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洛特戴克丨所有的生命都是杂技……

女士们，先生们：

相传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Epicurus）曾说过这样的话，大意是：一个人在公开演讲时应该想到，短的演讲和长的演讲是一样的。因此，我常在演讲开始时引用这句话，向通常略显吃惊的听众解释，他们必须为长的版本做好准备，相比短的版本，长的版本不损失任何东西。今天的情况亦是如此。为了让大家对未来一小时——当然，图宾根大学里的一小时，如众位行家所知，要比标准时间的60分钟更长一些——的内容有所了解，我想做一件事，一件据说古希腊的行吟诗人们在开始吟诵前偶尔会做的事情。我将尽可能提前告诉你们可预期的内容，逐点说明，并在目前计划允许的范围内让你们知道将听到的详细内容。这将从一开始就缓解不必要的紧张，而且当知道演讲者在开始、中间和结束阶段的意图后，你们将可以在完美的平静中自由地跟随他的演讲。

我把我的想法细分为四个部分，顺便说一下，这表明我不是以神学兄弟会成员的身份对你们讲话。如你们所知，神学家们最好把他们的思想安排成三章，因为他们喜欢把自己置于神的精神世界，在那里“三”这个数奠定了基调；或者有时也分成七段，因为他们想模仿造物主来提高自己声音的影响；又或者分成十段，以与十诫碑的作者看齐。然而，今天晚上，我将用古典哲学的四元论来尝试一下，而它正是基于这样的假设：要说出真相，就得讲到第四段。

那么我要从一般意义上开始谈论作为一般意义上实践的人类学技术的科学，我将从事实和历史角度概述这一主题。为此，我将回溯哲学思想的两位创始人级别的人物。胡塞尔和苏格拉底，前者代表了哲学作为精确理论的现代重生，后者生活在距今近2500年前，他代表着古代人对真理和智慧的追求，可以说今天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引发人们广泛讨论的“哲学”现象就是从他开始的。

在第二部分，我将仍然主要停留在导引层面，而不是直入主题，我将讨论有悬置能力（epochéfähig）的人的多重受限性。这种表达可能看起来很晦涩，但请耐心等待，我还有机会解释它。目前，我想说的是，它包含着一个解释“理论活动”（bios theoretikós）现象的建议，这个现象及其许多变体在演化意义上是如此令人难以置信，在经验的角度上又是如此地重要。它的出现让人类社群两千多年来在伦理上感到不安，在认知上向前进步——这就让人有足够的理由去探索理论行为的可能性条件。

在第三部分，我将进入今天话题的核心，研究冷漠的人的形成，或者叫它们的自我生成。这需要我来讨论自古代以来就很著名的一个学说，即有认识能力的人的假死状态——当然鉴于时间限制，我将简要地讨论这个问题。我的目的是要说明为什么思考的人必须是一种正在休假的死人的观念与古代欧洲的理性文化，特别是古典的、受柏拉图启发的哲学密不可分。我们将有机会研究苏格拉底那臭名昭著的命题，即真正的智慧爱好者关心的是在他们生时尽可能地像死去了一样；如果我们相信唯心主义，那么只有死人才享有“自动”（autoptisch）看待彼世真理的特权，就像面对面一样。当然，这里的死人指的不是殡葬业所说的死者，而是哲学上的死人，他们抛弃了身体，成为纯粹的智力的或非个人的思维灵魂。在这种情况下，苏格拉底是在暗示，理论所倾向的这种死亡是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学会的。因此，我们所说的方法不仅仅是通向事物的科学路径，也是指通向濒临死亡状态的方法，这是一种能够增强认知能力的状态。柏拉图已经认识到了死亡的前兆，尽管这并不是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Sein und Zeit，1927）中为其坚决的“本真的此在”（authen-tisches Dasein）理论所声称的“自己的死亡”。相反，这是一种奔向创造匿名的死亡，克服一切私人和个人的死亡，这种死亡即之后进入伟大的理论应该付出的代价。顺便说一句，这意味着曾经被称赞的“死亡的技艺”（ars moriendi），即古代斯多葛学派和中世纪晚期一些神秘主义神学家认为是伦理的至高纪律的死亡艺术，并不像我们假设的那样意味着英雄主义成为沉思生活领域的一部分。相反，它是认识论的一个关键章节。鉴于柏拉图式的假设，即永恒的和不朽的东西只能通过与它们旗鼓相当的同类来认识，那么，寻找我们自身合适的器官去感知成了最重要的事情。它的成功决定了古人所理解的真正理论的可能性。如果我们不能在有生之年激活这种感知永恒的能力，我们对有效、持久知识的希望就只能落空了。然而，如果我们拥有了这种能力，就应该努力确保尽早地使用它。这就相当于试图“提前”死亡，不是为了死得更久，而是为了揭示我们身上潜在的不朽能力，同时我们仍然被困在那副凡人的躯壳之中。我们必须在这种奇特的、阴郁的问题的语境中来考察古代欧洲理性主义的形而上学基础——我们将看到，在这种情况下，“形而上学的”这个词的含义类似于“认识论死亡学的”（epistemo-thanatologisch）。

在本讲座的第四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我将讨论现代认识论者与自然主义哲学家、思想家和各类激动的头脑一起对传统类型的理论家实施暗杀的企图。这个过程相当于杀死一个处在假死状态的人。我将在结尾处的思考中阐释这一出自相矛盾的闹剧——人们并不清楚这究竟是一场谋杀还是复活。在那里，我还将提出现代理性文化中的固有矛盾性问题，这个问题自它与形而上学的漫长推动阶段脱钩以来就一直存在。一方面，我们欢迎去世俗化知识重新回到世俗中来，认为这是文明的收获和政治机会，我们赞同沉思者回到世俗常人的圈子中来。然而，我们可能没有充分考虑到我们目前的认识论信仰是建立在一种难以归类的罪行之上，即杀死处于假死状态的人，基于这一行动，那些理论家会重新看起来和常人无异，无论他们是叫阿尔伯特·爱因斯坦、马克斯·韦伯、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还是尼克拉斯·卢曼。

我意识到，这种思考把我带入了一个目前少有人进入，且更少有人研究的领域。现在有谁会质疑，为什么保护杰出的假死者对于古代欧洲的理论文化来说，就像圣人崇拜对于中世纪教会一样重要？正如我们离从“上帝已死”这句话中得出所有的结论还有一段距离一样，我们离理解“纯粹的观察者已死”这句话的所有隐含含义也非常遥远。认知过程的世俗化所需要的时间显然更长，如果我们把它和19世纪的大多数实证主义者、20世纪的核物理学家或21世纪的神经科学家所能预见的东西相比的话。杀死神圣的怪物——直到最近才被视为认知者的方式——这只是一个开始，结果如何仍然未知。此外，由于相当多的行动者联合起来参与这件事——我将总共列举出10个之多——他们有着广泛的动机，使用的工具种类繁多，所以实际上也就不可能将责任按照确切的份额分配到每个攻击者的头上。

从事实上讲，这起犯罪涉及必须被称为“天使谋杀”（Angelozid）的案件，也就是说涉及一个从未被正式追诉的案件，因为无论是公诉人还是认识论者都不承认天使的存在。他们不认为天使是一类可被谋杀的对象，当然也就不可能追究针对他们的罪行。天使谋杀案的案例分析很复杂的原因在于，无法用证据来证实犯罪事实存在。虽然有大量的动机和疑似凶手，但没有天使样貌的尸体存在。相反，在实践理论的天使被破产清算的地方，真实的、过于真实的人，留在了报告厅、实验室、图书馆和永远开不完的系讨论会上。是的，如果这些去天使化的受害者真的有什么可抱怨的，那就是他们从优选的非现实性被拉回到了世俗的存在中。并非所有复活的对象都欢迎他们回归全然的生活；然后，我对一些当代理论家持怀疑态度，因为他对从无趣状态的美丽死亡被拖回认知的现实政治的舞台而感到遗憾。在此，我也请大家耐心等待，直到我的论述发展到足以让我来具体化我所能表达的东西。

似乎还有必要做出一个初步的评论。因为只有当我们认真对待“实践”（Übungen）一词的所有含义（包括作为练习或训练）时，下面的一切内容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和适当的分类，所以我必须事先对人类实践做出评论。它一直以来被现代主义理论所忽视，甚至成了一个被肆意地推到一边和蔑视的概念范畴。我的新书《你必须改变你的生活：论人类学技术》在刚刚出版后的几个月内得到了非常多有建设性的建议。书中，我试图恢复实践的崇高地位。鉴于实践在高度文明的精神气质中的重要性，这一点其实早就应该实现的。然而，由于现代哲学概念中的系统性缺失和主流社会学行动理论视野中的盲点，它至今仍被否定。在《你必须改变你的生活》中，我比较详细地展示了传统的人类行动的分类，也就是我们熟悉的最初只用于僧侣的“积极生活”（vita activa）和“沉思生活”（vita contemplativa）之间的区分，是如何与使实践这个维度不可见，甚至实际上不可想象的效应联系在一起的。一旦我们接受了“积极”和“沉思”之间根深蒂固的区别，好像它们是完全排他的，对于彼此是彻底的替代选择，那么，我们就会忽视人类的行为其实是一个范围很广的复合体，它既不只是积极的，也不只是沉思的。我把这称为实践的生活。

从本质上讲，实践的生活构成了一个混合的领域：它似乎是沉思的，但又不放弃积极的特征；它是活跃的，但又不失沉思的视角。实践，或曰练习、锻炼，是最古老的，最有效果自我参照训练形式。它的影响并不像劳动或生产的过程那样涉及外部状态或对象；它们发展了实践者本身，使他作为能动的主体“塑造形态”。练习的结果显示在当前的“状态”中，即练习者的能力状态。根据不同的场合，这些能力状态分别被称为体质、美德、技艺、能力、卓越或健硕。作为其训练序列载体的主体通过完成典型的练习来保证和提高自己的技能——同一难度的练习则一般被认为是维持性练习，而难度等级不断提升的练习则是一种发展性练习。恰好古希腊运动员把他们的训练称为经典的“苦修”（askesis）（早期基督教僧侣也自命为“基督运动员”，这成为一种划时代的、持续施加影响力的模式），它总是同时包含着两方面。当我们把练习强行区分为理论和实践或积极和沉思的生活时，我们就忽略了其固有的价值。这同样适用于当代作者在行动理论中引入的区别，例如，把交流型行动和工具型行动，甚至把工作和互动放在一起做比较。这种对实践领域的结构划分也让实践生活的维度不可见。

我的书试图对实践生活的延展、权重及其大量的形式给出一个印象。书中，我引用了尼采的一句令人回味的话语：从宇宙中看去，形而上学时代的地球必然看起来像个“苦行僧星”——在这颗星上，没有生活乐趣的苦行僧民族对抗其内心本性的斗争是“最持久和最普遍的事实”。现在是时候了，我们应该抛弃否定生命的苦行主义，再次获得已经过时太久的肯定生活的技艺。

尼采的干预在很大程度上产生了矛盾的效果：关于地球上的居民“对自己”做出的所有工作，他们的禁欲苦修、他们的训练和他们为塑身所做的努力，无论这种趋势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现代社会哲学家、批判理论家和无处不在的社会心理学家对此还是一如既往地不了解，因为他们对这种现象仍然戴着一副致盲的眼镜。在汉娜·阿伦特广为流传的《人的境况》（Vita activa）一书中，实践生活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它在书中也并没有出现——这对于一部承诺解释“人类状况”（human condition）的研究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奇怪的结果。现代生活世界中的公民早就知道了这一点，他们没有受理论家们的获得性盲目所影响。他们已经打开了被官方忽视的训练实践的通道，尼采提出的提升式苦修现在被冠以不同的名头——进修、训练、健美、运动、节食、自我设计、治疗、冥想——这些已经成为西方肯定绩效的亚文化中的主导方式。此外，所有的迹象都表明，东亚古老而伟大的实践大国，即中国和印度（就像日本曾经经历过的进程一样），已经完成了向全球导向的训练形式的转变。他们已经启动了一个全新的、积极的绩效制度，很快可能会超过厌倦了的欧洲人所完成的一切。

圣维罗尼卡的面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