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悲痛地/垂着头走过”，这是马雅可夫斯基长诗《列宁》中的“阶梯”句子，“劳动的大地”上，全世界受苦人哀悼列宁，中国人也背着“重担”和“希望”出现在其中。《列宁》的作者，在自杀后被斯大林封为“苏维埃时代最优秀的诗人”，又将在中国成为“进步阶级的伟大儿子”。《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有三篇文章探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马雅可夫斯基译介热潮”。 正像长诗《列宁》所表现的，事实上，左翼文化运动始终是一种世界建构。俄国革命要通过“全世界无产者”的团结，创造别样的世界，也不断生产着新的世界文学。在这方面，美国学者卡特琳娜·克拉克（Katerina Clark）二〇二一年出版的《没有边界的欧亚：左翼文学公地之梦，1919—1943》（Eurasia without Borders：The Dream of a Leftist Commons, 1919-1943），包含着和洪著的对话。克拉克的专著以列宁创立第三国际为起点，然后在广大的欧亚大陆上四处穿行，寻找左翼世界文学的开创履痕。而她的断代，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公开发表为终点。无独有偶，二〇二二年，另一位俄国文化研究领域的学者爱德华·提尔曼（Edward Tyerman）出版了《国际主义美学：中国和早期苏维埃文化》（Internationalist Aesthetics: China and Early Soviet Culture）。提尔曼的起点是列宁的《亚洲的觉醒》，一开篇也引用了马雅可夫斯基对“中国苦力”的同志友爱的召唤（出自《最好的诗》）。提尔曼关注的旅华作家铁捷克，在洪著中是“生产者-作者”的代表。 美国学者卡特琳娜·克拉克（Katerina Clark）2021年出版的《没有边界的欧亚：左翼文学公地之梦，1919-1943》 回到当年的中国：“那时就知道了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鲁迅一九三二年追溯俄国文学影响的文字，由“帝俄”而至“苏俄”：“这‘黑土’却也确实生长了东西，给我们亲见了：忍受，呻吟，挣扎，反抗，战斗，变革，战斗，建设，战斗，成功。”鲁迅认为中俄关系不在外交，而在“文字之交”。海内外翻译学者把“文字之交”追溯到鲁迅早年对俄国现代派小说的“直译”。他最终从俄国白银时代折返回“伟大的十九世纪”，临终前还在“硬译”《死魂灵》。 而俄苏作品在一九四九年后的地位更需在“世界文学”的视野中认知。在这方面，比较文学学者尼古拉·沃兰德（Nicholai Volland）二〇一七年出版的《社会主义世界主义：中国的文学宇宙，1945—1965》（Socialist Cosmopolitanism：The Chinese Literary Universe, 1945-1965）和洪著在关注时段、问题上有更多重合。沃兰德把“中国社会主义文学作为世界文学来解读”，由此勾画出文学宇宙：“在整个五十年代，社会主义世界充盈于中国文化。”沃兰德描绘了苏联科幻作品和苏联童书在中国的流行情况，更专门提到，尽管《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新中国前五年的印数就超过九十万，但还算不上当年最畅销的苏联作品。如果说沃兰德的专著使用多语种材料，较为系统地描摹了社会主义的“文学宇宙”星图，那么，洪著看似不那么系统，却回到星座构造内部，在中国译介并转化俄苏资源的细节处分辨出文学、文化、思想的复调和变调。洪子诚面对的“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犹如一部特异的、不连贯的交响曲。正好，《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讨论到一部交响乐作品，那就是肖斯塔科维奇的第十三交响曲。它“不是通常的奏鸣曲式，而是声乐和管乐的回旋、变奏”。这部交响曲采用了叶甫图申科《娘子谷》等五首诗作。叶在“解冻文学”中用“艺术打破沉默”，在六十年代中国成为修正主义的文艺例证。吊诡的是，叶甫图申科的作品，恰恰通过“内部发行”在“文革”时期的外流，曾经对新一代中国诗人走向现代派有所作用。洪子诚又跟踪叶甫图申科在“文革”后中国的“复出”：一方面，叶氏不再具有明确“政治属性”，另一方面又在后冷战情境下被指认为“流亡者”而获得了另一种政治属性。他继续追问“政治诗”在世界范围的命运，最后引用也斯、胡续冬的反讽诗作和东欧诗人的访华演讲，指向全球化时代“告别政治诗”的政治——我们终于走到了马雅可夫斯基的反面。 尼古拉·沃兰德（Nicholai Volland）2017年出版的《社会主义世界主义：中国的文学宇宙，1945-19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