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戴锦华老师在宁波图书馆的“天一夜读”朗读了《昨日之岛》片段，培文君现整理出这段内容所属章节的完整文字，供读者赏读。包含《昨日之岛》和另外5本书的“戴锦华学术作品套装”也已经上市，配有戴老师和编辑们精选的赠品，套装详情见文末图片~
王炎：当时第五代导演已经开始创作了。整个1980年代的中国电影，新的电影语言、前卫的影像风格刚浮出水面。您的教学如何联系着电影制作呢?在当时，学院研究与电影生产是类似直接的关系吗?戴锦华：由今天的状态回望，应该说当时思想界状态、理论研讨与创作间的联系是空前的而且是异常紧密的。但从另一边看，我从克里斯蒂安·麦茨那里获得了一个重要的立场表达：电影理论与研究自身是一种表意实践。自此，我始终坚持理论与理论书写自身的社会实践特质及原创表达的意义。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和表述，一边是因为倦于彼时的官方说法里的理论/实践二分，及实践的优先特权地位；另一边则是个人的选择：我爱上了电影，却几乎从未受到真正介入创作的诱惑。好像你也问起过，而且每个访谈者都一定会问到这个问题：电影学院11年，我是否介入过创作?是否写过剧本?是否想成为导演?的确没有。奥逊·威尔斯说，电影是发明给成年人的最好的玩具，我可以说始终保持某种游戏心态，有时也自以为是玩家，但从未起意介入电影制作。回想起来，一则因为导演的创作方式：大型或小型的摄制组。不管有无在其中命名“作者”的必要性，其运作都必然包含了权力关系。彼时电影圈内流行的一个笑话：一个电影摄制组是一个微型黑社会。一个导演就是一个黑帮大把头。当然，彼时，这无关利益，只是单纯的权力自身。我这个人一生被视为“不成熟”的原因之一，是拒绝接受权力关系的现实必要性(笑)。我拒绝支配，也拒绝被支配。也为此付出惨痛代价(笑)。如果生在DV时代，我或许会一试影像书写，尽管其实我也不甚热衷。二则，也许是自知或自恋吧，我知道我不会成为一个一流的艺术家，无论使用哪种媒介；但我可以是一个胜任的思想者。因此，在一个参照西方的逆顺序中，我们先是倡导理论与创作分立，继而，在法国《电影手册》的传统中倡导批评与创作的分离。所以，尽管整个1980年代的创作、理论、社会新思潮与电影新浪潮处于水乳交融的蜜月期，我始终保持了行注目礼的距离(笑)。就理论、创作的状态而言，1980年代也的确是某种“最好的年代”——因为不可重现。记得当时每一部影片筹拍的过程已是不同层次的热烈讨论、交流的过程，的确集思广益，所有参与者都把讨论中的剧本当作自己的片子，极端投入。当然，影片也不时成了种种“创新”、理念或理论的演练场。而每一部完成片送审之际，会在电影家协会(以下简称“影协”)和电影学院“首映”——尤其是当时几乎所有的导演都是电影学院毕业生。所以，有所“追求”或略有想法的作品——通常只是工作双片都会拿到学院来放映。学院放映厅“观摩”国片时通常伴随着哄笑、嘲弄的鼓噪、拍打座椅的声音，对不时紧张、焦虑地站在门外的导演，的确很残酷；偶有一部影片在几乎静默中放完，那简直是导演极大的荣耀。那是一个充满激情，也包含悲情，却时有狂欢色彩的电影年代。至今还很清楚地记得，1983年，当时的摄影师张艺谋自己带着《一个和八个》工作双片来学院放映，刚开始放映就看见他极度焦虑地冲去放映间，放映中断了一会儿后重新开始。后来得知，因为是工作双片，声轨没挂准，他自己上去动手调。因为电影的第一场，长镜头中的摄影机运动准确地对位着声轨上的无词吟唱的《在太行山上》的旋律、节拍——不是后期配音，而是拍摄时的设计。还记得，在学院放映罕见的静默中看完《一个和八个》全片，当银幕完全黑下来的时候，现场仍是鸦雀无声，不知道过了多久，感觉是很久很久，突然掌声雷动。当时我的观影经验可以说是五内俱焚、欲哭无泪。奇怪地确信：这是一个历史时刻，我们也能拍出这样的电影了!的确，这是后来著名的“第五代”真正的登台时刻。但继而引发出的是1980年代初特有的激情风暴，充满了怪诞但极为明确的政治内涵。表面看来，《一个和八个》引发的论争，是由于其情节支脉触及一个不成条文却不可僭越的规定：“自己人”不能杀“自己人”，剧情中当小卫生员落入日本兵之手，眼看遭到轮奸或更可怕的遭遇，瘦烟鬼对她射出了最后一颗子弹。但更深刻而真实的，是影片带来的陌生感，其对电影形式、叙事、历史的挑战。尽管第五代发轫期的作品，事实上并不具有任何政治异议性，但其饱满而极度陌生的形式自身携带了无名的威胁与异己表述的可能。如果说，1960年安东尼奥尼的影片《奇遇》的第一批观众，有机会目击绵延了两千年的亚里士多德情节三一律在他们面前坍塌下来，那么，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很幸运地目击了这个电影的这一时刻：《一个和八个》的这一枪在这个电影的银幕上洞穿了一个猩红的洞孔。我还记得当时在各种电影场合——官方的、准官方的，甚至私人聚会上,《一个和八个》是最热门的、必谈的话题，攻击的、辩护的，会争到面红耳赤，乃至声泪俱下，就这部影片发生激烈的论争。那时我还没有任何资格“触电”，但一样激情洋溢，逮谁跟谁练(笑)，不容忍任何对影片的质疑。然后，《黄土地》来了。在同样的场合观影，第一次观看的感觉有几分失望——因为我期待着《一个和八个》的饱满和力度，相形之下，《黄土地》要淡得多。直到第二次看的时候，才意识到其中导演的角色，隐藏的故事：翠巧的、翠巧/顾青的、翠巧/翠巧爹的……一部极为耐看的电影，每次可以读出新的体认。事实上，自《一个和八个》始，是中国电影新电影的发生，一个真正的节日：新作频至，新人辈出。《猎场札撒》《绝响》《黑炮事件》《女儿楼》……那时节，理论、批评与创作之间的关联的确空前密切，导演们，年轻的第五代导演，尤其是在第五代冲击下彷徨的第四代导演，对各种批评、建言真正是“虚怀若谷”“从善如流”(笑)。而且市场的角色尽管在渐次清晰地显露出“狰狞”，但此时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因素；于是，评论一度拥有怪诞的特权。但即使在当时，深受理论或评论暗示而制作的电影，也通常与评论者们形成令人啼笑皆非的错位；而的确按照理论亦步亦趋制作的电影几乎都是苍白之作。那时，我与不少导演颇有私交，也偶尔介入前期剧本讨论，更多的是评论，但的确自觉保持了距离和区隔。本文原载自公众号“阅读培文”，感谢授权海螺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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