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的三百年》
明清走过的最大弯路是什么？
1.从郑和下西洋到1840年鸦片战争被迫打开国门，三百年里中国多次与发展机遇碰面明末时期出现振奋人心的“大翻译运动”，但清朝政治的转向，导致国门紧闭。
2.明清虽然是最为集权的时代，但政治风气不同，明朝因国家运转客观条件所限，官员有较多的自由裁量权；清代对汉人官员的压制，以及满人官员受传统习俗影响，导致官员“自我格式化”，丧失了灵活处置的意愿和能力。
1.介绍明中期到清中期三百年的开放与封闭历史。
2.重新回应郑和下西洋、隆庆开关、明末西学东渐、康乾盛世、马戛尔尼访华等关键事件。
1.希望了解明清对外开放历史的朋友。
2.对近代早期历史、明清传教士历史感兴趣的的朋友。
书名：《失去的三百年：地理大发现之后中国的开放与封闭（1516—1840）》
作者:郭建龙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经纬度丛书
出版时间: 2024-10
ISBN: 9787213115295
本书所描写的内容，是追溯从地理大发现到1840年这三百多年里，中国的开放与失败，曾经的盛世到后来的衰败而被动挨打，这个历史期间的客观得失与经验教训。全书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试探的百年，时间从1516年到1644年，从隆庆开关到明末清初，大航海时代以来，中国也曾经生机勃勃充满了希望。第二部分是跌宕的百年，时间从1644到1735年，清朝早期的开放如何发展成中期的封闭的。第三部分是锁死在系统中的百年，时间从1735到1840年，这个时期的西方从大航海走向工业革命，而中国却关闭了大门，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
郭建龙，自由作家，社会观察家，曾任《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世界近代史。近十年来，实地探访几乎整个中国以及非洲、欧洲、中东、中亚、东南亚等地数十个国家，用游走的方式观察和记录世界。善于从不同的宗教、文化根源入手，多视角叩问地域文化，带领读者在历史和现实之间穿梭，透视千年文明的兴衰存亡。已出版历史畅销书《汴京之围》《盛世的崩塌》《丝绸之路大历史》、“帝国密码三部曲”《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中央帝国的军事密码》，历史游记《穿越非洲两百年》《穿越百年中东》《失落的世界》等。译有甲骨文丛书《一把海贝：从奴隶贸易兴起到革命年代的西非》《墨洛温王朝：创建与变革》等。
序幕：一桩奇案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为你介绍的书是《失去的三百年：地理大发现之后中国的开放与封闭》。
先从一件五百年前的奇案说起。在宫闱深深的紫禁城里，一位太监突然跟明宪宗成化皇帝提起了陈年往事。五十年前，成化皇帝的高祖父明成祖永乐皇帝有过一次壮举，二十年间派遣船队七下西洋。路程之远，抵达亚非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规模之大，有六十多艘船，27800人。率队出海的三宝太监，甚至献身航海事业，在第七次航行途中死于印度西海岸。
成化皇帝一惊，这么大的事情，以前怎么从没听人说起过？翻找资料，得知当年郑和航海的档案在永乐皇帝过世后竟然全被销毁了。这勾起了成化皇帝极大的兴趣，四处调查，好在兵部存了一份绝密档案，他立刻下诏索要。兵部车驾郎中刘大夏听到消息，赶忙将这些资料转移保存起来，一帮人翻了三天，愣是没找到。
刘大夏区区五品官，怎么敢忤逆皇帝呢？他苦苦劝告，说了这么一段话：“当年三宝太监下西洋，花费了数十万银钱，死了上万军民。虽然弄了一些奇珍异宝回来，但对国家有什么好处呢？这样的弊政，我们做大臣的一定要直言劝阻。即使那些档案还在也要毁掉，以免再生祸根，何必还追究它们在哪里呢！”
很多人会把郑和下西洋看作明清闭关锁国的标志，历史好像就是这样的：永乐皇帝后明清国门紧闭，从此皇帝对开放的历史不屑一顾，官员对联系海外的尝试噤若寒蝉，百姓对西方世界的状况一无所知。而西方开始了地理大发现以及一系列近代化，从此明清中国落后了，西方夺取了世界霸权。
但事情另有隐情，今天这本《失去的三百年》讨论的正是这个话题，作者是我们熟悉的历史作家郭建龙老师。郭建龙老师并不是要为明清的封闭保守翻案，1840年后的中国因落后而挨打毫无争议，问题是1840年以前的明清中国出现了一个诡异的现象。
我们总说林则徐是“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其实早在明朝许多官员就大大方方承认西方领先了。从郑和下西洋到1840年鸦片战争被迫打开国门，三百年里中国多次与发展的机遇碰面。不少西方科学技术涌入中国，出现了让人热血沸腾的“大翻译运动”，中国科技大幅追回落后进度。既然早已开眼看世界，为什么后来又闭上眼睛，与世隔绝呢？
第一幕：试探的百年
“失去的三百年”，我们先从第一个百年讲起，1516—1644年明朝中后期。
首先登场的是一位传教士，他叫沙勿略。刚开始他在日本传教，听说了隔壁有个明朝，面积和人口是日本的十几倍，他想，要能把上帝的信仰传到这个大国该多有成就？
但西方人要进入明朝困难重重。葡萄牙当时还没有占据澳门，沙勿略先登上广东江门南部的一个小岛——上川岛。现在的上川岛是“南海碧波出芙蓉”的度假胜地，当时还荒无人烟。明朝水军严密监视，只准外国人在岛上搭建临时的棚子，不允许有任何永久性建筑，严防他们把上川岛当跳板登陆广州。
尽管希望渺茫，沙勿略没有放弃传教的宏愿，他听说，暹罗国要派遣使团前往中国，暹罗是明朝的近邻，常派使团前往。暹罗总会借这个机会发财，因为使团名额多，除了两位外交使者是官方人员，其他名额都可以明码标价卖给商人，毕竟去中国做买卖能赚到大钱。沙勿略几经周折联系到了使团，希望留个名额。可惜天不遂人愿，就在使团正式动身前，沙勿略突然死了。
难道明朝就像个无缝的蛋，蚊子都叮不进去吗？
沙勿略抱憾而死的十几年后，一位新皇帝在京城继位，他就是明穆宗隆庆皇帝。隆庆坐上宝座刚一个月，就做了一件违背祖训的事——“开关”，重新开放对西方的贸易。
要知道太祖爷洪武皇帝登基第四年就下诏“濒海民不得私自出海”，目的是防范倭寇。但到隆庆登基快200年，沿海民众实在受不了了，沿海地区平原少，土壤碱性大，不好种粮，只能靠打鱼和做买卖为生。为了防倭寇持续搞海禁，民众饿肚子就会闹事，逼急了甚至勾结倭寇造反。很多地方官员，尤其东南沿海官员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福建巡抚许孚远在奏疏中直白指出背后的道理：“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隆庆皇帝解除海禁，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也算是顺应国情民心了。
朝廷有了松绑的意思，地方就会放大信号，因地制宜创造足够宽松的环境。广东当地，不只允许百姓出海，甚至放松对洋人的禁令，允许他们每年在一月、六月登陆广州，白天到集市买东西，晚上回到船上休息。
一来二去，心怀理想的传教士索性留在了陆地，一位叫罗明坚的传教士甚至想建一座教堂。刚解禁就上岸，刚上岸就想建教堂，步子是不是迈得太大了？没想到，两广总督倒是个开明的人，给他在广州划了一小片地长期居住。眼看着就要获得定居权，两广总督换人了。新总督过去常年在南方剿匪，为政风格比较保守，朝廷规定的我执行，朝廷没允许的我就不擅作主张了。但新总督也懂得礼数，只是婉拒了罗明坚，没有动粗。
失望时，肇庆传来了好消息，肇庆知府王泮愿意给罗明坚划一块居住地。于是，在广东肇庆西江边上，明朝第一座天主教堂建起来了，教堂的中文名叫仙花寺。教堂建好后，罗明坚把它交给副手管理，副手叫利玛窦。
利玛窦怎么完成领导交的传教任务呢？利玛窦汉语好，还是个数学家，他发现明朝官员对外界好奇心挺强，他想到两点：一是结交各级官员，二是利用明朝官员好奇心，先用科学思想来征服中国人，再传播信仰。郭建龙老师称之为“科学传教”策略。比如他经常带一份地图，尽管明朝官方仍把中国作为世界中心，但是不少官员已经从在海外做生意的商人嘴里听说，外面的世界很大，于是他们也想了解了解。利玛窦结交官员还有一样法宝，就是我们小学课上的三棱镜，能把光折射出不同颜色。明朝缺少玻璃，看到利玛窦的三棱镜，会认为是稀有宝石，甚至传成女娲补天的神镜。
而且，利玛窦特别选择了韶州，也就是今天广东韶关作为常驻地。为什么不坐镇肇庆仙花寺大本营呢？说个小知识，明清将近200年间，两广总督并不在广州，而是在肇庆，一是因为远离广州的集市比较清静，二是肇庆位于广东广西之间，管理两地更方便。虽然韶州的级别比不上肇庆，自己的优势也很突出，这里是两广北上的必经之路，能结交各路官员。利玛窦的名声迅速在官僚圈传开了，这为他后来进入内地，最终进京积攒了宝贵的人脉。
被利玛窦吸引的知识分子，有一位叫徐光启。徐光启出生在松江一个贫苦人家，父亲做过买卖，后来一门心思研究农学。徐光启从小也对农业以及各类自然学科感兴趣。尽管热爱学习，但也因为兴趣太广，科举考试的圣贤书钻研不够，导致他没有顺利中进士。于是，他一面教书赚钱，一面研究农学。
这明明是个不太成功的传统儒家子弟，怎么会成为那个时代最有名的科学家呢？
转折发生在他32岁的时候。一个学生邀请徐光启前往广东韶州教书，没错，就是利玛窦长期待的地方。只是他来的时候，利玛窦已经北上“科学传教”了。但他认识了另一位叫郭居静的传教士，接触到西洋科学，开启了科学家之路。
你可能会有疑问，利玛窦、郭居静只是传教士，他们真的掌握那么多知识吗？遇到他们的明朝官员就像中了蛊一样。
利玛窦进京时，哥白尼和伽利略的理论还没有完全形成，笛卡尔和牛顿更是没有出生，欧洲的自然知识还是传统经院哲学体系下的自然哲学分支，科学、哲学、神学还没分家呢？欧洲知识保存最多的地方就是收藏大量资料的教堂，掌握知识最多的人是传教士。不少传教士是科学家的朋友，比如邓玉函是伽利略的玩伴，两人都是罗马灵采学院的院士。利玛窦本人是数学家，而且对地理学深有研究。这些远派到东方的传教士，更是优中选优，他们带来的，基本就是当时欧洲最先进的科学了。
掌握先进知识的传教士和徐光启这样的知识分子相遇，会发生什么呢？
郭建龙老师提到，中国古代历史上有两次“大翻译运动”。一次是佛教典籍翻译，汉朝时期人们思想僵化，需要新知识来“反格式化”。印度的佛教传入后和内地新兴玄学互相激荡、互相影响，也正是在这几百年的引入和交融中，咱们中国人的怀疑精神和推理能力进一步提高，最终塑造了唐宋的繁荣。
到明朝，随着理学僵化，人们再次需要新契机打破教条，新兴的阳明心学是靠内在思想发展，西方科学则是外来的强大武器，于是中国进入“第二次大翻译运动”。
这次“翻译运动”虽然不如第一次有名，但成果显著，几乎把所有当时最先进的西方科学都引入了国内。像利玛窦这样的科学家传教士当然功劳卓著，但根本动力还在于明朝有识官员的接纳和深度参与。
前面讲的徐光启大器晚成，32岁在韶州开始接触西学，39岁在南京认识了利玛窦，43岁他进士及第，最后一路做到大明内阁次辅，中央官员二把手。徐光启是政治、科学两手抓，他和利玛窦一起编纂了《几何原本》。点、线、面、体、直角、钝角这些概念，400多年后我们还在用。
再比如李之藻，做过南京工部员外郎这样的大官，他的特点是涉猎极广：引入的《坤舆万国全图》这是地理学的书，《同文算指》是算术学、《名理探》是逻辑学、《浑盖通宪图说》是天文学，前前后后二十多种。一位传教士感叹：“神父们译成中文的书，几乎没有一卷不经过他的手，他要么校正、要么写序、要么直接上手做。”
有的官员在学术上没插手，也会从别的方面帮忙，跟利玛窦合作的人中，湖广按察使冯应京爱好数学，和利玛窦倾心相交，后来因刚正不阿被革职，尽管处于在押状态，仍然筹钱帮忙刊印利玛窦的作品。
甚至到了崇祯十二年，有位传教士提出一整套改革措施：改用西方历法与国际接轨、用西洋找矿法发展工业、加强与西洋商人的贸易积累社会财富等等。你看，这些建议已经从科学知识深入政策层面了，很像是两百多年后的“洋务运动”。
但很可惜，当科学知识还没有来得及成规模地转化为实际成果，东北方的满人来了。做个天真的假设，如果满人入关晚一些，明朝与世界的历史或许都会变得不一样。
这么看来，从明朝后期开始，中国一直在朝着开放的方向走去，为什么清朝会闭关呢？
第二幕：跌宕的百年
“失去的三百年”，我们走到了第二个百年，1644—1735年的清前期。
清朝初年的封闭有很多原因，我们重点说说郑成功。郑成功从荷兰殖民者手中夺回了台湾岛，因为遇上明清改朝换代，他站在了明朝残余势力一边，致力北伐光复大明。为了对付郑成功，拿回台湾岛，清朝再次实施闭关政策。因为郑成功集团是基于海洋和贸易的政权，但古代打仗打的就是粮食储备，他占据的厦门、泉州、金门都不产粮，东南亚的粮太远接济不上。
清朝从此就彻底闭关锁国了吗？
话说，当初被郑成功赶走的荷兰人并没有离开中国。他们找了清朝合作，派了军队和清军联合攻打厦门，荷兰人虽然不多，但有大炮，帮着忙把郑氏集团给灭了。荷兰人之所以帮助清军，也是希望将来有机会再跟中国人做生意。从康熙皇帝角度想，既然郑氏集团已经没了，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做点买卖，恢复一下沿海地区的经济也挺好。
除了沿海百姓所需，康熙本人就是个开明的皇帝。不少讲康熙的文学影视作品中，都有个叫南怀仁的传教士，康熙跟他学平方根、立方根，了解日食月食、恒星系统，喜欢摆弄机械钟表。当然他接触传教士，不只是因为知识有趣，更是因为知识有用。
早在康熙十二年，也就是1673年，筹备了很久的平西王吴三桂造反了，靖南王耿精忠也响应，跟台湾岛的郑氏集团结盟。康熙找来了南怀仁，造炮就是南怀仁最拿手的，也是他得宠的原因。
南怀仁是个沟通高手，他表示自己略知一二，但水平不高，先用木头造一门炮吧，如果好的话，再造铜炮。南怀仁加班加点，赶制了一门，自己先试验发射了一百发炮弹，然后一边暗暗筹备造铜炮，一边请来康熙检验。康熙自然是喜欢得不得了，说你应该多造铜炮。因为南怀仁早就在行动，所以又以极快的速度造出一百多门炮。这些火炮在平定“三藩之乱”，以及之后扫清郑氏集团势力，甚至后来对付北方俄国人时，都起了关键作用。
但南怀仁做了这么一件事。每造好一门炮，就竖起天主圣像，跪下祈祷，给炮起一个西方圣人的名字，刻在炮上。一向听话的南怀仁怎么擅自刻字，康熙竟然没有怪罪？
两位都是聪明人，南怀仁作为康熙的首席国际科学家，贡献技术，作为交换，康熙允许他传教。你看，南怀仁是个聪明的业务骨干，卖力干活，并要求回报；康熙是个精明的老板，一面给南怀仁精神鼓励，一面给他派更多工作。玉泉山的皇家稻田灌溉水量小，怎么把远处的水引过来能节省成本？康熙说，找南怀仁。北京城打过很多仗，每次修整街道都要在原来的地面上重新铺一层，地面越来越高，显得街上的牌坊越来越矮，怎么办？康熙说，找南怀仁。也不管南怀仁学什么专业，总之有技术问题，都找他。
在这个故事里，我们似乎看到了良好的雇主与员工的典范。但你有没有隐隐觉得不对劲呢？
明朝的开放，是整个知识层的开放，除了两广总督、肇庆知府，除了徐光启、李之藻，甚至宫廷太监也参与其中。明末有个太监叫庞天寿，李自成攻破北京后，明朝在南方继续抗击了18年，太监庞天寿四处奔走，请来澳门的葡萄牙人组建起一支火枪队，火枪队员三百名、大炮六门，多次击败清军。但清朝的开放，却是康熙与南怀仁在聚光灯下的双人舞。大臣们对于科学技术不感兴趣，也不想学，他们除了恭维皇帝圣明啊、天才啊，什么都没做。
各项因素都没变，甚至皇帝更开明，为什么大臣变得保守，清朝变得封闭了？
第三幕：锁死在系统中的百年
失去的三百年，最后一百年即将到来。
1713年，雍正皇帝即位，第二年，他就开始抓捕传教士，关闭教堂。有人说，这是因为传教士们眼拙，当初九子夺嫡时非要选边站，支持皇八子、支持皇九子、支持皇十四子，偏偏没有巴结雍正。等雍正荣登大宝，不整你们说得过去吗？
我们不能说这就是阴谋论，但核心还是在雍正的为政理念，他的关注点自始至终都在庞大的疆域上。
藏区让雍正尤为头大，清朝接过来的藏区破碎复杂，主要势力是个尊崇喇嘛教的噶当派政权，同时格鲁派兴起也就是人们俗称的“黄教”，为了击败噶当派，格鲁派引入蒙古势力，共同建立了一个新政权。而这个政权的最高权力又是由三个人分享，分别是格鲁派领袖达赖喇嘛、蒙古人领袖蒙古汗王，以及藏地贵族代表。要问清廷的势力在哪里？根本无力插手。在康熙时代，应付藏区问题的是皇十四子，雍正即位后，把十四弟召回，藏区更乱了。除了西部藏区，当初康熙镇压的西北噶尔丹，日子久了又在蠢蠢欲动。甚至，北方也出现了新的危机，俄国人扩张的脚步已经抵达东北。
难怪雍正天天批折子，最后积劳成疾，不是他疑心太重事无巨细，光操心上面这几件军国大事就足够焦头烂额的了。在位十三年，雍正的注意力被牢牢扯在北方，好在南方大患已经解决，台湾已经收回，至于海上贸易的利润，在雍正看来，实在是仨瓜俩枣不值一提，不妨把门关好，集中力量整顿整顿北方吧。
就这样，康熙稍稍推开的大门，被雍正重新拉上，并上了栓。
我们继续问，到乾隆时期，西北边疆稳定了，东北边疆安排将军定期巡查，甚至抽空加强对西南云贵川地区的管理，安全问题全面减缓，乾隆会选择开放吗？
关于这个问题，著名的“马戛尔尼访华”的故事是最好的回答，英国使臣马戛尔尼率团来访，希望通商。乾隆却在纠结，来使要不要磕头，怎么磕，磕多少。边疆安定并没有让乾隆产生开放的想法，反到觉得自己太了不起来，这个国家被自己治理得天下第一，他这样说：“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我们在批评乾隆的不是，那官员呢，知识分子呢？明朝的大翻译运动就是一帮官员张罗起来的，清朝有那么多大学士，怎么没出现徐光启这样的科学家官员？
很多人认为，明清是中国古代最为集权的时代，其实两个朝代有着明显区别。明太祖朱元璋废掉宰相制度确实要集权，但国家事情实在太多了，体力跟不上，于是有了内阁制度，选几个官员临时关在小房子里讨论国家大事。也就是说，帝国的实际运作还是要靠具体官员，这还只是中央事务，地方事务更是，官员有较大空间，难怪嘉靖、万历几十年不上朝，国家却依旧运转。
但到清朝，官僚们的自主性消失了，汉人官员被猜忌，有思想的早被拿下了，随着“三番之乱”结束，汉人官员除了表忠心，不敢说一句话。满人官员更是没指望，满族的原始习俗使满人官员以奴才自居，对主子的服从写在天性中。那主子会对如此乖巧的奴才们放心吗？并没有。清代出现了密折制度，无论中央还是地方官员都可以跟皇帝说悄悄话，就像给所有官员安了监控器一样，皇帝可以掌握一切。还有“文字狱”，官员不敢说，不敢写，更不敢随机应变。这是清朝的死结，当初康熙时期的开放更像是个幻觉，是他一个人的欢乐，跟这个国家、这个族群没有关系。
回顾这三百多年的历史，明清中国和近代西方的科技发展一度只有十几年的差距。在大翻译运动初期，世界最先进的科学刚问世，十年左右就传到中国了。但从清朝开始，状况在一点点恶化。在康熙统治的最后几十年里，牛顿力学、微积分问世，但康熙的兴趣点在三棱镜、报时钟这些小玩意儿上。五十年后，化学在波义耳等人努力下成了单独学科，乾隆在感叹自己前无古人的“十全武功”；瓦特改进蒸汽机，为蒸汽时代到来做准备，乾隆沉迷于他的圆明园建设；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著作已经完成，让治国变成精细的科学工程，乾隆忙着用两千年的帝王之道平衡满汉大臣关系。
尾声：战争是仅剩的可能性
康乾盛世和鸦片战争像是两个遥远的时代，要问乾隆的骄傲和鸦片战争爆发隔了多久？答案是，一代人的时光。
有个人经历了这一切，他叫斯当东。
马戛尔尼使团中有个12岁的小朋友，他是使团副使的儿子。那时没有飞机，来中国路途遥远，聪明的小斯当东竟然学会了基础的中文。使团觐见皇帝时，乾隆问你们有没有人能讲中文，走到前面的是这位12岁的小斯当东。70多岁的乾隆老爷子龙心大悦，宠溺地解下一个荷包赏给他。
几年后，斯当东的父亲帮他申请到一个广州的文书工作，19岁的斯当东再次来到中国，他一到广州就帮忙调解了一起英国水手打伤中国人的事件。他意识到自己似乎在化解矛盾、促成合作上有天赋。但他最想促成的合作，还是完成父亲和马戛尔尼先生未竟事业，打通英国和清朝的贸易。
之后他四次前往中国，并且和两广总督松筠成了朋友，但等松筠调回北京，广州贸易现状立刻回归原点，他的努力白费了。
到斯当东35岁，英国政府打算派他再次出使清朝试一试。跟20多年前的父亲一样，他也是使团的副使，路线也是先坐船到天津，然后等待皇帝接见。
这一年是嘉庆二十一年，清朝更加虚弱了，一个表征就是更要面子。觐见皇帝前，负责接待的清朝官员趾高气扬，提到英国使者必须三跪九叩，才允许进京。二十多年前都没有行这样的大礼，今天怎么可能？使团拒绝，双方僵持。
但负责的清朝官员为了邀功，蒙蔽了嘉庆，说使臣渴望沐浴陛下圣恩，同意行大礼。嘉庆说，正好我要去热河休假，就提前让英国使臣觐见吧。
负责接待的官员慌了，也不敢使绊子了，说好话，请使团立刻觐见。但使团不是没磕头，没被安排在很近的地方，怎么能立刻飞到皇宫？而且给嘉庆带的礼物，也还在运来的路上，所以暂时拒绝。
清朝官员更慌了，从来没有哪个使团敢拒绝皇帝接见，求着使团，不跪也能见皇帝。英国使团懵了，三叩九拜到底是不是必要的？再次拒绝。
斯当东彻底清楚了，见了皇帝也没用。跟当初的乾隆爷一样，最多让他们磕个头，赏点东西，吃顿好的，逛逛万寿山，然后就完了。
斯当东的理想最终要落空了吗？
24年后，1840年4月7日，英国下议院开会吵作一团，一方主张应该对华用兵打开国门；一方反对，清朝太远，而且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胜算太小。当正反两派旗鼓相当时，59岁的斯当东，这位跟清朝交情最深的英国人变得冷漠而坚决，他说：清朝对英人态度严苛，野蛮，应该打；清朝漠视国际法，落后，打得过。只有诉诸武力，才能维护大英帝国的商业利益。
两个月后，鸦片战争爆发，斯当东通商的愿望终于要实现了。“十全老人”乾隆爷当初赏的荷包，只是四十多年前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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