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上架丨亚文化研究经典·东浩纪《动物化的后现代》

文化   2024-10-24 08:29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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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化的后现代:从御宅族透析消费社会》
【日】东浩纪 著,褚炫初 译,王飞 校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9月




内容简介





美国式消费社会的逻辑自二战以后稳步扩大,如今已经覆盖全世界。无需他人的介入或是麻烦的社交,消费者的需求就可以非常简便地获得满足。在此意义上,我们的社会正朝着科耶夫所说的“动物化”的道路迈进。

日本自20世纪50至70年代经历了经济高度发展期,以及美国亚文化的“国产化”,从中诞生的“御宅族系文化”如今获得了超越国界的支持。御宅族系文化的特征呼应着1970年代至今的后现代潮流,也包含着现代化与后现代化所引发的人性扭曲,大叙事凋零后人们如何想象世界、如何进行文化生产与消费等诸多与当下密切相关的议题。

日本新一代思想家、争议性奇才东浩纪的成名之作《动物化的后现代》,初版于2001年,如今已成为当代文化研究的根基性经典,书中原创性地运用“数据库消费”“萌要素”“动物的时代”等概念,精辟地分析了御宅族系文化影响下的日本社会和日本思想,并从中理出御宅族系文化的形成与未来的可能性。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御宅族对于动漫甚至当代文化造成了怎样的影响,这些被误解的族群,其行为模式是文化的脉络之一,也正在改变人类的整个历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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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浩纪的《动物化的后现代》无疑是一部极为重要的著作。你可以将其视作一部充满原创的理论著作,亦可以将其视为一项置身现场的日本御宅族文化研究。始自日本社会的一个历史时刻,进而参与形塑了21世纪全球的文化生产。《动物化的后现代》,是直面,是命名,是思想。迄今为止,本书仍是理解今日流行文化与世纪更迭间诸世代的最突出的文化考查与阐释。
——戴锦华(北京大学教授)
 
出版于21世纪初的《动物化的后现代》已经成为重要的当代文化研究经典之一,不仅因为它运用“数据库消费”“萌要素”“动物的时代”等创造性的概念对纷繁复杂的东亚“亚文化”现象进行了深入解读与剖析;更重要的是,它前瞻性地预示并理论性地把握了当下正在被大数据、算法和人工智能深刻改变的流行文化的生产机制、流通法则和消费偏好。
——罗岗(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这本名作的意义,并非仅在于那些醒目而原创的概念,抑或发人深省的历史梳理,而更在于它那种直指现实的洞察力和剖析力。他提醒我们,御宅本可以是一种充满激进反思和批判精神的生活,而哲学本可以在数字时代的最深处再度唤醒那种改变世界的力量。数据库动物,或许只是一种过渡性的身份;但数据库的海洋,却是未来主体必须直面的危机与契机并存的现实。
——姜宇辉(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内容选摘





中文版序言

 我的《动物化的后现代》《游戏式现实主义的诞生》《弱关联》《观光客的哲学》这四本书几乎同时被译成简体中文出版。于是,我决定为其写一篇总序。

正因为这四本书是首次译为简体中文出版,所以有读者可能是第一次接触我的文章。

《动物化的后现代》(2001年)、《游戏式现实主义的诞生》(2007年)、《弱关联》(2014年)、《观光客的哲学》(2017年)这四本书的出版年份相差甚远,不仅主题和风格有所差异,预设的读者也不甚相同。关于这一点,我想简要地说明一下。

东浩纪




1971年,我出生于日本东京,曾在东京大学研究法国哲学,并取得了博士学位。所以,我也有学院中人的一面,实际上也在大学任教过。

如今,我已经不在大学任教了。与此同时,2010年,我创办了一家小公司,主要经营图书出版,并开展相关的话题访谈活动(talk event)。《观光客的哲学》就是在这里出版的。也就是说,现在,我的职业不是大学教师,而是一名中小型企业经营者。

为什么会走这样的人生道路?一言以蔽之,就是因为在日本做“哲学研究”的曾经有两条路:一条是归属大学而成为一名研究者;另一条是在出版界以写作为生。选择后者的人被称为“批评家”,而非哲学家。

当然,这两者是无法严格地区分的。因为在大学任教的同时,写书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有写出畅销书的人进入大学工作的。然而,就读者的感觉而言,将大学与出版的哪一边放在中心位置,通过文体、兴趣的差异,多少能够看出来。事实上,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出版为中心的思想家,也就是相比大学里的研究者,“批评家”在日本具有更大的影响力。这是其他国家并不存在的特殊环境。由于这个话题太过冗长,就此省略它形成的过程。但无论如何,无视当时的环境,就无法理解日本思想史。在中国广为人知的,我也深受其影响的日本思想家柄谷行人,在日本国内也曾长期自称“文艺评论家”。柄谷自称为哲学家,是在国外开始阅读他的著作之后的事情。

在日本,做“哲学研究”的曾经有两条路。之所以用“曾经”这个过去式来描述,是因为现在已经不存在那样的环境了。进入21世纪,大学与出版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逆转,在日本,如今的哲学已经完全变成了大学教职的事情。批评家这一职业几乎没有存在感。

然而,在我年轻的时候,“批评”这个词语仍然闪耀着光芒。所以我在职业生涯初期,并非对大学教职,而是对批评家有着强烈的憧憬。同时,我也被灌输了哲学就应该在大学之外实践的信念。这一憧憬和信念并没有随着周围环境的变化而改变。进入21世纪后,人文学科开始急速地学院化、体制化,而我并没能很好地融入其中。结果,为了找回自己曾经憧憬的思考方式,我决定创办自己的公司。

然而,我与大学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完全切断,那也不是想切就能切断的。我的文章无论怎么说,都是具有“学术性”的,在日本实际上也只是学者或学生在阅读。我只不过是在承认这种局限的基础上,仍然不断地尝试让学术工作的面向尽可能地获取更广泛的读者而已。这次的四本译著,尽管在主题上有所不同,但在这种尝试上是共通的。

大学与出版之间的矛盾,学术与非学术之间的矛盾,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或许无法理解;即便是在日本,也不太能与下一个世代共享。然而,我的著作都是在这种矛盾中产生的。

我的名字在中国如何被知晓,我并不确切知道,只是听说过是作为一名日本动漫、游戏的研究者而广为人知。这次《动物化的后现代》与《游戏式现实主义的诞生》两本书同时翻译出版,恐怕也是基于这个原因吧。现在,因为日本的内容(contents)产业受到了全球性的关注,所以我的工作首先在这样的研究脉络下被大家接受是能够理解的。

不能说这是错误的。但是,从作者心情的角度来讲,我并非想在动画、游戏等方面建立新学问,而是借由动画、游戏之力,试图改变学问的方向。




另外,我想要在此重新说明,我的工作与所谓的“政治”之间的关系。

在日本,偶尔有人会指责我对政治漠不关心。确实,我不参加政治活动,既不搞签名也不去示威游行。无论是《动物化的后现代》与《游戏式现实主义的诞生》以御宅族为主题,还是《弱关联》与《观光客的哲学》以观光为主题,所写内容看起来既与政治无关,又很抽象,似乎对改变这个世界并无帮助。

这种理解有一半是对的。之所以说“一半”,是因为这绝非单纯地表现为漠不关心。用日语检索一下便知,我一直在SNS或杂志专栏里就现实问题发言,偶尔也会批判一些政策或政治家。不过,我不仅避免做出被认为是特定政党支持者的行为,在著作中也尽量不透露对特定政治性集团有利的信息。

为何如此?这是因为所谓政治,归根结底是一种分割人类的行为。所以我认为,哲学决不能被完全卷入其中。

人类离开政治是无法生存的;然而,光靠政治也是无法生存的。在只有政治的世界里,所有人都会被分割为朋友和敌人。因此,为了团结被分割的朋友和敌人,我们必须要进行政治以外的活动。在这一点上,我要坚定地站在“去政治”性的,也就是站在连接朋友和敌人的立场上。




哲学务必是去政治性的。哲学的语言,必须是将人与人放置在政治之外来联结的。这是我的信念,也与我的出身和世代有关。

如前所说,1971年出生于东京的我,是在80年代的东京度过了青少年时期。

那是一个日本最富裕的时代,也是一个无须针对政治进行无限考量的时代。直到60年代,日本大街小巷都充斥着政治,不仅有学生运动、恐怖袭击,还有罢工。但是,这样的骚乱在70年代迅速得以平息,迎来了短暂的繁荣——人们可以轻率地梦想只要追求富裕,所有人都会拥有光明的未来——那就是80年代,即昭和时代的末期。人们感觉到当时的日本经济在持续增长,人口也不断增加,全世界所憧憬的索尼、任天堂在亚洲无竞争对手,说起战争也只能想象科幻小说里的末日,昭和天皇依然健在,自民党政权也宛如会永远持续下去。而我就是在这种思考停滞的氛围中度过了我的中学时代。

当然,如今的我终于知道了那是幻想。现实中当时的日本,问题堆积如山,有些人为此一直痛苦不堪。后来,这种扭曲喷薄而出,导致国家陷入了长期的停滞。在现在的日本年轻一代中,几乎没有人对昭和末期持有肯定的态度。

然而,在全面承认这种缺陷的基础上,我心中仍然残留着几份对那个时代的乡愁。不,我最近开始觉得,应该更积极地重新思考那个时代的氛围——无须考虑政治就好。那确实是思考停滞,但这种停滞同时也产生了特殊的宽容。比如说,这些恰好反映在当时就开花结果,至今仍然令世界为之着迷的动画、游戏的自由上。

现在的日本已经变成了完全不同的国家。与其他很多国家一样,日本媒体或网络上经常发生政治争论,每天都会产生朋友和敌人。所有表现的政治性都会被质疑,一个接着一个地被取消。这一方面是理所当然的,另一方面又是令人窒息的、伪善的。不仅在日本,世界上有很多人都开始感受到这种窒息般的痛苦。在这个过程中,我开始重新自问自答:难道不参与政治真的是一件愚蠢的事情吗?

不管怎么说,这或许是我人性的局限,又或者是理论上的可能性。但如今的我,想尽可能地避免自己的话被特定的政治性格局所吞噬,也想从朋友和敌人之间的区隔中脱离出来,使用不同于政治的语言来推进我的思考。尽管这是《弱关联》和《观光客的哲学》明确的主题,但是《动物化的后现代》和《游戏式现实主义的诞生》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也贯穿着同样的兴趣。因为在那两本书里,我使用了与政治语言完全不同的工具,试图用语言来表达人们如何联结、如何认知这个世界。

政治使人自由,也使人不自由。我非常清楚,这样的说法可能会引起日本以外读者的愤怒。世界上有很多想谈政治却无法谈、想发声却无法发声的人。你们也许会说,你说的这些只不过是日本特定世代的,而且是在首都优渥阶层长大的人的生活感受而已。假使受到这样的指责,我想也是理所当然的,毕竟连我自己都觉得已经写了这么多矫情的文字。

即便如此,我仍然无法舍弃我的天真。倘若在不远的将来,你们的国家与我的国家之间发生了摩擦,我希望即使在那个时候,大家也能把我的文章理解成与政治毫无关联。我想哲学本来就是这样的,这样的可能性是一种天真的幻想。我想我的哲学始终与去政治性同在。至于在中国会有怎样的需求,这是现在的我无法想象的。

最后,感谢这四本书的译者,尤其是参与了全部翻译、校对工作的王飞先生。正因为有了共同的译校者,想必文风和翻译语言会自然统一。我期待这些书籍能够变得通俗易懂,也希望它们尽可能地抵达更为广阔的读者群体。

东浩纪
2023 年 6 月 11 日
 (王飞 / 译)


第一章 御宅族的拟日本
1. 何谓御宅族系文化?

“御宅族系文化”结构中呈现的后现代姿态

大概没有人不知道“御宅族”1这个词吧?简单地说,它指的是与漫画(comic)、动画(animation)、游戏(game)、个人电脑、科幻、特摄片2、手办(figure)3等存在着深刻联结,并沉溺在亚文化(subculture)里的一群人的总称。本书将这一群人的亚文化称为“御宅族系文化”4

以动漫为代表的御宅族系文化至今仍多被视为年轻人的文化,但实际上,其消费人群主要集中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前期出生的一代人,如今已成长为具有社会责任地位的三四十岁的成年人,不再是享受迷失(moratorium)的热血青年。在这个意义上说,御宅族系文化已经牢牢地扎根在日本社会之中。

另外,尽管御宅族系文化并不像日本流行音乐(J-POP)那样广泛流传,但也绝非小众文化。就从同人杂志的市场规模、专业杂志的销售量,以及互联网搜索引擎的登录人数来推测,即便在买卖二次创作物(详情见后述)和角色扮演这样极度活跃的层面,御宅族系消费人群也从未低于数十万的规模。加之,御宅族系文化俨然已经不只是日本的现象。正如一般报纸也经常报道的,御宅族所创造出来的动漫、游戏等独特的世界,对韩国、中国乃至整个亚洲地区的亚文化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最后还要补充的是,从只有计算机通信5的20世纪80年代开始到现在,日本网络文化的根基是由御宅族构筑起来的。他们的痕迹或隐或显地存在于网络生活中几乎所有触目可及的地方,不仅是大量的御宅族系网站和留言板,还包括互联网供应商的FTP网站名使用动漫角色的名字,或是文字处理软件与电子表格的说明书例句中不经意地节录电子小说游戏(novel game)的内容,等等。

因此,若想认真思考日本文化的现状,就无法避开对御宅族系文化的讨论。然而“御宅族”一词却因为1988至1989年间宫崎勤犯下的连续幼女诱拐杀人案6而受到广泛的关注,直到今天还承载着独特的负面意味。

御宅族一词原本指向20世纪70年代崛起的新型亚文化的中坚力量7。然而不幸的是,这个名词却是以这件惨案为契机而被普遍认知的。因此,提到御宅族,很多人就会联想到一种非社会的、性倒错的性格类型。宫崎勤事件之后,某周刊将御宅族解说为“不善于交际,容易沉溺在自己的世界”的人群8,这种理解时至今日仍然普遍地存在。

当然,也有完全相反的立场。虽然并不为一般人所知,但实际上在20世纪90年代,一些特定代际的御宅族非常积极地使用“御宅族”这个词。以宫崎勤事件为契机的猛烈抨击让御宅族自身产生了强烈的反抗心理,反而使得他们过度地意识到自己“身为御宅族”的事实。御宅族的这种自负原本并没有受到大众媒体的关注,直到1995年《新世纪福音战士》爆红,御宅族系文化才随着人们的广泛关注逐渐浮出地表。其中一例就是1996年日本评论家冈田斗司夫出版了《御宅族学入门》9,开篇就质疑了“御宅族”一词成为歧视用语的现状,并重新定义御宅族为“拥有发达视觉的人”,而且是能够应付发达消费社会文化状况的“新人类”(newtype)10。这个观点看似夸大狂妄,反而能够从中明显地窥视出彼时的御宅族是如何畏怯于这种抨击而抱持着恐惧之心。

宫崎勤事件所造成的这种分裂,使得对于御宅族的正面、客观的论述直到90年代终结都难以展开。一方面,具有权威的大众媒体与评论界仍对御宅族的行为模式抱有强烈的厌恶感,关于御宅族系文化的讨论,大多数在涉及内容层面之前就遭到了抵制。事实上,令人惊讶的是,笔者提出关于日本动画的本书策划时,就受到了某著名批评家的强烈反对。

另外,带有强烈反权威倾向的御宅族对于御宅族语境之外的事物抱有不信任感,也不欢迎御宅族以外的人对动画、游戏进行论述。笔者经由现代思想的学术杂志登上论坛,根源与亚文化世界相距甚远,这一点也受到了部分人的反对。也就是说,简单来讲,一方原本就对御宅族等价值不认可,另一方则认为只有特定团体才对御宅族具有评论权,要采取不偏向两者中任何一方的立场是极其困难的。

本书的目的就在于修复这种功能上的不健全,让我们能够对御宅族系文化,乃至对日本现在的一般文化状况这种看似理所当然的事物进行分析与评论,来创造一种开放的、可沟通的环境。这应该也能促使我们更好地了解我们所处的社会。正如文学有历史、美术有历史一样,御宅族系文化在短暂的四十年中也有它自身的历史,其过程也确实反映了我们社会的变迁。我们当然可以将这段历史纵向追溯为一种“亚文化史”,不过在此,笔者希望以横向的方式来看待这段历史,撷取御宅族系文化的变迁及其与外在社会变化之间的关联,在此过程中尝试认真思考:我们这个拥有诸如御宅族系文化这样奇妙亚文化的社会,究竟是怎样的社会?因此,以下的讨论除了要面向与笔者共享知识和代际的御宅族,同时还要面向那些从未思考,甚至从来不想去思考御宅族的广大读者。

笔者认为,我们所处的时代(后现代)的本质,在御宅族系文化的结构中得到了极为充分的展现。这些思考若能被更多的读者接纳,帮助他们在各自的视野下理解这个世界,笔者将感到无比的欣慰。

御宅族的三个代际

首先需要简单地阐明一下,本书为何不使用“御宅族文化”,而用“御宅族系文化”这种暧昧的称谓。由于前述的复杂状况,90年代,关于“何谓御宅族”“何谓御宅族式”“谁是御宅族,谁不是御宅族”等问题,御宅族之间已经累积了很大的争议。但是,从笔者自身的经验来说,这些问题根本不可能有结论,就算深究也只是赌上个人自我认同(identity)的那种情绪性的唇舌之争罢了。笔者在此纳入“系”这个暧昧称谓,就是要将这种毫无结果的争论暂时搁置,概括性地推进这个话题。

再稍作补充,就算是“御宅族系”这个暧昧的说法,也可以由此确定两件事:一是御宅族系亚文化群体的起源,基本上可以认为是在20世纪60年代11;二是御宅族系文化的中坚人物可以粗略地分为三个代际。

这三个代际指的是:以60年代前后出生者为中心,十几岁时观看过《宇宙战舰大和号》《机动战士高达》等作品的人群为第一代;以70年代前后出生者为中心,十几岁时就享受了由上一代所创造出来的娴熟的、精细化的御宅族系文化的人群为第二代;以80年代前后出生者为中心,在《新世纪福音战士》引起风潮时正读中学的人群为第三代。这三个代际人群的兴趣爱好,有着各种各样微妙的差异。

例如,尽管对漫画、动画和计算机抱有强烈兴趣的人群可以超越这种代际的划分,但第一代对科幻、B级片等的关注,到了第三代大致置换为对推理小说、电脑游戏的关注;此外,第三代在15岁前后迎来了互联网的普及,其同人活动的重心转向网络,插画也变成电脑绘图为主,与上一代在网络流通、表达形式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2。本书将以第三代的新动向为重点来详细论述13


向上滑动阅览注释


1.“御宅族”一词在日语书写中一般情况下有平假名与片假名之分,本书译校过程中,没有特别说明之处均为片假名书写。——校注

2.“特摄”为特殊摄影的简称,特摄片原意为使用特效制作的影片,但在日本已形成一种以科幻为主的类型影片,代表作品有《奥特曼》《假面骑士》《超级战队》等。——译注

3.主要指以人物造型为创作主体的模型,香港地区称之为公仔。——译注

4.文中着重为原著所加,下同。——校注

5.这里指的是日本在互联网兴起之前,计算机玩家通过调制解调器与服务器相连,进行寄送电子邮件及在论坛(BBS)发言等活动。——译注

6.此案被日本媒体通称为“东京·埼玉连续幼女诱拐杀人事件”,嫌犯宫崎勤先后绑架并杀害4名4至7岁的女童,并进行猥亵、分尸、焚尸等犯罪行为,在日本社会引发了极大震惊。犯人落网后毫无悔意,供词匪夷所思,导致真正的杀人动机晦涩不明。宫崎勤虽然被鉴定为患有多重人格之精神疾病,仍被判处死刑,并于2008年执行。由于宫崎勤是一位动漫迷,案发后社会舆论将犯案动机归咎于色情动漫所带来的不良影响,使得“御宅族”形象大损,受到严重的歧视与厌恶。——译注

7.现在我们使用的“御宅族”这个表达(作为亚文化集合的名称)是1983年由中森明夫首先使用的。参见『おたくの本』(《御宅族之书》)。据说“御宅族”一词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科幻迷相互之间的称呼。另外,本书涉及的书籍、期刊信息整理在最后的参考文献中,此处省略。

8.『週刊読売』(《周刊读卖》)1989年9月10日号。引自中森明夫的介绍。『おたくの本』,第90页。

9.英文书名为Introduction to Otakuology,冈田斗司夫刻意创造了otakuology一词来定义他所谓的“御宅学”。——译注

10.『オタク学入門』(《御宅族学入门》),第10、49页。

11.按照竹熊健太郎的说法,御宅族系文化的起源之一是20世纪60年代大伴昌司的活动。大伴昌司是在1973年37岁时猝死的一位专栏作家与编辑,作为引发怪兽热潮的推手而广为人知。他于1961年登临大众媒体,1966到1971年间,在《少年Magazine》上针对怪兽、推理、科幻、神秘学、机械人、计算机等御宅族系文化的核心话题,连续撰写了许多报道。

12.其中一例是森川嘉一郎指出的秋叶原迅速御宅族化。90年代的秋叶原既不是家电街,也不是计算机街,而是成长为一个信息产业与亚文化融合的稀有区域。尽管本书没有特别提及,但从之后参考《铃铛猫娘》、1998年由大月俊伦制作的《秋叶原电脑组》可以看到,90年代的御宅族系作品与秋叶原这个地方有着深刻的联结。这可以和70年代到80年代的御宅族系文化与中央线沿线之间的联结相对照。在这个意义上,90年代的御宅族系文化或许可以和“涩谷系”“新宿系”“下北泽系”等一样,按照地名命名为“秋叶原系”。

13.准确地说,本书主要涉及的是第三代际的男性御宅族的动向。正如长久以来Comiket(Comic Market,同人志即卖会)的行程分为两天,并默契地区分成男性向与女性向,御宅族系文化中的性别差异是不可忽视的,但它不在本书讨论的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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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吴辰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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