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记忆中的水门事件：我们如何记忆、忘记与重构过去》（Watergate in American Memory：How We Remember，Forget，and Reconstruct the Past）是传播学者迈克尔·舒德森于水门事件二十周年（1992）出版的一部学术专著。在本书写作时，美国已经出版了大量水门事件图书，其中不少甚至曾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上有过出色表现，例如由《华盛顿邮报》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合著的《总统班底》。与这些作者不同，舒德森从一开始便没有定位于“又一本水门事件图书”，他希望对水门事件予以学术化，即不是去写水门事件本身是什么，而是去写我们自水门事件以来如何逐渐谈论它；不是去找出关于所发生事件的新事实，而是去回顾和联系现有的解释和再解释。令舒德森感兴趣的是，在过去影响现在的方式中的“延续性的力量”，这种力量也可叫做“集体记忆或社会记忆”。水门事件这一起虽不具备统计显著性却有着持久社会文化影响的历史事件，为他提供了一个考察“群体、体制和文化对过去的回忆如何形塑了人们的当下行为”的绝佳案例。
在本书中，舒德森以开阔的学术视界，透过水门事件的案例，抽丝剥茧般地为读者剖析了“我们如何记忆、遗忘与重构过去”。可以肯定的是，本书揭示的集体记忆的运作方式或机制并非美国所特有，它们对其他社会亦有不同程度的适用性。
《美国记忆中的水门事件》由黄顺铭翻译，即将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舒德森为本书中译本写了序言——
重读这本32年前完成的旧作，我很高兴自己仍能基本上认同书中内容。我觉得书中有些地方有点烦人。它们详细得令人咋舌——我哪来的时间去深入那么多“兔子洞”，莫非其中藏着某些水门事件方面的内容或者关于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在凄凉迟滞的最后两年里的某些孤独回忆？即使对本书作者来说，这也太过详细了。
尽管如此，这所有的细节一砖一瓦地建造了一座大厦，公正地记述了自1972年针对位于华盛顿特区水门大厦中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的入室盗窃未遂案以来20年间水门事件记忆的各种委婉曲折。本书第9章是我写得最吃力的一章，本章探讨了水门事件如何成为美国人理解伊朗门事件的模板，而这起事件在20世纪80年代曾一度威胁到罗纳德·里根的总统宝座。我从本章中得到了这样的启示：一个社会对过去的记忆可能会太过深沉，同时可能将此记忆太过字面地应用于与之不相契合的情境当中。“总统知道些什么以及他是何时知道的？”向理查德·尼克松总统提出这些问题可谓恰到好处，因为他是一位对政治生活细节汲汲以求的终生政治家，但这些问题非常不适合于罗纳德·里根，因为他是职业演员出身，他不是其政府的亲自管理者，与其说他是个注重细节的领导者，毋宁说是个“注重大局”之人。由于过去的出场，分散了调查人员、思想家和公民的注意力，以致无法就事论事地理解伊朗门事件。
作为一名新闻媒体学者，我对本书特别感兴趣的一部分是，它对于水门事件在美国社会中为新闻业开创出一个新的、更核心的角色方面所起作用而进行的剖析。在推动新闻媒体的崛起方面，越南战争——无论是要在一个美国人几乎毫不了解的国家投入重兵的那股执着劲，还是在美国国内战争支持者与战争反对者之间的深刻分歧——的功劳远大于水门事件。在林登·约翰逊总统执政期间，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已在下降，及至1969年理查德·尼克松就任总统时，他已将白宫记者团——他坚持称之为“媒体”——认定为其主要“敌人”之一。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对水门事件的追踪报道固然是新闻业在美国社会中角色地位日益增长之巅峰，不过使新闻界这一新兴文化力量得以启动的却是越南战争，而非水门事件丑闻。
倘若我今天重写本书，会补充这样一点：我会更充分地承认，我想要理解的是文化记忆、集体记忆或社会记忆，而非水门事件本身。水门事件是一个丰富、突出、有争议且复杂的例子，值得费心劳神去研究，但对文化记忆或过去如何影响现在的研究才是真正重要的。我并没有试图去扒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的神秘新闻来源——那个被他们称为“深喉”的人——的真实身份；我也没有试图去臧否杰拉尔德·福特总统赦免尼克松的功过是非。我的兴趣在于更好地理解文化记忆是如何运作的。水门事件只是为研究提供了一个既易于理解又引人入胜的案例。
随着对日益增长的“记忆研究”学术文献有了更多了解，我发现大多数文化记忆的研究都集中于那些重要——但又太显见——的公共记忆体制上，即集中于那些旨在纪念过去的体制上。雕像、博物馆、教科书、周年纪念日、节日（如1984年小马丁·路德·金纪念日被作为一个国家节日而发明出来），不一而足。很少有人或组织试图去纪念水门事件。国会中一些直接参与推进弹劾调查工作的人确实举行过私下聚会，作为图书和电影的《总统班底》当然令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成为名人，亦提升了演员罗伯特·雷德福和达斯汀·霍夫曼的知名度。但有为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树立雕像吗？并没有。学校历史教科书在提及水门事件时超过了敷衍了事的程度吗？也没有。
那么，若水门事件未被纪念，它又是如何给社会打下深刻烙印的呢？它又是如何在事件尘埃落定之后融入美国公共文化中的呢？直到1997年我发表了一篇关于“非纪念性记忆”的短文，才对此作了命名。这篇论文题为《生命、法律和语言：有效公共记忆的纪念性形式与非纪念性形式》（载于《传播评论》1997年第2卷第1期）。非纪念性记忆指的是，即使不曾为纪念过去而付出任何努力，过去如何仍能继续活在当下。我认为“生命、法律和语言”对那些代言者作了颇为精当的概括，而在一个无人试图纪念的事件上，其文化记忆会透过这些代言者来运行。这不是一种为纪念过去中令我们自豪地与之发生牵扯的某件事或某个人而做出的有意之举，譬如庆祝亚伯拉罕·林肯的生日、在华盛顿为其建造一座气势恢宏的庙宇，抑或缅怀那些为国浴血奋战并舍生取义的战士们。这也不是一种使某件极其可怕的事情警钟长鸣而做出的良心之举，为的是“以免我们遗忘”和不重蹈那酿成罪恶与巨大苦难的错误之覆辙。在西方，这方面最主要例子便是犹太人大屠杀——一场灭犹的纳粹之战；尤其是德国，采取了种种影响深远的措施，以暴露纳粹政权的邪恶。
而相比之下，“非纪念性记忆”又是什么呢？所谓“生命”，我指的是本书涉及的两件事。与水门事件有牵连的人在其他方面都不如他们与水门事件之间的牵连那般出名。另一些人虽未卷入水门事件或与之发生牵连，却由此而重塑了其公众形象，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吉米·卡特，他在1980年的总统竞选中将自己打扮成一位无可争议的正直之士。这通常不是一种对竞选有利的宣传，但它将卡特与他所挑战的共和党人区分开来，这些共和党人中就包括了杰拉尔德·福特。福特在接替尼克松担任总统之后，赦免了他为掩盖水门事件的真相所犯下的罪行。
“法律”和“语言”这两个范畴则更为显豁，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对水门事件的使用都源于该事件，并且在美国的公共文化中打下了持久的烙印。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语言使水门事件继续活在全世界十余个国家当中，在这些国家中，一桩丑闻会被命名为“某某门”，从而为一桩重大的政治丑闻加了个后缀。
从某种意义上说，直到我想到“非纪念性记忆”一词，才完全理解了本书。我不知道学者尚未完全消化就贸然出版其作品的情形有多常见，但我自己多次碰到这种情形。许多学者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在寻找什么。我往往只有在写作的过程中，才能弄明白自己在研究什么以及为什么研究它，而在水门事件这一案例中，我更是在写完书一段时间之后再来反思写作的过程中，才弄明白了这些东西。
（迈克尔·舒德森：《文化记忆是如何运作的——关于《美国记忆中的水门事件》的记忆》，2024年第9期，微信发布系节选，学术引用请务必参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