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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年] 安玉海：办病退别问真假，盼回家苦不择路

文摘 2024-11-22 10:40 澳大利亚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安玉海，1954年生于北京。1969年9月从北京114中学赴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五团四连，同年底，调入新组建的八连。1977年6月“病退”回京。

原题

真真假假“闹病退”

作者：安玉海

办病退回到北京后，我先后在外贸仓库、日坛宾馆工作，曾担任保管员和保卫科干部。业余时间获取了北京二外的西班牙语大专文凭，1995年下岗。自谋职业，开店、开出租。2001年应聘到北京美国驻华大使馆工作，专职司机。2012年6月从原单位日坛宾馆办理退休。同年10月辞去美国大使馆工作并申请到西班牙留学，一年半后回国。在美国使馆期间，先后获得了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本科学历、学士学位和二外的英文硕士学位。

作为“知青”的小字辈——“69届”的我，如今已经64岁了。市面上、网上关于“知青”的文章、故事、回忆录可以说是多如洪水，漫天盖地。虽然只是那个时代的余波，但仍旧波澜壮阔。这也许与“知青”这个名字有关，为了不枉为是“知识青年”，我们这一代人就应该多留下一些文字的东西。哪怕是最平凡的一件小事。

我要讲的是自己病退的故事。

相信每一位“病退”回城的兵团战士都会有自己刻骨铭心的经历。在1977——1978返城的浪潮中“病退”形成了我们这一代人一生中重要的转折点。那个最响亮的口号“扎根边疆闹革命”从那时起便嘎然而止了。

看病

早晨的太阳还没有升起，天际间刚刚露出一丝光亮，露水把田野弄得湿漉漉的。八百亩的河滩地里是清一色成熟待割的大豆。一个个黑色的豆荚，像是害羞似地躲避在浓浓的绿叶下面。战士们在地的南头一字排开，每个人占一行准备好。“开镰啦！”连长一声令下，战士们争先恐后地干了起来。

这里说的大豆不是东北的大豆（黄豆）。在内蒙把蚕豆称之为大豆。蚕豆的根茎粗壮，割起来非常费劲。头天晚上磨得飞快的镰刀不一会儿就变得迟钝了。太阳慢慢地升起，气温不一会儿就上升了好几度。每个人都在奋力地割着。女排八班长王蓉的腰痛病又犯了，她咬牙在坚持着。我回头向她望去，汗水已经浸透了她的衣裳。我站起身直了直腰，下意识地要等一等她。然而，往前一看，多人都冲到前面去了。葛强国仍旧是冲在最前面，他挥了一下有力的大手，说道“同志们加油干啊！到地头吃饭！”再看那些女战士，有人已经开始用膝盖跪在地上坚强地干了起来......

我的左小腿脉管炎再一次加重了。我由师部医院转到了呼市治疗。那是我第一次到呼市看病。临行前我拿着转院证明到会计那里领了二十斤全国通用粮票，带上每月省下的津贴费出发了。还好，同学刘振刚那时正在呼市医学院进修，我正好有个落脚之地。

当时团医院为了提高医疗水平选派了部分人员到巴盟卫校上学，毕业后再回到团卫生院。其中也有刘振刚。但后来刘振刚留校当了老师，所以他又有了到呼市医学院进修的机会。

呼市医学院位于市区北部。我下了火车，打听好路，就沿着新华大街从西向东径直朝医学院走去。那时的呼市楼房很少。新华大街虽是一条主要的街道但两边并没有什么高大的建筑。

途中经过新华广场，似乎让我眼前一亮。广场位于新华大街南侧，南端是一溜长长的宣传牌，一幅由红旗簇拥着的毛主席巨幅画像在中间凸起，格外显眼。主席台建在大街北侧，两边是观礼台，整个布局似乎是缩小了的天安门广场。广场上空荡荡的，没有任何花草树木。灰色水泥地面给人一种空旷凋零的感觉。广场的东南外侧是内蒙古歌舞团的所在地。因为我们团曾有歌舞团下放劳动的人，所以印象深刻。

到了学院后，刘振刚正在给学生上课，我只好等在外面。解剖教研室是一栋单层的灰色建筑，它的周围都是高耸的杨树，一股秋风吹来，树叶哗哗作响，我不禁打了一个寒战...... 终于下课了，同学们先陆续走出门口。最后，我看见一位消瘦老者腋下夹着一本砖头一样的大厚书和刘振刚一起走了出来。（后来了解到这位老者就是我国著名的解刨学专家刘其端先生。）我赶紧迎了上去。老先生见有人来了，就冲我微笑一下，先走了。

“你真行！怎么找到这来了？”振刚问道。

“你们怎么上课呀？”我所问非所答。

“想看看吗？如果你不害怕。”

他看着我好奇的样子，又问道。

我知道医学解剖就是和死尸打交道啊。我有点害怕，但还是好奇心占了上风。

“行！”我坚定地答道。

高大的铁门再一次被打开，迎面扑来一股浓烈的药水气味。屋里空间很大，墙壁和地面是通一色的水泥灰，给人阴森森的感觉。屋子中间是一张解剖用的大台案，台案的边上摆放着一个年轻人的头颅，黑头发，五官端正，经过药水的浸泡已变成了黄褐色。也许是由于逝者的年轻英俊才被摆放在那里。振刚走了过来，轻轻地扇了一下他的脸蛋儿。随口说道：“这小哥们儿。”顿时，我的恐惧消失了许多。再往前看是一个大水泥池，里面全是用福尔马林泡着的尸体和一些被切开的人体器官。南边靠窗户，是一排年龄不同的人体骨骼。我想人死后身体不过就是个躯壳，但活着的时候是有灵魂的。灵魂才是生命的意义所在。参观之后后我们马上离开了教室。

解剖楼的东边和南边是两栋六层连体的红砖楼，那就是学生宿舍。刘振刚住在东边南楼的三层。来到宿舍，振刚把我安排在他室友的一张空床上。室友是呼市人，叫褚月虎，基本上每天都回家去住。他是学中医的，为人热情，实在，交际能力特别强。他为我住院的事跑前跑后，很快就为我办好了住院手续。最终我们成了好朋友。后来去呼市我还在他家里住过。

褚月虎的父亲是一家物资单位的业务员，非常外场，他从不把我当外人。每次到他家，他都叫我和他全家一起吃饭。月虎的母亲很会做饭，一桌子的菜不一会就做完了。月虎母亲做的小菜腌茄子有一股独特的味道，好吃极了。我还记得她还给我讲述了那小菜的大概做法。她说，先将茄子洗净蒸熟，晾凉后，再把茄子切开一道缝，将大蒜剁碎，加盐，塞入茄子中，然后放入坛子，密封一周后就可以吃了。

我住在医学院附属医院的中医科病房。医生说我的病用汤药治疗效果比较好。主治医生杜义是褚月虎的同学。杜医生看上去比月虎长几岁，瘦瘦的身材，带着一副白边眼镜，一副学者的模样。我们喝的中药都是他给开的。我在医院的日子就是每天早晚喝两大袋中药和吃三顿饭。中药是医院煎好了的，每天自己到固定的地方去取。没过几天那苦苦的中药汤我就喝够了。

病友都是一些慢性病患者，乍一看，都跟好人似的。我们住的病房高大明亮，里面有七八张床位。病友们的关系都很好。医院管理很松，晚上甚至可以偷偷地出去。挨着我的病友也是一位年轻人。他很健谈。听他的口气，他是干部家庭出身，因为他每天谈论的都是机关干部大院的事情。大家都叫他小青。一天下午我们几个病友商量好要到外面吃一顿。小青此时大显身手，他说，“我带你们去，咱们去吃手扒肉！”

那是一家位于新华大街上的特色餐馆，位于马路北侧高台阶上。门脸外面有一块空地，那里架着一口直径一米五的大锅，水煮得滚开，里面白汤白肉，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我们在屋里找了一张桌子坐下。一会儿，服务员把一大盘连筋带骨的羊肉端到了我们面前。这是我第一次吃手把肉，虽然垂涎欲滴，但真的不知如何下手。只见小青捋起袖子，抓起一大块肉，就大嚼了起来。

据说手扒肉是蒙古牧民最常吃的食品。这种传统吃法可以追溯到古代。明《夷俗记》云：“其肉类皆半熟，以半熟者耐饥且养人也。”我学着小青的样子，一手抓肉，一手拿刀费劲地吃了起来。店里还有一样菜——炖羊肉，一块钱一碗。说真的，我更喜欢吃它。因为它好嚼且口感香嫩，更适合咱们汉民族的口味儿。

巧遇

周一是查房的日子。那天早上，大家都乖乖地呆在自己的床上，等待杜大夫的到来。我坐在床头向窗外望去。金色的朝霞还没有退去，几只麻雀在树上不停地喳喳叫着，像是在求偶。门开了，杜大夫由几名年轻的医生和护士簇拥着走进病房。他手里拿着病历夹，认真地开始了工作。按照床号，他一个一个地仔细询问病情，并逐个地给病人诊脉。轮到我时，他问我感觉怎样。我说我的腿已经不疼了，感觉好多了。他说，“冬天马上就要来了，你一定要注意保暖。”听了他的嘱咐，我心里热乎乎的。

自从我的右小腿被确诊为早期脉管炎以后，我的思想负担一直很重。爸爸妈妈知道了以后更是着急。俗话说有病乱投医，他们听说哪儿有偏方，竟不惜高价从私人手里买药。我记得探亲时，街坊的一个外地亲戚说有一种药可治我的病，爸爸妈妈就马上给人家钱，并托人家从外地邮寄过来。

医生讲，脉管炎如不及时治疗，能导致下肢干枯坏死，严重者甚至截肢。现在回想起来，兵团的医疗待遇还是不错的，公费医疗，还可以转院到呼市；有一件事我记得不太清楚了，好像是，住院还能每天补助五角。

我怀着感激的心情，望着杜大夫走出门去。这时，有一双手突然从背后捂住了我的眼睛，我一下子蒙了。喂喂！是谁呀？......我大声嚷着，使劲扒开那双手，回头一看，竟是一位穿白大褂的女孩。......我想起来了。对！她是我的中学同学于萍。你瞧她那黄毛，在白帽子的下面露出了一撮。她还是那么调皮。我记起来了，她家就在学校南边的村子里。“你还认得我吗？”她高兴地说道。——“不认识！”我顺口答道。她伸出手来“啪”的一声，打了我一下，“撒谎！”她还是那么泼辣调皮。原来她是去了临河三师二十一团。她在团部医院工作，现在在呼市实习。她中学时的影子迅速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那时的她，穿着朴素，又黑又瘦，标准的黄毛丫头。她说她在血液科实习。一定要我到血液科找她玩儿......

托付

经过一段时间的住院治疗，我又回到了连队。此时团里又一次冬季水利会战在热火朝天地进行中。连长照顾我，就让我赶着驴车往工地上送水。“挖大渠、脱大坯、养活孩子XXX”（此处的不雅之词略去），这是当地流传的民间俗语，号称三大累。我似乎悟出个道理，只要是在这里生活，挖渠清淤的活是永远干不完的。河套地区是引黄灌溉，黄河携带的泥沙每年都会在渠道里大量淤积。今年清了这条渠，明年那条又该清了。不清淤就很容易造成渠背决口，那样的话会造成巨大损失。

水利大会战的惟一好处是可以大口地吃肉。因为各个连队的炊事班都会想尽办法改善伙食。那是一个星期天，后勤排长王池和马号班长王家平一大早到牛圈里选了一只肥壮的黄牛。他们用绳子套住，在拉到礼堂前的空地上......

据说杀牛是和杀猪不一样的。杀猪人一刀刺入猪的心脏，猪很快死去，不那么痛苦。可杀牛，要先割断喉咙，等血流干，牛才会慢慢死去。牛死前都会流泪，也会发出低沉的哞哞叫声。杀牛的时候我没有在场观看，但我后来看到了那一大摊血迹。随后的整整一周，每天牛群从那里路过都会发出凄惨的叫声。

几天后工地上传来不幸的消息。说是别的连队，我记不清是那个连了，因吃牛肉包子撑着了，送团部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早在1974年年底流传来兵团要转成地方农场的消息。兵团战士，包括现役军人和复员老兵开始小拨撤离。有的兵团战士为了病退做出了自残的行为。兵团战士开始了两级分化。一些知青先后走上了连的领导岗位，这些人大多身体好，任劳任怨。包括翟兴旺，他是工农兵学员，毕业后又回到连队。他先是七连连长，后来走上了团领导岗位。也有一些人开始破罐破摔，打架斗殴，还偷东西。八连的炊事班库房就曾经被洗劫一空。

人少了，连队变得死气沉沉。以前十个人的大通炕，变成了三俩人住一屋。我也从前排房子搬到后排东边的第一间。没有床板，我就到河边砍了两棵树，用树干做成一个框子，中间用麻绳编成网，上面铺上草，铺上褥子，就成了我的单人床。我当时觉得还挺美的。一躺下去中间就会凹下去。说句不好听的，就像是架起来的狗窝。

又是一个星期天，我正在宿舍里无所事事地呆着。黑洞洞的屋子里阴森森的。忽然有人敲门，还叫着我的名字。我赶紧打开门，一看，是两位不认识的女战士。她们两个人一胖，一瘦，但看上去都文绉绉的。矮个的稍胖，戴着一副深度的眼镜。她掏出一张纸条递给了我。我接过纸条打开一看，上面写到：“玉海你好，见信如面。这是我的朋友——徐小棣。她正在办理病退，需要师部医院的医生证明。希望你帮助她一下。落款是刘振刚。”看见了振刚的字，我马上答应了下来，并商量好第二天星期一，就去前旗师部医院。当时徐小棣已经是团部小学校的老师。陪她来的是五连战友赵嘉姗。她们俩人是最要好的朋友。

第二天早上8点多钟，我来到徐小棣那里。正值冬季，她在炉子上给我煮了面条，吃完了，我们就出发了。

多次看病的经历，使我交了很多朋友。举个例子，我在呼市住院时，有一个病友，他是刻字社的师傅。出于好奇，我求人家给我刻了一个有机玻璃的小章。后来我还到他家里去过，为了不空手，买了一只大公鸡给送了过去。

几个小时的颠簸，到前旗时已经差不多中午了。到门诊部一看，医生们都已经下班回家吃午饭了。我们顾不上吃饭径直来侯小军医生的家里。候医生三十岁左右，她是褚大夫的同班同学。我知道这件事也是比较为难她，但事到如此只能是试一试了。我直截了当向她说明了情况。但她说这种病必须有化验单才能开证明。我说那好你先给开化验单吧我们去化验。

我们转身又回到医院，来到门诊化验室的门口。我让徐小棣在走廊里坐下等在旁边。走廊里人很多，我站在化验室的门口搜寻着熟人。忽然熟人出现了。小何，他穿着白大褂正好路过。此时他已经当上门诊护士长一年多了。我赶紧跟他讲了情况。他接过化验单什么也没说转身进了化验室，两分钟后把填好的化验单递给了我。我悬着的心一下放了下来。接着我来到候医生的诊室开好了证明。

事情办完了，已经赶不上公交车了。该考虑住宿的问题了。我们顺便拜访了医院门诊部的支部书记老李。老李原是八连的副连长，当地人，他调到二师医院有一年多了。他见我们来了，就热情地招待了我们，还请我们吃了饭。饭后，他说我办公室有张床，不行，你们就在这凑合一晚吧。

天色渐晚，外面街上已经冷清了许多。把徐小棣安排好之后，我起身要走。“没事儿！你就住这吧！”听得出，徐小棣说这话是真心的。“不啦，我有地方住。”我心里还是惦记着十九团招待所的炖鲤鱼。

一转眼就到了春天，随着兵团正式转为地方现役军人都退役了。连长谢希成回了老家。指导员李斌倒是不太着急，等着老家给安排的一个副县级的职位。新来的连长叫胡庭旺是一位消瘦的复员老兵。他总是穿着一身发白的旧军装，只是没了红领章和红帽徽。他虽然没有老连长的一脸笑容，倒也总是和蔼可亲。

偷濳回京

兵团转成农场以后，团里的现役军人没有了，十五团更名为五原建丰农场。原来的丁副团长（原地方干部）成了建丰农场的场长。劳资科长换成了刘云。刘云我早就认识，他原来是七连的副连长。我打开衣箱取出藏在衣服下面的半条上海牌香烟和两瓶二锅头到了他家。我递上香烟，他撕开烟盒，抽出一支叼在嘴里，突然他发现有一只白色肉虫在烟丝里蠕动，他用左手食指轻轻一拨，把虫子拨了出来。当时我感到非常尴尬，但他似乎一点不在意这个小意外。他客气地对我说道：“小安，你放心。等一解冻我就给你办。”终于砸实了我的病退材料。

我准备偷偷回京。

几年的看病经历使我出门在外更加轻车熟路。我再一次来到了呼市。那天的傍晚格外地寒冷。我路过新华广场时，北风毫无遮拦地在我耳边呼啸肆虐。我住处还没有着落。我匆忙赶到附属医院去找于萍。正好她还在，当时她快要下班了。她问我住在哪里？我说还没有住处。此时和她和她的同事林医生正要准备下班。林医生是包头二院的医生，也是来呼市进修的。林医生同情地看了我一眼，略加思索，就指着一个高高的手术推车说：“你今晚就住在这儿吧。”听了她的话我先是吃惊，然后是感动，没想到住宿的问题就这么解决了。

望着空荡荡的走廊，我呆呆地看着她俩离去的背影。她俩仿佛就像是一对天使。林医生那窈窕的样子一下子印刻我的脑海里。她皮肤白皙，五官清秀，弯弯的眉毛下面是两只黑亮的大眼睛，微笑时，两片薄薄的嘴唇里露出整齐的白牙，一头秀发被白医帽掩住，但仍掩盖不住她那十足的青春气息。她的面容略显刚毅，显示出一份职业医生的样子。第二天，我按计划买好了去北京的火车票。临行前我们互留了通讯地址。我说了声再见，就匆匆地出发了。

到北京后我直接投奔了我姐姐。姐姐住在东郊大望路附近的八王坟村。她婚后没房，就一直租农民房住。姐姐和姐夫单位都在东郊上班，离家近，还算是方便。我的到来多多少少还是给姐姐带了一些压力。因为我是以到呼市看病的名义偷偷地跑回北京的。所以一直也没有回东四的家。我猜不出这时候我父母的感觉。也许姐姐就根本没告诉他们。

姐姐给我留下一些钱，每天我要自己到外面买点菜和肉自己做午饭。由于村里没有商店，我必须沿着一条两边有高压线的水渠走到北面朝阳路上去买东西。渠的西面就是北京著名的东郊发电厂。

姐夫的一个远房亲戚在北京大兴县的一个村里当生产队长。姐夫和我还特地拜访了一趟。那时候我想万一病退不成。我就转插到那里。总之一天也不想在内蒙呆下去了，盼着早一天逃出那个鬼地方。

在北京呆着，天天又惦记着病退的事，心里非常不踏实。那几天过的就是与世隔绝的日子。我的活动范围基本上也就是一公里之内。不知焦虑过度，还是油水突然增加的缘故，突然左太阳穴上长了一个小包，其实也不疼不痒。自己照镜子拿着缝衣针连着扎了好几针，想着让它赶紧化脓然后挤出结痂就好了。谁知道，这一弄，一下子感染了，太阳穴肿起了一个蚕豆大的包。

不能再待下去了，时间久了害怕引起连里的怀疑。就这样我又匆匆地回去了。

回到连队，指导员已经换成了庞树平。他是复转军人。小个子，说话干脆利落。葛强国也被提升为八连的副连长。

我赶紧到团部医院看病。医生看后，给我开了消炎药，发炎症被控制住了，但很长时间也没完全好。

病退回京

1976年9月9日下午，我独自一人在马号的饲料棚外面闲逛。突然听到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里传来毛主席去世的消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万分悲痛的心情对外宣布：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伟大导师毛主席于当天凌晨零时十分在北京逝世。”我的脑袋轰地一震，感到天塌了下来一样。我真地蒙了，大脑一片空白，半天醒不过味儿来。一个月后，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在10月6日一举粉碎了“四人帮”。

那年年底我再次回京探亲了。一天我正好路过东四路口，街上突然传来喧闹的口号声。我顺着声音朝东望去，东边路北的白楼里，一群外交部的机关干部高举着华国锋的画像和红旗从大门走口出来。他们向西先进入猪市大街，然后从美术馆十字路口向南，通过王府井，向天安门进发。很久没见到上街游行的景象了。以前都是举着毛的画像，现在是华国锋的画像，感到很新鲜。从这一景象里，我感到了世道在发生变化。

探亲假期间，我几乎天天往东城劈柴胡同跑。因为那里是东城区知青办的所在地。那是一所旧式的二层小楼，每天到那去打听病、困退消息的知青人满为患。二层是一个二百多平米的低矮大厅，北面墙上高处有两个小窗户对着外面的胡同。东墙上张贴着一些政策宣传材料，南面和西面是几个办事的窗口。厅内灯光很暗，总是阴沉沉的样子。

为了开病假条我几乎跑遍了附近的医院。协和医院、北京中医医院、隆福医院。妈妈还带着我去了三零一医院，那里有一位我管她叫姐姐的耳鼻喉科的医生，她是我父亲拜把子兄弟的侄女。我给连里写信询问团里办病退是否解冻。当我看到强国那漂亮的钢笔字回信时，我感到既羡慕又惊讶。

那时自己年轻，真有点出牛犊不怕虎的样子。午夜十二点自己一人来了长安街上的电报大楼给丁副场长（此时的他已经是建丰农场场长）打了个长途电话。还好，丁副场长居然半夜起来接了我的电话。他说快要研究解冻的事了，让我放心在京治病。

1977年春天，团部又开始办理病退了。很快我的材料被转到北京。我再次来到东城“知青办”时，办事人员告诉我，我的材料已经到达北京。并通知我，你可回去等待调令。

1977年6月15日我终于收到了团部的病退通知。那时候连队的知青已经差不多走了一半。此时的我只有一个心思赶紧离开，一切都那么匆忙甚至都没有回头看一眼。连队、团部、火车站三点一线。最后只是在五原的街上买了一块白色的毡子带给北京的姐姐。我回到北京的时候，已经年满23岁零3个月。屈指一算，从十五岁离开北京，八个年头已经过去了。

随着知青的返城，人口的增加，北京似乎是又焕发了青春。隆福寺街更是一派繁荣景象，尤其是到了周末，人头攒动。说真的，那时候我感觉喝口水都是香的。

我再一次来到北京301医院去看我太阳穴的小包。康梦奎姐姐看过之后，给我开了一盒中草药制作的药膏，让我回去糊在上面。太神奇了！几天后，半年多的炎症居然消失了；小包没有了。

1978年是建丰农场最后一拨病退的离开。在我走后，剩下的“知青”大都是家里无门路，自己又是老实巴交的人。在有“知青”兵团战士最后的两年里，农场开始接收复转军人的家属和少数附近的农民。一些兵团战士开始和从河北来的女孩儿谈恋爱。八连最后一任卫生员北京知青小王也遇到了自己的终身伴侣。这虽然给他们造成了后来北京落户口的难点，但这又算得了什么呢？反过来看，岂不是“知青”抱得美人归吗？

尾声

突然，有一天我收到林医生的来信。信中说，她要来北京出差，并让我到北京站接她。那天上午，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早早地来到北京站。我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找了一个相对清静一点的地方等待着从包头方向开来的125次列车。列车准时到达了。我睁大眼睛向出站口望去。在拥挤的人群中她出现了，她似乎也看见了我，我赶紧迎了上去并帮她拿行李。我见她面容有些憔悴，声音也有些沙哑。或许是旅途的劳累？但我发现她两眼红红的，白净的脸颊上还挂着泪痕，明显是刚哭过的样子。我想她肯定是有什么伤心事。但我力挺着，装作什么都没看见的样子。并没有问她是怎么回事儿。

林医生住的旅店是一座老式“红楼”改建的，它位于前门大街东侧的一个胡同里。她的房间在二层。我提着行李，登上吱吱作响的楼梯，沿着曲廊，像是转迷宫似地来到她住的房间。房子不大，阳光透过明亮的大窗户照进屋里，白墙，白床单和叠放的整齐被子显得干净利落。我放下东西，站在门口看着她忙碌的样子。她脸上的痛苦似乎消失了。她微笑着对我说: “谢谢你来接我。”然后她说她要先到医院办事。我说你先忙，等忙完了再到我家找我。

那天是星期日。她上午早早就找到了的家。我们游览了北海、故宫并沿着筒子河漫步。

傍晚，我送她回饭店。我们从箭楼下向南通过马路。两个人沉侵在游玩的快乐之中。突然一辆汽车开了过来，我下意识地拉住了她的胳膊，猛地把她拽到了怀里。汽车像是一阵风似地开了过去。还好，一切平安无事。我松开了手。她温情地望了我一眼。我顿时感到有一些羞涩。

晚上我回到家，发现早上她的一个小包忘在了我的家里。我好奇地打开看了看都是一些女孩子的必备用品。我决定第二天给她送过去。当我赶到她的旅馆时，看见一个男孩和她在一起。她说是她的男朋友。此时我感到十分尴尬。我明白了，一定是他们闹了矛盾，男孩子又追到北京来了。林医生说明天就要回包头了。我说，“好，那我明天送送你”。第二天我特地买了一些北京果脯。都是小包装，酸、甜、苦、辣......

她走后，我知道一切都过去了。但我还是耐不住自己的心情给她写了一封信。因为是她唤起了我第一次真实的爱情。我写到：“林医生你好，当你接到这封信的时候，你或许你会猜到了我的心，或许你知道我要向你表达什么。真的！当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你就让我心动......”

安玉海返回内蒙兵团二师十五团八连。2014年6月摄

文图由作者许可本号分享

原载《记忆》28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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