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年代，徐海东有“徐老虎”的威名，但他人生最后的30年时光，几乎全是在病床上度过的。这位被毛泽东誉为“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却未能享受到和平年代的幸福生活
在共和国十位大将中，徐海东算是出身最苦的一位，也是战斗中负伤最多、最重的一人。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道：“在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领导人中，恐怕没有人能比徐海东更加‘大名鼎鼎’的了，也肯定没有人能比他更加神秘的了……”
窑工出生的徐海东英勇善战，享有“徐老虎”的盛名。他打仗10年，9次负伤，他的每条腿、每只胳膊，他的胸口、肩膀、屁股全身共有17个窟窿，8次穿膛而过。从北伐战争、黄麻起义、到创建革命根据地，率部队参加平型关战役，抱病赴抗日前线
徐海东身经百战。然而，这位被毛泽东誉为“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却未能享受到和平年代的幸福生活。徐海东人生的最后30年时光，几乎全是在病床上度过的。
见到徐海东的女儿徐文惠，是在北京万寿寺路的一个部队大院里。如今，徐文惠和她长年瘫痪的弟弟生活在一起。徐文惠给人最深的印象，就是随身不离的红色，衣服、裙子，甚至几副眼镜的镜片，她都选用了红色。徐文惠曾改名“徐红”，她说自己对“红色”似乎总有一种割舍不掉的情结，一种革命的情结，贯穿着她成长的每一步。
一家被杀66口
1900年，父亲出生于湖北省黄陂县徐家桥（现大悟县）一个贫苦的窑工家庭。徐家六代都是烧窑的“窑工”。父亲有两个姐姐、五个哥哥，还有四个堂兄、一个堂姊，连同父母叔婶、侄儿侄女，一家32口人，却只有半亩地，六间房。他的童年，受尽了生活的苦难和富家子弟的欺凌。
父亲曾告诉我，18岁前，他未曾吃过一顿饱饭或穿上一件新衣。从他懂事起，便跟着爷爷开始了长达11年的“窑工”生活。1925年春，父亲在同乡好友、共产党人吝积堂的影响下，毅然投身革命，同年在武汉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父亲在被称为“铁军”的第四军中当代理排长，那是他第一次参加战斗。在汀泗桥战斗中，他以一个排的兵力消灭了敌人四个连。父亲在战场上总是冲锋在前，作战英勇、果断。不论再险再恶的战斗，他都能打胜，从此就有了“徐老虎”的威名。
1927年9月，父亲回乡了。他满怀革命热情，在家乡组织了黄陂县第一支农民自卫军。1929年，他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年关暴动。然而，父亲哪曾想，此举却让徐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暴动失败后，反动武装对父亲恨之入骨，进行疯狂反扑，先是烧了他家的房子，最后竟然将徐家66口人残忍杀害。父亲的27个近亲，39个远亲，男人全被杀光，女人多被卖掉，无一幸免。惨象，不堪回首。得知此事，父亲指天发誓：“大仇不报，誓不还家！”
如今，在湖北黄陂徐家桥，还留有徐家的合葬墓，墓碑上刻着徐家被国民党军杀害的亲属姓名，陵墓边竖有徐向前元帅亲笔题字“光荣流血”的纪念碑。
1932年秋，红四方面军战备转移时，父亲受命狙击国民党的围剿。当时父亲率领的部队已经做好了准备，哪怕全部牺牲，也要保障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全部胜利转移。当狙击任务胜利完成后，上级主力部队却和父亲失去了联系。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并没有丧失革命的意志，他异常坚定，让士兵们吹响“集结号”，把掉队的战士、伤员和其他地方散兵全部组织起来，继续坚持在鄂豫皖苏区斗争。他们后来重新组建了红25军，父亲为军长，吴焕先同志为政委。
1934年，红25军接受了党中央交给的担任“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任务。11月16日由河南何家冲出发开始了长征，经过湖北、陕西、甘肃、宁夏等省，于1935年9月15日到陕西延川永坪镇与陕北红军刘志丹同志胜利会师。在这十个月当中，父亲与国民党奋战，每天都要进行四五次战斗。
母亲是不识字的“护理家”
我的母亲，这位从未上过学，个头不足1.5米，童养媳出身的女人，却让我充满敬佩。母亲12岁就参加了革命，她是个十分刚强的女人。1932年，母亲入伍到父亲的红25军战地医院当卫生员。1934年长征开始后，父亲军中的7位女子接到通知：每人给8块大洋，投亲、靠友或者嫁人，部队不带女人长征。唯独母亲死活不走，在部队里哭，说什么也要参加长征。母亲曾裹过脚，是后来放开的，当时被叫做“改组派脚”。她那么矮怎么走得动，男人走一步，她要跑两步。父亲后来在清点长征人数时发现她在哭，才得知是因为想要参加长征。父亲被她坚定的革命意志感动，决定将这7名女战士全部留下。这就是后来红25军长征“七仙女”之说的来历。
长征到了陕南，在庾家河战斗中，父亲负了重伤，枪从他的脸上打进去，从耳朵穿出来，把他的一只耳朵打聋了，昏迷了好多天。这也是父亲第9次负伤。当时，母亲被派去给父亲当看护，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慢慢有了感情。
长征结束后，母亲和父亲在陕北结婚。1937年平型关战役后，毛主席给父亲下达了新的任务，在敌后开辟一个抗日根据地。当时有10个月，父亲杳无音信，妈妈在延安紧张得要命，好多人传说他牺牲了。直到1938年底，完成任务的父亲才凯旋归来。父亲后来去延安马列学院学习，1939年调入新四军。
1939年末，父亲抱病指挥部队，在皖西周家岗击溃了日军的一个大队。战后，他向干部作报告时，突然口吐鲜血倒地。此后6年多时间里，他一直是在病榻和担架上度过的。
父亲身体不好，母亲那时最重要的事情还是照顾父亲。父亲肺部发炎时，一件薄衣服都不能贴着胸部，母亲特意做了一个铁丝架，把被子搭在架子上，父亲就这么平躺了6年。母亲每天都要给他做护理、按摩，父亲病那么重，南方那么热的天，他卧床6年从没有生过褥疮，没有生过痱子。我后来学医，才知道妈妈是个多么了不起的护理家。
母亲经常给我们讲，“你们的爸爸虽然是我的丈夫，但他也是党的干部，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跟你爸爸的关系是战友情、夫妻情，再加上组织上交给的任务。”爸爸生病时，妈妈才22岁，之后，她护理了整整30年。她一天书都没有读过，护理得如此细心，没有这些情在里面，很难做到。
1947年秋，父亲被送到苏军控制下的大连，在那里治疗休养了9年。父亲在那里拍胸片时，苏联军医发现他的肺部大部分功能都早已丧失。然而，父亲最后却活到70岁，要不是“四人帮”在河南将父亲迫害致死，他还能活着，这简直就是个奇迹。殊不知，这背后是因为有一个辛勤地奉献了一生的女人。
打仗有瘾，当官没瘾
1936年西安事变时，我的大哥徐文伯在西安出生了。1939年5月，我在延安出生。9月，父亲随刘少奇调往华东新四军。路上，刘少奇改用化名，扮成父亲的秘书，抱着四个月大的我，前往华东。此后的行军中，我和哥哥就是被用筐子挑着，一头是我，一头是他，随着部队转移的。哥哥从小就很老实，爱学习。父亲虽然病了，但对他的要求非常严格，很早就让他学认字，每天读报纸给父亲听。我想，哥哥后来能担任文化部副部长，和他从小勤奋好学分不开。我那时候却比较调皮，上房子上树，早上穿的衣服到下午就烂了。我的性格像我爸爸，天不怕地不怕。但是有一条，我们的学习都特别好，几乎都不用父母操心。上初中时，我获得三年全优，高中也是保送的。
妈妈共生有4个孩子，我下面还有两个弟弟。
在大连，我们的生活条件有了好转。在我的印象中，父母却因为该不该给我买条裙子而吵了架。母亲说，孩子上学，总要有一两套漂亮的衣服，过个节，或开联欢会时穿。父亲却说，你一下子给她花这么多钱做衣服，你忘本。两个人吵了起来。他们的生活都非常俭朴，要求我们也一样，即便家里吃饭，菜也要分成一人一盘，要全部吃光，从不允许掉一粒米。
1955年，父亲被授予大将军衔，翌年移住北京，并在党的“八大”上当选中央委员。而父亲却说，“我这个人打仗有瘾，走路有瘾，以前喝酒也有瘾，就是当官没有瘾”。父亲一生曾三次让官，后来他一见到周总理还在谈：“我一直养病，为党工作太少了，授我大将军衔，有愧啊！”
父亲常年要靠吸氧维持生命，却仍坚持领导编写战史。1958年，我考入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那一天，爸爸还给我改了名，叫徐红。他说，“我和你妈妈都是红军，你要做‘又红又专’的接班人，继承老红军的革命传统。”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北京军区总医院工作。
然而不久，“文革”开始了。我们如此“又红又专”的家庭也难逃厄运。
那时我家住在北新桥，离我的工作的地点不远，我每天回去还可以帮忙照顾父亲。“文革”开始后，父亲的保健医生都被卡住了，药不给了，只能靠我从医院给爸爸拿药，拿针管。
但没过多久，我就被关起来了。实际上，关我就是为了想整死父亲。他们给我列了很多罪：参加我父亲的反党集团；跟我父亲参加了贺龙的二月兵变密谋；反江青等罪名。我被打成反革命，天天挨批斗。我难以接受，从我的名字，从我接受的教育，到我科技报国的理想，说我反党，我绝对不能容忍。
几个月过去了，父亲常问母亲，怎么还不见女儿回来？母亲不敢讲，就骗他说我参加医疗队下了乡。但没想到，父亲心里却非常明白，一天，他突然感叹地对母亲讲：“女儿是替我坐牢去了。”
“九大”之后，林彪发布一号令，1969年10月25日，父亲被弄到了河南郑州第一干休所。那时天气非常寒冷，夜间火车到达郑州站时，父亲被从车窗抬出去，着了凉，引发了高烧。他们不让医院治疗，给父亲断了药，叔叔们寄来的药也被扣下了。父亲患有气管炎，冬天需要温度高一点，可偏偏派来个特务“秘书”，爆裂了暖气管。后来，整个屋子潮气很重，墙上都长出了绿毛，引起了父亲霉菌性肺炎。
父亲当时瘦的仅剩皮包骨，高烧一直烧了整整5个月。这5个月中，他靠着坚强的毅力，一直在坚持，他想活着，想再见到毛主席；他时时刻刻在与病魔搏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1979年，邓小平同志为父亲平反昭雪。
探望父亲的对手张学良
最让我感到遗憾的是，父亲活着的时候，我没有多问一些关于他工作上的事情。父亲对我们要求很严，从不提及自己的战斗史，也不让我们宣扬自己是谁的孩子。他总是告诫我们：“我们就是一个普通的劳动者，如果不是因为打仗参加革命，我就是个窑工。”
在我记忆中，父亲唯一提起的战事，就是和张学良的交锋。我们在大连时，大连海校的校长就是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他每个礼拜天都到我家来，缠着爸爸讲他怎么打他哥哥的。那些传奇一直在我的脑海里，难以抹去。
2000年，张学良100华诞时，我突然萌生了想去看他的想法。他的亲属一再嘱咐我，不要向他详细提及我的父亲及其过往。在夏威夷的一所老年公寓，我见到了张学良。当被告知我是徐海东大将的女儿时，不曾想，张学良准确地说道：“你是第15军团红25军军长徐海东的女儿。”从这位百岁老人的反应，我深深感受到他对红25军有着深刻的记忆。
1934年1月，张学良从海外回国后，曾被蒋介石任命为“鄂豫皖苏区剿匪副总司令”，他从德国回来买了很多武器，准备消灭红25军。他的装备都是德国的，而那时红25军的武器装备都很落后。没想到，第一仗父亲就歼灭他一个旅，3800多人。
父亲曾说过，当年，张学良率东北军攻打红25军，他带了30万的大部队追缴父亲率领的不到3000人的部队。他们从何家冲一直打到陕北，走了10个月打了大大小小500多次战斗，一天有时候就打四五仗，父亲说他站着都能睡着了。长征到了1935年，爸爸的部队就歼灭了张学良3个师。国共合作后，蒋介石就把那三个师的番号给了八路军。其实，番号就是原来张学良师的，而缴获者就是我的父亲。
不打不相识。事过境迁，当100岁的张学良看到我这个徐大将的女儿时，似乎也勾起了他对青年时期的记忆。他到楼上请下了赵四小姐，原本定为20分钟的见面，拉着我们足足讲了1小时45分钟，我带去的胶卷全照光了。他头脑很清楚，说要节约，不能大摆寿宴，还谈了吕正操等很多他当年的东北军部属。
一年后，张学良逝世。那次见面，对于我们双方，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我的身体从“文革”后就一直不好，但我一直忘不了父亲留给我们的嘱托：“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只要有一口气，不为党工作，就是最大的耻辱。”所以，我想利用我的晚年，继续完成父亲的遗志。现在，我正在编写父亲的纪录片、画传，同时我还编写过十大将邮册、长征女红军、巾帼英雄等等专题的邮册，希望能让“红色记忆”永不消逝，代代相传。
原载《环球人物》2008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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