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录丨邓丽君与靡靡之音

在邓丽君歌声疯魔般地从台湾向整个东南亚扩散之时，内地人对此一无所知、足足有近十年之久。

直到有一天，在调频收音机的中波或短波里，在一段快速急转的旋律下——“这里是自由中国之声”的宣示之后，出现了邓丽君这名字。

对不同的人来说，这一天的具体日期各不相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它一定出现在1978、1979年的某一个夜晚。

曾经，一听到那怪异的音响和声音，我便会像撞了鬼似地触电一般把旋钮一下子拧过去。动作不那么快地拧过去是在1979年以后，偶尔捡到耳朵里去的只言片语，让我知道了邓丽君，知道了那个娇滴滴、软绵绵的声音。

初遇邓丽君，完全是一种恐怖的感受。

当时台湾是敌区，台湾台是敌台，偷听敌台是犯罪。即便调台时偶然碰上，也有一种强烈的犯罪感，那声音在感觉中一下子变得巨大无比如同炸雷，好像人民警察正在你的屋后巡逻，而反动敌台的声音将你暴露得一览无遗。

而广播里的邓丽君，无一例外出现在反共的前线，出现在金门的军营里，出现在国民党的劳军舞台上。

对内地人来说，那种娇滴滴、软绵绵的声音一点不美，十足一个反动派：她说话的声调，正是反映40年代敌我斗争电影中国民党女特务的声调；而她的歌声，正是女特务和特务头子粘到一起时留声机转出的纸醉金迷的歌声。

所以邓丽君在内地人心目中最早的形象，还不是“靡靡之音”，而是一个军中舞女的形象，是一个向着国民党军官和大兵们千娇百媚献媚的女特务形象。

但这个时期，政治其实已经松动，否则，我们将无从知晓邓丽君，无从知晓邓丽君的歌声。1982，邓丽君的歌声已经传进内地，不是通过电波，而是通过磁带、唱片这类硬渠道。

当时，《何日君再来》一度风行，对它的批判也一度风行。我怀疑其实是因为对它批判的风行，才造成这首歌的一度风行——对中国人普遍的道德感来说，这首歌完全腐朽没落，决不可能被很多人接受。

我那时读初三，但已开始看报纸。有一次，在《文汇报》还是《羊城晚报》的副刊上，看到一位老诗人充满愤怒的一首诗。

诗从长头发、喇叭裤的男青年听《何日君再来》缘起，痛心地回忆起抗日战争中一个“真实的”情节：在惨烈无比的一次战斗中，日本帝国主义的轰炸机向殊死固守阵地的中国军队投下的不是炸弹，而是满天的唱片，唱片上印着卖弄色相的、半裸的歌女，而唱片中的歌曲，就是这首《何日君再来》！

邓丽君

所以，在众所周知的“靡靡之音” 和“精神污染”批判之前，邓丽君在内地实际上还经历过“敌对”、“反动”的印象阶段。出于道德感，我从来没主动地听过邓丽君。

她从邻近居民的屋里传出来，从长头发、喇叭裤青年拎在手里的录音机中传出来。只知道其醉生梦死的调调，至于唱的是什么，不十分清楚。真真切切、明明白白地听邓丽君，是在高一的课堂上，从同桌抄写的歌本和他的学唱之中。

我当时坐最后一排，是全校最好的学生；而我的同桌，是全校最坏的刺儿头和全省最优秀的体育明星。出于班级的秩序考虑，老师把我们安排在这样的组合和位置里。

这老兄从来不听课，上课时有时候拿出成打的相片自我欣赏，有时候又念又作将电影台词倒背如流，有时候拿出整本整本的抄本唱歌，而且，从不自娱自乐，永远将我作为与他分享快乐的对象。

1982年秋天，这老兄抄来了整本的邓丽君，足足有二三十首之多。我还记得他最爱唱的几首：《小城故事》、《甜蜜蜜》、《千言万语》、《月亮代表我的心》、《路边的野花不要采》。

当时，作为一个高中生，我不能说我的道德感代表了整个社会的情绪，但我的道德感，无疑代表了当时正统道德的指数，代表了国家教育灌输在我身上、反映了整个社会主流的那种价值取向。对当时人来说，那些歌真的很刺激，让人脸红心儿跳。

我觉得《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就是流氓歌曲，这从街头阿飞经常的野唱早已领教；而《甜蜜蜜》、《千言万语》、《月亮代表我的心》够黄够荡，要知道，爱、吻、怀春这类事在当时都属于极私密甚至禁忌的范围，当时人是说都说不出口，何况唱出来？

倒是《小城故事》别开一面，让我反想：一个黄色歌手居然也会唱真善美！

1983年，我的同桌在第一次“严打”中被抓了进去，倒不是因为唱“黄歌”，而是因为打架和强奸未遂，服刑的时间是5年。我一直为此而深怀遗憾：他虽然不是一个好学生，却也并非坏人。

强奸之说，其实难成立，那只是一次青春期的冲动，因为对方的拒斥而中止，又因为对方的惊吓而成了案件。

我后来还见过同桌一次，几年之后，他的脸上有了一种经过牢狱生活的那种憨傻的老实，老实得让人心酸。

能够正常接受邓丽君的这些歌，是我到了大学以后（1985年）。到1987年，国家正规音像出版社也开始引进邓丽君歌带了。

1988年，恋爱的滋味让我感到邓丽君和姜育恒蚀人骨髓的力量，这也是我真正入心入肺地体会到“靡靡之音”四字侵蚀力的开始：因为是“靡靡之音”，它不给你力量，只让你一味地沉沦下去。

经过几年的开放和经济发展，人心发生了很大变化，世俗生活和情感在社会价值体系中重新获得了席位，只有国家意识形态而没有人民个人幸福观的时代过去了。

情话成为禁忌的日子看起来荒唐无比，不可思议它居然曾经存在过。

柔媚如丝的邓丽君，曾经凶猛过，现在不凶猛了。在意识形态坚固如铁的时代，她让我们体会到，革命不一定是暴力加流血，最软弱的东西，有时候比革命更强烈。

1995年5月8日邓丽君去世，唐朝、黑豹、郑钧等一批内地摇滚乐队和艺人，曾以一辑《告别的摇滚》坦呈邓丽君对他们的影响，并将邓丽君置于启蒙者的位置上。

很显然，正像当年高中课堂上我受到的刺激那样，邓丽君当年也给他们以刺激。

当历史走过纷乱的年头，答案也决非一下子变得简单。在两岸敌对之年里，邓丽君被一方利用来作为政治宣传的炮弹，一方作为敌对势力和反动文化的代表，其实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那是政治斗争的必然，而不单纯是观念开放问题。在两岸军事森然对立之时，邓丽君不光是观念，而确实是一股力量。但那是不正常年代的结果。

在不正常年代里，由于危亡、救急、境遇的逼仄，人类思想和行为会变得矮化。在正常年代里，关系松弛，大道宽和，人性滋长，事物展示更多的发端和意义，智慧和审美舒展开来，有望伸向更深更广的境界。

在今天，在这个消费的年代里，事情完全反过来，邓丽君又被一帮人认作20世纪中国歌坛空前绝后的第一人，简直是另一端的发昏。

那么邓丽君究竟是什么呢？虽然思想越来越开放、观念越来越进化，但观念不可能自己显现，需要努力探索才能解答。

我倒觉得，如果“靡靡之音”是一个中性词，邓丽君确实就是“靡靡之音”的一个非常杰出的代表。从内容上说，她是中国世俗生活、两性情感的绝佳代言人，是情感小世界的极致化、深渊化表达。

这柔软缠绵的私生活小世界，从宋延绵至清，让人沉陷、让人深醉、让人迷；尤其恋爱中的男女，遇之难免瘫软萎靡。而从歌艺上看，邓丽君非常中国，是中国传统小女唱法的登峰造极之人。

她并不空前——上至百年前的诗词歌艺、戏曲小调，下至30年代上海的流行曲、白光和周璇，邓丽君实际上是她们的传人，其咬字唱腔，风度韵味，情感寄托，无不一脉相承。

她也并不绝后——确实，邓氏唱法太完美了，30年间一时间竟无人敢再置喙；在邓丽君1亿张唱片、1000余首歌曲的压力下，似邓者死，学邓者无新路。

但我相信不出20年，必有新的传人出来，延续邓氏这一脉声腔。作为中国传统的主脉之一，它没理由停止，也决不会停止。

【来源：SOHO小报博客 文/李皖（著名乐评人，著有多本音乐评论集，如《听者有心》、《回到歌唱》、《民谣流域》、《倾听就是歌唱》、《李皖的耳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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