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荐｜雷蒙德·威廉斯：从狄更斯到劳伦斯的英国小说

1847到1848年的那二十个月里，先后出版了这些小说：《董贝父子》、《呼啸山庄》、《名利场》、《简·爱》、《玛丽·巴顿》、《坦克雷德》[1]、《城镇与乡村》、《怀尔德费尔府的房客》[2]。我一直在思考——

那个时候英国发生了什么？这当然不是短短几个月内的突变。但回顾过去，我们可以看出，那二十个月是决定性的。在此之前，英语小说已经取得了重大成就，我们有笛福和菲尔丁，理查逊，简·奥斯汀和沃尔特·司各特。但在19世纪40年代，英国小说又拥有了新的重要一代。在接下来的八十年里，小说成为了英国文学的主要形式。这种状况前所未有。这几个月似乎首先标志着一种新的意识，我们得学会看清它是什么，学会以某种方式将它与形塑它的那个前所未见的全新文明相联系。

社会的变革已经酝酿了很久：工业革命，民主斗争，都市和城镇的发展。但这些事物在19世纪40年代也达到了影响意识的临界点，意识又转而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从狄更斯的第一部小说到彻底创新的《董贝父子》，这十二年也是宪章运动面临危机的岁月。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工业文明已经进入一个决定性的关键阶段。到19世纪40年代末，英国人是人类社会漫长历史上第一批以城市人口为主的人。从音乐厅和周日通俗报纸到公园、博物馆和图书馆，这类城市文化机构全都在这些年里迅速建立起来。关于公共卫生和工厂工作时间的重要立法出现，一项关于自由贸易和谷物法废除的重大经济决定，已经开始政治上的长期调整。当然，在那些年的斗争和动荡中，未来如何还不为人所知。但是重大议题和激进决定带来的危机感，既尖锐又普遍。因此，就在这十年当中，一种特别的文学—已经广为人知并被广泛阅读，却还未受到高度重视—开始表现新生活，一种至关重要而又切实相关的新生活，也就不足为奇了。在这些文学作品中，新一代作家以截然不同的方式，找到了重要的共同形式，以回应一种全新的、多样的但仍然是共同的经验。

当然，小说这种新的重要性有其直接和间接的原因。各种各样的读物都在增加。19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之间，每年的新书从580部上涨到2600部，其中大多数是小说。新装订法和印刷术使书价下降。上述小说出版的这个时期，还出现了新的廉价系列丛书：“客厅文库”与“铁路文库”[3]，倡导者当然不是新一代作家，而是其他人：利顿[4]、马里亚特[5]、G.P.R.詹姆斯。报纸和杂志的阅读量也在迅速增加，虽然主要的增长期还在20年之后。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阅读者仍然是少数，阅读书籍的人尤其如此。但是，新家庭杂志上的连载小说大大增加了小说读者的数量。直接的市场因素以更为迫切和明显的方式影响着作家。

但归根结底，这不是简单的供需问题。几位最优秀的新生代作家都睁大双眼投入了这个市场，狄更斯首当其冲。但是，决定小说里写了什么与应该写些什么还有许多其他根源。社会的危机和阅读的增长内在相关。随着传统的方式走向瓦解或式微，越来越多的人感到需要这类知识和经验。但除此之外，我们从小说本身就能最清楚不过地看到，新的压力和干扰并不是新形式从中产生的简单模子。从事写作的男男女女们——有些处于舆论形成和市场的中心，有些偏居一隅离群索居—从这些年的动荡中获得了另一种动力：一种经验的危机，往往由个人亲身体会并忍受，当它出现在小说中时，远远不止是对现有公认的公众性的反应。那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一种常常是独自埋头案边的发现之旅；一种转变与创新，塑造了来自似乎互不相关的作品与经验的一代人。它带来新的情感，人物，关系；带来认识、发现、表达的新节奏；它定义社会，在每一部拥有自己重要而独特的生命的小说里定义社会，而不仅仅是反映社会。并不是社会或社会危机催生了小说。社会和小说—我们对那些相互关联五花八门的重要活动的总称—来自于一种紧迫而多变、还未成为历史的经验，除非人的直接行动造就并且给予，否则它不会有新的形式，不会有重要的转折。

那么，我们该如何定义这二十个月里发生的事情呢？回顾这几个月，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项特殊成就：那是对新一代的确认，对新的重要性、相关性和形式的确认吗？在各种阅读体验的诸多可能性中，我选择其中一个方向作为中心：对共同体的探索，对共同体的实质与意义的探索。

从狄更斯到劳伦斯，跨越了近百年，这一方向在我看来具有决定性。共同体是什么，过去曾是什么，将来又将如何；共同体如何与个人和集体相联系；与共同体休戚相关的男女如何立足其间或者超乎其外，如何从拥护它但更多是从反对它的角度来看待这一社会形态：这些相关的主题都是至关重要的方向。因为在这个时期，生活在一个共同体之中意味着什么，是摆在社会和个人面前的，远比历史上任何时候更不确定、更为关键、更令人困扰的问题。对于这个强大且正在巨变中的城市与工业文明，最根本的体验就是迅速而不可避免的社会变迁，一段全新的、可见又可感的历史。但与此同时，在绝大多数实际的共同体和现实的生活中，也是一个复杂而且往往是模糊的全新的历程。上述两点并非截然相反的两极：它们是变化本身的典型特征。人们越发意识到，巨大的社会和历史变迁不仅改变外在形式—制度和景观—还会内在地改变人的情感、经验和自我界定。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变化的事实深深蕴藏在几乎每个人的想象之中。

这样一来，小说应当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被用来探索并认识这个过程，这么说无疑是正确的。在十八世纪伟大的现实主义者那里，在简•奥斯汀精准的社会描摹和司各特自觉的历史想象当中，小说的力量和可能性已是显而易见。然而，尽管从他们的伟大前辈那里汲取了一些启动的力量，成长于剧变中的新一代小说家还是必须依靠他们自己的资源，创造出新形式，以适应英格兰已经达到的这个关键的新时期的经验。

这一发展变化有两个突出的特点。司各特开创的历史小说，在这一代人开始写作之前，几乎已经走到了尽头—那种流行写法的尽头。狄更斯偶尔会用到它，乔治•艾略特只有一次重拾这种写法。但在文坛主流当中，它已经变成一种孤立的形式：从之前历史作为侵蚀人类意识的变化，到现在历史变成了奇观，奇观化的过去，就像利顿作品里那样，表现得最为明显。在司各特那里可以看到每一种可能性：因为在他小说里，利用浪漫化的过去来超越当下有许多生动多彩的方式。但在与时代最深入的互动这一点上，浪漫想象的永久成就并非这种超越。其成就在于确立了人类经验中的一种立场，籍此能够判断——不是偶然地而是完整地——那个正在形成和改变人类经验的社会。曾经作为框架存在的社会，现在可以被看作一个机构，甚至一个演员，一个人物。可以在人身上或者通过人看到它并评价它：它不是人们被限定在其中的一个框架；也不是所有已知关系的一个集合；而是一个表面上独立的有机体，一个角色和一种行为，就像其他同类事物一样。现在的社会，不只是一个要去衡量的准则，一个要操控的制度，一个要限定或改变的标准。它是一个进入生活，去塑造或去变形的过程；这个过程人人都曾了解，但后来又突然变得遥远、复杂、难以理解、难以抗拒。

在历史小说从这个过程中学到的东西里，关于社会变化及变化之评价的新小说找到了自己的原动力、主动权，果断而急切地抓住了机会。托马斯•卡莱尔，他在传达这种历史感—将历史过程视为道德实质和挑战—方面比同时代其他任何人都做得更多，他认为小说这种形式已经过时了，可以被历史所取代。当然，他被证明是错的，但恰恰是因为小说在向他主要观点的那个方向转变。正是通过成为历史，当代历史，一部物质的历史，过程的历史，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相互作用的历史，一种重要的小说进入了它那个时代的核心。当巴尔扎克在法国向司各特学习时，他不是回到中世纪，拉开一段注定会造就奇观的距离，而是像司各特在他最好的作品里那样，回到苏格兰近代相关的历史中去；回到他自己时代的决定性起源中去：回到了法国大革命的年月。他以这种方式学习，学习在寻找起源的过程中，如何继续书写他那个时代后续的历史。新一代英国小说家也以类似的方式学习着：回到他们自己时代的决定性起源，回到工业革命的危机时刻，回到民主改革，回到从乡村到城镇的流动。从夏洛蒂•勃朗特在《谢利》中描写卢德派，到乔治•艾略特在《米德尔马契》和《费利克斯·霍尔特》中写到1832年之前的岁月和城镇与乡村。正是在这种对历史想象的运用当中，而不是《罗慕拉》或《双城记》那种幻想式的演绎中，才出现了真正的成长。也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小说家们才学会了历史性地看待他们当下所处时代迫在眉睫的危机：宪章运动，工人罢工，债务与投机，错综复杂的价值观与财产的继承。

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发展线索，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更深入地影响了小说的内容和形式。大多数小说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可认知的共同体，这是一种传统方法—一种根本的立场和路径—的一部分，小说家以一种本质上可认知和可沟通的方式来表现人以及人与人的关系。对这种方法的信心很大程度上依靠一种特殊的社会信心和经验。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中，这种方法就相当于说—尽管在最自信的情况下，这一点不必说出来—那些可知且因此而已知的关系构成了一个完全已知的社会结构，并且是其中的一部分；在关系之中并且通过这些关系，人们自身可以被完全地认知。因此，从可见的和可理解的关系的中间项来看，社会和人都是可认知的；事实上，就公认的和相互适用的社会和道德准则而言，关于社会与人的某些基本主张甚至可以被视为理所当然。

在新一代小说家经历的非凡卓越的变化过程中，许多因素的结合会摧毁这种信心。这种变化的一个影响已经得到广泛承认。它其实已经成为一个信条，更准确地说，是片面的真理—在关系中并且通过关系，人只是部分地可认知；个性的某些部分以不受关系影响的方式突显并存在着；在这个意义上，人并不是可认知的，其实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不可认知的。这是一种信念，它本身就推动人们在小说中进行新的、非常激进的实验；这些实验在后来的每一代作家中都更加活跃也更加独特。

在这一众所周知的影响中，人们不常认识到的是，在天平的另一端，一个相似的过程已经显而易见：对理解社会的可能性的怀疑和不信任与日俱增；同时也日益确信：关系—可认知的关系，还远不能塑造一个共同体或社会的关系—虽是积极的体验，却不得不与关于一个整体社会(或者不同于当地和邻近社区的社会)的通常的消极体验互为对比。在可认知的关系与未知的、不可知的、强势的社会之间，出现了一个重大的分裂。这一分裂的严重性以及它对小说的最终影响，只有到那个世纪末才能追溯。但它的压力从危机的第一个时期就很明显：狄更斯对它的反应—很早且很重要的反应—也许是我们理解他，特别是理解他对小说这种形式独到而富有创意的运用的钥匙。

现在，我们不得不为这一特殊的危机—可认知的共同体的危机—命名，以便看清它与这些小说家经历的变化关系是多么深厚。我们可以看到它与共同体非常迅速增长的体量、规模和复杂性之间显而易见的关系：城镇尤其是城市和大都会的增长；劳动分工与复杂性的增长；社会各阶层之间与阶层内部关系的改变。在普遍意义上，任何关于一个可认知的共同体——整个的、完全可知的共同体——的假设都变得越来越难以维持。这样一来，我们必须记住，在可认知的共同体与可认知的人之间，存在着一种直接但又非常困难的关系。华兹华斯早在《序曲》当中就已经处理了这种关系，在伟大的第七卷（“寄居伦敦”）中，他直接将城市里拥挤的人群—不是偶尔而是经常性的拥挤，大城市街道上新出现的那种拥挤—这种新现象与自我认同、自我了解、自我控制的难题联系在一起：

多少次在人流满溢的街道上，

我随着人潮往前走，并且告诉

自己，从我身旁走过的

每张面孔都是一个谜…

…熟悉的生活的所有基石，

现在，以及过去；希望，恐惧；全部留下，

有关行动、思索和言说之人的所有法则都

离我而去，不知道我，也不为我所知。

正是从这个关键的结合点上—不可认知的人群与无知且不为人知的个人—他创造了那个盲乞丐的形象，乞丐带着说明其历史和身份的标牌：

对我来说，这个标牌是我们对

自身也是对宇宙所知的极限

的一个典型，或者象征。

这是我们熟悉的具有浪漫色彩的结论，但重要的是这一洞察出现的地方：一座城市拥挤的街道上。那是一种相关的疏离感，关乎共同体也关乎人，布莱克也看到了这种疏离感，在他的诗歌《伦敦》中，对权力的强调更为鲜明。

可认知共同体的问题及其对于小说家的深层影响，显然是十九世纪早期英国社会历史的一部分，也是富有想象力的洞察和创造性反应的反作用力的一部分。但什么是可认知的不仅仅取决于客体—有什么能够被认知，也取决于主体及观察者—渴望认知什么，又有什么需要被了解。一个可认知的共同体，也就是说，既是明明白白的事实，也是个意识问题。事实上，小说发展的主要阶段之一必须与了解一个共同体——找到一个立场，一个令人信服的经验立场，由此开始共同体就能够被了解了——这一问题相联系。

人们常常想当然地认为，乡村共同体，最典型的当属一个村庄，就是直接关系的缩影：这里有面对面的接触，小说家可以从中找到人际关系故事的主要内容。当然，它在这方面与城市和市郊的区别很大。在狄更斯之前，大部分英国小说都聚焦于乡村社会，正因为他聚焦于城市—不但是城市，还是大都会—所以他必须在另一种传统即都市工业社会的流行文化中寻找力量和基础。当我们去审视他小说的主要内容时，我们将看到这种变化的程度，以及他对这一传统超凡脱俗的创造性运用。

然而，即便是在乡村社会内部，已知的是什么—什么被期望以及什么需要被了解—这个问题也是非常切实而关键的。这是乡村小说从简•奥斯汀到乔治•艾略特，再从乔治•艾略特到哈代的极其重要的进展中，真正的关键。我们将详细追踪这一过程，但此刻简要回顾一下简•奥斯汀的共同体也很有价值。

简•奥斯汀选择无视她那个时代决定性的历史事件，这是一个举世公认的真理。可人们仍然会问，拿破仑战争是历史的真正潮流吗？历史有许多潮流，而那个时代英国地主家庭的社会史属于其中最重要者。当我们感受它的真实过程时，我们会发现，地主家族在简·奥斯汀的小说中起着相当中心和结构性的作用。阻碍我们认识到这一点的是那种流行的怀旧，人们沉湎于彭赫斯特、萨克斯汉姆、巴克脑大厦、曼斯菲尔德庄园、诺兰庄园，甚至波因顿，在那里，所有的乡村宅第和它们的主人都被视为实际上属于一个单一传统：有教养的乡村贵族。按照这种观点，对这些房子及其家庭持续不断的建设和改造就被一种理想化的抽象所压制，因而简·奥斯汀的世界也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甚至有时被当作幽闭的乡村而加以保护，仿佛它就是一个简单的“传统的”背景。因此，如果社会“背景”在这个意义上已经安排妥当，我们就可以将重点转向纯粹人际关系的虚构故事了。

但这样的重点强调是错误的，因为从我们观察到的心理过程的抽象意义上来说，简·奥斯丁全力关注的不是人际关系，而是个人行为：在某些真实情境下，检验和探索控制人类行为的标准。小说对个人行为的审视已经隐含了社会关切，对于社会规范的恰当性有着深刻的感知和探索，此外，我们必须加上另一个证据，即奥斯汀小说直接关注着庄园收入和社会地位，收入和地位被视为展现和形塑所有关系的不可或缺的因素。这也不是在安排妥当的“传统”世界之内的关注点，事实上，简·奥斯丁小说中许多情节的利害关系和来源都在于，财富的变化--普遍变化和某种流动性的事实--当时正影响着地主家庭。

因此，如果不是因为伯特伦被明确地描述成戈德史密斯所说的“伟大的西印度群岛人”：安提瓜糖岛的殖民地所有者，我们很容易把《曼斯菲尔德庄园》里的托马斯·伯特伦爵士作为一个老派贵族定居乡村的例子，与克劳福德家族的新“伦敦”生活方式进行对比(这是一种常见的解读)。克劳福德一家虽然住在伦敦，但维持他们生活的收入来自诺福克的地产，他们是由一位海军上将叔叔抚养长大的。《劝导》里的沃尔特·埃利奥特爵士出身于一个地主家庭，从柴郡搬到萨默塞特，在复辟时期被提升为从男爵，但他的收入不再能维持他的地位。他的推定继承人“通过与出身低微的富婆结合而获得了独立”，准男爵被迫将凯林奇宅第让给了一位海军上将，因为正如他的律师所说：

由于这次媾和，我们所有阔绰的海军军官都可以转到岸上。他们都需要安家。沃尔特爵士，如果要招房客，寻找可靠的房客，这是再好没有的时机了。战争中很多人发了大财。[6]

相比之下，邻近的第二个拥有土地的默斯格罗夫家族，则

正经历着变迁或演化的过程。父母亲是传统的英国人习惯，而年轻人则都是新派。[7]

《傲慢与偏见》中的达西是一位继承了“许多代”的著名地主，但他的朋友彬格莱则继承了十万英镑，正在寻找一处地产来购买。威廉·卢卡斯爵士从商人荣升为爵士，班尼特先生除了继承来的地产，每年有两千英镑的收入，他娶了一位律师的女儿，她的哥哥是商人。在《爱玛》中，奈特利拥有唐维尔庄园，富裕农场主马丁是他的租户。伍德豪斯家没有多少土地，但艾玛将从“其他来源”继承三万英镑遗产。牧师埃尔顿有些自主财产，但必须“尽他所能地独自经营，除了做生意没有任何同盟”。韦斯顿先生出身于一个“体面的家庭，在过去的两三代人里，这个家庭已经荣升至文雅且富有的阶层”。通过国民自卫队，他娶了一个“约克郡大家族”的女儿，在她死后从事贸易并购买了“一小块地产”。哈丽特，最终揭密是“一个商人的女儿，有钱到足以让她”带着得到“更多财富、安全、稳定和提升”的希望，嫁给了她的富裕农场主。科尔斯一家靠买卖收入过着平静的生活，但当这种生活有所改善时，在左邻右舍中间，“他们的财富和生活方式就仅次于伍德豪斯一家”。在《理智与情感》中，达什伍德一家是定居的地主家庭，通过婚姻增加了收入，还扩大了女儿们的地产。他们还在诺兰德公地圈地，买下邻近的农场；为了圈地和囤积居奇而必须把股票变现，影响了这个家庭立即改善的速度。《诺桑觉寺》里，凯瑟琳·莫兰是一位牧师的女儿，父亲有两份不错的俸禄，经济相当独立，她随当地的地主艾伦家族来到巴斯，在那次被人犀利观察的社交活动中，她遇到了自修道院解散以来一直拥有该寺产的人家的儿子；他的妹妹和意外获得“贵族头衔与财富”的情人结了婚。

当然，这段社会史只是对奥斯汀小说世界的概括描述，小说里有更具体的情节开始和结束。但必须澄清的是，它不是个单一而稳定的社会，而是一个活跃的、复杂的、极具投机性的过程：关于继承的、新圈公地和新垄断的财产；从生意及殖民地和军队获取的财富转化成为宅第、地产以及社会地位；约定的和投机性的婚姻带来的财产及收入。这确实是英国社会历史当中最难描述的世界：一个贪得无厌的上层资产阶级社会正与农业资本主义处在最明显不过的联结点上，而农业资本主义本身就是通过继承头衔和打造家族名号来维系的。科贝特观察到，“在印度发财的富豪、黑人司机、海军上将、陆军上将”等人的到来—被直接插入到土地资本和商业资本漫长而复杂的相互作用过程中，甚至被视为是理所当然。这一复杂过程中的社会混乱和矛盾是许多人类行为和价值难题的真正根源，这些难题由个人的行动得以戏剧化。一个公然以营利为目的的社会，自然也关心财富的传递，正试图马上通过继承来的行为准则和道德上的改善来评判自己。

简·奥斯汀的矛盾之处在于，在这部困惑与变化的编年史中，她却实现了基调的统一，表现出一种稳定而又非常自信的观察和判断方式。她既准确又坦率，但方式非常特别。例如，她提及可支配的收入时，比必须耕种的土地的面积更精确。但与此同时，她看待土地的方式是，根本无视收入的“其他来源”。她的眼睛对房子、房子所用木材、升级的细节的判断，迅速而准确，皆以金钱衡量。然而，其他种类的钱财，来自贸易公司，来自殖民地种植园的那些财富，就没有进行视觉上的等价替换，财富必须被转换成土地的符号才能被完全认可。这种看问题的方式特别有代表性。土地主要被视为收入和地位的指标，其可见的秩序和管理是一种有价值的商品，但它的耕作过程却几乎看不到。于是简·奥斯丁不由自主地提醒我们，升级的两种含义在历史上是相互关联的，但在实践中却往往是相互矛盾的。在农业生产中有土壤、库存和产量的改善，还有房屋、公园、人工景观的升级，后者吸收了大量实际增加的财富。这一提醒从根本上说明了，什么可以在技术上概括为农业革命；什么不是革命，而是现有社会阶层的巩固、提升[8]和扩张。

教养与升级一样，其内涵具有模糊性。土地面积不断增长，转化为租金，接着租金又被转化成那些被视为高雅社会的东西。因此，所谓“革命”就是为了，这种生活的品质。简·奥斯丁能够在语调上达到非凡的统一——那种冷静而克制的观察是她叙事方法的基础；那种对事件、描写和人物极其疏远的处理，既无需公开操纵，也无需介入或个人的参与—是因为一个有效的公式：升级就是升级。根本不为人所见的生产进步是社会进步的手段，而社会的进步是如此孤立，以至于能被非常清楚地看到。

这么看并不是恭维。好收益转化为好行为不是自动的过程。但关键在于，这种道德主张被如此严肃地对待，以至于变成了一种批判：决不是批判那个改善公式的基础，而是冷静而坚决地批判其对性格和行动造成的后果。她引导她的女主人公稳步走向正确的婚姻。她独自一人，对付所有麻烦，就像某种超自然的律师，按照道德价值的精确比例来解决问题，以保证这一通用公式的连续性。但是，在这种保守的态度中——这是她自信的来源——道德歧视是如此顽固，以至于它实际上可以被视为一种独立的价值。据文学史家们说，她的创作源自于菲尔丁和理查森，但实际上，菲尔丁那种亲切而操纵自如的虚张声势和理查森那种与世隔绝的道德狂热已远在另一个世界。在《爱玛》《劝导》和《曼斯菲尔德庄园》中所发生的，是一种日常生活中毫不妥协的道德的发展，这种道德实际上与其社会基础是分离的，而在另一方面，它可以变得与社会基础对立起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简·奥斯汀与后来的柯勒律治、乔治·艾略特和马修·阿诺德有关联，这些作家不得不怀着日益增长的不安，学会假设阶级和道德之间没有必然的对应关系；道德歧视的存留依赖于另一种独立；进步的两种含义不仅要区分，而且要对比；或者，如柯勒律治首先提出的那样，人性意义上的教养必须被作为标准来对抗文明的社会进程。在这些方面，那个公式被决然地打破了：改善并不是改善；不仅不是必然地，有时还会处于明确的矛盾之中。很显然，简·奥斯汀从来没有走得那么远。如果她那么做了，她的小说就会非常不一样，会涉及到结构和语言的新问题。但是她提供了只有在庄园高墙外才会被当作一种别样社会经验的重点，这种强调不是一种道德批判，而是一种社会批判。我们将在乔治·艾略特作品中看到这种转变及其困难。

但现在再来思考一下简·奥斯汀的“可认知的共同体”吧。这是一个非常显著的面对面的社会；它的危机，身体和精神上的危机，都是用下列方式来表达的：眼神、手势、凝视、冲突；而在这些背后，小说家每时每刻都在注视、观察、记录和反映。那就是她的整体姿态，她道德的语法。然而，尽管在小说的基本表达里，这是一个完全已知的共同体，但作为一个真实的共同体，它却经过了极为精心的筛选。她小说中的邻居并不是那些真正住在附近的人，而是那些住在不太近的地方，在社会身份上可以去拜访的人。她所看到的是土地上有产权的房屋和家庭组成的网络，通过这个密不透风的罗网，大多数真实的人根本就不会被看到。在这个世界里，能够面对面就已经属于一个阶级了。无论是实际存在还是社会现实当中，根本没有任何其他共同体是可认知的。而且，消失的不仅仅是大部分人，还有乡村的大部分，只有当乡村与真正成为情节中心的房产联系在一起时，才会变得真实起来。至于其余的乡村，不过是恶劣天气，或者一个散步的地方。

追溯小说从简·奥斯汀到乔治·艾略特的连续性（一个非常重要的道德分析的传统）是恰当的。但我们只有承认这个文学发展过程中发生的其他事情，才能明智地做到这一点：承认其他类型的人，其他类型的乡村，其他各种必须加以道德强调的行为。

因此，乔治·艾略特将《亚当·比德》设定在简·奥斯汀的时代：18世纪进入19世纪的转折点。当然，她看到的东西是非常不一样的：主要不是因为乡村发生了变化，而是因为她正在利用一种不一样的社会传统。

《亚当·比德》的起源是我循道卫理的姨妈塞缪尔告诉我的一件轶事……她自己经历的一件轶事……后来，我开始想要把这段往事和姨妈其他的一些回忆，与父亲早年生活和性格的某些方面结合起来，编成一个故事。

因此，有产权的房子仍然在那里，为唐尼尚一家所有。但现在，人们看到他们在努力提高收入，与他们的租户打交道：

“多么精致的厨房啊!”老唐尼尚先生羡慕地环顾四周说道。老唐尼尚的话，不管是甜蜜的还是恶毒的，从他嘴里说出来，总是那么从容不迫，字斟句酌，彬彬有礼。“朴瑟太太，你厨房收拾得这么漂亮干净。你知道吗，在整座庄园里，我最喜欢的就是你这房子。”[9]

我们之前已经见识过这种深思熟虑、精心雕琢、彬彬有礼的讲话方式了。但它此时不是处在平等的关系中，就像这位老乡绅看房子的态度，此时绝不只是个人性格一个侧面的表现，而是源于支配性社会关系中养成的性格。正如波依瑟太太对此的反应：

“就好像你是个小虫子，他准备用指甲掐你似的。”[10]

这个彬彬有礼提出的建议实际上是要改订租约。为了田产的方便，新租约将夺走波依瑟一家的玉米地。同时他还威胁说，被推荐的新邻居

“瑟尔会很乐意把两个农场都租下来的，这样并在一起经营起来更方便，他手头很有些积蓄哟。不过我可不愿意同你这样好的老佃房分开。”[11]

这并不是特别戏剧化的场面，但它允许那些一直存在而此刻因我们换了个视角而看到的日常经验进入故事，这一点十分关键。彬彬有礼的改善必定与经济实力的残酷事实形成鲜明对比，一种不一样的道德强调已经不可避免。这种局面之后还会扩展。年轻的乡绅急于升级产业，正如佃户们所看到的那样，

就会有一千年也用不完的新大门和配给石灰，以及百分之十的利润[12]

他聘请亚当·比德做他的林地管理人。但本着实质上相同的精神，他把赫蒂·索雷尔当作自己的女人，并成功地毁掉了她。为自己方便而利用他人是个人性格的一个侧面——这一强调并没有减弱——但它现在也是社会与经济特定关系的一个侧面。因此，正如乔治•艾略特反讽的评论所言：

调查此类事情就像是去调查一个机要秘书的品质那样荒谬。谈到那些出身名门、家资巨富的年轻人，我们用响亮，有影响力、有礼貌的词语来称呼他们[13]

准确地说，简•奥斯汀就一直在调查，但仅限于在一个相互关联的群体之内。现在展开这种分析就不再受阶级的限制，社会和经济关系被视为影响行为的必然因素，往往还是决定性因素。

也就是说，可认知共同体不仅是物质上扩张和复杂化的问题，它首先还是个有关视角和意识的问题。准确地说，正是在这一点上，它与源自新历史意识的方法相互紧密联系在一起；新的社会观念不仅是个人和人际关系价值的体现者，而且是积极的创造者，积极的破坏者。

这是一种复杂的相互作用。在1830年代末，特别是1840年代，在一个充满全新经验的世界里，一切似乎都立刻开始了。在简·奥斯汀、司各特和狄更斯的开始之间，有一个停顿，一段间歇：这不是指实际的出产，因为小说创作还在继续，还有些有趣的单篇作品，例如皮科克的那些小说[14]；而是指关键的贡献，在形式和世代的创造与再创造之中，存在一段间歇。进入19世纪40年代之后，我们不得不把注意力转向这里或那里，有这么多的新方向，仅做单一的描述是不可能的。但在那十年之前，有一个决定性的时刻：即狄更斯的初次露面。他在取得巨大成功的过程中，花了许多年的时间，才完成了如今定义他成就的作品。然而，不仅是时间上的巧合，更是天才的横空出世，将我们的注意力从19世纪30年代之初转移到了狄更斯时代：尤其是狄更斯，作为小说家，他在1847年和1848年的那几个月里达到了他的巅峰，也遭遇了重重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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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译者温华老师授权转载。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本期编辑 | 吴敏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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