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书评丨燕妮·埃彭贝克：关于时间的疑问

2024年5月21日，燕妮·埃彭贝克（Jenny Erpenbeck）凭借小说《凯罗斯》（Kairos）获得了国际布克奖，她也是其自2005年创设以来第一位获得该奖的德国作家。在此之前，她还获得了欧洲文学奖、《独立报》外国小说奖、托马斯·曼奖、斯特雷加文学奖、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功绩勋章等多项荣誉，被詹姆斯·伍德称为“这一代最杰出、最重要的小说家” 。她的作品往往以平静超然的语调，将个人的命运与历史事件缝合在一起，展现出了个人意志与历史必然之间的张力。她被《纽约时报》誉为“一位从德国痛苦历史中寻找灵感的小说家”，阅读她的作品，意味着我们需要穿过德国漫长曲折的历史，迎接一个个重大时刻的撞击；同时，在忧伤沉重的氛围中，我们似乎和人物一起，也在时间中得到了抚慰与安顿。她的三部小说《客乡》、《白日尽头》和《时世逝》已经在国内翻译和出版，我们得以感受到这位对记忆抱有别样热情的小说家笔下历史悠长的呼吸，以及她对时间的别样理解。

时间是一个古老的问题，它超越了文学的范畴，涵盖了人类的本质。如今，我们虽然已经可以精确地测量时间，但是我们仍然不知道时间是什么；而且我们难以确定公制化地度量时间是否妥当。康德就认为，时间本身并不存在，它只是人类对于世界的一种理解，仅存在于我们的思维之中。[1]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确实会感到某一刻乏味漫长，同时某一段快乐的日子又转瞬即逝，我们对时间的真正感受其实是一种内在的量度——它与高度个人化的意念、记忆缠绕在了一起。

由于时间本身不安的特性，我们也可以在现代小说里看到作家们和时间之间各式各样的紧张“争执”。马塞尔·普鲁斯特、詹姆斯·乔伊斯、威廉·福克纳、胡里奥·科塔萨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他们都在自己的作品里展现了时间的多样和复杂，使人思考时间的本质及其对于人的意义。关于这点，燕妮·埃彭贝克则说：“如果你想探究时间究竟是什么，最好的办法是去寻找那些落在时间之外的人。当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寻找一个被锁在时间里的人。”[2]

埃彭贝克的第一部小说《客乡》最初出版于2007年，她用柏林郊外别墅中历代居民的生活讲述了20世纪德国的历史，有点像伍尔夫在《到灯塔去》的“岁月流逝”部分，用拉姆齐家的故事折射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在同一个地方，不同时代的居住者到来又散开，各自经历自己的人生。有人逃走，有人在毒气室中死去，有人消失，有人流亡又归来……在所有角色中，唯一没有离开过的角色是园丁，他每隔一章便会出现。在之前一章里，我们可能会看到人们流离失所、帝国被摧毁、墙壁被建立，但是下一章，园丁便开始着手进行有序的更新工作——修理植物、翻新土壤、播撒新种。外部世界的世事变迁与岁月流逝完全失效，这里唯一存在的时间是四季。

这是埃彭贝克作品中的两种时间，一种客观上永远向前行进，呈现出更新的面貌：新的社会、新的产品、新的观念；另一种则永远静止，不知晓发展和变化的现代性，永远在曾经的记忆中停留，是在一个人身上不断重复的“永恒一日”。这有点像柏格森提出的时间绵延说，他提出心理的绵延（连续不断的内心生活）才是时间的本质，绵延才是真实的自我。然而埃彭贝克并没有像柏格森那样弱化时间的客观存在，反而更强调了外部客观时间不可预测的流动和骤变对人内部自我带来的巨大不安。这种不安充斥了她的三部小说和一部文集《不是小说》(not a novel)。主角们，包括她自己，仿佛像一栋栋依旧伫立着的废弃建筑那样，“卡在时代的喉咙里”。

也许是出于对时间特殊的感受，埃彭贝克在《白日尽头》中用特别的手段描述了一个女人的生命，或者说，想象了一个女人的五次生命。每一卷都以她的死亡结束，其后一卷的间奏又重新想象假如她活了下来，她的生命又将如何铺展。她在信仰的重负下想到，如果世界是由偶然性而不是上帝决定的，那该有多好。这不仅是人物的心声，也描述了作者构建的那个由偶然性支配的世界之冷酷无情，有时竟让人错以为是神意的体现。然而，知晓这并非主人公人生的唯一脚本并未能真正给予读者心灵的慰藉，因为它们揭示的是一个如此沉重的命题：我们的生命不是连续的，不是一条以死亡告终的生命之流，而是一系列微小的、潜在的死亡，而我们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痛苦的斗争。

塔迪埃说，“在作品中重新创造时间，这是小说的特权，也是想象力的胜利”。[3]但是，不管是哪种时间，它们的共性在于，人无力将其抓住：“就算你将它（时间）紧紧攥在掌心，它也仍然会胡乱挥舞，拼命扭摆，挣脱向它要去的地方。”[4]难道人只能任由它来到又流逝？难道人只能任由时间将我们分离开来？难道人永远只能像《喧哗与骚动》中的昆汀那样饱受折磨，成为时间之流中一个茫然无助又绝望反抗的被动受事？

和前两部作品不同，《时世逝》不再直接书写动荡的历史和流逝的时间，而是将视线聚焦于欧洲当下的难民问题。难民们离开饱受战争和贫困蹂躏的家园，历经艰险来到欧洲，却最终滞留在德国，因法律和政策的不完善无法获得合法的工作来养活自己。查理是一名刚退休不久的古典学教授，他偶然地注意到了广场上聚集的难民，出于对其的关切和“找点事做”的需要，他开始与他们交谈、交往，并尽其所能地施以援手。

作者生动地描写了难民们在“时间这一超级武器”前的不知所措：“用 ‘日’和‘周’让他们失明，用‘月’碾压他们的身躯，如果这样还不安静，那就给他们三个不同大小的盆、一套床单和一个叫临时留居证的文件。”[5] 这是流离失所带来的特殊时间体验，被隔绝在“正常时间”之外、被困于无聊、困顿、焦虑之中的体验：难民们除了集体宿舍无处可去，虽然有微薄的救济金，但他们正在想要的是一份工作——工作带来的不止是稳定的收入，更是生活的尊严，以及通向更稳定的“正常生活”的路径；而目前的状况是，他们存在于“一个无时间的现在”，世界和其他人继续前进着。这种不可同步的时间性让他们依然处于危机之中，他们无法看到一个确定或稳定的未来。

如果说他们是被“落在时间之外的人”，那么理查德就是一个“被锁在时间里的人”。当他的家人逃离西里西亚前往德国时，他还是个婴儿。他在东柏林度过了半生，如今对西柏林的一切仍然“不是很熟悉”。他不敢开车进市中心；洗碗机令他微笑；和朋友们对着食品外包服务啧啧称赞：“这另一个世界所提供的福祉，他和朋友们还没有研究透彻，近二十五年来，这个世界与他们的世界缠绕得越来越紧了”[6]；在和难民们交谈时，他不断地回忆起东德的历史和他曾在其中的生活——仿佛柏林墙昨天才倒塌似的。

如果说流散（Diaspora）或逐离（displacement）是指人被迫离开他们曾经居住的地区或国家，那么理查德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离散者——他的生活区域几乎没有空间上的改变，但是他被迫进入了另一种陌生的制度和历史时间。理查德和难民们的相同之处在于，他们对不确定和模糊的、超越常规意义上的边缘性感受都非常强烈。他们难以适应或认为自己是现在所生活的国家的一部分，而且自我认知和整个社会结构都在加强这种边缘性：或有回忆时刻提醒着他们与过去的联系，或因法律难以作为永久定居者，更不用说他们在各方面都难以融入这个社会的状况。这种处境是对生命目的论的根本性破坏：它将一个人从稳定生活的虚幻舒适中拉出，进入一个不仅不确定而且受控于未知外部力量的现实。

最难书写的东西永远是无形之物：气味，声音，情感，时间，然后指向记忆。弗洛伊德曾在《文明及其不满》中，用不朽之城罗马作为心理实体的比喻，来说明记忆一旦形成就不会消失，新旧记忆将并存一处；在一定的情况下，记忆会再次出现。埃彭贝克也讲了一个类似的故事：在考古现场，人们挖出来一座来自纳粹“颓废艺术展”的现代主义雕像——可能是第三帝国文化处的办公室在轰炸时倒塌了，存放违禁物的柜子于是坠入了中世纪：“不同的时代落入黑暗之中……一个压着一个……在大地上来来往往的人，对下面发生过的一切一无所知。” [7]正因为有了记忆，时间方没有丢失。

正如迈克尔·伍德所说：“文学与历史（的书写）距离太近了……很多时候文学就是历史，只是披上了比喻的外衣。”[8]文学心存历史，正如人永远心存过去；埃彭贝克的文字不仅不乏与历史的对话，它也引起了我们对历史的再度反思。在她的作品里，看得见从魏玛共和国到统一后的岁月，看得见一个女人命运多舛的五次生命，看得见现时正发生的道德危机，但是一切好像又在飞快地后退；世世代代劳作、生活与死亡的景观都被拉长和扭曲，在快速流逝的时间洪流中，我们的视线被引向地平线消失的那一点：

1989年11月9日，在距离柏林墙只有几个街区的地方，燕妮·埃彭贝克和朋友们一起度过了晚上，然后睡着了。[9]眼睛一闭一睁，世界天翻地覆，一个时代过去了，她的人生被分割成了两部分。她没有亲身经历当晚那些拥抱、鲜花和兴奋的狂热，但是柏林墙倒塌的余震贯穿了她或者许多人的人生：“一切都在永恒流变，所有人类构造都是转瞬即逝，任何现存的秩序都容易被颠覆，这些他们视为理所当然的事，也许是因为他们在战后度过的童年，或者是因为他们见证了那个制度的脆弱，他们在其中度过了大半生，而它在几周内就崩塌了。”[10]

生活中唯一找得到的固定性，就是地点的固定性、物品的固定性，而人们发现这也是虚幻的，这怎么能不让人感到惶恐？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在埃彭贝克那里，时间的突变和内外时间的冲突使所有人物（以及她自己）无法逃离其带来的不安与焦虑，都成为了为时间所困的人。这也是为什么在理查德的身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作者埃彭贝克的影子。她借他之口表达了她对那个已然消失社会的复杂情感：对往昔生活的留恋、根植心中的惶然不安以及随之而来的不适应。

 “没有记忆的人只是地球上一块肉”[11]，但是被记忆所困的人，又在哪里能获得救赎呢？书写，是她对抗这种不安的方式——在时间这一强大的武器面前，人唯一能用以抵抗的东西只有记忆。当所有可见的痕迹被清除之后，被遗忘的地方及其中的时间会成为纯粹的精神状态，从那时起，除了在某些人大脑褶皱中，它们将不再存在于任何地方。这些记忆，除了提醒人的来处、确定人的身份，也将成为人最后的避难所——如果你所珍视的不能装在手提箱里带走，那么至少可以将它写下来：“写作是一种穿越时空的方式，以自己的记忆为素材，仔细观察那些你自己在经历的时候所不了解的事物。这种方式让自己变得陌生，同时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自己。”[12]

她在写作中用冷静超然但置身事内的态度在文字中重塑了时间和记忆：《客乡》中的时间仿佛深深植根于某一特定之地，有丛林植物一般不可控制的生命力；《白日尽头》中的时间则附身于一位女性，在历史与空间中四处穿梭；《时世逝》中逝去的时间则凝固成记忆和屏障，记忆将不同的层次和轨迹叠加在一起，屏障则将一切与彼此分离。她写下了她的思考，却不打算回答那些关于时间疑问，毕竟记忆虽然能为我们还原逝去的时间，但是时间本身，永远不能被找回了。我们如何与过往、与时间和解？不用摔碎手表，只要静静地看着它绕圈子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