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丁玲（1904年10月12日～1986年3月4日），原名蒋祎文，湖南临澧人。现代著名作家，1930年代第一个到延安的文人

作者｜王增如

选自｜《左右说丁玲》

回顾丁玲一生，有近一半时间都在“辩诬”：为她的历史问题，为她的“反党小集团”问题，为她的“右派”问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曾经被错批错划的作家都陆续获得了新生，可是丁玲的所谓“历史问题”却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悬而未决。周扬说，丁玲历史上的“疑点”可以排除，“污点”仍然存在。

1984年仲夏，丁玲历史问题平反的工作终于露出曙光。7月6日上午，正在北京协和医院住院的丁玲盼来了佳音。（她的丈夫）陈明一进门便递给她一份文件，说：“昨天就收到了，怕你晚上睡不好觉，在电话里没告诉你。”这是中组部《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征求意见稿。丁玲立即戴上老花眼镜，字斟句酌地仔细看完，然后郑重地在上面写下自己的意见。

放下笔，她在单人沙发里坐直了身子，摘下眼镜，沉默良久，长出了一口气：“这下我可以死了……”

丁玲接着说：“四十多年的沉冤啊，终于大白了！看来人还是要讲实话，以往运动搞逼供信，如果我乱说一气，不知要给中央的清查工作造成多少麻烦！”

我感觉到，从那一天起，不知是丁玲觉得年事已高，时光有限，还是因为已经有了“盖棺定论”的结论，我多次听她谈起过“死”这个话题，谈到关于她后事安排的设想。

那一年的深秋，丁玲筹办大型文学刊物《中国》。为了更充分地体现“五湖四海”的办刊宗旨，她提议聘请叶圣陶、冰心、周扬、胡风当顾问。叶圣陶很快应允，周扬迟迟未联系上。丁玲找到作家协会秘书长张僖，张僖告知周扬正生病，住在北京医院。丁玲对我说，你准备一个录音机，等周扬同志好一点了，咱们一起去北京医院看他，顺便听听他对办《中国》的意见，回来把他的讲话整理出来，发在《中国》创刊号上。

我一直期待的这次丁玲与周扬的会见，却终未实现。后来张僖告知周扬患的是脑软化症，不宜说话。后来又有人说，周扬已经成了“植物人”，没有知觉，完全靠药物维持。

丁玲听到这个消息，沉默良久，然后说：“我病危时，可别抢救我，我不想当‘活死人’。”

1986年1月，胡风追悼会在死者故去七个月之后终于举行。但丁玲的健康情况已经不允许她去参加，她只能送一个花圈寄托哀思。她从报纸上和电视里收看了追悼会的新闻之后，感慨地说：“我死后不要开追悼会。开那个会没有什么意思，许多想来的人来不了，不想来的人还得来！”

1985年10月9日，丁玲因糖尿病引发神经炎，左腿剧烈疼痛，住进协和医院。入院不久，医生就发出病危通知。

1986年2月2日是农历除夕，下午，为了安慰丁玲，鼓励她战胜疾病，陈明给她写了一封信：“此刻，我们全家人的心都贴在你的心上，同你一起，和往年一样，欢迎新春的来临……你能关心自己，便是对我们大家最好的关心和最大的安慰。……这封信我不多写了，你听了之后笑一笑，我便能懂得许多许多……”

陈明让孙女小延将这封信读给奶奶听。丁玲听完果然笑了笑，然后拿过笔来，不戴眼镜，凭感觉颤抖着在信下面的空白处写道：“你们大家高兴吧，我肯定能成佛。”

这十三个字歪歪扭扭，已经不成字形。

守候在门外的陈明看到这句话，呆住了，落泪了。难道丁玲已经意识到她将一病不起，安然归去？他揩干眼泪，强作笑容，走进病房，轻轻抚着丁玲皱起的眉头问：“为什么说成佛呢？我们还要在人间携手奋斗呢。”丁玲回答：“以后我什么事都不管了，只写我的文章，还不是成佛吗？”

2月3日是大年初一。一大早，丁玲躺在病床上，听着街上一阵紧似一阵的鞭炮声，感叹地说了一句：“雪峰就是这个时候死的！”她大概是想起了即将在北京举行的雪峰逝世十周年纪念会，她早就答应了要到会上去发言呢。

2月13日下午4点左右，作家李纳、张凤珠（丁玲在1950年代的老秘书）和蒋翠林来探视。

丁玲睁开眼，看见李纳，用十分微弱的声音说：“我以为李纳不会来看我了。”李纳说：“怎么会呢？”张凤珠站在丁玲脚边一直哭泣。我告诉丁玲：“凤珠也来了。”丁玲把目光转向她：“我知道你也有难处……”李纳说：“老太太的心胸宽大。”

丁玲又说：“我快完了，也该完了。我给陈明写了几个字：‘这里是再生之地，再生之室，我可以成佛了。’”说到这儿，她剧烈咳嗽起来，我连忙给她拿水喝，止住咳嗽。丁玲又说：“我死了，陈明的日子不好过。你们帮他介绍一个对象……”李纳三人连忙打断她：“别说这些，您死不了。您得为陈明着想，好好配合治疗。您快点好了，还有好多工作呢。”丁玲认真想了想又说：“那就让五妹，陈明的五妹陪陈明住。”

李纳她们刚走，五姑即陈明的五妹来了。丁玲又说：“我死了以后，你跟陈明一块住。陈明太可怜了。我不行了，这就算我的遗言吧。”

下午5：30，我和七姑把晚饭送到ICU加强病房。七姑招呼着丁玲，我把病床摇起来。费了好大劲，丁玲才睁开眼睛，茫然地看着眼前的一切。我说：“丁老，您吃饭吧。”丁玲睁大了眼睛，说：“我不吃饭。丁玲早死了。丁玲明天两点逝世，啊，不，丁玲昨天两点逝世。”声音清楚，但舌根发硬。

我有些吃惊，下午李纳她们来时老太太说话还不这样，怎么才过一个多小时，变化这么大。我还当丁玲是在说笑话，便说：“那您不成神仙了吗？”丁玲说：“我早成佛了！”

我和七姑以及徐特护再三劝丁玲吃饭，她还是不吃。一双大眼圆睁，透出异样光彩：“我就想周欣。”周欣是丁玲的外孙，只有十岁。我说，您吃饭，明天我就带周欣来看您。丁玲又说：“你告诉周欣，只要他成才，我什么都舍得。”

我们劝她吃饭，她依然不理会，自顾自地说下去：“给小延（丁玲的孙女）一万元，给周欣一万元，剩下的全给婆婆（平时小延和周欣都称丁玲婆婆），因为她还有社会活动，还有《中国》。这就算我的遗嘱吧。”咳嗽了一阵又说：“陈明这辈子就对我一个人好，我死后让五妹陪他住吧。”

2月14日上午，因为气管中痰液太多，影响呼吸，要切开气管。考虑到切开气管后丁玲将不能说话，我们陆续去看望她。

早7：30，陈明来到丁玲床前，心碎地望着四十四年相濡以沫的老伴。丁玲睁开眼，看到陈明，有些激动，声音微弱但清晰：“你再亲亲我。”陈明俯下身子，深情地亲吻着丁玲的前额、脸颊。丁玲满足地笑了，轻轻地，似耳语般地说：“我是爱你的，我只担心你，你太苦了。”陈明强忍住泪水，吻住丁玲的嘴，不让她再说下去。一对老夫妻，似一对年轻的恋人作生死诀别。

丁玲又说：“周欣没有见，你们太残酷了。”陈明说，已经告诉周良鹏，一会儿就把周欣带来。丁玲安静了一会儿又要咳嗽，却咳不出，憋得满头大汗。她艰难地对陈明说：“死，是这样痛苦啊！”

这是丁玲说的最后一句话。

上午9点多，女婿周良鹏把丁玲最喜爱的小外孙周欣带到她床前。这时她已经说不出话，只是看着周欣，面部肌肉抖动着，无声地笑了。

下午2：20，开始给丁玲施行气管切开手术。

2月17日一大早，陈德昌主任就把陈明找去，告知丁玲情况不好，肺、心脏不好，除了肺部感染，肾也有问题，恐怕就这一两天时间了。如果有些领导和老同志要再见她一面，就请他们来吧。

上午10点多，艾青第一个来到病房。看到昏迷不醒的丁玲，他难过得流下热泪，连声对陈明说：“我来晚了，我来晚了！”

下午2点多，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和夫人齐心来到丁玲床前。

下午4点，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来看望丁玲。

晚上7点多，曹禺在女儿万方和女婿陪同下，拄着拐杖来到ICU。他直奔丁玲床前，大声说：“老朋友来看你了，老朋友来看你了！你会好的，你会好的！”似乎要把丁玲从死亡的边缘呼唤回来。从病房出来，见到陈明和祖慧，曹禺禁不住老泪纵横，同他们紧紧拥抱。他拍着祖慧的肩膀说：“我的女儿呀，你妈妈一生做了了不起的事！”

王震来到医院时，因为医生正在治疗，没能进入病房。

正在北京医院住院的叶圣陶，几乎每天都让家人或秘书打电话来询问丁玲病情。冰心在电话中说，我和丁玲是老朋友了，1928年她就关心我，那时我还没有结婚。我和她的感情很深，听到她病危的消息，我心里很难过。

天津的孙犁听到丁玲病危的消息，呆坐在椅子上，半天没有说一句话，然后嘱托邹明立即赶赴北京探视。太原的马烽来不及买火车票，买张站台票就登上火车连夜进京。徐光耀从石家庄赶来，陈登科从合肥赶来，许多外地的老朋友老作家纷纷专程来到北京。

2月23日下午，邓颖超委托秘书赵炜来看望。陈明对丁玲说：“邓大姐想来看你，因为身体不好，请赵炜同志代表她来，我替你谢谢邓大姐好吗？”丁玲脸上露出激动、痛苦的表情，头和身子都动起来。

1986年3月4日，我永生难忘。

10：30左右，陈登科夫妇赶来辞行，他们因为家里有事，准备当晚飞回合肥，过几天开人民代表大会时再来。我到楼下去告诉陈明。

走到ICU门口，只见陈明一个人坐在过道的换鞋柜上，身子佝偻着，背驼得很厉害，不住地用手绢擦眼泪，一下子显得那么衰弱、瘦小、孤单、无助。我心里一惊，忙问：“又厉害了？”说着就要换拖鞋进病房。陈明一把拦住我：“不要去了，老太太不行了，护士正在给她收拾。”我一下惊呆了，愣住了，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像一根大棒，重重打在我的头上，把我打晕了！

一位护士从里面出来，手里拿着丁玲平时穿的蓝白条子绒布睡衣，轻声问：“你们准备给她穿衣服吗？”这时我才明白发生了什么。胸中的悲痛冲口而出，我放声大哭起来。陈明连声制止：“不能哭，不能哭，不要影响别的病人，不要影响室外的病人，我们要学得坚强些。”他又说：“暂时不要告诉楼上的人，大家都哭，影响楼上的病友不好。”

我擦干眼睛，强忍泪水，跑回楼上去拿为丁玲准备好的装殓衣服。

屋里人很多，我轻轻拽拽陈登科的衣服，他们夫妇随我走到楼道里。我说：“您心脏不好，先吃一颗药，我再告诉您。”不用我再说什么，他们全明白了。我要他们等电梯，陈登科着急地说：“还等什么电梯，走吧。”

我们三人一路小跑冲下楼来，闯进了ICU。护士们已经把各种抢救用的医疗器械、仪表撤干净。陈明伺立在一旁。丁玲卸去身上的重载，安详地躺在床上，双目半闭着，眉头舒展了，没有一点痛苦的样子，似乎做完了一切该做的事，平静地永远地离去了。

我认识丁玲．是1937年8月在西战团（“西北战地服务团”的简称）的第一次会议上，她穿着军装，打着裹腿，系一根皮带，我没有产生特别的印象。后来熟悉了，丁玲告诉我，在纪念高尔基逝世一周年的演出中，看到我扮演的伯惠尔，便知道了我。

陈明与丁玲

结婚后，我们没打算再要孩子，怕妨碍工作。我对丁玲说，我没有当过爸爸，也当不好这个角色。在孩子问题上，我的观念是不顺从封建传统的，我对祖林、祖慧视若己出。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各解放区迅速开展了土地制度改革运动。我们也积极要求参加农村的土地改革，来到晋察冀边区。

丁玲就在这时开始创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时间大约在1946年的11月初。我在屋子里砌了一个火炉．这样丁玲写作时，后背还可以靠着火炉取暖。

1955年，一阵政治上的疾风暴雨突然降临到丁玲头上。年底，她被无端地打成“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黑头目之一。1957年，丁玲和冯雪峰被打成右派反党集团．我也被戴上右派帽子。在等候接受组织处理的日子里，我们有精神准备，不管到哪里去都不害怕．都不亏心，只要让我们两个人在一起。

那时到北大荒，真有点开天辟地的气概。我被分到宝清县853农场．参加新建生产队劳动，打井、盖房子，干从没干过的活。丁玲1958年6月到密山，在王震同志亲自过问和安排下，7月初，她和我一起到汤原农场，在北大荒安下家。

丁玲在北大荒劳动

当然，刚去的时候，我们要过生活关，这里面的曲折多啦！首先精神不能垮，我那时40多岁，丁玲比我受的伤害多，年纪比我大，我得照顾她。我觉得北大荒的空气好，对她的身体有好处。我想，只要有人能呆得住，我们就能生存。

陈明与丁玲

我们那个厕所通到外面的公共厕所，里面用砖头砌起来，可以用水冲。大队在山顶上搞一个水库．从那个水库通管子一直通到下面来，我们的新家就在马路边上，有一根管子通到家里来，我装在水缸里头，所以用水也很方便。我们是长治久安呐，想在那里长住下来了。

丁玲岁数大了，还要在家里写东西。我写了一首诗给她，她就躺在炕上，我念给她听：

结尾这“一部春秋乐晚年”，指的是丁玲还想要写完她的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

陈明与丁玲

遗体告别之前，我还特地在《光明日报》登了广告：丁玲遗体3月15日在八宝山火化，因怕布告不周，特此奉告。那天新华社发消息说去了500多人，实际去了1000多人。那几天刮大风，我怕灵堂外面的挽联、花圈挂不住，被大风刮走，向作协提出来，要求他们想办法，采取措施，但作协说没办法。我就去找北京市副市长叶子龙，他和丁玲我们很熟，叶子龙批示，请天安门管理处帮助解决。天安门管理处就把原来开大会做临时厕所的大帆布拿出几块，把灵堂围了起来，搭了个棚子。中国现代作家排名早有一个公认的顺序，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艾（青）、丁（玲）、赵（树理），现在到80年代之后，有的人被捧得很高，超过了前面这几位，似乎太过。

丁玲去世了，我还活着。她走了，但她的事情没有完。过去我们承担着共同的事业，她走了，我的负担加重了，能力我也不如她，动笔时总有不少的困难。丁玲的事情很多，老搞不完，因为读者和研究人员还在关心她，关注着她，有的是要写文章，有的是要出版她的著作，我有责任对于这些读者和研究人员提供一些帮助，做一点事情。比如，河北美术出版社来找我，要丁玲过去出版过的一本带画的儿童读物《一颗未出膛的枪弹》，是写一个小红军的，1953年曾经由上海出版过，一下子印了20万册。河北想要重新出版。虽然这篇文章在《丁玲文集》里也收了，把文集给他们就可以了，但我还是费了很大力气，把1953年上海首次出版的单行本找出来，复印给他们，我觉得这样做才心安。

我知道你在看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