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宇辰、柳嘉慜 | 前馈时间：论数字媒介的时间性

现代社会中的时间体验与大范围普及的媒介技术高度相关。在电报、广播、电视等技术手段的加持下，现代人往往陷入诸如“时间加速”、“时空压缩”乃至“时间失序”等独特的现代性时间体验之中。进入数字时代，上述时间体验的分化趋势不断加剧，并且与计算机、手机和社交媒体等数字媒介更加紧密地纠缠在一起，形成了以瞬时性、零散化和无序性为特征的新时间体验。在《时间的味道》中，韩炳哲认为数字技术破坏了传统媒介所形成的线性钟表时间，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不连续的、点状的此刻时间”。点状时间不再具有连续过程性，人们机械地从一个此刻转向另一个此刻。时间本身所蕴含的叙事性张力和沉思性价值也消失在其中。在他看来，时间的危机凸显的正是数字时代个体所面临的意义危机。

然而上述论断无论是对工业时代的时间体验的描绘，还是对数字时代的时间危机的诊断，无一不是重复于（新）媒介技术对人类感知经验的改变和重塑。这种重塑一方面得益于由工业时代以来媒介分化的现实所带来的各种技术潜能——例如跨越时空界限、瞬时替代过程，另一方面也造就了各种新的感知困境——例如分心、失神与时间异化。换言之，媒介时间往往被理解为一种以“人类中心主义”为核心的时间体验。事实上，斯蒂格勒在《技术与时间：爱比米修斯的过失》中曾借用“后种系生成”（epiphylogenesis）这一概念，令人信服地论证了人类与技术的共同起源。其中，人类生命因其本质上的缺失而呈现为“技术性的生命”，人类的演化是通过生命之外的方式进行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媒介技术远非仅仅只是人类器官与感知的某种“延伸”，而是一种斯蒂格勒意义上的“替补”（supplement），“它不是人的‘手段’或‘方法’，而是人的目的。”

沿着斯蒂格勒的替补逻辑，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新媒介（特别是数字媒介）自身所包含的时间性问题。马克·汉森（Mark B. N. Hansen）卓有洞见地指出，当我们讨论新媒介时，必须重视媒介革新的基础辩证关系，其中每一种新媒介都是通过“改变经验生产的条件”，亦即“去稳定化（destabilize）既存的生理、心理和集体生活模式”来产生影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数字媒介——或者借用汉森的术语，“21世纪媒介”（twenty-first-century media）与传统的大众媒介存在着根本性的断裂。这一间隙一方面颠覆了个体的原初“经验生产条件”，另一方面也塑造了新型的心理表象与生活模式。本文将沿着这一思路重新思考数字时代的“媒介时间”问题。借鉴汉森提出的“前馈”（feed-forward）概念，我们将数字时间理解为一种“前馈时间”（feed-forward time），进而尝试剖析数字时间与传统的媒介时间观念两者的本质性差异。前馈不仅成为我们勾勒新型时间体验的一个精确术语，同时也构成了标识“21世纪媒介理论”的核心主张。

媒介时间的概念源自技术时间对自然时间的替代。每一时期的主导媒介在时间的社会化感知与技术建构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农业文明中的社会时间观念以自然时间为主导原则，人们的生活节奏与特定的自然过程关联。因而人们的时间体验具有地区、文化间的差异，呈现为高度不稳定状态。在《技术与文明》中，芒福德指出了工业时代以来钟表时间对自然时间的入侵。其中机械时钟的出现统一和协调了人们的时间节奏与日常活动，它不同于诸如日晷和水钟等传统计时方式，不会受到自然节律的影响，从而保障了工业社会高速和有序的运转。沿着这一思考路径，机械时钟之后出现的大众传播技术更是统治了全球的时间，使时间标准化和同步化趋势得以可能。例如电视的普及使得世界各处的观众可以观看同一种媒介内容，共享同一种即时性时间体验，从而改变了人们的文化生活和私人意识。同样地，这一判断也出现在各种对“地球村”的预言中：电子媒介尤其是电视和互联网，使信息传播瞬息万里，空间距离和时间差异均不复存在。整个地球在时空范围内已经缩小为弹丸之地。人类结成了一个无法静居独处同时又紧密相连的小社区。

后工业时代以来，关于时间体验的技术建构路径的讨论沿着两个维度分化开来。一方面，在新媒介技术的介入与主导下，数字社会中出现了与大众社会相比更为标准化和同步化的时间结构，“同步时间”（synchronizing time）成为描述后工业时代时间体验的一个核心术语。在《网络社会的崛起》这本描述后工业社会的开创性著作中，卡斯特认为，信息社会技术与组织形态的变化打破了夜晚和白天、工作日和周末、家庭和工作等原本界限分明内容的边界。同时，信息主宰下的时间边界逐渐趋于模糊或者消失，从而使得“生物与社会之节奏性，以及与之相关的生命周期观念的破灭”。卡斯特用“无时间之时间”（timeless time）概括网络时代的独特体验。其中过程让位于同步，时间被压缩于瞬时。无时间的时间体验也与当代社会转型问题高度相关。正如罗萨在《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中也将技术加速所带来的同步化体验理解为现代社会的根本特质。他将加速的历程明确表示为“现代化的经历”，其中技术的加速、社会变化的加速和生活节奏的加速构成了三个相互交织的维度。

另一方面，随着各种社交媒体、数字技术的社会化应用，时间体验的技术建构也吊诡地向其反面转变。也就是说，时间在高度同步化和标准化的过程中也呈现为“去同步化”（de- synchronization）的趋势。其具体表现为人们因社交媒体和数字技术的使用而出现的各种“信息过载”“失神”“分心”的社会症候。按照海勒斯（N. Katherine Hayles）的理解，在当代媒体环境中，人们的注意力已经从“深度”（deep）注意力转变为“超动”（hyper）注意力。深度注意力源自传统的人文主义认识论，要求人们长时间关注同一个认知对象。与之相反，超动注意力可以使得人在不同的认知环境中来回切换，以适应需不断转换焦点和具有更强刺激力的认知内容。超动注意力正是当下网络时代人们快速浏览和多任务阅读环境的现实写照。与之类似的是，维利里奥（Paul Virilio）也用“极惯性”（polar inertia）这一概念来说明手机等新媒介对人类日常感知的破坏。我们似乎处于一种意识层面的“失神”状态，沉湎于事物在即刻发生的行为，不再有任何真实的时间与空间的展开。

在时间体验分化的同时，时间的技术控制与异化也成为了非常重要的社会议题。由于越来越多的人借由媒介技术卷入到全球统一的时间进程中，部分人开始主张隶属于自身的独立“时间主权”，即将自己的私人时间从其他社会进程中分离出来的愿望。这也出现了诸如驻足、沉思与隔离的“社会减速”现象。在微观层面，媒介技术已然深度嵌入了业已弹性化的私人时间结构中。个体较前现代社会需要付出更多的精力来平衡自然时间与社会时间、工作时间与休闲时间之间的关系。因此人们也发展出了一系列时间管理的策略，通过智能设备来重构和掌控时间，将时间体验回归专注和有序。同时，时间技术管理另一侧面也包含着时间的技术控制。平台社会中，各种数字平台不仅能够精准测量、争夺和掌控人们的日常时间，还可以通过隐身的精准控制提升数字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在《优步：算法重新定义工作》中，罗森布拉特通过科技民族志的方式阐明，算法如何介入数字劳动者的所有工作流程之中。从某种程度上说，今天算法有能力重新调整和规划劳动者基本的工作节奏。

在最为根本的层面，对媒介技术与时间控制问题的反思关涉数字时代的时间异化现象。事实上，早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就敏锐地意识到无产阶级在大工业生产过程中面临的一个显著问题：时间的空间化。其中，“时间就失去了它的质的、可变的、流动的性质：它凝固成一个精确划定界限的、在量上可测定的、由在量上可测定的一些‘物’（工人的物化的、机械地客体化的、同人的整个人格完全分离开的‘成果’）充满的连续统一体，即凝固成一个空间。”媒介技术的遍及化使时间异化问题不止出现在特定的阶级群体中，还蔓延到了整个社会。在《新异化的诞生》中，罗萨借由对社会加速结构的批判指出了晚期数字社会所带来的新的时间异化形式，即“体验短/记忆也短的时间模式”。它使得“所有的活动造成了孤立的行动和体验片段，无法整合地或有意义地将彼此连接在一起”。可以说，数字时代加剧了时间异化趋势：时间体制已经不再被某个权力团体所垄断，而是支配着所有的个体。

我们极为凝练地回顾了从工业时代到数字时代关于媒介时间的讨论。可以看到，无论是数字媒介所带来的时间分化体验，还是技术所导致的时间异化等问题，都遵循着以人的感知为中心的理论逻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麦克卢汉“媒介即人的延伸”的判断对上述媒介时间的讨论仍然有效。这其中包含着两个层面的预设：其一是媒介技术与个体处于相互分离、边界清晰的各自独立状态；其二是媒介成为了个体感官的某种“代具性”（prothetic）延伸。作为一种代具，数字媒介自身所包含的技术潜能和媒介逻辑自然而然地会对人类的感知系统造成诸种差异化的改变（例如同步性、失神、时间异化等）。

正是在这里，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数字时代和大众媒介时代的本质性差异。数字媒介所带来的一个重要变化在于，上述“代具性”的媒介观所包含的理论前提正越来越受到各方面的理论质疑。一方面，在众多“后人类主义”（post-humanism）学者那里，技术与人类主体的边界正在变得越来越模糊。也就是说，人类主体性不再具有封闭、稳定的本质，而是在后天与各种技术物的互动中被不断改变和重塑。在《赛博格宣言》一文中，哈拉维非常清晰地阐明了信息技术和现代生物科技融合发展的现实使得个体呈现为“断裂的多元身份”（fractured identities），其中人与动物、有机体和机器、物理的和虚拟的边界将逐渐消失。“赛博格”是“控制论有机体”（cybernetic organism）的缩写，哈拉维借用这一术语来指称技术社会中机器和有机生物体因边界模糊而产生的融合。也就是说，后人类意味着由人机混合所形成的新主体形态。其中，技术与人类因各自的边界消融而不断相互影响、交互构型。

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在于，数字时代向纵深的推进也不断质疑了人类认知与体验的优先性。如弗洛里迪（Luciano Floridi）的感叹，在如今我们面临的科技环境中，人类逐渐察觉到自身只是诸种“信息有机体”（informational organisms）的其中一种。因为我们作为唯一“能思考”的存在的特殊性都将在科技革命的过程中失去。在晚近对“非意识认知”（cognitive nonconscious）讨论的重要著作《否思》中，海勒斯进一步发展了上述人类认知的非优先性判断。在她看来，人机融合时代不仅使得“人类主体不再局限于——也不再受制于他们生物皮肤的边界”，同时也使得原本属于人类独有的“认知能力”也和机器紧密纠缠在一起。由此，海勒斯倡导建立一种“行星的认知生态学”（a planetary cognitive ecology），它将囊括参与认知活动中的“所有人类和机器行动者”，以及“聚焦于其中所包含的伦理意涵”。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能够非常清晰地察觉到非意识认知在人类体验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近些年来媒介研究领域出现的“过滤气泡”“回声室效应”“信息茧房”等概念共同表明，算法可以有意识地塑造使用者所获得的信息路径和信息类型，从而左右我们可以获得的“认知与体验”的范围和限度。这些案例说明，数字时代人类的认知与意识不再具有唯一的优先地位。

因此，数字技术与大众媒介的根本性断裂促使我们超越“代具式”观点重新看待媒介时间问题。事实上，基特勒在早期对留声机的研究中就提示我们，留声机具有记录超出人类听力频率范围的能力。它能够记录真实的声音流，而不受到狭隘的人类感官的限制。留声机的这一特性在数字技术中得到了更为清晰的呈现。传统的大众媒介记录的是诸种人类感官信息，例如胶卷记录了视觉信息，广播记录了听觉信息；而数字技术对信息的记录、储存和传递是通过计算机中的二进制编码进行的。它与人类的体验无关，不受到任何人类听觉、视觉等感知系统的影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汉森非常清晰地阐述了一般大众媒介与计算机对人类经验的不同中介方式：前者“中介人类经验本身（媒介的内容就是这些经验）”，而后者“中介了使这些经验得以可能的技术条件——也就是潜藏于当今世界的现实经验之下的‘先验技术性’”。

我们在这里可以同时定位媒介时间与数字时间的差异所在。如果说大众时代的“媒介时间”意味着特定媒介技术（例如广播、电报、电视）中介的人类体验所形成的技术化的人类时间感知（例如加速、同步、分心），那么“数字时间”恰恰应当意味着一种“去人类化的”“去代具性”的计算机体验所形成的非人时间。它仅仅是由计算机的编码逻辑所构建，与占据主导位置的人类感知无关。换句话说，从媒介时间转向数字时间意味着，我们不再将数字媒介所蕴含的（新）技术潜能作为理解数字时间性的判断标准，而是转而关注于数字技术如何作为一种特定的技术条件转变了人类经验生产的基本方式。如汉森所言：“新媒介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一种（或者几种）新型的技术人造物，而是必须被指定为一种新的人类技术创生（human technogenesis）阶段。”很显然，在数字时代，这一阶段意味着技术开始替代人类感知，成为一种独立的体验生成方式。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去人类化的时间体验仍然是一种“体验”吗？我们又该如何去把握上述“非人时间”的生成过程？汉森晚近重要著作《前馈：论21世纪媒介的未来》可以成为我们进入该问题的一个重要切口。

汉森所言的“21世纪媒介”主要指称的是以数字技术驱动为内核而形成的一系列新的技术形式，包括社交媒体、算法、数据挖掘技术、环境检测与感知技术（例如人脸识别、摄像头、虚拟现实）等。这些媒介技术虽然具体形态各异，但都共享着一个相同的特质：与19、20世纪的大众媒介直接关联于人类体验和认知进程不同，21世纪媒介的“技术操作过程缺乏任何的人类参与”。设想一下今天的人脸识别程序运作模式，它直接记录和分析的不是一个人如何识别、分析和审查另一个人的过程，而是一种由计算机编码所形成的独特机器识别。这一识别过程不需要任何人类的参与，也就是说，它不需要以任何的人类的感知能力和分析方式为基础。与之类似的还有互联网平台中算法的运作逻辑，它对用户形象的描绘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对个体的“印象”也完全不同。

21世纪媒介不仅塑造了上述独特的数字体验方式，更为重要的是，它也极大地扩展了我们“人类体验”的范围和广度。例如当我们尝试用摄像头记录某个具体空间的环境感知信息时，这些“被感知”的信息大多并没有进入过人类的意识层面。它在我们的注意力、体验与感知之外，但是却通过数据化的方式被摄像头捕捉——进而可以在未来被利用起来。也就是说，在21世纪媒介的运作中，大量的“非意识”层面的体验正不断地被转化和记录下来。

21世纪媒介的独特性——同时亦是它与19、20世纪媒介的断裂性，向我们提示，媒介的“中介化”（mediation）机制在数字时代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媒介“不再中介我们的感知”（mediate our sense），相反，媒介开始“中介感知本身”（mediate sensibility itself）。后者意味着数字技术的环境检测、信息感知与数据分析能力创造了一种新的感知方式，它是一种纯粹的“数字感知”，与人类的认知、体验与意识无关。因此，作为媒介研究者，困扰我们的问题不再是“麦克卢汉式”的诸如“数字媒介如何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延伸了我们的感官系统”的问题。我们的问题变成了：大量的“数字感知”是如何作用于我们的“人类感知”的。汉森非常清晰地定位了这一点：“21世纪媒介所生成的那些非知觉的感知数据，不断自我增殖、自我加速，对我们的经验系统运作影响深远，以至于我们的（人类）经验逐渐地被这些数据生成进程所影响和改变。我们无法直接体验，无法进入甚至于无法潜在地意识到它们的运作。”

为了回应上述变化，汉森选择了重读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的过程哲学，并将其嫁接于21世纪媒介所构成的数字感知环境中。怀特海开创了一种“经验的中立理论”（a neutral theory of experience），其中“经验”而非纯粹的“人类经验”被理解为构成万事万物的基本条件。换言之，怀特海将经验从狭隘的人类感知中解放出来，强调世界环境本身就是无数经验交互且不断流变的结果。据此，怀特海区分了两种产生经验的具体“知觉”（perception）模式，其一是“直接表象知觉”（perception of presentational immediacy），其二是“因果效应知觉”（perception of casual efficacy）。前者即近代主体性哲学所推崇的、以人类意识为中心的知觉模式，它来源于由我们的感官赋予的对各种感知信息的综合统合，并在意识层面明晰地呈现出来。而后者按照怀特海的说法，则是一种“纯粹的知觉模式”，“它不包括意识和生命”，是一种前意识的、前反思的、前符号性的原初知觉。“因果效应知觉”是经验产生的原初形式，它是现实实体与外部环境发生关联后的原始发生过程。由于其表现方式只能被模糊地体验到，怀特海强调，我们倾向于忽略其在经验生成过程中的价值，而用另一种更高阶的知觉模式——“直接表象”将其取代。

汉森认为，怀特海对于知觉模式的区分为我们理解21世纪媒介提供了一条有力的路径。在今天的数字经验场中，存在着大量由特定的数字技术生成与人类意识无关的数字知觉。它们并非依托近代主体性哲学所形成的“直接表象知觉”，而是一种无生命的、先于意识反思中的“因果效应知觉”——汉森将其称为“非知觉感知”（non-perceptual sensation）。选择这一看似矛盾的术语，汉森意在表明数字经验的独特性。“感知”意味着它仍是一种感觉器官与外部环境的交互所形成的反馈关系，而“非知觉”则体现出这种感知关系无需意识参与，认知系统无需通过知觉的方式系统性地整合和反思上述感知信息。也就是说，非知觉感知是一种“超越或外在于其诞生的原始主体性生成领域，同时外在于它所导致的任何新的主体性进程”的知觉形式。由于非知觉感知不需要任何人类主体参与——正如数字媒介的知觉与人类体验无关，21世纪媒介已经颠倒了我们对于经验的基本判定。按照怀特海的过程哲学，今天的“人类经验”只是它所从属于的“世界经验”的一小块组成部分，它被更大范围的（由数字技术的非知觉感知生成的）“环境经验”笼罩，并且不断地与其发生交互，产生流变。

更为准确地说，21世纪媒介创造了一种新的经验场域。其中，人类经验被视为一种混合性的经验，它“由高阶的知觉的自我指涉和低阶的身体和环境感知构成”。而数字媒介通过捕获那些“身体和环境感知”（非知觉感知）的方式对人类经验产生影响。它将这些数据储存，并“预先将这些数据投入（feed this data forward）未来或者即将到来的意识认知中”。换言之，21世纪媒介预示着一种独特的“媒介环境学”，它不再是英尼斯、麦克卢汉以降的人类中心主义式认知——其中，媒介所创造的信息环境被视为对人类的“中枢感觉”（麦克卢汉语）有这样或那样的影响。恰恰相反，21世纪的媒介环境不需要人类感官参与，它通过信息感知创造出一种“非人环境”，并将其预先投入至未来某个时刻——即人类知觉和意识得以进入反思的时刻。这正是一种独属于数字媒介的“前馈机制”。

汉森对21世纪媒介的特性分析把握住了我们今天的重要变化：数字时代存在着大量“非人经验”，它们由数字媒介的非知觉感知生成，并作为一种独特的信息环境作用于个体的体验之上。那么接下来的问题自然是，如何精准地描绘这些数字体验与主体体验的交互关系。汉森借鉴了怀特海哲学中“摄入”（prehension）这一概念。

在怀特海哲学那里，“摄入”是描述实体——或者用怀特海的术语来说，“现实实有（actual entity）”用来把握外部环境，并发生交互的核心概念。从构词上来看，摄入的前缀“pre”有预先、提前、事先的意思，“pre-hension”兼具了抓住、领会、忧虑的三层含义，表达了有机体的多重生存状态。摄入描述的是一个自组织的创生过程，感受者从与之相异的外部环境中把握、抓住和领会了某些东西（怀特海描述为“肯定的摄入”），也拒绝、隔离了某些材料（怀特海称作“否定的摄入”）。摄入这一概念为描述数字媒介生成的非知觉感知与人的交互找到了一个理论上的支点。汉森认为，摄入正是数字时代主体性的生成方式。个体通过“摄入”的方式对外部差异性的力量——那些由数字技术所形成的非知觉感知——进行内化。在肯定的摄入中，主体将外部的技术感知体验为一种真实的内在经验，并由此构成了自身的生命的本质体验。相反，在否定的摄入中，主体感到的是间隙和断裂，并将技术环境理解为一种由外部入侵的障碍。

摄入这一概念提示我们，数字环境中的摄入事实上改变了主体的意识运作方式。或者说，出现了一种由数字技术主导的“前馈意识”。由于意识被排除出了数字媒介的非知觉感知的生成和运作循环，它的运作将不再基于主体自身的感知和反思过程。而只有通过怀特海所言的摄入过程，意识才能在“事后”把握到这些并不存在于自身体验之内，由数字媒介所形成的感知材料。因此，“意识只能以一种间接性的和预期性的模式影响那些感知在场，为那些在未来的新在场感知材料制定计划。”对比书写技术这种非数字媒介，我们或许能更清楚地体会到21世纪媒介对意识的改变方式：按照斯蒂格勒的药学视野，书写是对意识和记忆的延伸和替补。我们通过一种外在化的技术器官增补了内在的记忆空间。那么21世纪媒介不仅创造了一种外在化的感知器官（非知觉感知），同时这些被囊括的感知材料在“当下”永远不会存在（它的运作在意识之外），只有在“未来”某个时刻才会被意识重新捕获和激活。

更为重要的是，也正是由于摄入机制的存在，21世纪媒介将我们带入到一种全新的时间矢量之中。它由一系列的“前馈循环”（feed-forward loops）构成。每一个“当下”的体验都只有在“未来”才能被激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重新确立数字时间与媒介时间的差异所在。首先，在数字时间的前馈循环中，“感知”与“意识”处于持久的断裂之中。所有的技术感知总是“先于”——并且在本体论上“出离于”——我们的意识进程，并且以一种“未来导向”的方式预设和塑造未来的意识运作。其次，前馈循环要求我们需要“在缺乏任何预先意识和反思的状态下行动”。因而我们行动的时间参照系不再是个体主观心理的“内时间意识”，而是那些先于并且与意识的时间结构完全“去同步化”的时间坐标。最后，时间体验与主体脱钩同时意味着，“时间意识的现象学将让位于一种去主体化的（asubjective）——或者更准确地说，非主体中心的（non-subject-oriented）时间现象学。”这种现象学将不再关注人类意识中所包含的不同时间节奏（例如胡塞尔所言的“持留”），而是聚焦于技术环境中的“时间化”——用汉森的术语来说，“世界时间化”（worldly temporalizing）——方式及其与人类意识之间所构成的交互关系。

由此，汉森所提出的前馈不仅构成了我们把握数字时间特质的关键概念，也在某种程度上为我们重新勾勒一种“21世纪的媒介理论”提供了出发点。一方面，就数字媒介的技术潜能而言，21世纪媒介的时代是数字技术的加速“先于”人类加速的时代。技术总在先行探索世界，体验当下和预知未来，而人类意识恰恰成为了那个落后者。它“成为前馈的技术矢量所衍生的、建构出的‘后知后觉者’”。另一方面，就人类意识的内在性而言，数字时代的人类意识不再是稳固的、封闭的“黑箱”，而总是与那些指向未来的数字体验关联。由于前馈机制的存在，当下的数字体验总是被“预先”投入至未来的意识之中。那些从未被体验到的数据“污染”了意识的内在性，并先行地迫使其不断地向未来敞开。这些都意味着，数字技术环境不再是大众媒介时代中主体意识的“代具”。数据感知与主体意识的交融在数字时代将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强度与深度。

前馈机制的产生同时标识出数字时代向媒介研究学界提出的一项艰巨任务。与所有既存的媒介形态不同，数字技术事实上是一种“非代具式”“非主体式”“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新型技术形态。也正因为如此，传统的媒介理论在数字时代将变得不再有效。如何真正建构出“21世纪的媒介理论”成为每个研究者不得不面对的棘手难题。

（责任编辑：孙苏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