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潇雨丨出走与收编：历史和政治中的庄学本摄影

Exploration and Incorporation: Zhuang Xueben’s Photography in History and Politics 

摄影；历史；政治 ；知识

庄学本的“封神”是21世纪中国摄影界里的现象级事件，然而他的影像神迹似乎被“人为”地中止于20世纪40年代。如今庄学本所有为人乐道的作品几乎都来自其1934年的青川之旅、1936-37年的甘肃青海行，以及1938-42年的西康考察，在这个热衷于想像“纯粹”的时代里，这些影像成为了广泛传播但精致空洞的能指，其历史语境和文字外框被搁置和取消。与此相对，庄学本在新中国成立后十二年间在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内蒙古、东北、广西等地出访时的拍摄与记录却没有享受到同等追捧：它们往往在 “材料不足”或“艺术成就不高”的盖棺定论下被忽略了。

这种本身带着某种价值预判的成规，不利于我们整体性地考察庄学本的摄影作品、历史性地理解其影像的内部差异，也不利于重估这位摄影师的世纪遗产。庄学本拍摄边缘地区和边缘族群的三十年是中国国家性质和领土属性经历巨大变迁的三十年，在政治实践上，这一时期是华夏边缘的土著社会卷入国家政权建设的“一元化”体制、产生出复杂纠结的中央-地方关系的历史阶段；在知识生产上，频繁变动迭代的思想框架——例如登堂入室的专业化现代学科分野、澎湃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浪潮——对边疆拍摄者的实践提出了不同的专业和美学要求。[2]由此看来，庄学本的摄影是复杂的视觉秩序和变动的社会经验的共同结果。作为一种生动的现实记录，它们展现了政治的概念和博弈关系如何通过具体形象得以有效表达，其摄影风格的延续与转折也为理解20世纪中国社会史、政治史以及视觉文化之间的紧密交缠提供了一个重要渠道。

庄学本的边疆考察脱胎于他对都市的小布尔乔亚生活的悖反和出走。1934年3月28日12月11日，这位曾经的上海小职员顶着“开发西北协会”调查专员的空头身份，独立考察了青海与四川边界的理番、汶川、阿坝、果洛，岷江流域的松潘、叠溪、茂县等地，细致观察了聚居于此的羌族、嘉戎族群。两年后，上海良友图书公司根据其详尽的考察日记与大量的考察摄影出版了《羌戎考察记》，以图文方式呈现出庄氏对这块西北边疆区域的观察和理解。《考察记》虽然诞生于政治焦虑勃兴的时代，但书中的政治兴味不甚浓烈。在前言中庄氏虽把“失掉东北、开发西北”的群体性紧张视为自己的考察动机，但实际考察中的川青边缘于他而言更似一处淳朴的桃源乡。[3]作为一介外来者，他充分认知汉地与羌、戎世界风俗不同，却与少数族群同在一起“吃酒，闲谈，甚为愉快”；边疆的艰苦也并不妨碍庄学本学习他们的知识，尊重他们的礼节，感动于他们浓郁的人情。[4]

另一方面，尽管庄学本也强调了川青边缘地区民族学知识的空缺，并将填补这一空缺视作自己的使命，但在这本初试啼声的著作中，他秉持的是一种旅行家、探险者的“业余”知识分子视角，零散描述着一个族群的地理空间、体制外观、生活风俗与文化特色。这部书一共有九章，每章小节数不等，标题、内容各异，笼统涉及探访之地的地理条件、当地物产、工商业情形甚至民间传说等客观情况，同时包括当地居民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体貌特征等，与传统边疆考察笔记的体例和关注兴趣声气相通；庄学本也在广泛“采风”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接近游记随笔的文体，他的书写呈现了大量的个人体验，使全书贯穿着强烈的“行走逻辑”。该写法当然可以被视为广义民族志的另类实践方法，然而它们驳杂、随性，与科学主义式的、系统的、概括式的民族学描述存在着根本差别。

这种散漫的“业余”品味的顶峰，是庄学本以特约记者的身份在《良友》画报上发表的系列边疆报道。1935年至1940年间，庄氏为良友贡献了18次共19批作品，以短文与摄影作品介绍西北西南边疆地区的政治、社会、文化、经济等诸多内容。这些报道或与民情民俗相关，从服饰、习俗、居所、甚至社会形态来展示民族特性，表现边疆自然地景的雄奇壮阔与边疆生活的新奇可喜（图一）；或深入到群体心理与文化的历史土壤中，介绍边疆族群的价值观与生存逻辑；或较为偏向新闻、时事报导，与国家政治变迁密切关联。因为与流行的商业媒体结盟，庄学本拥有了选材和上的自由，在品味上也力求直白和世俗化。而对广大的城市居民而言，轻松跳跃甚至有“猎奇”意味的边陲报导建构了一个更具体可感的边疆形象，它们与生活中贯穿着的民族国家知识体系相配合，召唤读者理解与想象杂志上那深远未知的腹地与自己生活的联系。

图一：庄学本摄影并撰文，《良友杂志·游山会》1937年

不过在1941年问世的《西康夷族调查报告》（夷族在建国后改称为彝族）中，庄学本展现了他的边疆考察如何更深地介入到政治时局中，并更主动地与当时流行的知识体系发生紧密关系。西康是1939年成立的新行省，从地理意义上看，它由“康”这个人文地理概念上东缘的“川边”部分与原属四川省的雅属和宁属两个区域组合而成，显示了近代国家力量下沉、行政体系变更与治边政策变迁的共同结果。[5]然而民国同一化行政体系的下沉却并不能快速解决这个华夏边缘地区因历史原因产生的族群治理难局，例如西康省内长期存在的“夷务”——宁属凉山夷区的治理问题。而在抗战后期西南边疆、特别是宁属地区战略地位陡然上升的历史时刻，中央需要放弃不合时宜的“武力靖边”，以新的方法和视野解决民族争端，维护区域秩序。[6]

庄学本自1938年担任西康建省筹备委员会参议时开始游走西康宁属大金川流域、越西地区等地，后又受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的委托，对大凉山、木里、泸沽湖、康南等地进行游历考察。他将自己的考察动机和刘主席的“经边事业”联系在一起，称：“奉派赴宁属考察，其目的本不在夷族，但自踏入宁属即感觉夷务的重要，故随时稍加注意。目前边地民族之整理，又极需要民族学的帮助，故于各县考察报告之后，再草此夷族调查报告。”[7]这种主动地将“夷务”、“民族学”、“调查报告”结合在一起的思路，凸显了他敏感的触觉和独特的研究方法，也呼应了时代的明流和暗流。

在《西康夷族调查报告》中，庄学本彻底走出了探讨主题大致围绕传统地理记录范畴（涉及地形、气候、交通路线、族群风俗、动物土产、地理奇景）的传统边疆旅游考察的书写范式，遵循新时代的社会语境、概念与学科模式——最主要是人类学及民族志文类——试图对凉山夷族的社会生活、体质特征、精神世界等加以科学、系统的讨论，以实现深度的“知夷”目的。这些内容以概括的、客观的描述为原则，并不突出个人的考察过程与观察细节，除了体现出作者对于一种“专业主义”的向往之外，也体现出当时现代民族志的科学主义倾向。[8]我们可清晰地感觉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从理性上认识对象世界的理想和方法开始引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也十分有力地塑造了中国民族学先驱理解“他者”时的功能-结构主义社会文化认识论。

同时，摄影作为庄学本最主要的视觉记录工具，在此时也更加明确出一套视觉语言和操作范式。此时庄氏拍摄了多组被摄人物的头部特写（正面和正侧面影像），力求直观、准确地强调与表现被摄者的面部特征，或者通过在不同性别、年龄人群中的摄影“取样”，建立一个多元的比较体系，从视觉上表现、对比人群的外部形态特征（图二）。这些取态都明确凸显出体质人类学的风格。1935年，庄学本于南京举办关于川青一带的羌戎部落的个人影展时，结识了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丁文江。丁敏锐地察觉到了边疆影像的学术价值，也看好摄影在人体测量、人种研究上的潜力，因此推荐庄学本进入中央研究院人类学组学习人体测量知识。[]这份教导非常深刻地影响了庄氏此后的考察方式。除此之外，庄学本也用镜头连贯性、整体性地刻画少数族群的仪式和民俗活动，这类作品往往有鲜明的纪实性与叙事性，忠于田野视角，重视影像所呈现的真实感；拍摄者弱化自己作为拍摄者的在场性，尊重与贴近被拍摄者的真实生活脉络，试图最大限度捕捉他们的瞬间行为状态（图三）。这些实践方法使庄氏的考察具有了现代的价值和意义，同时也表明现代知识体系其实已经对他进行了收编。无怪乎此时庄学本的作品也在更为系统化的同时也陷入了一种西方凝视科学的窠臼，某些程度上表现出了用凝视来“剥离”与“取样”的傲慢。

图二： 庄学本 摄影 喇嘛寺白夷少女正面和侧面 1938年

图三：庄学本 摄影 凉山夷族祭祀现场 1938年

结束了西康的调查之后，庄学本于1942年短暂去国，在新德里、孟买、大吉岭等地旅行采风。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庄氏由于在拍摄边疆上的卓越贡献，受邀进京参加新中国的民族工作，再次参与到新时期的边疆考察与图象生产实践之中。1949年是中国领土近现代转型和内地-边疆地区关系演进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改换新天”之后，新中国对边疆提出了符合新的政治原则的具体期待，也对从事着和边疆事业相关的一线“文艺工作者”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些变动的政治现实都将对庄学本进行更为彻底的收编。

19世纪末以来，中国的政治思想界所接受的现代化观念，本质上是近代西方对人类历史发展的“线性”和“趋同性”的认知。也正是从此时开始，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一直努力追赶西方，希望弥补两者在社会时间上的鸿沟。新中国成立后，作为统一国家有机部分的边疆地区不仅需要跟上社会主义原则下的一系列标准，也必须参与到中国与国际社会“对表”的整体格局之中。因此边疆的社会主义改造必须上马，改变社会性质的落后状态，与其他省份在社会型态和政治制度上达到同步；中央政府也必须在经济建设方面对少数民族区域做出相应扶助，用民主改革促进边疆地区生产力的发展。而且根据“文化是中共革命最基本的诉求与性质、而非是社会和经济政策的附庸”这一论断，边疆落后地区需要进行系统而全面的文化改造。

与这种全面改造同步展开的，是五十年代开始的，由社会主义国家来主导与协调的民族文化生产方式。一方面，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通过本土传统的现代化改造和外来形式的本土化演化来创造新的文化形式和表达方法，另一方面则透过重新定位艺术家与作品、观众的关系来建立新的生产关系。这种试验重新定义审美经验和文化机制，倡导属于大众的文化，同时实现艺术与政治的有效结盟。身居此种统摄性的文化潮流之中，庄学本的摄影也被期待产出一个关于边疆的、具有革命意义的再现现实，并在影像的呈现之中内化政治和艺术上的新价值。

不过庄氏也与当时其他的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一样，感觉到了一种普遍的焦虑。新时期的文艺工作者一方面被号召去发挥动员群众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又被鼓励去投身建设事业；他们的艺术创作应该教育人民，但同时他们又必须自我改造，向人民学习。而在这个结构性紧张之下，建国后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层面所发生的应接不暇的变化，更是加深了他们对自己的创作没有跟上社会生活各方面快速发展的担忧。1953年，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党内文艺理论权威周扬提出，作家和艺术家们想要积极地参加这个新时代，就应该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文学艺术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而践行它的第一个要求，便是“……去熟悉人民的新的生活，表现人民中的先进人物，表现人民的新的思想和感情。”[10]只有深入生活，自我改造，并从社会主义建设中获得灵感，才能保证他们的艺术创作有意义，而不是置身于社会发展的过程之外。

建国之后，庄学本一改民国时与体制若即若离的状态，从编外游离的“自由人”成为“集体”的一份子。他也以国家民委参事、民族出版社画刊编辑室副主任、民族画报编辑部副主任等身份，参与到新边疆的探访和建设工作中。1950年与1952年，庄氏跟随中央访问团，先走访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后又到内蒙古和东北以及广西。1953年他赴吉林延边，1954与1956年两度再入内蒙古。不必讳言，中央访问团本身就承担着调节民族关系、增强民族团结的政治任务.这种集体统筹、安排、策划的大型活动，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国家民族工作的具体组成部分。然而我们也需要正面理解庄学本参与其中感受到的强烈的情感冲击。这一深入基层的过程和亲身经历的体验，不仅让他系统了解到了边疆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题中之义”，更在某种程度上确立了他对新政权的信仰，以及生活在其中的某种“正义感”。

1952年，庄氏访问了东北辽西省阜新县五区沙扎兰村。这个村蒙汉杂居，抗战时处于游击区，又经历多年匪患，因此过去经济贫困，局势混乱。但经过“土改”、“整肃”之后，情况为之一变。通过统计和对比全村共产党员与共青团员中的汉蒙比例，庄氏发现“村政权中，蒙族有与人口比例相适应的代表参加。如村中共党支书记，宣传、组织委员皆有蒙人充任，政府委员中有调解、公路、卫生、战勤等委员由蒙人充任。合作社干部十人中由蒙族四人，村代表八十二人中蒙族占43人（内妇女14人），汉族39人。”[11]证实1949年9月22日发布的共同纲领里“民族区域自治”的确在地方得到了实际贯彻。

在新的秩序下，少数民族群众获得了空前的解放感和获得感。沙扎兰村的贫农对庄学本说“现在我们当家作主，有困难自己想办法克服解决，不要增加政府的负担”[12]；僮族（后正式更名为壮族）群众在广场上开民兵和妇女代表大会，会后妇女们唱起山歌：“多谢北京毛主席，多谢北京共产党，又发农具又发钱。盘古开天没见过，今天见起太阳出，妇女参加得开会，如今男女得平权。”[13]民族关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再次从西昌进入大凉山时，庄氏便发现自己已经不在像从前那样要提防抢娃子和担心打冤家，彝族内部和彝汉之间都开始了亲密的团结。[14]1957年，庄学本赞叹解放八年以来边疆物质和生活上的进步如“如神话一般”：“荒无人烟的高山和草原，已竖起了钻塔或修起了车站、工厂、学校、医院、贸易公司等新楼大厦，有的已经成为人烟稠密的闹市。许多没有吃没有穿的人户已经有吃有穿了。许多刀耕火种的地方现在已普遍使用了新式马拉农具。世世代代没有读过书的民族，他们的子弟也都上了学校。”[15]这些变化让他由衷赞叹“毛主席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伟大与正确，更增强了各民族团结在互助合作友爱的大家庭中，为建设伟大的新中国而努力。”[16]

长期以来，庄学本熟知的是边疆在经济、文教、卫生方面的不发达，以及由于这些不发达而在政治上处于弱势位置的少数族群。他曾深刻痛切于边疆同胞在动荡疲敝生活中的愚暗、病苦和边缘化，因此当一个崭新、团结、充满希望的未来就在眼前时，他怎能不感到振奋和心悦臣服呢？为了响应带着强烈情绪和温度的政治现实、被重新整合起来的边疆族群的现状，庄学本的摄影产生了新的范式和主题。虽然他并没有完全放弃以往熟悉和擅长的民族志摄影的方式，也的确仍然产出着具有田野意义的影像，然而引人注目的是他摄影实践中出现了鲜明的公众取向，并以一种大众化的、号召和教谕的姿态与社会现实密切联系。

例如庄学本以呈现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崭新关系来表达新的国家身份和集体想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的一系列作品，例如1952年他在高利爱里村拍下的牧人们用喇嘛教最尊贵的礼仪来欢迎访问团、1954年在呼和浩特摄制的朝鲜族少女向骑兵献花等照片，便不再仅仅是具有新闻意义的瞬间而已。它们具象化了民族之间的团结与友谊，细腻表达出民族群众对中央政权的欢迎与拥护，还彰显着“解放”带来的民族平等意味，其中反映了新的国家生活和认同的创造过程。除此之外，正因为新的社会主义价值对文化变革与集体价值的重视，庄氏才更着意地表现边疆普通民众文化生活的丰富以及集体生活状态的变迁，而这两者又往往被交织在一起。吉林延边农地里聆听音乐的朝鲜族男女庄员和在休息日进行着热烈的排球友谊赛的女工们的照片（图四），都体现了理想和健康的劳作、娱乐和休憩。

图四：庄学本 摄影 延边亚麻工厂女工排球赛 1952年

庄氏也把社会主义视觉文化所鼓励的观看秩序实现为客观与主观、“再现”与“表现”的系统结合：不仅表现出新制度下边疆生活的普遍关切和具体进步，也大举使用富于启示性的艺术眼光在展现现实的同时表达情感。而以往弱势的女性和儿童成为庄氏镜头下重要的再现主体，形象体现新制度在兑现其政治许诺上的优越性。农业生产是庄学本的新时期边疆摄影中的重要主题，但比起呈现不同地区土地改革和农业集体化进程中的具体情形，他把重点放在渲染农业生产所取得的具体成就及其导致的喜悦情绪之上。无论是广西背着水稻的瑶族中年妇女还是内蒙古抱起大捆莜麦的蒙古族大娘（图五），这些作品都以简单直白的背景，突出了图片中明确的、笑逐颜开的主角和果实累累的丰收作物，传达了社会主义制度对解放边疆生产力、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活质量的政治许诺。而“彝族婚姻今昔”专题报道则刻意表现了少数民族地区在社会状态上的进步。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用立法举措改革婚姻家庭制度，解放广大妇女，铲除传统社会的统治根基。庄氏以四张彝族青年女子“自由恋爱，文明结婚”的摄影报导组图来表现婚姻法对边远地区的覆盖，既有对新政权行政权力的确认，也体现了法律对各族同胞一视同仁的保障，更显示了少数民族边疆区域在文明程度上的跃升。

图五：庄学本 摄影 抱着莜麦的蒙古族妇女 1952年

而少数民族儿童在镜头下幸福，团结和愉快的生活状态，在“现实生活”之余，也是庄学本营造边疆人民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主观感受的一种方式。小朋友们在滑梯上开心游戏、在妈妈怀抱中触摸花朵、或者穿着校服坚定地向镜头走来的画面，无不紧密地与教育、健康、平等权利联系在一起。如果我们不把这些图像视为僵化的“摆拍”或大规模重复出现的某种宣传的滥调，而是采取唐小兵讨论社会主义美学时的说法，把这一阶段文化产品所表现出来的雷同视为培植、形成新的具有现代革命意义的感觉方式和情感结构而进行的大规模试验，那么庄氏的摄影无疑想要召唤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自豪感：作为新时代的一份子，他们（同时也是我们）有着无限开阔的天地，拥抱大有可为的明天。

从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的角度关照庄学本在上世纪三十至六十年代的边疆摄影，会发现影像生产实践不仅是“国家政权建设”与“国族观念形成”的重要文化实践形式，甚至也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乐章。庄学本的边疆摄影是他不断从旧世界出走、又被新的知识、政治体系收编的产物；而庄学本在不同时代中主动地或被动地承担的历史责任，也让我们理解不同时期社会文化所期待的面貌，以及此面貌之下被期待解决的具体问题。

图六：庄学本 摄影 朝鲜族妈妈和女儿 1952年

作者简介

李潇雨，女，文化研究哲学博士，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副教授，助理院长，主要从事视觉研究、中国文化现代性以及国家和社会的文化政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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