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农业”(Urban Farm或Urban Agriculture)这一概念是指在城市地区和周边郊区实施各种农业种植、养殖及相关活动。这类活动可在室外或室内进行，包括建筑里的垂直种植、容器种植、屋顶种植等各种形态。尽管都市农业在中国很多城市和地区都有实践，但大多数人仅停留在听过或知道的层面，真正了解参与都市农业并关注它与自身生活、城市空间互动等层面的人非常有限。
关于都市农业的讨论和赞许之声主要集中在它如何在拥挤的城市空间里提供可种植的土地。这不仅能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多样性，在提升绿化率的同时，还为人们提供了体验种植、享受农作物丰收的机会，让人们获取更多当地的、绿色的、有机的食物，满足大家对健康生活的追求。都市农场同时被视为农业、自然和社会联系的场所，使城市居民能够沉浸在种植中，重拾生存的技能，从自然和环境中学习。个人的情绪价值也在过程中被满足，比如通过了解土地、作物习性、天气等获得自产的食物，邻里关系和归属感的加强。（延伸阅读：农业都市实践）
另一个讨论集中在如何可持续地维护和运营这类都市农业，不让它成为昙花一现的尝试。提倡者希望这类农业生产活动变得更为日常和有可操作的盈利模式，成为“邻里的避风港，食物正义的伸张地，暂时脱离市场资本和政治的一片精神净土”(Zukin,2010,《裸城》)。例如租赁城市屋顶，为普通居民提供参与社区合作、激活城市闲置用地的机会，用农业将屋顶空间发挥出经济、社会等方面的价值。
《城市中国》73期中，对《裸城》的作者Sharon Zukin进行了专访。（点击封面跳转购买城市更新系列杂志专题包）
然而，除了探讨种植带来的益处，在都市农业的背后，有更需要厘清的问题。比如，尽管有人觉得都市农业应该作为乌托邦存在，不受政治和资本的影响，但实际上，它背后隐藏的正是政治、空间及权力的问题。在哪儿种植？在谁的土地上种？谁来种植？农作物成果如何分配？等等。当下有限的实践引出了根本的问题：这类型的都市农业在多大程度上挑战了资本塑造的城市空间？以及在何种程度上，都市农业能重新构建城市权利的一部分？借用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这些被开垦的空间（都市农场）正是被这些参与者（都市居民）本身的占有和其产生的作品（农作物）所创造。那么，这些被创造的空间到底是谁在引导和决定？
再进一步，其中是否有开放、公平的参与机制来引导居民开展对空间的塑造、场地的使用及权力的交换？例如，都市农业如何创造平台给居民共创空间的使用，具体到用哪些地块，种什么，种多大面积，如何不影响小区绿化品质等；以及对土地所属权复杂，或者没有条例限制的区域，如何确立都市农业用地的使用权，以及通过何种方式确立；不想参与但仍交了物业管理费的人如果将种植及管理权利让渡别人，是否会获得其它方式的补偿；如何制定合理的准入准出机制来保证场地和空间的有效使用和价值产生……都市农业提供了一次居民使用自身权利和参与空间及场地生产的机会，但也提出了很多挑战。
还有一个现实的问题是，都市农业究竟是否具有经济上的可持续性。毕竟，如果仅仅是一个社会实验，则所有的农业都市实践的价值最终都可以被社会价值包纳；然而，如若希望都市农业更多的普及开来，则必须在经济上具有盈利的可能才有持续经营的前提。否则，一个“纯投入”而无盈利产出的事业，必将无法推广普及。（延伸阅读：《我在纽约当农夫》——盈利比情怀更加秉要的社区更新事业）
另外，尽管都市农场对城市居民很有吸引力，这其中原因有很多，包括他们对自然、健康、教育和社会关系的需求。但这种或大或小规模的自给自足，是否真的可持续？这种有机、现代的生活方式，是人们的主动追求，还是消费主义下又一个制造出的陷阱？表面上看，都市农业是时间和空间重新分配的结果，但也是当代人在后现代自由主义语境下，对都市田园生活的美好幻想和憧憬。“成功的”都市种植需要对土地、作物、空间、运营、人力等多维度的考量，这背后需要切身的体验和经验的总结。“真实的”都市农业生活可能不像想象中的那么美好和简单，背后是资本、技术、政策等各要素的综合结果。因为自然的概念本身是被社会构建的，都市农业也不例外。
一股在市中心开展种植的热潮在近年来被逐渐掀起。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食品的种植与生产远离了城市，而现在的趋势是将其重新引入城市中心，成为城市社区和城市边缘地区、乡镇社区之间的桥梁。导致这种复兴现象的因素有很多，除了食物价格上涨、食品里程和环境影响外，人们对更好、更健康的食物的追求，满足当地人对更美好的绿色空间的参与和培养成就感，也是造就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
“我最先栽种了香菜、鼠尾草、薄荷、土豆和一些草本植物。几周之后，我发现虽然每天早上只花大概15分钟的时间在菜地里工作，但我每个工作日的压力指数明显下降。同时，我和家人也发现在添加了自己种植的可使用食品配料中，每顿饭也变得可口了。我们第一年收获的土豆是我有生以来尝过的最细腻、最甜美的土豆。”
这是在社交媒体上一段很典型的种田心得，如今有越来越多的城市新农人们共享着这样的心情，哪怕有些时候他们也会和《克拉克森的农场》作者杰里米·克拉克森一样，被种植折磨的焦头烂额，怒气冲天，但却依然乐此不疲，品尝自己亲手种植的蔬果给他们带来了远超于享受食物本身的快乐。
重返市中心的都市种植为何令人快乐，它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哪些新的可能。我们与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刘悦来展开了对话。从寸土寸金的上海开始，刘悦来和团队开始了社区花园的行动。在都市中发现一块无人问津的隙地，再寻找几位志同道合的伙伴，从一粒种子、一株植物出发，带领大家一起在市中心插秧、种果树、收玉米……几年的时间里，这样的社区花园遍布了城市的各个角落，原本荒废的土地变成一座座葱郁的自然王国。伴随着花园里各种生物的“野蛮生长”，人与食物、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同藤蔓一样，不断地生长与延伸。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上海四叶草堂联合创始人&理事长。
长期从事公众参与公共空间生产、社区花园、参与式社区规划与社区营造教学、研究与实践
UC=《城市中国》杂志
L=刘悦来
UC：最近一两年，在市中心种植蔬果的热潮逐渐兴起。以往被认为是很“土”的耕种，如今却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加入其中。您是怎样看待这一现象的?
L：从人类的发展来讲，从早期的采集狩猎到后来开始转向自己种植。包括人类的造园，最早就是蔬果园，一定是从实际使用的功能出发。其实我们今天看到的无论是老年人种，还是年轻人参与，无论是在自家阳台上，还是社区，或者是城市中一些拾荒的区域，边角空间等，有很多的种法。这种种植过程其实有一个变化，就是从早期的“驯化”植物，就是为了得到食物。到了现在，变成一种自由、自主，这种自由和自主成为一种精神的象征。尤其是在疫情期间，苦中作乐也好，或是大家半开玩笑地表达“香菜自由”“番茄自由”“鹌鹑蛋自由”，实际上都是一种精神上的诉说。从一粒种子开始，你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很容易搞定，不太需要借别人的，只要顺应自然，用好太阳能，把我们吃完的果皮经过发酵作为肥料，就能够搞定。在这个过程中，获得感和自由感是很强的。
南宁一小区的可食花园，大人和孩子们一同分享种植的喜悦。图片来源/受访者
不仅是个体，在社区花园里，人们通过公共讨论，建立一种新的工作协同方法，能够在更大的范围开展活动，而且是在公共空间中，它是一个群体性的对自由、主体性的表达，是一种公共精神。从以往的一种观赏性，代表一种绿地指标的空间，可能是为了彰显某个地方的某种文化，一定要花大价钱从深山里拉来很名贵的树种。当然这么做也无可厚非，但它并不一定代表民众，我将其称之为“绿地的异化”。
马路中间的都市农场，提供除种、散步、遛狗的场所。图片来源/受访者
我们所倡导的社区花园，有一定的群体的介入，有主体性表达的社区花园，不拘于任何的空间，这里可以摆个花箱，也可以改造一块草坪，这些东西都不一定在某个固定的框架系统内，然后建立一个“自由王国”，一个群体和社区的自由王国。从现有政策的角度去讲，真正地去实践人民城市人民建。做一个公众的乐园，它的包容性很强，孩子们、老人和年轻人都可以参与，一起建造它，从无到有去创造它。从物质到精神，从个体到群体，再到社区感的搭建，能够形成大家对这个地方的归属感。
家门口的食物丛林
UC：我们的工业食品系统和产业化农业有其黑暗的一面，它主张将人们和食物资源分离，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对自己的一日三餐究竟来自于哪里一无所知。社区种植帮助居民们打造家门口的食物丛林，并和当地的区域性食物体系再结合。从土地到餐桌，亲手触碰土壤、种植、采收的过程，既是参与自然的好方法，也是对可持续生活的实践？
L：我们在城市中看到的很多自然体现的是我们对它的一种管控，是在我们审美之内的产物。它有一套自己的养护标准，这种规约既是习以为常的，也是大家对自然状态的一种固化。我们在进行设计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反思。在社区花园里，植物长得高高低低，很有个性，与修剪整齐的绿地完全不同。有些甚至看上去乱糟糟的，但这其实是一种更自然的状态。有一些野生植物还是本土的密封、蝴蝶的食源食物，有重要的生态价值。在选择植物时，我们会先尽量选择一些在当地能够自然存活，养护成本低的植物。比如像麦冬草，不咋管就能活。像薰衣草观赏性强，但在上海露天环境种植，一般过一年就衰败了。
第二点，植物本身生长的过程中，在颜值上能产生一些变化。前提是本土的，又能够在不同的季节呈现不同的状态。
第三个标准，能够与人之间进行互动。比如这些植物是否能和社区里的咖啡馆、餐厅这样的商户产生一些关联。像是薄荷、紫苏、罗勒，这些可以入食的香料，就可以放在咖啡或是披萨上。还有生菜、萝卜、茄子、辣椒、枸杞、苹果、西瓜、枇杷、柑橘等等都可以种。
上海东明地图花园，周围小区的居民在此种植果蔬。图片来源/受访者
在种植方式上，我们全部按照自然农法来种植，这个词最初是从日本引进过来，是指遵循大自然运作法则来指导农业生产，减少人为干预的一种耕作方式。我们用自治的堆肥、酵素、枯枝落叶等进行高标准的生态种植，尽量做到零废弃。过程中会有专业的朴门导师来给居民指导，做一些工作坊和学习课程。另外，从食品的安全标准上看，自然农法还不算是一个明确的标准，但它是在无公害食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之上，对食物有一个更严格的要求，我们希望可以可持续地生产当地当季的食物，最大程度减少对土壤、水体和生态系统的破坏。社区农耕为什么有力量，就在于它不特别依赖农业大生产，不用靠别人，不需要去购买，也不太需要长途跋涉，部分地实现自给自足，对城市中的工业食品生产系统是一种很好的补充。
乡村与城市的有机连接
L：另外，从社区花园出发，从上海的中心城市到郊区，会有一种关联，包括和乡村的农场之间的连接。2016年我们在上海做创智农园时，就经常举办一些农夫市集，我们用的种子是和上海金山区的云谷农场合作。那是一个朴门永续农场，他们会做一些种子的筛选，也会收集一些乡村的老种子。我们社区花园里会用到这些种子，包括云谷农场创始人黎海涛老师会带来一些秧苗。当然，城市不可能种那么多的水稻，见缝插针地做一些小的实验，通过这个试验田去连接到乡村。我们也会举办一些品鉴会，购买那边的大米、番茄等。还有农场举办的自然教育活动，让参与的孩子学习自然的种植方式和农业知识。通过在城市中的连接，对其他的农户也是一种教育。海涛用自然、有机的方式种植的蔬菜，不需要用化肥催熟，没有过度种植，产量也没那么高，可以卖到了十多快一斤，村民觉得很厉害，慢慢认可了这种自然有机的品种，也开始学习这种方式。
创智农园1，孩子们在亲近自然中学习植被、种植等知识。图片来源/受访者
看见身边的人
UC：当我们在与别人分享食物时，你总会发现自己与别人的共通点。因此，伴随着种植和食物相关话题而来的必然有社区和邻里对话。
L：我们通过一起种植，来克服人与人的陌生感，重建一种连接。在自家的阳台种花是一种个人的意愿，在楼道里种花，就要和对门商量。楼下的话，你就需要和这栋楼的住户商量。如果要去到更公共的地方，你就需要和相关的更多人协商。如何去和大家协商，这看上去是一件小事，但也意味着我们可以在其他事里也展开这样的讨论。之前我讲社区花园是人文主义的孵化器，其实就是说如何通过种菜、种花这样的小事，把几个人的个体性的意愿，逐渐扩展到公共领域，变成一个群体的行动。通过对公共空间的确权，比如你有没有权力去做这件事，如何去获得大家的认同，如何建立公共的规则，通过这样的讨论去发展公共精神。
百草园1，社区居民共同参与建设都市农场。图片来源/受访者
当然，公共讨论有时候是很难达成一致的，那我们就把社区花园作为一种方法，通过一起种点东西，建一个公共的花园，先在环境的改善、儿童的教育、老人的关照这些容易达成共识的地方达成共识。小步子去建立公共问题意识，组建有公信力的社群，然后尝试解决有更大的问题，更尖锐的矛盾。
比如我们在种植果实的分配上，并不是谁种果实就归谁。如果土地产权在小区，那全体居民共有。这棵树不管谁种，它的所有权利归大家共有。你种一棵树，需要用心地去养护它，不能打药，不能对公共造成毒害，需要对它承担一定的责任，但是最后别人也可以来采摘果实，这个树并不属于你。这是从法理的角度来讲。从情感的角度上，大家认可有劳有获，你种的我也不好意思去采摘。这是个体层面的，那我们在进行社区花园行动的时候，它就会有一个组织化的过程。
很多人会问你代表谁，最后通常是居委会给一个认可，组建一个农耕社之类的社群。这时候成员会制定一些分配制度，比如大家会定，采摘到的果实，参与种植的人优先品尝，还会优先把第一批给社区里的孤寡老人。我们会支持倡导大家建立这个规则，不仅仅是为了自己从公共土地上获取，产出是所有人的共享。
在一起架构、共事的过程里，大家从陌生到熟悉，彼此之间产生信任后，更容易达成共识。还有一些社区领袖会在这个过程中冒出来，这些人会成为真正的乡绅，社区共同体里的架构者。每个人都在社区花园里获得成长，人的成长是第一位的，当然我们希望是人民的成长，新人文精神的创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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