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亲历历史——我的大串联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如火如荼地搞了半年，10月下旬的一个下午，我正坐在教室里百无聊赖翻读《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文章，M兴冲冲地一阵风卷了进来，压低声音但压抑不住亢奋地对我喝道：“快，快去开串连证明，我们明天上北京!”

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想法惊吓住了。怎么，上北京，我们?我们这样的人也要去大串连，而且去北京?M兄，你的神经是不是有毛病?

M急匆匆地向我解释，说现在形势变了，外出串连不再受家庭出身的限制。他见我反应不过来，得意非凡地掏出学校开给他的介绍信，果然，是证明他外出串连。

M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我们初中是同班同学，他当班长，我是学习委员，大概算得上是品学兼优、春风得意的学生。1963年升高中时，已经是大讲特讲“阶级斗争”和“阶级路线”的时候，我们报考的都是成都最好的第四中学，但我只考上第二流的学校，他则被发配到郊区一所不入流的中学。我们的失败是因为家庭出身，我的父亲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历史问题”，1949年之前他一直教俄语，但要命的是在国民党政府的军校；M的父亲过去领有将军衔，解放后以“历史反革命”的罪名被捕入狱。我和他在经历了一段难堪的日子后，分手到了不同的学校，但我们仍然是好朋友，因为念高中时学校气氛与以往大不同，同学按家庭背景分成三六九等，我们失去了以前风华正茂的气概，新一茬得宠的同学和我们的关系是“帮助与被帮助”、“教育与被教育”。我与M同病相怜，是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

去北京?当这个问题从遥远、可望而不可即一下子变得现实摆在自己面前时，我感到措手不及、百感交集。如果它永远只是一个藏在心中的梦，或许要好得多。

我想象过脱离四川盆地，登上高山，眺望大海，奔腾于草原，或是徜徉于森林，但不敢奢望到北京，我缺乏政治想象力，而北京已经被高度政治化了，它成了金光闪闪，令人思而起敬、望而生畏的符号。舞台背景的北京天安门光芒万丈，诗人吟唱北京颂时，会在吐出这个神圣的词之前作一个短暂而令人震颤的停顿，在纪录毛主席接见串连师生的影片中，画面的重叠使北京成为红太阳升起的圣城。如果说朝觐麦加是每个伊斯兰信徒的毕生愿望，那么我们这里对资格的要求更严，相当一部分人由于血统的原因天生被排除于行列。

与北京有关的事情，还带给我难言的隐痛。

那是在这年6月，北京大学的聂元梓等人贴出了被毛泽东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之后，革命形势如野火燎原，校园内、教室里每天充斥着既程式化又力图花样翻新的“敬献忠心”活动，每个人都用极度夸张的词句发言，歌颂领袖、表示决心，天天如此。一天，一个同学提议，为了表示我们对伟大领袖的热爱，我们应该从北京购买毛主席像章，胸前佩戴上像章，就等于心中时时刻刻装着他的伟大形象和教导。这个倡议在欢呼声中一致通过，像章也出乎意料地顺利从北京寄到我们班级。

在等待像章的短短两周时间之内，形势发生了剧烈变化。北京的红卫兵串连到了成都，他们在东方红礼堂——四川省规格最高的会议场所，原名“锦江礼堂”，在“革命化”的更名运动中改变了名称——举行“红五类子女翻身大会”，抬出了他们的纲领即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扬言要把出身不好的“黑五类狗崽子”“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一刹那，原先朝夕相处的同窗划分为“专政与被专政”、“改造与被改造”两个阵营，侮辱和打骂随时都在发生，歧视和等级划分最基本的表现之一是宣布出身不好的人没有佩戴毛主席像章的权利，戴了的要喝令取下、没收。

其实，出身非“红五类”的同学心理上更需要佩戴像章。“红五类”的革命感情据说由于血缘关系自然相传，天生得到保证，而运动一开始那些干部子女的着装一概是褪了色的旧军装加腰间的武装带，更是与他们父辈的武装斗争形象一脉相承，他们的革命精神是家传，不需要证明。其余人等需要借助于配饰来表示自己的忠心，但正是在这个立场攸关的重大问题上，“红五类”们严格把关，不准血统不纯的人佩戴像章，他们要使差别无所不在、突出显眼。喝令“取下像章”，没收像章的事件在校园内不时发生，被“纠察”的学生哪怕没有受皮肉之苦，也会因为在大庭广众之下遭到揭露和打击而狼狈不堪。

当我拿到一枚小小的像章时，就像接到一个烫手的山芋。“戴，还是不戴?”成了类似哈姆雷特思考的难题。胸前没有像章等于是身份暴露，就像霍桑的小说《红字》描写的那样，本身就是罪过与耻辱的标记；但是，大着胆子戴上，就要冒自取其辱的极大风险。虽然我心中有一大套“我配，我有权利”的说辞，并且默默念叨了无数遍，但实在没有勇气去冒险。我不敢，也没有设想过要抗争，至于抗争肯定没有用，则是另一回事。

我怔怔地面对着M，心中着实为难，我怕被拒绝，我怕遭到奚落，“你是什么人，你也想去串连?”M对我的迟疑很不耐烦，只甩下一句话“明天去火车站”，转身就走了。他是在激我，不容我推脱，不与我争辩。

退无可退，我三步两停地走到学校办公室。管开证明信的是年轻的教师L，她家庭出身不坏，在“四清”运动和“文革”初期是教师中的政治红人，没有像多数同事那样被打成“牛鬼蛇神”而成天劳动改造，待我说明来意之后，她直截了当地问：“你家庭出身是什么?”用鹰隼般的眼睛盯住我。内心惶恐不已，但嘴上鬼使神差般地冒出：“教师。”谢天谢地，她没有追问。拿到证明向校外走，脚步固然轻快，心中其实余悸未消，我是被M逼到这一步的。

串连的始终，出头露面的事全是我去办。M比我能干得多，特别长于对外交往，但他的证明上除了说他是学生外出串连外，特别注明他“家庭出身为旧军政人员”，因此像办理火车票、接待站登记的事一概由我出面。证明信夹带这么一条又粗又丑的尾巴，显然是他的学校中“红五类”掌权者迫于形势，不能拒绝他外出串连，但又不甘心“狗崽子翻天”与他们平起平坐，给M的行程安放的定时炸弹。

从8月的“红色恐怖”和血统论到10月底“革命师生人人权利平等”，给了我们这些人改朝换代的感觉，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干预和命令的结果。

10月16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其中把“红五类”们提出的“老子英雄儿好汉”斥责为“剥削阶级的反动血统论”，比喻为封建时代宣扬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认为他们犯了“压制群众”的错误。

此前不久的10月5日，中央批发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通知”，命令为在“文革”运动初期被党委或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的学生平反，销毁用来整这些人的档案材料。

这两个重大举措表明文化大革命和以往的政治运动不同，不是整一般的“阶级敌人”、“牛鬼蛇神”，而是整所谓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某些党的负责干部，毛泽东需要大量群众作为基本队伍去冲击他的政治对手，他需要把运动初期被压制的人“解放”出来。我们当时完全不明白这些深奥复杂的政治上的战略战术，但和许多人一样，感到时局变了，感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确实是尊重群众的路线，和群众心连心。运动刚开始时的惶惑一扫而光，原有的坚定信仰恢复了。

在火车站办理车票遇到了麻烦，工作人员埋头检查过我们的串连证明后，抬头现给我一张充满警惕性的脸，他认定M本人的身份是“旧军政人员”。我费了好大的劲才让他勉强相信那说的是他的家庭出身，即他的父亲，而不是他本人：很明显，从年龄上说，一个中学生在1949年之前最大只有两岁，决不可能是“旧军政人员”。在递给我两张成都至北京的车票时，他还在喃喃自语：“他爸的事写在证明上干什么?”

这个场景，使M从意气风发的顶峰一下子跌落到沮丧和自惭形秽的谷底。

我和M在车上逐渐有了“这不是梦，这是真的”的感觉。但M始终惴惴不安，列车上的广播整天不停，时时传出“我们这辆满载红卫兵革命小将的列车，正在驶向伟大首都北京”!M偷偷地四下张望，周围的人不论大小、不论男女、不论口音天南地北，个个都是那么坦然、自信，显然都是货真价实的红卫兵，看来只有我们两个不是!当他的不安无法平息，连和我说话都心神不定时，我实在忍无可忍了，对他吼道：“既然你不信我说的，‘红卫兵’只是泛泛而言，那么你去给列车长说你不是红卫兵吧!”

列车驶入河北地界后，广播中对我们的称呼升级，叫我们为“伟大领袖毛主席请到北京的客人”，看得出来，这个称呼打动了每一个人，大家喜气洋洋，车厢里一派欢声笑语。

我们这次列车抵达北京时已是深夜，数千人旋即被带到一个广场，分发进入到一辆辆大客车，开往不同的接待站。大量的工作人员有条不紊地指挥、安排，口口声声叫我们为“毛主席请来的客人”，他们自我介绍是来自北京市级机关，大半是女同志，普通话之纯正，口气之亲切，让我们这些没有见过世面，从千里之外第一次来到北京的孩子感到温暖无比。大客车驶过天安门广场时，赭色的城楼和巨大的毛主席像一晃而过，但惊喜的欢呼声却长久地流落在广场上。

M和我住在邮电部招待所，这里离天安门广场很近。吃饭不要钱，每天伙食标准五角，是我们平常的两倍。在这里，我们第一次看到了电视节目，招待所有一台大概是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大家吃过晚饭一直守在它的前面，一切都是那么新奇，那么激动人心!乘坐公共汽车也不要钱，但人太多，一字长蛇阵排到几百米开外，我们去一趟北京大学要花两三个小时。

我和M时时记住我们是来进行“革命串连”，即来取革命的经，我们早出晚归，到各个单位去抄大字报，冷得手发抖也顽强坚持。

北京真不愧是革命的心脏，这里的一切都显示出高水平，令我们赞叹不已。北京大学是大字报的海洋，哲学系师生的大字报尤其引人注目，他们分析本校、本系的任何一件小事都铺开辩证法的巨网，说得头头是道，让人天旋地转。观点虽然对立，但使用的辩证武器却同样无所不包、左右逢源，好像如来佛的掌心，什么人都跳不出去。看来看去，双方说得都有道理，有道理得令人晕头转向，不过越不懂越觉得高深。

我们还去科学院的“学部”，即后来的社会科学院，去《红旗》杂志社，去中宣部，那里的大字报使我们大开眼界也大为惶惑。比如，大字报转抄了林彪在一个重要会议上的讲话，说现在世界上政变成风，我们这里也有许多鬼事、鬼现象；毛主席经常昼夜不眠，绞尽脑汁，调兵遣将，就是为了防止政变、防止颠覆。我简直无法想象，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会这么惊心动魄，充满刀光剑影，党和国家领导人之间怎么可能有你想杀我的头，我想杀你的头这样的事。林彪的另一个讲话也令我大为不解，他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明得多；马克思列宁离我们太远，他们的书太多，读不完，我们要用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学习毛主席著作。在我们历来的观念中，马克思当然最伟大，现在林彪这么直露地说毛主席要高得多，而且实际上号召只读毛主席的书，不读其他革命导师的书，思想上怎么也觉得有些别扭。

总之，在北京接触到的政治信息，与我们从前受到的正面、正统教育大不一样，似乎上层人物生活在阴谋诡计中，随时都准备着迎接腥风血雨。我们国家怎么会是这么一个情况呢?我心中产生的疙瘩长时间都没有解开。

一天吃过早饭，正要出门去抄大字报，接待站的负责人叫住大家，要我们下午早点回来，说有重要的事情宣布。M说：“我看，十有八九是叫我们做准备，中央首长要接见我们，说不定能见到毛主席。”我怎么也不肯相信有这种可能性，嘲笑他异想天开。但事实证明他是对的，我缺少M那样的想象力，低估了毛泽东和群众见面——大规模地，一次成百万人地见面——的需要。

晚饭后，接待站来了好些解放军，为首的军人向大家宣布：伟大领袖毛主席十分关心大家，爱护大家，决定后天上午在天安门广场接见这次来北京串连的同学。请同学们明天早一点回来，做好准备，遵守纪律，以充沛、饱满的政治热情去见毛主席。

第二天的晚饭特别丰盛，另外还给每个人发放一袋干粮，用作接见那天的早餐。晚饭后，几乎没有时间上床睡觉，而且，每个人都激动得不可能入睡。大约在午夜时分，我们就集合起来，准备向接见的集结地进发。

这时我才发现和我们一起的解放军战士异常之多，事实上，每一个学生方阵最外面一圈全是军人，他们手拉着手形成一条坚固的链环，护送被接见的队伍向前。

临出发前给我们交代了许多注意事项，主要是遵守纪律、听从指挥，不要在广场上滞留。还告诉我们接见的场面往往很乱，常常失控，每一次都有不少人受伤，死人的事也时有发生。最容易发生伤亡的情况是鞋子被踩掉了弯腰去捡，人流涌动很容易被挤翻在地，遭到践踏。解放军笑着告诉我们，每次接见完，天安门广场上都要留下成千上万双被踩脱的鞋子，要用大卡车拉走处理。交代了这个情况之后，他们找来各种绳索，帮我们把鞋子死死地捆在脚上。

有一个军人非常好心地向我们传授经验，“你们知不知道哇，大队伍在广场上呼啦一拥就过去了，好多人还没有回过神来就出了天安门。你问他看见了毛主席没有，主席是什么样子，他什么也说不出来，一个劲地后悔，只知道哭鼻子!所以呀，你们必须记住，远远地就要望住天安门城楼，早早地集中注意力，使劲盯住个头最高的那个人，那就是毛主席!等你走到最近的地方，就能把毛主席看清楚，牢牢记在心里。这可是一辈子都难得遇上的机会，千万不要马虎大意，遗憾终生呀!”

我非常重视这条宝贵经验，有了它，犹如怀中揣了什么宝典秘籍，比别人多了一门本事。最后，宣布纪律，即不得带照相机，不得拍照；不许带刀具，连水果刀都不行。大家相互之间搜身检查，然后出发。

整个后半夜都是在等待中度过，天冷极了，头天晚上那顿丰盛的晚餐早已将作用发挥得一点不剩，干粮三下两下就一扫而光。前两三个小时解放军指挥大家唱歌，精神上的热情似乎产生了体内的热量，但后来唱不动了，又冷，于是许多人靠跺脚产生体热，M和我趴在路边做俯卧撑，引来很多人跟着做起来。街上挤满了人，上厕所很麻烦，但每去一次厕所就可以消耗一段较长的时间，使单调的等待好歹有一点变化，大家也就乐此不疲。

捱到天亮，人们的情绪开始高涨，但随之而来的又是似乎无穷无尽的等待。不知过了多久，也许是九点，或者是十点——那时几乎没有学生戴表，终于从大喇叭中传出，伟大领袖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检阅开始了。

疲惫、饥饿、寒冷，还有单调感，一下子全消失了，大喇叭的声音震耳欲聋，要么是雄壮欢快的革命乐曲，要么是高声入云的口号，我们每个人的心立刻和天安门城楼，和城楼上的毛主席连在一起。城楼上领呼口号的一男一女据说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他们的声音高昂、悠长，充满革命激情，具有极大的感召力，我们跟着喊口号，直到嗓子嘶哑。

接见的程式早已烂熟于心，因为这已经是第七次检阅了，每次检阅之后，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以飞快的速度发行纪录片，在全国放映。我们所期待的，就是让自己亲自置身于像电影中那样的幸福无比、美妙无比的画面之中。一开始是林彪副主席代表毛主席讲话，然后开始游行。

检阅开始一两个小时之后，我们这里还是丝毫不见前进的动静，年轻人沉不住气，开始着急起来。又过了一阵，解放军才传过话来，说今天的游行队伍秩序比较乱，因为人太多，以前一次接见是一百万，最多也就一百二十万，但今天参加接见的有二百万。解放军还告诉我们，有时游行队伍走到广场，正碰到毛主席退回休息室，很多人就不走了，停留在那里，要等到主席出来，他们看见了再走，但后面的人兴冲冲地使劲往前赶，队形自然大乱。

我们从广播中也能够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这时传出了陶铸的声音：“同志们，同学们，今天的大检阅，不但是对无产阶级革命大军的检阅，也是对同志们的共产主义风格的检阅，请大家遵守革命纪律，不要在广场上拥挤、停留，赶快通行向前……”陶铸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位居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排名第四，他“文革”前任中南局第一书记，刚调到北京，任中宣部部长。陶铸颇有文才，我们高中语文课本选载了他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松树的风格》，难怪他现在又高声呼吁要大家“发扬风格”。

现在想来，陶铸这时候出来规劝学生，倒是体现了他一贯敢作敢为、不回避出头露面的性格。历次检阅，在天安门城楼上说话的只有林彪，毛泽东只破例开了一次口，回应广场上山呼海啸般的“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他中气十足地喊了一句：“同志们万岁!”不知道陶铸出来说话，是不是有点犯忌?反正，后来据说陶铸辜负了毛泽东的期望，在打倒刘少奇的运作过程中不积极，还敢于在江青无理取闹和撒泼时跟她论理。他在这次接见之后不久就被打倒，最后惨死于囚禁和癌症。当然，这是后话和题外话。

等到我们的队列走过东单，接近广场时，我已经感到精疲力竭，但还是振奋起精神，像解放军教导的那样，两眼用力使劲搜寻城楼上那个最高的身影，定格于他，把心中的一切虔诚、颂扬、决心都投射于他。说实在的，这时需要奋力挣扎，个人置身于这人的波涛中，犹如一片孤叶漂浮于大海，我感到立不住脚、喘不过气，时时刻刻都可能被挤倒，任千万只脚踩踏。

当我被人浪推拥到金水桥旁，离天安门城楼最近时，突然感到有点不对劲。城楼上那个最高的身影怎么快速地前后移动起来，不像是伟大领袖应有的稳重和沉毅，难道他不是毛主席?不对，不会是这样，不应该是这样!但那个身影移动的速度和幅度使我不能自欺，他确实不是毛主席!我突然想起，他一定是摄影记者。城楼上，除了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偶尔走动，其他的人一概纹丝不动，定在自己的位置上，毛泽东高兴了会走向天安门城楼的东头和西头，向下面的人群招手致意，林彪紧随，周恩来则跟在最后，而且注意保持一段适当的距离。只有摄影记者是例外，可以随意移动，挑选恰当的位置和角度。

毛主席在哪里，我怎么会看错人?难道我的最圣洁的感情虚掷在一个普通人身上，我怎么会犯这种该死的错误?一时间，我懊悔不已，心乱如麻。

唯一应该做的事是抓紧时机，弥补过失，找到真正的毛主席。但这时根本做不到这一点，广场上形势大乱，完全没有了队形，所有的人都不顾一切地拥向城楼，如果这时他老人家退回房间休息，就有节奏地高呼：“我—们—要—见—毛—主—席!”人浪被金水桥前面部队的堤坝挡住，反弹形成回流和漩涡，单个的人只能被浪潮席卷而去，能够稳住脚跟不被冲倒已属万幸。突然，我发现在我前面，紧紧贴着我的女孩就要支撑不住了，她踉踉跄跄，东张西望，汗流满面，眼里充满绝望。我紧紧抓住她的双臂，挟持住她，不让她倒下。当她回过头时，我发现她皮肤粗糙，头发凌乱，她可能来自穷乡僻壤，这个场面令她不知所措。当我和她被拥到安全地带时，我们已经远离天安门城楼。

我可以从容地四下张望和眺望城楼了，虽然要看到毛主席是完全不可能。这时另一种景观使我大吃一惊：正如解放军所言，许许多多的人被踩掉了鞋，有人不顾死活从地上捡起，但穿不合脚，于是愤怒地抛向天空，这个示范动作使更多的人把鞋子朝天上抛去。远远望去，天上鞋子横飞，像一大群黑色的乌鸦扑腾，一会儿鞋子纷纷直落而下，就像天降鞋雨。

这个场景对我来说不但不雅，而且简直是亵渎神明!这是什么场合，这是什么时刻?我们不是正在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检阅吗，那些人怎么敢如此肆无忌惮，他们的无产阶级革命感情到哪里去了?

我不但愤怒，而且纳闷。以前看毛主席接见的纪录片，特写镜头一个接一个，青年学生们个个手拥红色《毛主席语录》，高呼口号，泪流满面，但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脸上的表情是如醉如痴、欲仙欲死，哪里有这么不像话的场面!而且，纪录片上的每一个画面都是那么光鲜、美好，像现在这样天上落鞋雨的景象万一进入画面，那成何体统!

我心中乱糟糟的，机械地移动脚步，被人流带向西边。

尾声。

我和M一进入广场就被挤散，巧的是我们在回接待站的路上碰到了。当我们从西单方向往回走经过天安门广场附近时，果然看见一些工人正在用铁铲把广场上散落的鞋子收拢成一堆堆的，等待卡车来运走。

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接见完毕会马上冲进西单电报大楼，忙不及待地给自己的学校发一封电报，内容基本上千篇一律：“报告大家一个特大喜讯，××年×月×日，我见到了我们伟大的领袖，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后面再加上“刀山敢上，火海敢闯，誓死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等语。我记得前两三个月，每次主席接见之后，那些有资格大串连的“红五类”同学都会发回此类电报，激得我们所有在校的人不断高呼“毛主席万岁”，并在校内游行，以示庆祝。这一次，我和M走过西单电报大楼时，也提到是不是进去拍一个电报，不过我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否定了这个考虑。我们这么晚才出来，有什么值得炫耀的?我们把电报拍给谁，不怕别人说，他们这种人都敢混到北京去，混到受毛主席检阅的红卫兵队伍中去，这还了得?

回到接待站，感到工作人员的态度不像之前那么温和、热情，他们不容分说地发给每个人回到家乡的车票，叫大家“杀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他们还说，今天是最乱的一次，二百万人只接见了一半多一点，没有受到接见的人继续住下，等待下一次接见。

返程的列车拥挤不堪，人们在座椅下、行李架上躺着睡觉，小小的厕所里挤进五六个人，我感到连站着都没有地方立脚，多半时间靠使劲抓住座椅背才维持不倒。

嘈杂声和令人呕吐的污浊空气使人昏昏欲睡。突然，我在天安门广场上脑海中曾经一闪而过的念头重新出现，吓得我睡意全无。当我发现自己对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认错了人，会错了意时，我自问：这会不会是一个不祥之兆，预示着我对毛主席的忠诚有问题，我与他无缘?我拚命安慰自己：怎么这么无聊，这么迷信?

过了几年，类似的意念又出现过一次。那时我在自学英语，弄到一本高尔斯华绥的原版中篇小说《苹果树》，我读到，当书中的主人公与乡野姑娘梅根在苹果园定情时，她突然觉得眼前晃过一个鬼影，尖叫一声，主人公奔流的感情立刻中止了，心中油然而生了不祥的预感，似乎把他们两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力量一下子消失了，果然，他们俩的关系以悲剧告终。当然，这种联想有些不伦不类，小说写的是男女私情，我在广场上的经历属于革命感情。但我禁不住作了抽象的归类：感情的错置、感情的挫阻与落空，以及由此产生的不祥预感。

不过，人毕竟年轻，心中装不下几片阴云，那不祥的一闪念并没有对我造成损害。后来，“文革”的经历使我的思想成熟和独立，我再没有这一类奇思怪想，彻底抛弃了自我贬抑和自我折磨的习惯，一切都听其自然，事事都听凭水到渠成，没有迈不过的坎，再没有神怪恐吓和羁绊自己。

原载2006年第2期《收获》“亲历历史”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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