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娜·薇依
（Simone Weil）
1909年2月3日—1943年8月24日
法国思想家、神秘主义者、宗教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其思想深刻影响着战后的欧洲思潮。西蒙娜·薇依1909年生于法国巴黎一个文化教养很高且很富裕的犹太家庭。她曾赴西班牙参加反对法西斯战争。二战时她积极参加法国抵抗运动。她5岁时就曾因一战前线的士兵没有糖吃而拒绝吃糖，二战期间又拒绝吃比敌占区同胞定量多的食物，由于过度劳累，加上营养不良，健康状况严重恶化。1943年4月下半月住进了伦敦弥德赛克医院，7月30日转到阿什福德疗养院，同年8月24日因饥饿和结核病逝世，年仅34岁。逝世后遗留下的笔记等资料经朋友整理后发表，著作共约二十卷。
有人把薇依的《重负与神恩》与帕斯卡尔的《思想录》相提并论，并称薇依为“当代的帕斯卡尔”。这位法国20世纪杰出的宗教思想家，沿循的是帕斯卡尔的神秘主义信仰之路：信仰不是拿来炫耀之物，而是艰难、绝非轻松的重负。随着苦罪问题日益成为基督教神学的重要关注，薇依和其他在实践中经历上帝与他们一同受苦和战胜罪恶的思想家们共同得出了上帝在苦难与不幸中与人相遇，并与人一同承当苦难的后果的观念。此外，薇依生前写作涉猎范围很广。她自己既是哲学教师也爱好数学，同时还是各种政治运动的参与者，对马克思主义也有着很独到的反思。
《扎根——人类责任宣言绪论》序言
T.S.艾略特
译 | 徐卫翔
惟一能持久地与西蒙娜·薇依的著作相伴随的序言将会是——正如居斯塔夫·蒂蓬先生（M．Gustave Thibon）为《重负与恩典》（La Pesanteur et La Grace）写的序——某个认识她的人所做的介绍。其著作的读者会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难对付的、暴烈的，又是复杂个性的人；而那些有幸与她长时间讨论或通信，尤其是在她生命中最后五年那特定的条件下与她相识并提供帮助的人，将在未来体会到持久的价值。我写这篇序言的目的是，首先，要肯定我对该作者特别是该作品之重要性的信念；其次，是要告诫读者放弃仓促的判断和概括的分类——规劝他对自己的偏见时时加以核查，同时对西蒙娜·薇依的固执己见要存有容忍之心。一旦她的著作为人认识和接受，这样一篇序言也就变得多余了。
西蒙娜·薇依的全部著作都是其逝世后出版的。《重负与恩典》——由蒂蓬先生从她那浩繁的笔记本中选出，第一卷即将在法国面世——在内容上令人赞叹，而形式上则未免有些靠不住。与帕斯卡尔（西蒙娜·薇依谈论他时会带有几分严厉）作比较，或许扯得太远。选入其中的文字的片断性，显露出深刻的洞见和光芒四射的原创力，但又暗示她的心灵间或才有灵感闪动。读过《期待上帝》（Attente de Dieu）与眼前这本书之后，我发现我要设法去理解这位作者的个性；而阅读乃至反复阅读其全部作品，对于这一缓慢的理解过程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在试图理解她的过程之中，我们一定不能因为想得太远，或在这点那点上同意她或不同意她——在第一次阅读时这太容易发生了——而分散心思。我们只消将自己呈现给这位天才女性、这位其才具近乎圣徒的个性的女性。
也许“才具”不是个正确的词。惟一与她讨论过信仰与疑虑的教士曾经说过，“Je crois que son ame incomparablement plus haute que son genie””（我相信她的心灵远远高于她的才能）。这用另一种方法指出，我们对西蒙娜·薇依的最初体验不能用赞成或反对的词来表达。我不能设想什么人会全然同意她的所有观点，也不能设想有人会不强烈地反对她的某些观点。但赞同和拒斥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与一颗伟大的灵魂相接触。西蒙娜·薇依也许是个已成为圣徒的人。像一些已达到这一状态的人一样，她比我们众人有更大的障碍要克服，同时也有更大的克服它们的能力。一个潜在的圣徒也许是个尴尬人（difficult person）：我猜想西蒙娜·薇依有时也会支撑不住。人们不时会震撼于一种近乎超人的谦卑与一种近乎蛮横的傲慢之间的性格反差。我前面提到那位法国教士说过的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转述道，就他记忆而言“西蒙娜·薇依从来没有在讨论过程中让过步，虽然她有追求客观性的善良愿望”。这一评论非常有助于理解她已出版的著作。我从不相信她会以其辩才为乐——这种自我放纵，我猜想帕斯卡尔在其《信札》中便险些沉溺于此——即展现其在论争中说服他人的能力。相反，她的所有思想都是那么生动鲜活，以至于放弃任何一个观点都需要改变她的整个生存：这一过程不会是无痛苦的，也不会在交谈中发生。并且——尤其是在年轻人，在那些像西蒙娜·薇依这样让人察觉不到幽默感的人中——自我中心与浑然无我会很相像，以至于我们会误把一个当成另一个。
但是，说西蒙娜·薇依的“心灵远远高于她的才能”这句话会令人误解，假如它给人以低估其理智的印象的话。诚然她会不够公正、不够稳健；诚然她有时会令人惊讶地乖戾和夸张。但那些会使读者丧失耐心的不够节制的断言，并非来自其理智的缺陷，而是来自其性情的过度。她生于一个不乏理智禀赋的家庭——其兄长是位杰出的数学家；至于她自己的心灵（mind），也完全配得上使用它的那颗灵魂（soul）。但是理智，尤其是当它专注于困扰西蒙娜·薇依的那些问题时，只能慢慢地走向成熟；我们可不要忘了，西蒙娜·薇依在三十三岁便死去了。我以为，特别是在《扎根》中，其社会与政治思想的成熟性是极其卓越的。但是她有一个非常伟大的灵魂有待成熟；我们也不能按二十或三十岁人的标准来批评她三十三岁的哲学。
在这样一位作者的著作中，我们得指望遇上矛盾悖谬。在最高的层面上，西蒙娜·薇依是以下三者：法国人、犹太人和基督徒。她是个爱国者，她会愿意被派遣回法国，为她的同胞而受难死去：她不得不死去——看起来，这部分是她自我苦行（self-mortification）的结果，她拒绝接受多于普通法国民众官方定量的食品——于1943年在肯特郡（Kent）阿什福德（Ash－ford）的一座疗养院。她也同样是个对当今法国的缺点和精神衰弱看得很清楚——正如在本书中所表现的——的爱国者。她是个基督徒，带有对祭坛圣礼中之我主的热切奉献，而她却拒绝受洗，她著作中的许多内容构成了对教会的强烈批评。她是个真切的犹太人，因犹太人在德国所受的折磨而深感痛苦；可她却以全部希伯来先知的严厉去批判以色列。我们曾被告知，先知们在耶路撒冷被人用石头砸死；但西蒙娜·薇依却面临来自几个方面的乱石投掷。而在其政治思想中，她似乎无论对右派还是左派都是严厉的批评者；同时她比那些自诩为保守派的人更为真诚地热爱秩序与等级，又比那些自诩为社会主义者的人们更为忠心地热爱人民。
至于她对罗马教会的态度以及她对以色列的态度，我希望在这篇序言的篇幅中只谈论一点。这两种态度不但是相容的，而且是一致的，我们还应该把它们看作是一种态度。事实上，正是她对以色列的拒斥才使她成为很异端的基督徒的。在对《旧约》绝大部分内容的否定上（在她所接受部分中，她又分辨出了迦勒底或埃及影响的痕迹），她属于一种很像马西昂派（Marcionite）的异端。否定了以色列的神圣使命，她同样也拒斥了基督教会的基础。于是，这些困难就引起了她精神上的极度痛苦。我必须肯定地说，在她的作品中没有新教的痕迹：于她而言，基督教会只能是罗马教会。在教会中有许多东西是她视而不见的，或者对此她很奇怪地保持了沉默。她似乎对荣福贞女（Blessed Virgin）没有任何想法；至于圣徒们，她也只关心那些其作品吸引了她的兴趣的——如圣托马斯·阿奎那（她不喜欢他，也许是不够熟悉）和圣十字若望（她对他很欣赏，因为他对灵修方法的深刻认识）。
乍一看，在某个方面她与当今那些知识分子（大部分有着模糊的自由派新教背景）是共同的，他们只有通过东方的神秘主义才能找到通向宗教生活的道路。她对希腊的一切（包括其秘教）所抱的热情是无边的。于她，没有对以色列的启示，却有许多对迦勒底人、埃及人，以及印度教徒的启示。其态度有接近那些普遍论者（Universalists）的危险，他们主张终极和奥秘的（esoteric）真理只有一个，所有的宗教都反映了它的一些痕迹，我们坚持这些伟大宗教中的哪一种并不重要。然而，她却避免了这一错误——这是值得赞赏和欣慰的——通过她对我主的奉献。
在她对犹太教和基督教信仰的批评中，我想我们必须为我们自己作一个三重区分，问我们自己：有多少是正当的？有多少是必须加以辩驳的严重缺点？以及，在错误的道路上，有多少是可以因一个卓越而热情的个性的不成熟而情有可原的？我们的分析会很不相同，但我们必须自己提出这些问题，又自己来回答。
我不知道她是个多好的希腊语学者。我不知道有关东地中海文明史她读得有多好。我不知道她是否能用梵语阅读《奥义书》（Upanishads）；或者，假如能这样的话，她对那不仅仅是一种高度发达的语言，而是一种思维的方式，又有多大程度的掌握——对于一个欧洲学生而言，他越是勤勉，这一困难就变得越是可怕。但我并不认为在这一领域中，她表现出了一个历史学家的思想。她对希腊、对“东方智慧”的奉承，正如她对罗马和以色列的贬低，在我看来，是近乎任性的。在某一方面，她只看到她所欣赏的东西；在另一方面，她又毫无差别地拒绝一切。因为她不喜欢罗马帝国，她也就不喜欢维吉尔。她的好感，即便不是受其恶感所驱动，起码也为其所强化。看到扩张的或帝国主义式的民族（正如罗马人在欧洲以及西班牙人在美洲）摧残当地文明时，她的恐惧战栗会得到人们的同情。但当她为了增强对罗马人的谴责而试图拼凑一个德洛伊人（Druids）文化的例子时，我们并不觉得我们对那个已灭绝社会的贫乏认识能为她的假设提供什么根据。我们能够分享她对当时教会镇压阿尔比派（Albigensian）异端时的兽行所持有的反感，且思考是否普罗旺斯的奇特文明尚未走到其生产力的尽头。要是在英吉利海峡和地中海之间繁荣着十来种不同的文化，而不是我们称为法国文化的那一种，今天的世界就会更美好吗？西蒙娜·薇依开始于一种真知灼见，但她情感的逻辑却会引导她作大而无当、缺乏意义的归纳。我们可以抗议说，对于“假如各种事件以别的方式发生这世界将会如何”？这一点我们全然幽昧了无所知，我们还可以说，诸如“罗马人征服带来的西欧的拉丁化到底是好是坏”？这样的问题是没办法回答的。然而，我们却不能认为她的这种异想天开会动摇其有根状态（rootedness）的概念以及她对过度中央集权社会之弊端的警告的基础。
这本书写作于西蒙娜·薇依生命的最后一年，或差不多是最后一年，当时她受雇于设在伦敦的法国总部并且从她呈交的备忘录中我知道，它与解放后将采取何种政策有关。当时的各种问题促使她作广泛得多的思考；但即便在这些文字中——其中她关心的是自由法兰西在战时和解放以后立即要采纳的计划方案——也表现出具有恒久价值的先见之明和成熟判断。我想，在她那些已发表的著作之中，这一本最接近于会蒙她本人选中公之于众的形式。
我已经详细讲述了我们会在她的所有作品中遇到的几个主要观念，着重强调了她的错误与夸张。我这样做，乃是确信，许多读者，当他们第一次发现某些会激起理智怀疑和情感对抗的主张时，会受到阻碍，而不能很好地认识一个伟大的灵魂、一个杰出的心灵。西蒙娜·薇依需要来自读者的耐心，一如她需要来自最仰慕她、最欣赏她的朋友们的耐心。尽管她的爱憎是如此暴烈，尽管她有我所提倒的那种不公正的归纳。我在本书中却发现了一种均衡的判断，一种避免极端的智慧，对于如此年轻的任何人而言，这都是令人惊异的。兴许在与居斯塔夫·蒂蓬的交谈中，她的获益多于她在与这位聪慧而均衡的心灵的接触中所认识到的。
作为一个政治思想家，正如在其他方面，西蒙娜·薇依并不好归类。其同情心的矛盾性是心智均衡的一个作用因。一方面，她是普通民众尤其是受压迫者——受人的邪恶与自私所压迫，以及受现代社会的无名力量所压迫——的热情斗士。为了体验城市与乡村民众的生活，她曾在雷诺工厂工作，也曾做过农业劳工。另一方面，她本性上是孤寂的，是位个人主义者，对她所说的集体——现代极权主义所创造的怪兽——怀有深深的恐俱。她所关心的是人类灵魂。她对人权与人的义务的研究，揭示了如今依然流行的空话的谬误，这种空话在战时曾被用作道德激励。关于其敏锐、均衡，和良好判断力的绝非不引人注目的范例，乃是她对君主制原则的审查；而她对法国政治史的简短回顾，既是对法国革命的谴责，又是对王权复辟之可能性的有力驳斥。她既不能被归入反动派，又不能算是社会主义者。
本书属于政治家很少会去读、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未必能理解、也不知道如何去回答的政治学的绪论。这样的书不会影响当代事务的运行：对于忙碌于这一营生、满口市场行话的男女，它们往往来得太迟。这是年轻人在竞选讲坛和立法会议的生涯中丧失其闲暇、摧毁其思考能力之前，应该细加研究的书籍之一；这也是我们希望其影响在下一代人的心灵中日益彰显的书籍之一。
本文转自 | 在人间读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