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城市实验场的剩余空间

学术 2024-10-27 20:12 上海

9月7日，盛泽蚕花里社区设计节的重要活动之一——更新工作坊正式开营。本次工作坊为期两周，汇集了来自全球高校的11位学员与6位业界年轻力共创导师，围绕“日常的遗产与空间生产——问题、禀赋、方案”这一主题，共同探讨小城镇的在地性、前瞻性与创新性更新方案。

开营首日的授课环节，周详老师通过解读“临时都市主义”和“日常都市主义”两个概念，阐述了剩余空间在应对社会环境灵活变化中的价值，并提出了相关的更新实践思路。

本期嘉宾

周详‍‍‍‍‍‍‍‍‍‍‍‍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曾先后赴欧洲和日本开展学术研究与学位攻读，拥有诸多专业成果和社会兼职，研究方向涉及城市更新与公共空间品质营造、景观遗产与历史性城市景观数字化、景观感知与视觉景观等内容。

临时都市主义：

流动社会下的短期变革

二战后，欧洲城市在经历重建和扩张中，城市空间的功能在不断迭代，部分缺少定性的空间就被称作“剩余空间”。这些空间在城市中的存在引发了设计师们的思考：这些暂时没有被利用的空间是否可以通过一些临时的干预措施，发挥新的功能？

荷兰建筑师Aldo Van Eyck以“轻干预”的方式，将建筑废墟和城市废弃地转变为临时的游乐场，为临时都市主义提供了早期实践的蓝本。同时期，东西德在完成统一后也迅速掀起城市重建热潮，并提出了剩余空间临时利用的讨论，逐渐发展为以柏林为起点的一种学术现象。随着这一概念被引入美国，从佩雷口袋公园（Paley Park），到“绿手指计划”（Green Thumb）的城市绿地规划，再到纽约高线公园，都将剩余空间的利用价值和意义推向新的高度。这种策略不仅是一种空间利用的手段，最终也成功固化为城市更新的一种模式。

《城市中国》第80期杂志借用“剩余空间”概念，将讨论范围从建筑学延伸至社会学层面，通过访谈、图解、案例研究等方法，呈现城市资源在转型过程中如何合理有效地利用。点击购买

“临时都市主义”概念的正式提出，是在2012年出版的《The Temporary City》一书中。这本书将“临时都市主义”作为一种应对城市更新的社会性策略。相较于传统的更新策略强调对消极地块进行三维空间的改造设计，临时都市主义在此基础上加入对于第四维度——时间维度的考量。

《The Temporary City》由英国建筑师Peter Bishop和Leslie Williams合著，探讨了临时空间如何通过短期项目、弹性设计、社区参与等方式重新被利用，并认为临时都市主义的背后是对城市中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的回应。

临时都市主义的理论基础可以追溯到鲍曼（Zygmunt Bauman）提出的“流动现代性”（Liquid Modernity）概念。鲍曼指出，当前社会结构和个人生活的灵活性、不确定性和快速变化的状况，已告别了昔日“稳固的现代性”（Solid Modernity）。而现有的城市框架在应对突发危机与政策转换时不够灵活，严格遵循自上而下的规定，对于城市的态度是纯理性的，这无利于应对快速变化的社会。

在以流动为特征的现代社会中，阶段性的社会形式与运行秩序已明显滞后于城市的发展节奏。在这种背景下，长期被忽视的剩余空间，凭借其能够供给城市发展所需的腾挪场地，以及增强社会稳定性的灵活手段而进入大众视野。由于剩余空间以不同的尺度和形态大量散落于独立开发地块的缝隙之间，相较于城市规划对于城市形象和总体架构的把控，对剩余空间进行有序更新能够更好地关注这类无法合理归类的空间类型中人们的生活状态与基本诉求。

日常都市主义：

作为市民权力宣言的城市

与“临时都市主义”相近一个概念是“日常都市主义”，但它们产生的契机、回应的问题并不相同，特别是针对城市中剩余空间的社会性与公平性这一点上。

临时都市主义与日常都市主义的逻辑辩证关系。制图/周详

从“日常生活”开始说起，最早德国哲学家Edmund Husserl定义了它，认为“日常生活是城市居民共有的生活经验，由具备时空特征的意外、欲望、习惯等社会实践组成”。后来，Henri Lefebvre进一步提出，“看似琐碎的日常生活构成社会经验的所有基础，日常才是空间争论展开的真正范畴”。Michel de Certeau也有相似的观点，“日常生活空间是一个有机会利用潜在资源进行多元化创造的场所”。（延伸阅读：县城为什么需要女性临时酒吧？）

日常生活正从一种抽象的理性思维向空间本质回归。

在这一趋势下，有一本很重要的书，是美国社会学家 Louis Wirth的《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城市性》。书中对使用物质空间来衡量城市化水平的观点进行了批判，并提出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单纯按照建设量、建筑覆盖率、CBD经济指标这种物质空间要素来衡量城市化率。他提出城市作为大量异质人群的聚居地，将不同人群的生活方式视作一种理解城市性的路径是极其必要的，因为城市生活是由人口规模、居住密度与异质性共同作用的产物。

当引入社会学概念以后，传统的改造空间的设计方法是不是应该转变？这时我关注到一个新的词，就是日常都市主义（Everyday Urbanism）。1999年，John Chase与Margaret Crawford正式将“日常”与“都市主义”的概念结合起来，提出“在定义城市时生活经验应比物理形式更加重要”的观点。作为一种在日常生活中寻找社会意义的城市设计方法，日常都市主义批判规范化实践中强化理性思维却忽略使用者真实情感的设计思想，它的目标是消除设计师与民众的距离，从而将设计和改变的权力交还给使用者自己。

建筑师Philipp Oswalt和Klaus Overmeyer等在《城市催化剂：临时使用的动力》一书中，根据临时利用对场地造成的影响强弱与时间长短，将临时都市主义空间策略总结为8种类型。制图/周详

总的来说，临时都市主义提供的更多是关于空间实体操作层面的策略，而日常都市主义则强调日常生活是什么、如何介入城市规划等。日常都市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借由临时利用策略介入剩余空间改造：日常都市主义将居民的生活经验置于长期规划的中心，而临时都市主义则将灵活的、阶段性的空间营造策略作为剩余空间更新的外化手段。

我们可以借由临时都市主义的八种操作方法来揭示了二者之间的关系。从时间维度来看，临时策略产生的影响在不断加深；以纵向作为参考坐标，则是一种由临时到固化的过程。也就是说，从最开始的介入、推动这种实验性质的手法，到最后置换、开创甚至颠覆，临时性的策略已经融入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里。

这时候大家就可以理解，临时都市主义只是开端，是实验性的起点，日常都市主义才是我们的终点。

城市剩余空间再利用：

从“临时”到“日常”

从临时都市主义到日常都市主义，我们需要解决谁在规划、为谁规划以及如何规划的问题。通过大量案例的梳理，我们认为从目标导向、参与方式、操作策略与实践成效四个方面，剩余空间实践可以划分为三种模式：社区空间实验、社区商业实践以及商业空间开发。

基于临时策略与日常理念的剩余空间临时利用逻辑链条。这三种类型就是通过不断实验而产生：如果成功就固化下去，如果失败就再次循环。制图/周详

第一种类型是以社会价值为导向的临时实验项目。这类项目的初衷是在满足公众日常需求的基础上，以回归生活本身的态度应对城市剩余空间中的矛盾，并通过反复试错在城市高强度发展的缝隙中寻求公众参与的可能。例如美国旧金山的“车位公园日”，原本地块上有很多政府规划的车位，但没有车辆停放时，就变成了一个剩余空间。雷巴尔设计事务所将这些车位合并成临时公园，举办了一个持续两小时的快闪活动。

该项目在向城市更新运动迈进的同时，引发了人们对于临时性策略的思考：大家发现，失去2个车位可以换回1个公园。一旦这种理念达成共识，周边的商业活动就逐渐兴起，政府也会更加积极地推动项目的进一步完善。尽管项目初期可能需要资金投入，但最终的社会性与公平性会促使各方参与，将临时项目逐步固化。如果说城市更新的愿景是对城市空间的再想象，那么对于剩余空间潜力价值的再挖掘往往就是一种具有冒险精神的非持久性策略。

Park(ing) Day这一创意活动，通过暂时的改造，提高人们对城市空间需求的认知。从2005年起，Park(ing) Day在全球范围内流行开来。图片分别为旧金山、柏林和上海。图片来源/豆瓣

第二种类型是以日常生活为基础的商业实践，其最终目标是在实现日常生活社会效益的基础上，兼顾临时利用策略所带来的经济价值，从而在日常化的生活空间与商业化的消费空间之间寻找一种平衡状态。一般而言，小规模的商业活动能够促使公众自发维持社区环境秩序，从而形成稳固的日常生活状态。而日常化的生活经验与体系化的工程技术相结合，能够确保多方参与者的利益诉求在剩余空间的更新改造中得到保障，从而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重增益。

一个案例是伦敦的Pop Brixton，这原本是一个小型停车场，政府依靠租金获得收益，但对当地居民并无实质帮助。为此，政府开始向社区征集临时利用提案。（延伸阅读：伦敦Pop Brixton临时城市主义与产业孵化器型社区公共空间）设计师Carl Turner利用回收的废弃集装箱打造了一个新的空间，吸引了社区商业逐步进驻。作为土地所有者的政府并未缺席，而是通过政策支持与协商手段，确保项目在地方创生、企业发展、社区支持、空间营造、服务管理等方面发挥作用，并设立了一系列时间节点与具体要求，以确保项目未来社会效益的实现。

盛泽烧卖博物馆也是这种模式的产物。它引入了“轮值烧卖店”的概念，集合了多家本地烧卖店，逐步推动传统行业规模化发展，并回馈社区，助力本地创生。图片来源/小满江南

第三种类型是我在读博期间关注到的遗产保护与地产开发的问题，从目标导向上看，该类型的项目旨在通过临时性的商业实验，最大限度地撬动剩余空间的经济价值，实现资本效益的最大化。

一个典型案例是京都下鸭神社“下鸭糺之杜”的临时实验项目。该项目源于世界文化遗产下鸭神社每21年需要举行一次的迁宫仪式。该仪式需要对大约70栋神社建筑进行修复或重建，而每迁宫一次，所需费用大概为30亿日元。由于社会发展变迁及国民经济长期不景气，2015年下鸭神社在进行第34次迁宫时便遭遇经费不足的困境。尽管国家提供了8亿日元的补助，社会和企业捐赠了10亿日元，但仍无法达到迁宫所需费用。为了缓解困境，下鸭神社创造性提出“出租土地使用权50年”的计划，每年收取土地使用费8千万日元。该计划允许在毗邻世界遗产的指定范围内，建造具有固定使用年限的豪华公寓。租约到期后，公寓所有者依照协议拆除建筑，并将原始土地返还下鸭神社，而神社则可将土地出让金用于原生林的维护与迁宫仪式。

上述案例最大的亮点是在遗产地周边通过临时利用的方式，将社会资本介入遗产保护进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合理的管控手段对介入方式和力度予以界定，这种临时介入不失为遗产保护创新的一次有益尝试。这也为我们打开一个崭新的思路：对于文化价值较高的历史区域，是否可以通过定期出租土地使用权的方式，同时借助相关法规约束开发行为，达到土地增值获利和遗产保护的双重功效呢？

住宅建设用地范围与建筑规划位置图。该项目最初因担心会促使文化遗产被贩卖和变相消费而遭到广泛反对。然而，由于建造区域虽在产权上归下鸭神社所有，但并不在遗产保护范围内，因此项目在社会争议中仍得以顺利推进。图片来源/澎湃新闻

以上讲述的三种模式虽然都以临时都市主义为起点，但最终目标各不相同。对于以商业利益为主的城市更新项目，关键在于能否将临时经营策略转化为长期规划。

比如纽约时代广场由著名设计师扬·盖尔设计的街道，最初该路段中央是一条快速路，设计师建议政府在周末封闭此路，禁止车辆通行。尽管政府起初持怀疑态度，但实践后发现沿街经济效益显著提高，最终这一临时项目得以长期保留。

最初，时代广场联盟在广场十字路口放置了376把折叠椅供行人休息，取得了巨大成功，随后该项目被永久保留。广场进行了降低路缘、增加长椅、铺设新路面和升级管道等改造，显著提升了人流量，并带动了当地商店的收入增长。（延伸阅读：“临时城市”中的公共空间经营性）摄影/崔国

同样，在日本秋叶原，政府也尝试在周末封路，效果不错，但由于周边游戏公司、动漫公司需要通勤，规划未能保留下来，项目仅作为二次元群体每周末集会的场所存在。

其实中国在更早的时期就有“天桥”这样的场地作为一个临时的实验场，老北京管这种行为模式叫“撂地儿”，艺人想要去更大的舞台表演，就要先到天桥进行实验，得到观众认可后才能进一步发展。这种模式也正契合了临时都市主义的概念。

自2023年，上海也有不少路段开始实行“限时步行”模式。图为大学路部分路段变为限时步行街。尽管这是一种值得推崇的较新的尝试，但相比纽约时代广场的改造，上海大学路步行街在商业模式上缺乏清晰的规划，尚未凸显出“通过何种机制实现收益”的意识。或者说，有些街道变成步行街是有意的，而有些街道并不适合。若缺少临时实验的评估机制，那么临时都市策略会陷入“拍脑袋”决策的境况。摄影/崔国

最后总结一下，临时都市主义从空间开发的角度，对空间使用在时间维度上的发展和变化进行了辩证分析；日常都市主义则挑战了大多数专业人员所惯用的自上而下的技术体系，日常生活为这种转变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起点。这种基于常识而非权威解释的价值判断，使城市发展的空间诉求站在多数人而非少数人的一边，其内在价值指涉“以人民为中心”的空间正义，以及从“空间表象到关系生产”的社会共同体网络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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