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忠发叛变内幕及其供述

旅行 2024-11-11 13:43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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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 潘汉年不禁低声叫了起来

2. “工运明星”

3. 中共历史上最高级别腐败分子被捕

4. 周恩来组织营救

5. 向忠发供词及造成的危害

6. 向忠发之死

向忠发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他的叛变臭名昭著，那么他究竟是如何当上总书记的，叛变后泄露了哪些机密呢？这是不少读者的疑问。

潘汉年不禁低声叫了起来

1931年6月22日下午，上海法租界著名律师陈志皋，驱车来到霞飞路霞飞坊(现淮海中路淮海坊)黄慕兰的住处，请干妹妹去东华咖啡馆喝咖啡，并建议吃过晚饭后，一起去大光明影院看电影。

两个月前，为营救关向应，陈志皋的父亲向审理关向应一案的人突然宣布黄慕兰是他的干女儿。党组织认为认了这份干亲，有利于掩护黄慕兰的工作，于是批准。

黄慕兰

陈志皋只知道黄慕兰曾是大革命时期国民党武汉市党部妇女部长，其夫(曾任《民国日报》主笔的宛希俨)已于1928年4月在江西赣州地区牺牲。但陈并不清楚，黄慕兰乃是潘汉年领导下的中央特科成员。

陈志皋和黄慕兰走进东华咖啡馆刚刚坐定，陈在徐汇公学时的同学好友、法租界卢家湾捕房翻译曹炳生走了进来。三人要了些咖啡点心，便闲谈起来。

当陈志皋随意向曹炳生问起最近捕房有何新闻时，曹炳生悄声说：

“今天捕房里出了一桩大事情，早上嵩山路巡捕房捉到了一个共产党的大头目，被押送到卢家湾来了。

这个家伙50多岁的样子，湖北人，一双手九个指头，酒糟鼻子，金牙齿，‘卖相’倒蛮好，但一点骨气都没有，还没有坐电椅子就统统招供了……”

黄慕兰听到这个消息，便装作身体不适，由陈志皋用车送回霞飞坊。

陈志皋

陈志皋前脚刚走，黄慕兰立即给住在徐家汇一家烟纸店(上海人对杂货店的叫法)楼上的潘汉年打电话，说有紧急之事要当面相告。

不一会儿，潘汉年匆匆赶至。黄慕兰把刚才所闻告知潘汉年后，两人便将在中共中央工作的湖北人排查起来……

“会不会是向忠发？”潘汉年不禁低声叫了起来。

“党的总书记向忠发？”黄慕兰大吃一惊：50多岁，湖北人，9个指头，酒糟鼻子，金牙齿……不错，和向忠发的特征一模一样！

潘汉年吩咐黄慕兰静候在家，自己立即去找康生报告。

潘汉年和黄慕兰的判断是正确的，被捕叛变的人，正是中共总书记向忠发！

潘汉年

“工运明星”

向忠发是继陈独秀之后中共中央第二任总书记，并连续担任中共这一最高职务长达3年。

向忠发，又名向仲发，化名特生、科发、独用等，祖籍湖北汉川，1880年生于上海。

他出身贫寒，小学五年即辍学，随父母迁回原籍。

1912年，向忠发在汉冶萍公司驳船上做轮驳工，任职到大副。他不良习气严重，曾为戒赌，自己把右手食指砍掉半截。

向忠发1921年任汉冶萍总工会副委员长，1922年由许白昊介绍加入中共。

向加入中共后，更加积极地投身工人运动。由于长期从事和领导工人运动，向忠发在工人群众中有一定声誉。有人认为，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向忠发可与南方的苏兆征齐名。

1928年7月20日，向忠发在中共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举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习惯上称“总书记”)。

这样，向忠发就由一名普通工人，在当了一年多的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后，一跃成为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

向忠发

向忠发为人爽直，做事决断，工作作风泼辣，有相当程度的政治观察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但其理论文化素养较低，思想水平和统筹全局的能力也有很大局限。他之所以被推举为中共主要负责人，基本原因有三：

一是当时中共和共产国际片面强调领导干部的工人成分。

中共和共产国际都认为，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和瞿秋白的左倾错误，说明知识分子具有“动摇性”，因此必须加强中共领导层的工人成分，做到“领导干部工人化”。中共和共产国际的这种“唯成分论”，是向忠发上台的直接原因。

二是共产国际扶植的结果。

1927年10月中旬，向忠发率领中国工农代表团和学生团前往莫斯科，参加苏联十月革命十周年庆典活动，之后留苏数月。

共产国际高层对这位工人出身的中共高级干部格外青睐，着意培养。

共产国际的推崇，极大地提高了向忠发的声望，从而在中共六大上顺利地当选为中共的领袖。

三是向忠发当时对中共的认识同共产国际一致。

向忠发不管在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所作的关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工人运动状况的报告中，还是在给共产国际和苏共领导人的信中，都反复强调：中共大革命的失败，主要是其领导者小资产阶级的特性所致。

当时，斯大林等共产国际领导人对中共最关心的问题，恰是该党能否摆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影响，使其领导权真正保持在无产阶级手中。

显然，向忠发在该问题上与共产国际领导人的认识是一致的，这是他能够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内因。

1928年8月底，向忠发从苏联回国。

他虽身为总书记，但缺乏总揽全局、胜任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能力，在党内并没有起到应有的领导作用。

开始一个时期，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是周恩来。1930年初周恩来去苏联后，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是李立三。

在中央会议讨论问题时，向忠发往往拿不出系统意见，于是，“立三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成了他的口头禅。

他自己也承认：“我的总书记，只不过虚位而已。”

李立三

1930年6月至9月，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在中共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向忠发是这一错误的积极支持者和推行者。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李立三的错误，向忠发作了深刻检讨并依仗工人出身的金字招牌保住了总书记的职位。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全党工作的重点开始转到苏区、红军和苏维埃政权建设问题上，大批干部被送往各地苏区，向忠发所熟悉的城市工作，特别是工人运动工作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削弱。

另外，王明等人通过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控制了中央的实权，他们公开蔑视向忠发，经常不通知他参加政治局会议。

向忠发也不满王明不可一世的样子，动辄就与其大吵一番，使得共产国际远东局一度为两人的关系大伤脑筋。

左起：周恩来、博古、王明、叶剑英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向忠发再也没有大革命时期的激情和上任总书记时那种欲成就一番大事业的雄心了。他的革命意志逐渐消沉下来，周恩来的评价是，向忠发这时“堕落”了。

中央特科的陈养山也回忆说：

“向忠发在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名义上虽然还是总书记，实际上已没有什么工作做了，经常待在家里。他这时已腐化，整天吃喝玩乐，与姘妇鬼混。”(陈养山《关于中央特科》，《党史资料丛刊》1981年第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中共历史上最高级别腐败分子被捕

向忠发年轻时曾娶湖南省湘潭县的农妇刘秀英为妻。1928年向忠发从苏联返回上海后，党组织也把他的妻子和唯一的儿子接到上海，一家人实现了团聚。

但向忠发只同妻儿生活了一年有余便与其分居，他以古董商人的身份为掩护住进法租界善钟路(今常熟路)附近一栋成衣铺的二楼里，同他姘居一起的是厦门路妓院的风尘女子杨秀贞。

据时任中共中央机要主任的张纪恩回忆，杨秀贞是宁波女子，身材窈窕，颇有几分姿色。

国民党特务首领徐恩曾也回忆，杨秀贞很漂亮，是向忠发给杨八千大洋成交的。

向忠发死后，周恩来曾对王明谈及杨秀贞，他说：

“他（向忠发）的这个小老婆是李立三和关向应同意他花钱买的，因向常到妓院去，怕他出问题。我（周恩来）当时不在上海，在莫斯科。回来后才知道这个已成的事实。”

如果说顾顺章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个高级别的腐败分子，向忠发则是中共历史上最高级别的腐败分子。

顾顺章叛变后，供出了向忠发的住址和向忠发的两大特征：一是讲一口湖北话；二是右手食指短半截。向忠发自然也成为国民党特务四处追缉的重要人物。

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捕，他先是搬到中央特科为其租借的一栋楼房里。向忠发和杨秀贞以及杨秀贞收养的一个名叫“小鸽子”的女孩（即李立三的女儿李竞）住在楼下，楼上住户是任弼时的妻子陈琮英。

任弼时（后中）、陈琮英（前右一）

杨秀贞是一个烟花女子，只知道向忠发是位古董商人，并不清楚其真实身份。

陈琮英的任务是监视杨秀贞的活动，保护向忠发的安全。

顾顺章被捕前曾介绍过一个娘姨做向忠发和杨秀贞的女佣，向忠发转移住处前已把该女佣解雇。

顾顺章和小娘姨接上头，试图利用她找到向忠发的踪迹。

恰巧杨秀贞在善钟路苏广成衣铺缝制的一件衣服尚未做好，该小娘姨知道过几日杨秀贞要去取衣服，于是每天在该裁缝店附近“守株待兔”。

果真，6月中旬，杨秀贞前来取衣！当杨秀贞回家时，这个小娘姨便暗中尾随，一直跟踪到向忠发与杨秀贞的新住处。

向忠发发现了盯梢的小娘姨后，立即同杨秀贞从后门逃走，使顾顺章扑了个空。

考虑到向忠发的安全，周恩来立即把向忠发安排在自己在沪西区小沙渡路（今西康路）附近的秘密寓所居住，同时派黄文容（黄玠然）把杨秀贞和陈琮英转移到公共租界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附近一家外国人新开的德华旅馆住下。

鉴于上海严重的敌情，中共中央决定向忠发尽快转移到江西中央苏区。周恩来迅速安排好了向忠发去往中央苏区的交通路线和护送人员，沿途各个交通站也都做好了迎送准备。

向忠发却提出一个条件：走前必须同杨秀贞再见一面！

周恩来为向忠发的安全计没有同意他这一要求，他严厉地对向忠发说：

“杨秀贞已被敌人盯梢，你还要见她，这不是太危险了吗？”

但向忠发色令智昏，一再坚持要见，并表示不见到杨秀贞决不离开上海！

邓颖超实在看不下去了，她生气地对向忠发说：

“我和恩来不知分离过多少次，他从来说走就走。没有见过像你这样一位负责同志，组织决定你离开上海，还这样婆婆妈妈的。”（金凤《邓颖超传》上，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但向忠发依然固执己见。

向忠发在周恩来家里住了三四天后，再也忍受不了“苦行僧”的生活。6月21日，周恩来和邓颖超有事外出，行前再三叮嘱向忠发“千万不能出去”。周恩来夫妇一走，向忠发便置其叮嘱于不顾，擅自外出去见杨秀贞。

没出周恩来夫妇所料，果然出了大事！

周恩来、邓颖超

周恩来组织营救

向忠发一夜未归，周恩来焦急万分。

22日中午，即在向忠发被捕后几个小时，正在主持中共中央军委工作会议的周恩来得到了内部确切的消息：向忠发在静安寺路底被捕！

周恩来得知这一消息后大为震惊，立即停止中央军委工作会议，指令中央特科全力营救。

邓颖超则迅速通知向忠发所知道的几处秘密机关的人马上转移。

中央特科在行动！

王明、孟庆树

王明的夫人孟庆树根据王明谈话整理的《陈绍禹——王明传记与回忆》说：

为了营救向忠发，中央特科专门“在东方饭店开了三间相连的房子，中间住恩来、绍禹和陈庚(赓)、老大(欧阳新)……周陈和特科负责同志商量如何营救老头。”

当时打算先用重金收买法租界捕房人员，以阻止国民党方面引渡向忠发。王明回忆：周恩来等“决定立即送五万元银行存折给杨度去找杜月笙设法营救……但是，经过两小时后，杨度把五万元存折退回来了。他说：‘杜月笙说没办法，因为捕向的人是南京直接派来的，向被捕后经过法租界巡捕房引渡，不过是法律手续’。”（郭德宏编《王明年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当日下午，潘汉年从黄慕兰家出来，迅速找到康生，报告了向忠发被捕与叛变的消息。

康生马上赶到小沙渡路，向周恩来报告了这一令人难以置信的情况。

紧接着，中央特科的营救人员也返了回来，他们向周恩来进一步证实，向忠发确已叛变！他们向周恩来报告了所了解到的关于向忠发出卖了周恩来住处等党的机密情报。

周恩来不得不又一次搬家。周在1966年的一次讲话中说过，向忠发被捕后，下午就出卖了我，我知道后就跑了。

确如卢家湾捕房翻译曹炳生所言，向忠发被押到巡捕房后未等受刑即自首叛变。他向敌人求饶说：“你们不要问，我什么都说。”

他首先供出了陈琮英和杨秀贞的住所，告诉对方“到旅馆先抓那个矮子”，致使陈琮英和杨秀贞当天下午一起被捕。

向忠发供词及造成的危害

向忠发向敌人写了供状。《前共党中委兼总书记向忠发的自供》中写及：

“向初尚抵赖，后经说服，遂自供周恩来之住址，及一切重要机关。”

向忠发供词包括“自述”和“供白”两大部分。

（一）

其“供白”共10项内容，涉及中共大量机密。此10项内容摘录如下：

一、国际——国际共党驻沪东方部负责人，前为俄人米夫，现已回国，刻由一波兰人负责，但自称是比国人，闻已被捕，押在英租界巡捕房中。

二、中国——中国共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向忠发、周恩来、陈绍禹、陈郁(已去莫斯科)、卢福坦(即老山东)、徐锡根(去鄂西赤区)、项英(去赣赤区)

候补委员：王克全、罗敦贤、张国焘(在赤区)、关向应、顾顺章

职务：

总书记——向忠发

宣传——张闻天

组织——朱森

军委——李福春

三、特务委员会

从前是我和周恩来、顾顺章。但自顾顺章被捕后，经人报告，业已自首，遂施行改组。前由顾顺章负专责，现改为廖成云负责。其组织如下：

1. 廖成云总负责(前江苏省委)

2. 赵云 (第三科——红队)

3. 潘汉年 (第二科——侦探)

4. 杨森 (第一科——社会及各种技术)

5. 陈寿昌 (第四科——交通)

四、苏区负责者

1. 苏区中央政治分局项英

2. 鄂西分局夏曦

3. 鄂豫皖分局张国焘

4. 闽粤分局邓发

五、李立三已经送到莫斯科去了。

六、各地上层负责者：

我因为近来同周恩来不合作，下层的组织及负责人的情况多不知道，现在所能说出的仅限于各地上层负责者……

七、各地实际情形：

1. 以江苏省委较有力量，上海为最，但亦极为薄弱。

人数(党员)除赤区外，约有20000党员，内中大部分挂名和不起作用的，自然亦都算在内。

2. 成分：工人占10%，农民占60%，智识分子占30%。

3. 上海方面：党员580人，青年团员276人，工会党员470人，月缴会费共计270余枚铜元，由此亦可见力量之薄弱了。

八、军事——从前经中央局决定共7军：

第一军毛泽东朱德

第三军彭德怀黄公略

总称一、三集团军

第二军贺龙

第四军邝继勋(鄂豫皖)

第五军毛泽东(一部分，力量很小)

第六军周郡

第七军李明瑞

总计赤军人数12万余人，枪枝70000余。

九、共党经济来源：

(甲)国际供给者：国际帮助中国共党每月15000元美金……最近经济的支配权操在周恩来手里，我不知其详。但是从前中央总行动委员会时，由我来支配经济，所以我知道得很详细……

在赤区中所没收或抢掠的财物，统统都换成现金，再由在芜湖开发金铺子的同志张人亚兑换成现洋及钞票，交来上海给中央……

有时因国际的关系一时中断，款子不能来，亦有的因赤区的接济没有到，因此就时常采用绑票和抢掠的方法，这种工作主要是由特务第三科红队负实干的。

十、附记：

1. 喻泽时——交通主任，住戈登路戈登里。

2. 李金生——是我的工作负责人，于前星期内被公安局捕获，共有7人，闻现解司令部，他知道我的机关很多，经过此次破坏，各处机关均迁移，因此我也受了国际的严重警告。

3. 妇女部——周秀珠住闸北邓托路口同春里72号。

4. 青年团总书记秦邦宪，住古拔路横路3号，开会地点在西摩路。

5. 国际接头处及领款机关在忆定盘路。

6. 共党现有干部全国不过200人，在莫斯科者亦不过200人，人才极感缺乏。(《前伪共党中央总书记向忠发的自供》，《转变》1933年10国民党内部版。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台北汉京文化1988年版)

（二）

向忠发还供出了公共租界戈登路恒吉里1141号中共中央机要处。驻守该机关的是张纪恩(黄寄慈)、张越霞夫妇，因向忠发的出卖，23日晨1时该机关被搜查破坏。

张纪恩听到敲门声，知道事情不妙，忙发出警号——把灶间窗台上的淘米箩取下。

开门之后，涌入大批身穿藏青色制服的中西巡警。张纪恩用事先编好的口供应付着。

但巡警在楼上查出了一份王明的手稿和一份共产国际文件，张纪恩夫妇遂被铐在一起，押往江宁路巡捕房。

在狱中，张纪恩和张越霞未暴露政治身份，半年后张越霞与陈琮英同时出狱。

左起：夏之栩、钱瑛、张越霞

张纪恩以“窝藏赤匪，隐而不报”获刑5年，转押漕河泾江苏第二监狱。后经堂兄、浦江籍知名画家张书努力保释提前出狱。

张纪恩夫妇入狱期间，他们唯一的女儿失踪，一直下落不明。

邓颖超也因恒吉里机关被破坏而遭遇危险。邓颖超晚年回忆说：

“我(22日)上午曾到该处，约定晚上到那里吃晚饭。

在我没有去以前，虽已得到向忠发叛变的确信，但还不知他去过这个机关。

因此下午4点多，我仍按约定去吃晚饭，到该屋的后门附近，看到在亭子间窗户放的花盆不见了(这是我们规定的警报信号)，我没有再前进，立刻转移到另一同志家。

这时，秘书长余泽鸿正在焦急地找我和恩来，通知这个消息。”(邓颖超《关于向忠发叛变的问题》，《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3期)

破坏了中共中央机要处后，向忠发又带人对周恩来在小沙渡路的住处进行搜查。

向忠发虽刚刚在此住过，但说不出具体地方，他只有一把开门的钥匙。

23日晨1时，向忠发终于带人找到这个住处。

万幸周恩来夫妇已转移到都城饭店而免遭毒手。

（三）

向忠发自述

我是湖北人，现年五十一岁，是一破产的农家子弟，十四岁入汉阳兵工厂做学徒，共住二十九个月，因与工头不合，被革除。

遇一亲戚廖某，介绍入造币厂，共住四年，因厂倒闭，去江西名人王家全家中做佣人，三年多，后来又由他介绍入他所经办的轮船公司任事(九江至南昌往返)。

我在轮船公司内因为经东家的介绍，故只做了四个月，就升任二副，做二副二年又升任大副，后因轮船公司与矿物局(汉冶萍)的轮船撞坏了盐道所坐的船，与盐道口角，后经通缉，乃逃至湖北住。

湖北住一年多，此时正值造币厂已开工，即入厂做工一年，又因武昌起义，造币厂停工，经人介绍入汉冶萍公司一八〇号船上任事，直至一九二三年始脱离。

我入共党的经过是在汉冶萍公司工会，担任工会副委员长时(一九二一年)，由许白昊(此人已死)介绍加入C、P，七天以后，即任支部书记，「二七」事变以后，提升CP湖北区委。

一九二三年失业后，由彭泽湘(现已开除，时为湖北省委书记)介绍任湖北省委书记一月。

当汉口市党部成立时与刘百川等负责工作，我担任工人部长，曾出席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

北伐军到武汉时经辞三次始准，后任武汉总工会委员长及市政府工作，到国共分家以后，共党五次大会当选中央委员，因开会通知只发给我一次，心颇不快。

七月间在武昌蛇山开中共中央会，后因大发牢骚，中央亦未答复。又因「八一」罢工，我不同意，虽经罗亦农说服，却又将我送到汉口法租界一洋房中禁闭了，此时我见罢工已失败，遂不经共党中央的同意即私逃长沙了。

到长沙后，即住乡下一月，后共党中央派朱鹤林带洋一百元陪我到上海了。(在「八一」以后，我曾出席「八七」会议，组织中央政治局，我也是委员之一。)

我到上海之后住过一短时期，即被派赴莫斯科，同行者共十四人，我任主席。

到俄后参观各处约数月，又去比利时住了数月，再返莫斯科，出席在苏俄召集的赤色职工国际的第四次大会，时苏兆征为主席，我任副主席。

未几(一九二八年六月)中央开六次代表大会，我任主席团，回国后任共党总书记。

曾被幽禁一个月(与立三、蔡和森、王仲一等同住)。

一九二九年九月，共党二中全会开会时，周恩来与李立三在会场上发生意见，开会后两天，又发生争执。

我对李的主张虽不同意，但不能反驳他。

以后他们二人常有纠纷，我始终为他们来调解的。

一月后他们的冲突日烈，无法解决，周恩来决意赴莫斯科报告国际，结果国际答复说：「中国党错误，国际驻中国代表亦错误。」

此时瞿秋白等也来了，三中全会由瞿秋白领导，其所措施，下级大为反对，不得已国际派了米夫来华，找我谈话说：「以前种种错误，你都要负责，须受惩罚。」

经过米夫谈话之后，我却没有受处分，因为米夫说：「向忠发是一个工人份子。」

此次米夫来华后，自中共中央的组织采变更了，分工制度，因而一切经济权均不经我手，我的总书记，只不过虚位而已。

不久因为罗章龙组织非常会议，米夫召集徐锡根、陈郁谈话，这一次的谈话，我没参加。

米夫返俄后，有一德国人作中国党的国际代表。

四中全会的报告，周恩来起草，由我向国际代表报告，而陈绍禹大加反对我，说我是调和主义者。

四中全会选举的结果，名义上仍由我来继承六次大会的总书记，但在事实上已经实行了分工制，如沈泽民任宣传，周恩来任军事，赵云任组织，从此各人各管各事，我在共党内不甚管事了。

向忠发之死

1931年6月23日，向忠发被从租界捕房引渡到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

警备司令熊式辉立即致电南京，向蒋介石请示对向忠发的处理办法。

当时蒋介石已去南昌组织对中央红军的第三次“围剿”，于是这封电报又转到南昌。

蒋介石认为中共总书记绝无叛变的可能，故即刻电令熊式辉将向忠发“就地枪决”。

熊式辉（左）和胡适

6月24日凌晨，向忠发被拉到刑场。临刑之际，他竟然作揖下跪，乞求饶命。但蒋介石的命令谁敢违抗，几声枪响，向忠发还是被处决了。

此前，蒋介石又收到熊式辉发来的“向忠发已招供”的电报，火速发来第二封电报，电令“暂缓处决”。

但这个电报发到上海时，向忠发早已成为枪下之鬼。

这个情况中央特科很快就知道了。

6月25日，《申报》在“本埠新闻”栏里刊登了一则短讯，说“共党首领向忠发已于昨日(24日)处决”。

周恩来一生不仅爱惜自己的政治生命，也非常尊重同志的政治生命。每当听到谁被捕叛变的消息，在没有掌握确凿的证据之前，他从不把被捕者视为叛徒。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不相信向忠发被捕后会叛变。

为了查证向忠发叛变的消息是否属实，23日晚上，周恩来冒着风险亲自返回到小沙渡路住处附近观察动静。他站在隐蔽的小沙渡后的高堤上，从这里能看到他的住房的后窗户，只见窗帘已拉开，透出昏黄的灯光——这是里面发出的报警暗号。

周恩来在小沙渡路的住所，只有向忠发和中央要害机关的人才知道，这个地点的被破坏，证实了向忠发的叛变。

24日向忠发被处决的消息，又使中共中央对向忠发是否叛变产生疑惑。上海党组织曾准备举行追悼纪念活动和飞行集会示威，以抗议国民党暴行。26日还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反抗帝国主义国民党共同捕杀中国革命领袖向忠发同志告民众书》。

周恩来指示潘汉年等中央特科的人员，要不惜一切代价和手段，尽快搞到敌人对向忠发的全部审讯记录。

潘汉年终于通过警备司令部内线关系，辅之以重金收买等手段，取得了向忠发全部口供的抄件。

陈养山

陈养山回忆说：

“为了弄清向忠发问题……我们曾想了很多办法，把向被捕后的全部审讯记录弄出来看过，其中还有蒋介石发给上海的那两份电报。从这些材料看，向忠发叛变是确实无疑的。”

于是，通知各地，停止悼念活动。

向忠发叛变事件教训是多方面的，但领导干部对党的信念的认识和坚持至关重要。

共产党人的信念是共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主义的描述，一直把自由放在显著的地位，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强调：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共产主义的这一本质，决定共产党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提供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保障，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奋斗。

向忠发叛变事件说明，中共党员尤其是党的干部，如果丢掉了为“自由人的联合体”而奋斗的信念，放弃了中共早在二大就确立的把中国建成“真正民主共和国”的奋斗目标，其党性和良知就容易迷失。如此，在革命年代则极易投敌叛卖，在和平时期则极易专权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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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老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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