩序的戏剧矛盾不见了，紧张和对抗转移到男女之间，更准确地说，冲突发生在挣扎的主体或自由意志和强大的本能驱力之间。在小说中，外部社会环境对这对青年男女挑战文化禁忌可以说比较宽容，反倒是他们自己时时陷入罪感之中，持续感受到被本能所控制的恐惧。并由此导致了对彼此的厌憎，和对自我的怨恨。

《小城之恋》是一个微妙的过渡。

到了《锦绣谷之恋》，对抗性和紧张感似乎消失了。庐山笔会的一段精神出轨，对现实秩序并无实质性的挑战。对现实的逃离，完全在“她”的虚拟假想中展开，仿佛庐山上的雾气一样，朦胧缥缈，似有似无。“他”只不过是一个欲望投射的由头，并不曾作为欲望对象真实存在。本能的驱动力似乎并不那么强烈，现实秩序虽然不令人满意，却让人依赖，甚至让人感到舒适。经过短暂假期的中断，“她”克服了内心的紧张，日常生活秩序得以修复，等待着不满的积聚和下一次的逃离。

“三恋”，显现了清晰的演进线索。对抗性逐渐弱化，主体意志慢慢衰减，主体对外在压抑力量的反抗转向人的内面，新的不满和反抗模式开始浮现。与此变化相映成趣，三篇小说中的社会政治情境和历史性特征逐渐模糊，最后只剩下庐山上的孤独的一对男女（其实只是“她”一个人的内心戏剧）。

人的主体性持续地下移，由主动性慢慢转向被动性，性本能的意义也发生着位移。如果说《荒山之恋》代表着人道主义的余晖，试图由欲望的解放，在近代启蒙哲学的脉络上打通向上超越之路，并由此激发出反抗政治压抑的激情。那么，《小城之恋》则融入了对启蒙神话的反省，本能的内驱动已经具有了难以摆脱的宰制力量。到了最后的《锦绣谷之恋》，本能的解放能量已基本耗尽，新的社会权力结构趋于成形，在这个无物之阵中，本能力量正在被收编，它成了现实秩序再生产的解压阀。

三、由弗洛伊德到马尔库塞：

启蒙的再转折

“三恋”，既有共同的主题，即人的自由和反压抑，从而分享了共同的时代关切，它们又各有侧重，互相补充和支撑，构成一个完整的系列。而且，随着故事时间和写作故事时间的推进，主题也发生了调整和深化。

性的隐喻意义，力比多的真实象征意义，它所对抗的压抑力量的社会根源，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悄然发生了改变。利比多开始两面作战，一方面，新时期早期的反专制、追求人性解放的启蒙诉求并未消失，另一方面，随着“现代”生活的悄然来临，追求自由的主体不知不觉间已跌入另一张大网之中，于是，反压抑已然具有了新的历史内容。

在精神分析的理论偶像中，弗洛伊德已被马尔库塞所取代。尽管并未充分自觉，我们仍不能忽视突然兴起的“马尔库塞热”似乎暗含了一种批判性的反省，本土改造过的弗洛伊德关于本我的解放神话，正在遭遇新现实的初步嘲讽，解放正在异化为新的控制——一种混和型的新型控制形式。于是，新的乌托邦急需被召唤出来，新的欲望革命正在酝酿。可是，此时，对任何方案的坚定信念正在无可挽回的流失。于是，无定形的冲动转向审美之维的感性再造，对现实秩序进行“大拒绝”，拒绝异化为被功利主义理性改造的“单面人”。

《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

[美]赫伯特·马尔库赛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

小城中的畸恋，标志着本能由解放性力量向控制性强力的异化，性所带来的恐惧与颤栗，不再具有挑战禁忌的隐秘政治快感，只不过是叔本华式的暂时的压力释放，这使“她”和“他”在每一次饥不择食的幽会后都陷入深深自责。自由意志在欲念面前彻底失败了，利比多不再是打开内面空间的力量，而是挤压和胁迫内面的力量。

锦绣谷的出走，如果没有此前关于刻板婚姻生活的记录和循规蹈矩的办公室场景的描述，完全无法成立。我们要注意，故事时间已来到八十年代中期，与写作时间重合。“她”（“女编辑”）生活安稳，堪称幸福，并不存在政治或性别关系上的压制，但她却发现自己陷入了无物之阵，导致了无处不在的莫名的烦躁。笔会带来了变化，成为逃离灰色现实的契机，成全了在内心展开的小小感性革命。

不难看出，到了八十年中期，何谓压抑，如何反抗压抑，历史内容开始有所变化。启蒙思想经历内在的分化与辩证法，新时期的“反异化”主题，此时具有了新的内涵。此时兴起的文化寻根，对启蒙主义进行了初步质疑，它在两个方向上展开，一是从原始本能的感性角度反对理性，扭转前期的科学主义；二是从有机田园的保守立场批评现代世俗性。

寻根成果在“性爱”那里发扬光大，其实从一开始，寻根派就喜欢在化外之地寻找被现代文化消灭的原始生命力，质朴的性爱往往是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八十年代初的《受戒》已发出了先声。与德国浪漫派一样，保守主义的民族根性，由此和“自然本真”紧紧联系在一起。当然，马尔库塞式的现代派，在性爱那里要重建改造社会的新的感性结构，以对抗被商品逻辑所异化的世界，的确是另有高远目标，但隐隐约约诉诸于对有机社会的另类想象，却也和各种稀奇古怪的传统主义者趣味相投。

对自然和本真的推崇，导致了对锦绣谷的风景的重新发现，这种抒情笔墨在前“二恋”中不可能存在，前“二恋”的场景如荒山般粗砺坚硬，象征了外部环境的艰危敌意，以及死本能的决绝解脱；或者只是机械的物理标识，显示了急迫寻找解决生理问题的男女心无旁骛的功利心态。而锦绣谷，正如它的名字一样，风光旖旎，和日常生活的家庭、办公场景的灰暗杂乱形成鲜明对照，天然代表了另一维度。

八十年代中期的主体哲学及其美学实践，与马尔库塞的浪漫气质颇多契合，它一方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血脉，另一面结合了弗洛伊德理论，发展出新感性的欲望革命和美学革命。马尔库塞哲学在起源上既反苏东教条主义，又反资本主义现代体制，这也应和了启蒙时代作为社会主义政治自我修正阶段的改革初衷，更和改革进入深水区后初步显现的社会后果造成的精神迷茫一拍即合。它结合了反政治专制的人道主义，启蒙对欲望解放的肯定，以及对新兴现代理性形式所导致的异化的批判，这诸多因素混和交融在一起，形成一个饱含张力的结构。它极大激发出寻求变革的探索热情，也孕育了内在分化的种子，为九十年代启蒙阵营的瓦解准备了条件。它在文艺领域爆发出惊人的能量，在全社会推进政治改革的诉求中，为八十年代末的激进政治实践积聚了情感势能。但由于它更彻底地向内转，表现为澎湃的爱欲化美学革命，因而与现实社会实践进一步相脱钩，这也为九十年代大转型大后，文化的彻底去政治化开辟了道路，最终促成了市场社会新体制对爱欲的收编。

这种背景，是马尔库塞热的历史原因，它的兴起也为八十年代思想文化界提供了理论和想象力来源。

马尔库赛

所以，到了八十年代后期，我们在“三恋”中看到了一幅混杂的思想图景，弗洛伊德和马尔库塞一锅煮，各个主题纠缠在一起。既有反专制的残留，又混入反现代性的初步因素。既有解放的朦胧冲动，又犹疑不定，对启蒙方案心灰意冷，对改革的未来前景心生隐忧。这导致了“三恋”的矛盾，也使它容纳了更多的丰富性，从而显得格外迷人。

如果我们多做点引申，或许可以参照1985年和1986年间社会的某些波动，尤其是高校的思想状况，来体会那一时刻全社会推进改革的诉求，以及在波折不定中，人们对政改停滞状态的焦躁情绪。它为我们理解马尔库塞热和“三恋”的应运而生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八十年代后期，离文革越来越远，直接的政治针对性越来越淡，但内核仍在，不过开始融入反现代的主题，二者结合形成对综合的现代权力形式的拒绝。

于是，我们能从八十年代中期勃兴的文化热看到解放与保守的两面。它仍然延续了高歌猛进的现代化启蒙狂飙的余波，这表现为从专制权力和现实文化羁绊中获得解放的诉求，于是，人的本能欲望成为积极的力量。它对辖域化的突破，对文明秩序的挑战就具有天然的合法性。但是，欲望所释放出来的能量似乎再也无法约束和控制，正如《小城之恋》中狂暴的性欲一样，它凌驾于“主体”之上，逾越了必要的限度，成为社会的破坏性能量和盲目的毁灭性力量。这正是弗洛伊德后期重点关注的主题，即，必要的压抑是合理的，虽然他仍然一如既往地同情“主体”的命运。有意思的是，随着弗洛伊德学说的研究深入，其学说的这一保守面相也开始为大陆思想界所接受，并在八十年代后期作为一个副调声音渐次强劲，到了九十年代初最终与反抗主题平分秋色。这一阶段，也大体对应于反激进主义潮流兴起的阶段。它告别了前期寻根派的现代派文化乡愁，正式开启了后来的保守主义脉络。

马尔库塞是激进的，他反对弗洛伊德的这种保守性，坚持用爱欲的解放来否定现实秩序，不承认“合理压抑”是文明的基础。相反，真正的文明必须是反压抑的。

“三恋”置身八十年代后期的矛盾场域中，同时包含了两重因素。一方面，启蒙哲学的现代化想象余势仍在，力比多还被寄予了解放的能量，但在去政治化的欲望革命中，它越来越空洞化，在全面功利化的现代社会，越发显出肉身的沉重，升华的通道被堵塞了。“三恋”对抗压抑的英雄激情不断跌落，理想性光芒快速消遁。两年后，王安忆用《岗上的世纪》为性爱书写划上了句号，或许心有不甘，她在结尾中安排了灿烂星光，吟唱了欲望革命的一曲回光返照的挽歌。

《岗上的世纪》

王安忆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7

八十年代中期的欲望解放和审美乌托邦坍塌了，欲望出走之后，要么成为孤魂野鬼，陷入欲望虚脱；要么退回秩序，与现实原则妥协，与传统互通款曲。这正是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的经历的变革。

马尔库塞的社会主义空想式的爱欲解放是乐观的，是对延迟原则的悬置，是真正的快乐原则，本能革命的目标是欲望的即时实现，他指出，“把弗洛伊德在‘本能压抑——于社会有用的劳动——文明’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转变成‘本能解放——于社会有用的工作——文明’这样的相互关系”，才是合理的。[7]但王安忆远没有这么激进，在她看来，快乐原则的政治潜能是可疑的，对此，她有一种哲学上的悲观。《小城之恋》表现出叔本华式的阴郁，欲望压力下的“她”和“他”，沉沦在不顾一切的周期性的困局中，完全无暇他顾，只能且顾眼前，过一天算一天，在自报自弃中放纵，险些走向自毁，只能靠“母爱”的意外降临才得以解脱。《锦绣谷之恋》所表达的悲观更彻底，在“她”看来，性爱和欲望其实并不存在，只不过是幻影，与其打破这点希望，还不如把它当成一个彻头彻尾的梦境来体验。所以，“她”刻意把性爱约束在梦境之中。这已经隐约开启了九十年代以后拉康热的后现代转向。

回归现实原则，成了《锦绣谷之恋》中“女编辑”的唯一选择，其实，“她”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抛弃现实秩序。

结语

最后必须回答一个疑问，王安忆受到过弗洛伊德的影响吗？正面的实证材料没有，反证倒是有，王安忆曾明确说过，没读过弗洛伊德的著作，也不知道弗洛伊德的理论。

我们不必怀疑王安忆的真诚。但是，是否读过，这压根儿就不重要。

没有读过，照样会受到深刻影响。因为，弗洛伊德的假说已经成为八十年代的一种“常识”，成为一种文化空气，习焉不察，它的浸润是无处不在的。而且，我们不要低估了八十年代作家和理论界互动的深度，以及作家们对前沿理论的热情，尽管可能经过多道转述，一知半解，并不系统——其实，理论界在引介西方理论上又何尝不是如此？

不过，作家们也没打算系统理解某些理论体系，八十年代的优秀作家们始终保持着心智的开放状态和以我为主的主体性姿态。不管作家们是否明确意识得到，都不影响它们从思想界前沿那里接受滋养。他们的毛孔随时保持着对新文化的打开状态，并且，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不受既定思想体系的束缚。正因如此，文学才会那么富于政治想象力，并时常走在理论界的前面，给思想界以灵感。

《小鲍庄》

王安忆著

花城出版社2009-8

从这个意义上说，正因为没认真看过精神分析理论，王安忆受到的理论影响才最深入，最有效。它给了王安忆以思想方法和文化视野，并以作家的敏锐直觉打通了弗洛伊德和马尔库塞在中国语境中的政治潜能，从而完成了创造性的美学表达。

还好没认真读过。这刚刚好。

八十年代的思想是美学化的，文化热和美学热从来都是一体两面，这既是启蒙逻辑的体现，也是中国式启蒙主义特有矛盾结构的要求，它无法以纯理论的哲学语言来完成自我表述，而美学，反倒借助文学语言在哲学上意外地把握了自己的时代。它提供的历史理解和自我理解，是超前于同时代的思想界的。

文学界和思想界之间的互动，源于心意相通，二者分享了共同的感觉结构和文化意识。八十年代中期的文学，是时代思想的真正结晶。但是，文学并不是哲学思想的美学传声筒，它的主体性自觉，它对物质世界还原的冲动，它对自己时代的敏感直觉，使它直接把握了历史的暧昧和矛盾。它挑战了哲学，在对时代的理解上，意外地走在最前沿，美学的强度克服了任何思想形态的有限性，在美学那里，历史矛盾本身转化为戏剧结构，凝结为饱满的人物和细节。它既摆脱了新时期前期的狭隘政治化，不再拘谨局促，又保持了对现实的关切。它跃身美学的高空，却又曲折迂回，精准有力，直抵现实核心。

八十年代中期文学达到的这种历史高度，此后再也没有迄及，它虽然在技术上越来越高超，在历史哲学上却日益空洞化。彼时的文学，自觉地和政治或社会实践保持了距离，但正因如此，它所蕴含的精神现学意义上的哲学深度，却更为饱满。

这是八十年代文学深刻性和美学魅力的来源。在我看来，八十年代中期是文学的黄金年代。这样的时代真是绝无仅有。

本文原刊于《文艺争鸣》2024年第8期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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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荒山之恋》（中篇小说），《十月》1986年第4期。双月刊。《小城之恋》（中篇小说），《上海文学》1986年第8期。月刊。《锦绣谷之恋》（中篇小说），《钟山》1987年第1期。《荒山之恋》一稿完成于1980年３月19日，二稿完成于1986年４月３日；《小城之恋》一稿完成于1986年５月９日，二稿完成于1986年５月３１日；《锦绣谷之恋》一稿完成于1986年９月１２日，二稿完成于1986年９月２７日。

[2] 王安忆后来明确指出，“三恋”是思想实验性的创作。“但在这里我却要做一个不同的实验，就是将一对男女放在孤立的环境之中，他们需要面对什么？于是，排除一切外在因素，余下的，只有性。面对性，他们又将命运如何？《锦绣谷之恋》多少有凑数了，觉得已经写了‘两恋’，不妨再加一‘恋’，阵容整齐一些。《锦绣谷之恋》的实验性更强，我企图让一个人独立完成一场爱情。”，王安忆、张新颖：《谈话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67页。

[3] 关于八十年代早期性话语的演变，参见蒋晖的论述，《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文学卷）第十二章，韩毓海主编，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

[4] 关于弗洛伊德学说引入中国的历史情况，以及在八十年代的巨大影响，参见尹鸿：《徘徊的幽灵：弗洛伊德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湖南文艺出版社，1994年。或陈厚诚、王宁主编：《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第一章《精神分析学批评在中国》，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10月。

[5] 1989年上映的电影《顽主》出现一幕反讽式场景，一对普通市民男女在相亲现场，讨论起俄狄浦斯情结。这表明精神分析理论已经渗入一般城市青年的话语系统。

[6] 短篇小说《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作者张弦，曾获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1年改编成电影公映后引发更大轰动。

[7]【美】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黄勇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12页。

本文原刊于《文艺争鸣》2024年第8期，转载于公众号“文艺批评”，作者刘复生。感谢授权海螺转载。未经允许，请勿转载。

本期编辑|刘禹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