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废墟”大吗?

学术   2024-11-09 20:30   浙江  

上海这座城正日益染上了整容的癔症,风华流失,皮相与骨肉分离,已越来越笑不动了。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陈蔚镇在其新书《上海漂移》中提供了一组相当令人警醒的数据:1990-2020年,上海近二分之一的城市空间改弦更张。以2021年为时间切片,上海外环内大约有1000多处废墟,包含工业废墟、废弃花园、旧里或旧村。“从这个意义上看,上海已经重建,并且还在继续重建中。”


近10多年来,城市不断被折叠放开为一个节事容器:大到一江一河、城村关系,中到遗产更新、社区营造,小到为包装一个即将拆除的老街区策划的怀旧展,只是唯独不能正面回应城市社会议题的空心化——保护意识的严重缺失、对土地财政的饮鸠热忱,以及开发商们偶尔需要保留“历史景观”的那层皮,却一定会拆毁整个街区的操作。


在政府、市场与消费者互动之下,付费的城市行走成为一种服从性的经验导赏,街道与建筑沦为一张张PPT,仿佛历史总是“精美的、古朴的、天真的”。人们在几点一线中生产美图,不再主动地探寻街区深处,无视那些历史更迭、产权混杂的现实,也无视原住民被打扰的日常。这座从1986年12月就由国务院批准成为第二批国家历史名城的城市,其“历史”究竟意味着什么,历史景观对于公众和未来意味着什么,“梧桐区”里沸腾的流量无法代为回答。


但在书本开篇,你会看到观察者Ann、August、X、L、MM们以情境主义的方式行走于南京西路片区,这个充满消费主义的历史之地。他们在腾空的张园巷弄里张望,在行走后交付观察文字——仿佛是贴在一个叫做“城市”的海报栏上的宣告,召唤、鼓励普通人去创建一条城市小径,每“占有”一步一地,你和城市的关系就会反转,新的表述和行动可以成为与地方的连接点。


这些实践让我想起12年前的秋天,老康教授(Christopher Connery)、艺术家许志锋和草台班、“漫游上海小组”曾共同创作过一个全程6小时、基于心理地理的《巷子戏》,跨黄浦、静安、徐汇三区,其中一个场景同样发生在繁华的南京西路梅陇镇一带,一位名叫唐亮的“临时戏剧者”手持大不锈钢碗托钵行走,直到碰到一个警察阻拦了这个表演。


在不同的时空中,上海情境主义的星星之火们仍在努力与这个城市短兵相接。


相信一些读者也会在阅读本书时体验到其“越轨”和“不安全”,甚至无法回避阅读“迷失”。尽管设置了章节,但书的质地充满着编织的逻辑,以及一种枝节蔓延与扩张的感受——


它不断描述着废墟的探索体验(却不完全限于建筑空间),引介着哲学理论与规划思辨(很快会转向具身和感官体验),引述着文学文本(并产生情绪感应),再加上人类学或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最终却产生不断像流水回溯一样的效果。卡尔维诺、德波、巴尔扎克、本雅明、西川、王安忆、齐美尔,作者把这些同道中人的城市观点嵌入到自己的写作中“拉帮结派”,或者说,一个文本正在不断“爆炸”。


这本书前后写作4年,直到“废墟”主题的浮现,作者陈蔚镇才爆发出了一股明确的叙事动力;而作为受习建筑与城市规划专业学院教育,从事学术和实践30年——这个周期刚好也覆盖了高速城市化的阶段,《上海漂移》与其说是一种厚积式的柳暗花明,不啻说是一次自我改革式的反叛。作为城市规划者,他们更擅长抽象地理解或使用各种政策和设计手段,但同样需要以真实的肉身处理周围世界的信息。


作者将这本书的写作方式定义为“人文主义城市研究”,相信是有意识且希望表达的一种知识立场。


书中还引用了艾伦·贝格对废墟的定义,“基本结束资本主义利用阶段的特点”。有意思的是,在现实逻辑中这个定义并不准确。上海征收的“废墟”在漫长的后周期中,继续缓慢释放被长久盘剥的价值:从一个再好不过“原真感”的临时影视拍摄基地,到大量的非市场化渠道的灰色出租屋,再到各种条线的废旧物品回收资源库,直至这块地场地变为白地方休。


而那些征收地块入口处和沿街建筑上的标语不会令热爱漫步的你感到陌生:“征收区域 闲人免进”“征收区域 请注意危险”。这是一种警惕“废墟”的语气,但标语里的微妙预设值得玩味:谁是闲人,谁有权执行免进?哪里危险,尽管局部人去楼空,但街道支路和公共区间仍生活着未搬走的居民,何来一旦征收就要降格为“危险区域”?究竟是谁在扩散这样的信息,目的又是什么?


废墟正在我们身边明灭起伏,反复试探我们的态度。



Q:写作这本书的目标读者是谁?

陈蔚镇:今天我好像依然回答不了“写给谁”。“本书的读者是谁”甚至成为序言里的疑问独段句。很多媒体在采访推荐时让这本书呈现一种好奇的想象,却难免形成一种“语义差”,情境主义可能会被窄化为City Walker、城市探索或步行主义。不管如何,作为规划师和设计师应该要有更多耐心,让这类公共的话题去靠近公众。


豆瓣读者可能是我比较在意的社群,某种程度上是我写作的动力之一。有人评价书写得非常后现代,这戳中了我;有人觉得书本的第一章可棒了,但似乎之后的各章有减弱的趋势;还有人说这是一个好的城市规划学者,但理论水平有待提高。我全部都接受。我确实喜欢读本雅明,《上海漂移》里的意识流、晦暗中看见光是符合我的心性的。尽管从事城市研究,但我也不见得会喜欢所有城市研究书籍和方法,比如前后买过两本莎朗·佐金的《裸城》——恰恰说明它很重要,而我一度没能读完。每个人都有权保护自己的阅读习惯和好奇心,不用逼迫自己去接受消化某些文本。我也等待“漂移”这本书的痕迹在时间中被叠加、放大。

Q:这本书的写作动因缘于何,是疫情中的反思、规划建筑行业的危机,抑或是其他因素驱动?
陈蔚镇:起因是有一天我后知后觉地发现,位于广元路的一家曾经特别喜欢的小店在疫情中歇业了,我就开始写它,并且意识到写作依然是我渴望的一个表达方式。


写作让我渐渐清晰化了“为何写作”的轮廓。事实上,我有一些反感设计师或者规划师的封闭话语圈——规划话术、学科范式、从业偏好都在展示这个身份是如何在城市更新这个涉及到普通人日常生活的领域里不断“筑墙”的。30年来的发展现状是,设计师、规划决策者、开发商——城市增长机器的重要三方联盟和关键行动者,不断地塑造着一种貌似经济平衡的逻辑话语和壁垒,老城厢露香园路的豪宅区成为“城市更新观察点”就是一个例子,书中提到的城市“废墟”在文本传播时也会被那些“无痛”“网红”的话语所替代。


但城市的复杂恰恰是不能用三言两语去回应的,不能总是选择简单的路径、二元的态度去理解,比如拆迁难道只有接受安置房与动迁款这两种逻辑?难道有能动性的主体必须要“等”到社区破败才能进入“更新”语境?这中间本应存在各种可能性的光谱。


如果回忆1990年到2005左右的上海,城市和街道是一个非常可逛的地方。大学时候一个人连着好几天把上海热闹的商业街都轧遍了,在四川北路买到10元钱的黑色书包,背了很久;去南京西路上海服装研究所买到很好看的衣服;还在陕西南路学过缝纫。上海曾经有很多淘布料的地方,陕西南路、襄阳北路、董家渡,你会发现不知道为什么特别好看的一块灰色布料被工厂剩下来,你就会自己想办法,思考它能变什么戏法,做一个小背心再加一条裤子还是怎样,这是一种充满了创造性的好玩,等到毕业季我的衣橱都被一伙儿朋友借空了。


但当上海进入了百货业爆炸时,无法穷尽的商品和消费场景一下子湮灭了某种乐趣,我好像再也不想上街了。2007年-2008年我去北京住建部工作了一段时间,回来后教设计课写学术生产的文章,这可能是融入学术圈的必须,但似乎离我最渴望的表达有些距离,所以会觉得有一点无聊和茫然,也许人是需要无聊的,一个人无聊到极处,真正兴趣的种子又会萌芽。


陈蔚镇与学生们一起在腾空后的南京西路一带进行情境主义的城市探索。而今改造后的张园则呈现了“新的粗糙”。(图片提供/陈蔚镇)
Q:书中提到了很多杨浦的案例。人们会用“大杨浦”来表达一种区域身份,糅杂着复杂历史经验和个人情感。可否再谈谈杨浦与你们工作或生命经验相关的区域?
刘荃(August):工作室靠近中山北二路的高架,大家很喜欢到楼顶看日落,下午5点多太阳落下后,亮起的高架路灯“诗化”了这个大基建,车流让它仿佛一条长河。我是在长江边长大的,离开家乡前都没意识到河流是我生命中重要的意象。


陈蔚镇:我在潜意识里的感觉有点近似,在2000年左右,在沿走马塘的高架边安置了第一个家,那里极其空旷。那是你在尚不归属于任何一个群体时宁可选择一种开放的扎根状态,尽管这是一个难且慢的过程,是一种努力找寻“即插即用的故乡”的状态。走马塘当年特定季节有气味,但仍唤起了一点地方感,我外婆家在南昌的赣江边,爷爷奶奶是兰溪人,兰溪更是三江交汇处。


现在的杨浦当然是令我最有归属感的地方了。作为一个新移民,我相信有人喜欢西区,但爱五角场的人也很多。我住新江湾城,我家南面本有一块待开发的住宅用地,后来它被调规成高层的人才公寓,一群居民集体去提意见,大家接受人才公寓,但是希望让开发建筑高度下调,现在那儿已经建成了一个很多年轻人也很多可爱小狗的开放社区。还有最近我家附近的一片密林“景观更新”,除了增加一条绿道,还加了翠绿夜景灯,装扮得像景区。小区群里展开了这类更新的好或不好的热烈讨论,结果是——它被恢复为日常的黄色光源,因为这就是一条回家的路。这些点滴互动是一种与地方的连接和捍卫吧,但大家捍卫的不是所谓“国际社区”的目标。


现在杨浦在“从工业锈带到生活秀带”的口号下——这是一种特别有“意象经济”想象力的提法——也出现了不少变化,甚至可以说目前杨浦滨江区域正处于上海绅士化的前沿。


杨浦滨江有各种禁止各类活动的指示牌,其实杨浦可以更坦然地面对其拥有的粗粝的本底和大量的工业遗存,去接近人们要什么,喜欢什么。那类没有清晰边界、功能含混、没有那么强烈社会经济功能的场所,是非常好的。人需要极度无聊,空间也要极度无用才有趣。空间一旦“有用”,就会被竭力地推向高效利用或刻意塑造身份。相较之下,朴素的宝山滨江有不同尺度的儿童沙坑,可以遛狗,有面朝长江的极目视野,甚至是人们在消波堤的缝隙里寻找螃蜞的好奇心都展示了一种包容。而徐汇滨江的滑板、攀岩这些运动也是一种包容性的标识——它在国际城市中属于城市治理中有风险的部分,意味着徐汇滨江允许一些越轨的行为,这就是一种包容。
绝大多数上海人很少意识到上海也在长江边。除却冬日极冷时段,长江吴淞水域边的滨江区域在日与夜长时间段中容纳了相当多类型的公共游憩。除了常见的遛狗、找螃蜞、放风筝,堤坝也会出现晒鱼干、江滩钓鱼等行为,人们对于自然河流的内在热望会在见到它时被极大的释放出来。(摄影/袁菁)

刘荃:“大”字会让我想起大生产、大包干、大时代,那是一种不同于小资情调的健壮、蓬勃的生命力,因为忙于改天换地,也经常不拘小节,但似乎这种气质在当下不被珍视。就像一个朋友曾经半开玩笑地说,是不是因为没有其他的特质,比如“高”、“上”,才会去不断强调 “大”。滨江管得严,是否也隐含着对人民城市的样板地出现不够文明、影响“体面”的行为的紧张,但也许可以更自信一点。


陈蔚镇:我们当然在意杨浦是不是一个“地方”(place)?空间(space)是流动的、享乐的、消费的,但地方是安驻的、成长的,是精神的家园。不那么秩序井然的空间可能恰恰是摆脱了规训的空间,是没有被那些功利的目光笼罩或追逐的空间,它可能发展出它的在地性,成为一个“地方”,而不会沦为一个“空间产品”

Q:佛跳墙小组是副标题“都市废墟中的漫游者与创生者”的一部分。这些年轻一代或Z世代群体在观察上海时,会有哪些共识或差异的火花?
徐一珉(X):佛跳墙小组组长对于小组讨论帖的内容几乎不作干预,仅要求组员具备“不公开废墟位置”等基本共识——既需要考虑探访废墟可能涉及到安全问题,又要避免在一个提倡越轨的小组里设定规则的悖论。我是在2018年进组的,2019年时在组里做过一个上海地区“探废”的发帖索引。这个小组今天还没有变成私密小组,但因组长和管理员账号停用、“小红书奇观式”废墟影像冲击,对于将豆瓣视作自留地的用户而言,发帖积极性远不如以往。


我的“探废”始于一个课程作业,被分到了杨浦滨江创意园,到现场发现园区已经关闭,变成废墟。这之后,我继续寻觅其他的废墟,扒地图、定位场所、进入废墟,过程中也有不少困难。因为专业原因,会试图了解场所历史、地块性质变化等等。佛跳墙小组的组员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直到我做论文时,愿意接受访谈的组员提供了更多的他者视角,让我理解大家都是怎么“探废”的,又感知到了什么。这个小组不完全是Z世代人群,我是1996年生人,受访者基本都30岁以上。大体上这是个兴趣小组,没法强求大家在用各自方式游戏、放松时,必须有理论自觉或者共识。

工业遗址的“探废”现场(摄影/徐一珉)
Q:漂移者、漫游者、创生者们重塑自身与城市关系,他们有怎样的差别或不同的行动逻辑?
陈蔚镇:漫游者是佛跳墙小组成员,也是其他更多的城市探索者,漫游、游荡、闲逛、漂移是与现代性伴生的步行实践。创生者是指在废墟之上创造新的空间景象的设计师们。“创生”这个词来自《本土东京》中的“创生法则”,意思是说一个历史街区“像一块还处在编织中的绸缎,新丝和旧缕不断地交织,每一条织线本身难以察觉,只有在绸缎的边缘以及绸缎上不同图案交汇的地方我们才能清晰地看到它们”。现代性进程中每一处空间都可能沦为资本循环通路上的节点,在转瞬即逝的空间消亡中,个人能做的最小限度的抵御也许就是在城市中自由地行走、探索和思考?
Q:写上海废墟,为什么要用巴黎的经验去照亮?
陈蔚镇:某种程度上,上海和巴黎有同频同轨的部分,只是上海在时间上有所滞后。巴黎的“创造性的破坏”正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正在面临的境况和真实的感受;在19世纪的印象派绘画中表达了巴黎的湍流中事件和人群跌成一团,这种压缩了时间和空间的狂热步调与人心的易变,恰能映照今天的上海。巴黎在19世纪末成为“用来制造享乐之事的巨大首都作坊……一个缺乏道德、原则以及真实感受的城市”,因此出现了游荡者的身影,20世纪中期巴黎愈发景象化,因此出现了德波和他的小伙伴们去探索城市隧道、墓穴和消失的街巷。而1930年代的刘呐鸥、施蛰存在新感觉派小说中书写的城市心理的经验,以及金宇澄在《上海文学》杂志中组稿的“城市地图”,都可以看到上海一直存在着这类漫游者群体,这与当下的废墟探索也是共通的。另外,巴黎和上海似乎都为优雅、精致的城市意象所绑缚,我们在分析上海的文化场景时发现,上海即使是古着店、二手唱片店、地下摇滚这些原本具有越轨意涵的空间,最后也会很小资(布尔乔亚),接近于一种“布波”风格(布尔乔亚波西米亚)。
Q:作为设计师或者专业人员,怎样在设计中去把握“墟感”和更新的边界?
陈蔚镇:这是一个特别难,但是必须要去回应的话题。人和世界的经验不可能重演,但可以带有往昔的痕迹,时间这个词值得被尊重。历史不是一处门头、一栋建筑、一片自然,而是一整个浑然的场域与集体记忆。一个地方就像一个人,如果你明知她衰老,也承认衰老的价值,你是不可以用那种打扮年轻姑娘的方式去对待她的。


我曾经在河南踏勘场地时经过一条古老的河,边上就是庄稼地、浅土丘,但你看着河水会瞬间联想殷商,它的古老不是考古断代意义上的。这些地方会让你有一种电光火石般的感觉,能一直持续到你对它未来的期待,那是这个场所从古代到现代的总和。


设计师往往都强调尊重场所的在地性,但废墟感、时间感也不一定是建筑,也可以是地形、场所传递的气息,声音、缝隙、墙角苔藓也可以提供时间感的细节。包括上海老城厢面临重大的城市更新,更新后的老城厢周边是否还能保留它相应氛围,而不是一个孤岛的存在状态?原则上可以有大量的可感知的历史部分,也许是树和街道的关系,人和临街建筑的关系,以及街道上窗内隐约流动的亲切日常活动。历史可大,可小,是一种弥散的介质,就像一个人生活一辈子,你的“历史”一卡车可能都拉不完,但给一个你熟悉的旧布娃娃,她也许能提供全部的感知?


尽管上海空间地理层面的文化内涵并未完全消失,但随着上海中央活动区里面正在出现大量的“空洞”,新移民在不断填充,类似《繁花》这样充满地方感的空间、社会、记忆会越来越少,它更接近于一种话语,而不再是基于现实的经验。我们认识一批因征收搬去浦江镇的老卢湾,他们认同上海城市发展中巨量的人口迁移,浦江镇使用了石库门符号,也引入了一些老字号,但受访者回答非常直接——“没那么在意”,并试着转头去接受一些新东西,可见刻意模仿的空间景观符号并不是最重要的。

《城市中国》第58期 《彳亍,原型意义的逛街学》曾报道过时长6小时、以心理地理为基础的“巷子戏”(摄影/朱骞)
Q:最近有哪些都市探索或参与过的研究,让你印象深刻于其中的“墟感”?
陈蔚镇:最近有两次。一次是前几天一位国外回来的朋友领路,将我们带到了武康大楼对面的淮海中路1857弄。外面是熙攘喧嚣,里面是幽暗寂静,极具张力。晚上八九点钟,穿过蜿蜒的弄堂,人都没有,甚至有点“恐怖”。那里是华东局的空军、海军大院,荣毅仁的妹妹房子也在那里,在这片昏暗里,朋友如数家珍地提到了自己读过的幼儿园,弄堂里的6个女同学家,还说自己打小(他一甲子岁数)就没见过荣宅里面亮起过灯光(!)。对面是网红大楼,这里却像一块凝固在时光里的琥珀。


还有就是我们去宁波东钱湖沙孟海故居调研,这些原真的场景是一种宝贵的空间经验。历史上它叫万柳园,有老宅、墓地、荷塘柳树,包括周边村民日常活动的生动的小亭子都在那里,有一点接近巫鸿提到的美学上意义上的颓废。


另外,成都的鹿野苑也很值得一提,这是建筑师刘家琨早年的项目,可能是一个孤独的项目,正因如此,其体验变得非常丰富:敲半天无人应门,跟村民打一下交道,他们说你们尽管敲,人在呢。守苑人把门开了,内部的混凝土、木板的印痕、水光流动,以及高大的幽篁给室内带来的明暗细部对比,里面还呈列着优美的石刻佛像。它肯定不是废墟,但它是一个有着时间感和place-making(地方营造)的设计,你开2个小时车都觉得值得看,它有某种力量。
Q:从登琨艳租用过的杨浦滨江创意园到去年上海西岸经历再更新,这些有公共艺术特质的空间都在整体规划调整后被无可置辩地回收,不约而同地被开发为总部经济区域。作为公众,如何来理解这些开发的持续发生,在记录、批判之外,人地关系还有怎样的想象空间?
刘荃:这个问题让我想起读过的一篇论文 Informality or creativity? The development and demolition of artist and IT worker villages in metropolitan Beijing。研究认为创意城市在地方营造中,总在强调为创意阶层提供优质设施和舒适环境,但物理空间可能不是最重要的,社会性部分才是关键:在北京IT工作者聚集的“睡城”史各庄,年轻IT人受益于低房租,更在大中关村集聚区域里获得信息、技能和职业机会,受过良好教育的租户间形成的社会纽带和学习文化让这里变成一个快速传播专业知识的早期学习者社群。


而靠近中国美术学院、798艺术区的黑桥村里,艺术家们在低租金的村子里聚集、交流、创作,为这块“飞地”制订社区规则,承担起对艺术区域的重建、修复和翻新的责任,也为了共同的市场利益和声誉,组织包括展览在内的艺术实践,以塑造黑桥艺术家社区的重要身份认同黑桥艺术村后来也拆除了,但迄今仍有人在怀念它,虽然也是用展览和记录的形式,但记录是永远不嫌多的,记录也可以更有影响力。


陈蔚镇:城市更新需要从符合政治经济的逻辑去执行,就着一个具体的项目算经济账,要平衡成本,使用可运用的政策手段,明确可能的资金来源,也要允许地块增加一定的容积率等,但关键的要跳出某些思维的禁锢。年初我们在杨浦滨江的西白林寺做了三次参与式规划工作坊,和当地居民讨论除了简单的拆迁外还可以想象怎样的社区更新路径。过程中给老居民展示了我们在澳洲做的一处结合了幼儿园、养老公寓的全龄综合体建筑意象,有位老人说,“(这种地方)我不要产权,让我住到‘百年’就可以了”。我相信很多事情是可以讨论的,哪怕只有“打样”的可能性,也不要把人地关系的想象给框限住,当然目前《上海市城市更新规划土地实施细则(试行)》中,有想象的创新路径仍然有限,大多都还是指向了区域土地财政平衡的开发逻辑。

陈蔚镇团队在杨浦西白林寺踏勘,在三次参与式规划工作坊中收集居民意见(图片提供/陈蔚镇)
Q:所以面对这样的情况,您还保持信心吗?
陈蔚镇:虽然参与的项目沧海一粟,但要努力保证在设计上创新,那是有价值的,一旦有机会,无论多大多小的地块,哪怕只是研究进程中的,或者是不同类型的设计项目都是可以去讨论的。去年我们给住建部里写过关于城市设计如何支持城市更新的建议。讨论的东西很有意思,大家的反馈也比较积极,尽管暂时没有更进一步的实际推进,无论如何,很多时候依然取决于你必须做,你做了,它就在那儿了。


作为写作者面对时空的问题也是很重要的——时间是历史的维度,空间是你和一个地点有生命的联系,这是生存意义之本质。这与我是否从事了30年的城市设计和教学无关,专业最多只能从工具技术方法上帮助我理解城市,甚至学会用某种“圆融”的话术去努力推动一个有意义的规划方案的接受和实施。剩下的问题全部回归到作为都市中人为什么要以这样的方式生活。知识分子最重要的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没有别的,这本书是一个起点,希望能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视角去看上海。


最近我们工作室的读书会正在读《诚与真》和《公共人的衰落》,其中聊到非常多关于亲密性的限制,关于为什么人们不再喜欢做一个“有演技的演员”,大家都退缩到狭小的一个限制里了。一个人的力量是薄弱了,而一个核心者、一个网络,以及更多的圈层可以建立起有更质量的公共生活,我仍然渴望关于公共生活的讨论。

*本文首图图解由陈蔚镇提供;微信头图由徐一珉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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