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大清洗：关键在哪里？

▉清洗与镇压的主体

在正常的法治社会，公民犯法由专门的审判机关根据事实与法律进行审判，但苏联不是一个法治国家，对苏联国民进行镇压和清洗的主体很多。

首先是内务部。这个机构继承的是全俄肃反委员会（俗称“契卡”）的传统，在和平时期向国民举起了屠刀。据雅科夫列夫介绍，早在1953年12月，也就是斯大林去世不久，编制的一份不完整的材料表明，仅在1921—1953年，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部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部即以所谓反革命罪逮捕了5951364人，其中由司法机关和非司法机关（“三人小组”“二人小组”“特别会议”等）判处各种刑罚的有4060306人。

内务部还承担了许多大规模的镇压工作，如1929年至1933年执行了消灭富农的政策。斯大林对少数民族进行的大规模迫迁，也是由这个机构完成的。被迁移者总数有400万至500万人，许多人在迁移中死亡，新住地实际上是他们的劳改营。这个机构经常编制名单，提交给领导人，要求镇压。当然，这个机构的活动是在斯大林的严密监视和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其次是苏联的各级领袖。苏联高级领导人成了法律的化身，领袖个人能决定其他人的生死。斯大林及其追随者在上报的名单上经常大笔一挥，就决定了许多人的生死，“仅1937年11月22日一天，斯大林、莫洛托夫、日丹诺夫大笔一挥，核准了12份名单中1352人的判决；同年12月7日，核准了13份名单中2397人的判决，其中2124人应予枪决；1938年1月3日，莫洛托夫、日丹诺夫、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核准了对22份名单中2770人的判决，其中2547人应予枪决。”（《雾霭：俄罗斯百年忧思录》第189～190页）

地方领导人在其领导的地区也有这种权力，《苏共中央政治局大镇压事件复查委员会的简要报告》所提及的赫鲁晓夫在乌克兰就批准逮捕了很多人。贝利亚在格鲁吉亚也做了同样的事情。

第三，法院。对于重要“犯人”，通过建立特别法庭、军事法庭等进行审判和判决，如对布哈林、图哈切夫斯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目的是向外界表明，苏联的审判是公正的，这些人确实犯了罪。实际这只是一场表演。由于普遍采用体罚和精神折磨，在内务部的监狱里，如果他们不认罪，受到的折磨是令人难以忍受的。

第四，军队。军队参与镇压了集体化的反抗者。对两万多波兰军官的处决（即“卡廷事件”，见《卡廷惨案：最机密的屠杀》），是由伏罗希洛夫领导的军队执行的，因为贝利亚不愿干。

▉清洗与镇压最令人难以容忍之处

斯大林的清洗和镇压，最令人难以容忍的还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封建的连坐制，儿童也不能幸免。1937年8月15日叶若夫签署《关于对祖国叛徒的妻子和子女采取镇压行动》的命令，被清洗的领导人的妻子儿女也被清洗。

柳京的两个儿子、季诺维也夫的儿子先后被枪决，托洛茨基的儿子被杀害，皮达可夫的两个儿子失踪。加米涅夫被枪决后，接着是他的妻子、两个儿子（一个尚未成年）以及他的兄弟、弟媳妇被枪决；托姆斯基自杀后，两个儿子被判枪决，他的妻子和最小的16岁儿子被判10年监禁，妻子死在狱中；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沃兹涅先斯基被处决后，他的弟弟、姐妹也全都被枪毙；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一家有10个人被连累致死——妻子、两个弟弟、三个妹夫被枪毙，母亲和一个妹妹死于集中营，独生女斯维特兰娜在少年监狱染上重疾，出狱不久就病死了，外甥女因缺乏亲人照料，很小就患了肺结核，后来也病死了，三个妹妹、两个弟媳全被判刑。

到1938年8月4日，“已从被判刑的母亲手中夺走17355个婴儿，还打算夺走5000个婴儿。”“1941年4月，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局长纳谢德金报告说，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集中营和劳改营中，同被判定有罪的母亲住在一起的4岁以下儿童为9400名。内务人民委员部监狱中还有2500名母亲带着幼童。此外，在集中营和劳改营中，有8500名妇女怀有身孕。”（《雾霭：俄罗斯百年忧思录》第106页）

在被镇压的富农、被放逐的少数民族中，大量死亡的也是妇女和儿童。

二是未成年人犯罪要负与成年人一样的责任。1935年4月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同未成年人中的犯罪现象作斗争的决定》，其中规定追究12岁以上的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对其采取一切刑事处罚措施，包括极刑（枪决）。

三是按定额捕人杀人。对人的镇压也像完成经济计划一样，内务人民委员部根据地方所报数额，向各省、边疆区和共和国下达了被枪决和被判刑人数的限额。“联共（布）地方机关不断地要求增加大清洗的计划数字。高尔基州州委向斯大林本人报告说，原定清洗4500人，实际清洗9600人，可是就连这个数字也嫌太少。州委要求确定追加5000人名额，其中枪决3000人。鄂木斯克州规定的一类名额为1000人，然而到了8月13日，也就是开始行动的8天之后，内务局局长戈尔巴奇即向叶若夫报告说州里已处决5444人，要求将处决的名额增加8000人。叶若夫利用地方刽子手的热情，又致信莫洛托夫要求批准追加63270人的名额，其中48420人按一类处理（枪决）。”（《雾霭：俄罗斯百年忧思录》第197～198页）为了完成处决名额，地方机关花样百出，开展清洗竞赛，视生命如草芥。

四是有罪推定和以言定罪（以虚假、不实证言定罪，或因言论被治罪）。1936年苏联通过了当时世界上最民主的宪法，但对民众权利的保障只停留在字面上。宪法所规定的最高苏维埃代表享有豁免权、公开审判、法官独立等原则被践踏，一个人的命运往往由内务部“三人小组”就决定了，他们在审理和判决时，并不重视证据，只要有证人的证言就可以把人定罪，有人为了保自己的命乱咬别人，也有人是被收买利用来借此打击某些人。

雅科夫列夫记述了这么一件事：“叶基夫的副手弗里诺夫斯基在远东之行中，带上数千份被拘留者的简介，让同行的利斯坚古尔特、鲁洛夫和乌沙科夫审阅。一路上喝得晕晕乎乎，伴着留声机发出的声音唱歌。三个人还比赛看谁审阅的材料多。材料根本不看，光是标出‘р’，也就是‘处决’的意思。于是，一路上把带去的案卷全部看完并寄回莫斯科，以便执行处决。”以言定罪，成了苏联的一大特色。

▉大清洗对苏联的恶劣影响

大清洗对苏联社会产生了恶劣影响，比如：

首先，斯大林通过大清洗消灭了老一代革命家和知识分子，代之以年轻的干部。

从1934年到1939年，有50多万名新干部走上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也就是说，斯大林提拔起来的人取代了“老一代布尔什维克近卫军”。斯大林改变了党和国家管理队伍的成分，只保留了对他绝对忠诚和服从的人，造就了一代新的精英，他们缺乏经验，但对斯大林绝对忠诚，更善于执行他的命令，而不是进行创造性的工作。

第二，大清洗严重改变了苏联社会风气。

大清洗和秘密警察制度使干部和民众生活在恐惧之中，告密成风，人人自危。活下来的人唯一的选择是当好螺丝钉，不声不响，任劳任怨，勤勤恳恳地工作。人们养成了谨小慎微、墨守成规的习气。法国作家纪德在1936年曾到苏联访问，他写道：“在苏联，预先规定，对于无论什么事情，都不许有一种以上的意见。而且那里的人，精神也被调练成这个样子，使得这个附和主义对于他们竟成为容易的、自然的、不觉得的，以至于我不敢设想这里面含有虚伪的成分。”

苏联著名元帅朱可夫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道：由于1937—1938年的镇压，“国内形成了一种可怕的局面：人们彼此互不信任，相互防范，避免接触和谈论问题。如果迫不得已必须交谈，也尽量有第三人（见证人）在场。诽谤中伤盛行，而这种可怕的局面还在继续加剧。”

第三，大清洗加强了斯大林的权力和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

“斯大林清除了每个机构中的仇敌，成了这个国家的专政者，即使是布尔什维克党，都不能将其约束。大清洗运动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党的权力和地位的下降便是其中之一。斯大林把自己变成苏联当局无懈可击的人，建立了最个人化的独裁统治。与历史上任何一个帝王相比，他总是那个最接近全面专制的人。他统治着苏维埃国家，没有任何国家制度可以约束他。”“此时的斯大林就像是历史上一位史无前例的专制君主。比路易十四更胜一筹的是，斯大林真正可以说‘朕即国家’。他在大清洗中取得了全面的胜利。最高权力机构——苏共——被他的血腥政策征服了，从此以后，他就可以为所欲为。”

在大清洗的过程中，斯大林很少公开露面，而大出风头的是叶若夫，叶若夫和他的高级助手们被授予“列宁勋章”，并得到了广泛的宣传。当时，人们不可能完全了解大清洗的规模和全貌，都认为斯大林并不知情。大镇压的浪潮过去了，一些内务部的人被送进了劳改营，人们在经历了这漫长的噩梦后，对清洗内务部感到满意，也使他们相信此事与斯大林无关。斯大林成功地使叶若夫成了替罪羊，给社会造成的印象是：一切都是叶若夫干的，斯大林并不知晓。

苏联著名作家西蒙诺夫在谈到当时的感受时说：“显然，从某个时候起，斯大林渐渐乐意，把前些年所有发生过的，起先同亚戈达，后来主要同他的继承者叶若夫联在一起。他乐意把这一切都同‘叶若夫专制’这个词挂上钩。”“在我们的思想中，斯大林纠正了在这之前叶若夫和其他人，即做了蠢事的那些人所犯的错误，为了纠正这些错误，任命了贝利亚。”斯大林很巧妙地让其他人做了自己的替罪羊，功绩都是他的，罪责都是亚戈达、叶若夫的。

第四，大清洗直接导致了卫国战争初期苏联的惨败。

《苏共中央政治局大镇压事件复查委员会的简要报告》提供了在卫国战争开始前苏军指挥员被镇压的情况，可以说大清洗使军队完全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这种自毁长城的做法是造成卫国战争初期苏军严重失利的重要原因。正如参加过卫国战争的洛巴特尼科夫所说：“大概，失算主要还在于1937—1938年的事件，斯大林使军队失去了领导。正如我曾写过的，军队没有了指挥，那不是军队，而是乌合之众。”“一个有智慧的记者说：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是斯大林‘唯一的赎罪券’。斯大林分子在谈起战争时，努力让人们不要想起由于准备不足而造成的灾难，不要想起红军和整个国家在1941—1942年的悲剧。”

朱可夫元帅也痛心地写道：“战争前夕几乎没有剩下受过学院教育的师团长了。许多师团长甚至都不是军校的毕业生，多数只在指挥人员训练班受过训。实际上，党和国家为培养人民‘红色指挥员’以替代沙皇军队指挥员所付出的巨大努力都白白浪费了，而这正是对‘军事专家’持否定态度的斯大林一手造成的。”

在1939年11月苏联发动的苏芬战争中，大清洗的后果就暴露出来了，这是一场流血过多、指挥无方的战争，苏联动用了100多万部队，经过近三个半月的激战，伤亡近20万人，才战胜小小的芬兰，使希特勒看到苏联实际上是一个“泥足巨人”，使他敢于对苏联发动战争。

斯大林的清洗也涉及情报部门，“苏联政治和军事情况部门领导人即便掌握了情报，也未有人敢向斯大林报告这种判断。”斯大林不相信关于希特勒要进攻苏联的情报，使苏军仓促应战。朱可夫元帅在1956年5月19日第72号秘密记录中直接写道：“斯大林把战争第一阶段的失败归为法西斯德国对苏联的突然进攻。历史真相并非如此。希特勒没有任何突然进攻。对进攻的准备十分清楚，突然性是斯大林臆想的，目的是掩盖自己在国防上的失算。”

第五，大清洗成为苏联社会主义难以痊愈的伤口，成为苏共失败的重要根源。

斯大林的大清洗，是对人民犯下的罪行，但是，在个人崇拜的气氛下，人们没有把斯大林与这一事件联系起来，人们并不知道这一切都是在斯大林的直接授意下做的，当他们受到不公正待遇时，总是给斯大林写信讨公道。斯大林也很会利用这一点，当大清洗动摇了苏联的根基，需要刹车时，他把叶若夫拉出来当替罪羊，把错误都推到了他身上。这也是斯大林领导艺术的高明之处。

但是，真相就是真相，不可能长期不为人民所知，当人民得知大清洗是斯大林知道并操纵的，与苏联的政治体制、理论信条相关时，大大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声誉，使许多人动摇了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为苏联的演变与解体埋下了祸根。

总之，斯大林的清洗与镇压，问题主要不在于到底死了多少人、抓了多少人，当然被镇压的人数太多了，持续时间之长，无论是在苏联历史上，还是在世界历史上，都可称之最。问题的实质在于：没有法制，按计划抓人杀人，根据口供而不是证据判刑，高级领导人可以决定某人的生死，这不是一个现代国家应该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