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去见一位前同事。
本来想写成“探望”，但带我去的另一位朋友说他的病情已经稳定，加之上次碰面已经一年多而这篇文章他不会看到，所以在去之前和回来后，我都对自己说就应该像这个“见”字那么平和，而非像对待怪物般大惊小怪。
不知会不会有人感到奇怪，仿佛身边没见过患有抑郁症的人，就像几乎没在街上见过残疾人一样。但数据告诉我们，这个想法是完全错误的。
抑郁症也好残疾人也罢，这是一个比例问题，越大的基数、越大的人数。
根据中国精神卫生调查，我国抑郁症人数约莫9500万，我们对抑郁症的了解尽管伴随改革开放的进程逐渐清晰，但依旧停留在劝人“想开点”的初级阶段。抑郁症的发病原因是多元化的，比如我的这位前同事，他的发作最开始是焦虑症引起，在一次骑车胸闷喘不上气倒地送医后确诊。
在我看来，前同事是最不可能焦虑的——城中村坐拥一栋收租楼、两套房子低月供、老婆带娃丈人煮饭，在辞职前每天最重要的事就是接送娃。
但感冒就是因为着凉了吗？
根据科学家们的研究，感冒和温度并没有直接关联，无论中世纪不严谨的对照还是在最冷的南极洲科考站进行比对，结果都显示温差带来的患病率提升不明显。
而类似抑郁症这样的精神类疾病，就更难用一个简单的成因来概述。
在家静养配合药物治疗后，确实前同事看起来好多了，能够吃好睡饱，更重要的是还能利用业余时间搞起闲鱼，倒卖二手学习机赚点小钱。
所以没聊多久，我们的话题就都转到了儿童教育。
谈到抑郁症，很多资料会轻描淡的用“发病有年轻化趋势”一笔带过，但前同事告诉我，他每次去医院领新药的时候，会发现医院里全是小孩子。
“没有一个大人。”
这句话让我非常惊讶。在社交媒体和道听途说中，我们往往会听到许多人讨论儿童心理问题，好事者常常压低声音谈到上个月哪个学校有小孩因为压力大出事云云，但当有身边的人向你描述亲眼见到的这个巨大反差场景，你还是会被震撼。
我开始思考自己在家庭教育中的缺点，不够冷静脾气太冲、没有耐心口无遮拦、习惯说教神经紧绷等等，一时间非常愧疚。
因为对大人而言，他们的情绪可以有许多渠道宣泄，甚至和朋友还能交流；对孩子来说，他们连手机都不一定可以拥有，更别指望同龄人能想说什么有效宽慰。
“要接受孩子是个普通人，哪怕是班上成绩最差的。我也在慢慢恢复的过程中接受了我的小孩就是班上动作最慢、成绩最差的这个事实。”前同事说这话的时候，表情没有丝毫波澜。
诚然，回顾孩子刚出生时，为人父母对ta的期望只有健康快乐。不知从几何时起，家长把自己郁郁不得志的人生投射到孩子身上，希望ta能实现自己没能实现的梦想，达成自己没能达成的目标。
在本科率只有17%、本科生就业率只有24%的环境中，我们顺着制度希望的朝向盲目崇拜学历，花了大量的金钱在学科上培养孩子，到头来面对低薪工作入不敷出的困境，唯一能迁怒的全是孩子。
我曾经问过很多人，但是没有一个人能答对这个问题：你知道在中国985、211的录取率是多少吗？
许多省份里，这个数字是不到2%。在数学中，低于5%就被称为小概率事件，意即在单次事件中不可能发生。
很多家长，连楼下彩票站的2元刮刮乐都没中过奖，却希望孩子在学业上能摸出一个大乐透。
而还没等工作几年，下一个生儿育女的要求就又接踵而至。
传宗接代这件事，国家这几年出台了这么多政策都没办成，靠念叨难不成还能解决？
电影《丈夫得了抑郁症》里，宫崎葵在榻榻米上拥抱堺雅人的剧照一直是我最喜欢的镜头。不止是抑郁症，面对人世间这么多的苦难，拥抱自己、拥抱孩子、拥抱身边的人，是我们能做的最简单、最廉价却又最有效的方法。
从前同事家里出来，我看到两位小学生从面前经过，我想我该回家了。
送上新世纪福音战士里的这首Komm, süsser To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