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晖] 邓天雄：苦尽甘来的老母亲
文摘
2024-12-15 06:02
澳大利亚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邓天雄，1953年生于成都。初中未毕业到云南支边八年。1978年考入四川大学哲学系。西南财经大学哲学教授。又值寒冬，虽有空调，还是怀念儿时让家人围坐在一起的炭火，怀念寒夜里我长满冻疮的脚，总会被母亲捧着，捂在她温暖的胸膛。每忆至此，怎不叫人有泪盈眶。
母亲陈孝先去世五年了，心静的日子，常常会想起她。她的音容笑貌，她的待人处事，她的勤劳节俭，她的智慧善良，她的偏爱狭隘……哦，母亲，你不仅给了我身体，还浸染了我的灵魂。
上篇
母亲的勤劳
也许这值不得特别描写吧，天下的母亲大抵都是勤劳的。但看到今天城市里好几个女人围着一个小孩转，就不得不惊讶母亲拉扯大六个孩子，却从未请过保姆，尽管家里也曾小康过。我自己怎样被带大虽有一些记忆，但印象更深的是妹妹的成长。
那时母亲在酿造厂工作，一早出门，牵着我，背着妹妹，直奔工厂。文革前工厂晚上常有政治学习，所以我们经常一天三顿都在厂里吃。母亲的襁褓和厂里的摇篮一度是妹妹生活的全部地盘。多年以后，母亲仍退而不休，只要一到我家，就将锅碗瓢盆用碱水洗得铮亮如新。有时回家，看到她背着孙子在厨房忙碌，心里真不是滋味。
我们也劝过她不要那么劳累，听到的还是她从我们小时就反复说过的话：变猪就不累，吃了就睡，就是长肥了要挨一刀。这些话当时好像没有听进去，可是它是怎样无形中影响了我的人生啊。我中学时因替人出头差点被全校批斗，是班主任吴老师跟工宣队说，这个学生不仅学习好，还爱劳动，本质是好的，就让他写篇学习毛选的讲用稿吧。在云南农场时，我桀骜不驯，常顶撞领导，入团都成了困难户。是团支书徐平顶我，一句“他劳动偷不来懒”，让我后来的路顺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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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有个习惯曾让我们不解，她不喜欢煮稀饭，当然也不喜欢吃稀饭，即使晚年她牙齿基本落光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后来知道了原因，那是她当师娘时落下的病根。
父亲在解放前开了个小作坊，请了几个帮工，还带了几个徒弟。母亲除了带小孩外，还要帮忙煮一大堆人的饭。父亲曾交代说，工人是下力的，稀饭不顶事。这话之后就成了对母亲的最高指示。多少年来，顿顿干饭，要不是过粮食关，她连稀饭的味道可能都忘了。父亲的几个徒弟因此对她像自己的亲娘。
我们的田师兄，解放后曾被启发批判自己的老板，可他说，啥子剥削哦，师娘还给我们洗衣服煮饭，大家都在劳动。1950年代初税收很重，作坊很难维持了，田师兄就出去打工，挣钱回来帮师傅缴税。后来他当了厂长，费了许多周折，才把公私合营时错误征收的住房还给了我们。
我们的大师兄，大的小孩比我还大，几个孩子见了我和妹妹只管叫师叔小嬢，旁人不解，他们一笑了之。逢年过节，红白喜事，这些师兄们是绝不会忘记待他们如儿子一般的师娘的。
我们家是一个大家族，亲戚很多。因曾祖母太强悍，打跑了几个儿子，有的生死不知，有的流落在外。他们的后人有的找了回来，在大多亲戚那里都遭受了冷遇，唯独母亲热情相待。我们家自然也就成了他们在成都的落脚点。吃住之余，母亲往往要送点旧衣物之类的东西。这种事虽小，却不是人人能做到的。
我的大伯以前学道士，解放后还俗，没有一技之长，家境不好，去世又早，他的儿子有多少个团年饭是在我们家吃的啊。穷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增广贤文》里这些关于世态炎凉的话，母亲是知道的，但她以自己的善良，让我们这个并不富裕的家给了多少亲友以温暖啊。
我们住浆洗街时，邻居有个宋姆姆，老公是木匠，家中四个小孩。很长一段时间，每个月都要找母亲借五块钱，等过了十来天再还，到时候又再借。家里也有手紧的时候，但母亲从未推脱过。这边借出去，那边又叫我到二伯或者幺伯那里去借回来。跑路的往往是我。我难免不解和抱怨。母亲说，我们还有亲戚可借，他们那么困难，怎么好意思说不借呢？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这就是我的母亲，类似的待人接物，数不胜数。
76岁生日，母亲和她的四个女儿，1996年成都永陵
母亲出身农家，节俭是其本色。她晚年与我的矛盾多缘于此。记得住浆洗后街时，曾为了让她换一条毛巾而多次劝说，那毛巾可是洗得没一点毛，只剩经纬线了啊。她辩解说解放前没有用毛巾，随便一块布不也把脸洗了吗？
我没辙了，只好搬出三姐曾工作过的毛巾床单厂的事来吓她。我说你记得三姐的好朋友陈淑华不？她说记得。我说她现在惨得很。她问怎么啦？我说现在厂都垮了，在家待业，吃饭都成问题。她说好好的工厂怎么会垮呢？我说毛巾卖不出去呀，就是像你这样的太婆两三年才换毛巾，把人家工厂都搞垮杆了！母亲沉默半晌，终于幽幽地说了一句，那就换吧。对付母亲这一代人，上纲上线还是比较见效的。
小时候和妹妹跟母亲在厂里吃饭，十几块钱我们三人就要吃一个月，早饭、午饭都在厂里吃，连晚饭有时也在厂里吃。最奢侈的事就是发了工资的第二天，母亲常带我和妹妹在甜食店一人吃一个醪糟粉子蛋。有的朋友不理解我为什么对老干妈之类产品不感兴趣，这么说吧，大凡酿造厂里生产的东西我都不大喜欢，十几年啊，那些东西一直在为我佐餐，难道还没有吃够？
后来改革开放了，家里的日子也逐渐好了起来。可能是以前饿怕了，母亲对吃一点都不吝啬，经常炖鸡炖肉，还常说吃到肚子里的东西才是真的。可对衣服日用品之类的东西，却是能省就省。她有件汗衫，洗了后挂在衣架上，着实把我吓了一跳，大洞小眼，像经历了枪林弹雨的洗礼。我说老妈呃，你还是给我们留点脸面吧。她说穿在里面别人看不到，丢什么脸？后来给她买了新的，好说歹说，才把那件可以进博物馆的劳什子淘汰了。
77岁生日，母亲和儿女们， 1997年成都南郊公园虽然家里也曾经过过好日子，但多数时间是贫困的。舍不得丢东西就成了母亲的习惯。浆洗街桥南街住的都是老式的砖瓦房，门坊门板间隔都是木头的，钉钉子很方便。母亲虽然把桌椅餐具等东西擦拭得干干净净的，可墙壁和门后挂满了各种袋子，使得家里看起来并不整洁。
这些袋子被我戏称为“炸药包”，里面究竟装的什么可能她自己也不完全记得。让她骄傲的是那个我外婆传下来的竹篮，我们叫“簸簸”，里面真是包罗万象啊，从各种针头线脑到我可以玩的黄蜡吸铁石，通通的有！每当有破衣服要补，母亲从簸簸中找到所需的材料时，那个得意劲就不摆了。
母亲晚年时子女的经济条件有了很大的改观。不时有孩子给她添些衣物，可她很少上身，有时还穿当年的工作服。当问她为何不穿新衣服时，她总说我留着走人户的时候穿。我可怜的母亲啊，还在想着要在她的兄弟姊妹邻居朋友面前光鲜一把，显摆一下。
她没想想，在她瘫痪的八年时间里，先她而去的有多少故人。邓陈两家，到母亲去世时，邓家这边她是同辈人中的最后一人，娘家那边也仅存一个表弟及弟媳。我们收拾遗物时，看到好多衣服都未穿几次，有的光彩如新。由于身材款式等问题，这些衣服后人很少留下，让保姆选了一些，剩下的付之一炬。节俭的母亲如泉下有知，该是怎样心疼啊！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这是你常说的话，怎么就那样想不通呢？
78岁生日，母亲生病前最后一次外出，1998年郫县世界乐园文盲的母亲对文化极其热爱。大跃进时她在厂里参加了扫盲班，一有空闲，就拿出扫盲班的教材诵读，念得我耳朵都听起茧了。特别是那篇“今天我登上了天安门，比我结婚那天还要高兴”，母亲老把那个“还”念成还珠格格的“huan"。我还没上学读书听起都觉得别扭。你一纠正她她就笑，好像她是在有意搞笑似的。由于没文化，母亲在工厂里干的都是体力活，所以她非常羡慕那些做会计文书之类工作的人，也常以那些人为榜样教育我们要好好学文化。
母亲没文化，却无师自通经济学和管理学的一些道理。她很早就把我当经济人看待，以金钱来刺激我的学习成绩。一个5分一分钱，就是母亲对我一贯的政策。每逢期末，把各种作业本搬出来，一本一本地数5分，最后看到母亲含笑掏出钱来，那是我们母子俩最快乐的时光。
有了电视机后，看电视成了母亲的一大爱好。戏曲和电视剧是她的最爱。解放前她也曾跟父亲到戏园子看过几出戏，还听别人讲过一些戏文。母亲对自己还有印象的戏特别喜欢。什么穆桂英与杨家将、薛仁贵与樊梨花、刘备曹操这类的戏，她是百看不厌的。不但自己看，还要有人陪着看，经常兴奋地叫我坐在她身边，给我讲戏中的情节。
比起父亲来，母亲是幸运的，她的长寿，让她赶上了电视与汽车的时代。让我称奇的是，母亲跟我们一起看电视，居然看懂了足球。每当看到球员把球踢出自己的底线时，母亲都要兴奋地大叫“搅球”（即角球，成都话“角”本应读“ge”），引得我和儿子一阵大笑。
母亲虽然没有文化，但却称得上是睿智的。她记忆超人，几十年前的事，能讲得清清楚楚。更重要的是在家庭大事上，她比父亲显得更有远见。
1950年代，国家宣传妇女解放，提倡家庭妇女走出家门。母亲不顾父亲反对，报名参加了工作，当时我才两岁多，母亲得下多大的决心啊。1966年父亲两次摔倒，终因脑溢血而瘫痪。他求母亲退职照顾他，母亲没有听从，自己仍旧上班，白天请父亲没有工作的大哥帮忙照顾，下班后自己不顾劳累，接着照管父亲的饮食起居。
晚年母亲曾讲起这些抉择的原因。她说当时搞公私合营，生意不能做了，我要是不工作，你爸爸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怎么养得活一大家人？后来他病了，又叫我退，那点退职金管不了多久，你们两个小的以后咋办？我当时要是退了，没有退休金，现在要给你们增加好多负担哟。
母亲有点信鬼神，却并不迷信。她有时讲起她听来的鬼故事，以及她自己看到的所谓鬼，绘声绘色。但讲完后她总爱补充说，这些可能都是假的，或者是看错了。因为共产党说没有鬼。她说，她的老家也就是成都郊外的神仙树，解放前时兴供奉坛神。家家都摆一个大坛子在神龛上，谁要动了可就不得了了。她亲眼看见她的一个长辈因为动了坛神而发疯，在酒席上把桌子掀翻，提起八仙桌的一条腿就舞了起来。但怪了，解放后不准供坛神，也没见谁发疯了。所以啊，母亲总结说，就算有鬼神，毛主席也是最大的神仙。他一出道，其他鬼神都只得让路了。
母亲有时也到庙里烧香，但从不刻意为之。她常说心到就行，菩萨又不炒菜，也不买东西。送到庙里的清油和钱，还不是和尚点灯炒菜买东西用了。有一次周末无课在家，母亲的几个老同事来约她去烧香，她说要给我弄饭，几个老友就笑她想不开，说儿孙自有儿孙福，然后就问我能不能以后工作了每个月给母亲几十块。我开玩笑说我只挣几十块，都给了我喝风啊？她们狂笑后劝我母亲，说还是组织靠得住，你现在不去烧香，以后下去了哪个组织管你哦？母亲听后只是笑笑。
尽管解放后我们家的生活水平下降了，但母亲对共产党和新政府却少有怨言。也许她是从自己的角度来看的吧。解放前没有工作，在家中毫无地位，父亲尽管最先是学厨师的，但煮饭等家务都由母亲承担。家中大小事务皆决于父亲。父亲嗜好烟酒茶，甚至抽上了鸦片。每谈到此事母亲就说新社会好，她说那么多人劝你爸爸戒鸦片，都不成，共产党一来他就戒掉了。
她还说旧社会乱得很，外婆在神仙树家中就被棒老二抢过。天府广场以前叫煤山，刘湘邓锡侯两个军阀曾在那里大打出手，吓得家里人都往乡下躲。日本人扔炸弹炸成都，少城公园的动物笼子被炸坏，一只猴子跑到桂花街到处翻东西……总之，旧社会一片混乱，穷人更多，还是新社会好。在新社会父亲要弄饭了，妇女能参加工作了，没有吸毒卖淫等乱七八糟的事情了。
80岁生日，母亲因幺女迟到而生气，2000年天府广场
我能有较多的好朋友，是跟母亲的为人分不开的。母亲待客的理念是“在家不会待宾客，出门少主人”。母亲对子女的同学朋友异乎寻常的好，有多少同学在我家里吃过饭、留过宿啊，以致几个中学同学都称母亲为老妈。在我去云南支边的日子里，他们多次帮母亲刷墙打扬尘挑水。我从云南回来上学时，我家每个周末都是返蓉战友聚会的场所。那些欢声笑语，仿佛至今还在耳畔回响。
跟儿媳的相处，母亲也有自己的高招。“会爱儿的爱媳妇”，是她多次讲过的话。在我家带孙子时，中午她常常是随便对付一顿，等晚上儿媳回来时才炒新菜。儿媳换下来不及洗的小东西，有空时她随手就搓了。
母亲啊，你的爱心善念媳妇是有感应的。你去世后，我想把你的骨殖放在家中供奉一段时间，问媳妇怕不怕，她说妈那么爱我们，在家里只会保佑我们，有什么可怕的呢？直到现在，一遇到为难的事，比如自己的儿子儿媳考试、找工作、出远门，家里有了大蜘蛛，她都还会站在你的遗像前，心中默默念叨，祈求你的庇佑。
80岁生日，母亲与儿孙们， 2000年成都人民公园写到这里，母亲差不多成完人了。但天底下哪有完人呢？
作为多子女的母亲，偏爱是个大忌。我观察到有不少家庭是因父母的偏爱而失和的。但这种偏爱又是很难克服的，母亲也不例外。俗话说，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我们家姊妹年龄相差很大，跟我挨着的姐姐都要大我7岁。姐姐哥哥们或早早工作，或在外读书。父亲过早去世后，陪伴母亲的主要是我和妹妹，所以母亲对我们两个小的特别关爱一点是可以理解的。
两个小的中，又因为我是男孩，17岁就离家远走云南，母亲特别心疼。六个子女中，她最爱到我家，住的时间也最长。妹妹曾感叹说，我们妈爱娃娃的方式很特别，最爱小哥，就是要他多做事，多出钱。是啊，我25岁从云南回成都后，家里的事就主要由我操持。清明祭祀，母亲生日，除夕团年，都是我在安排，出力出钱多一点是事实。
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母亲常到我家，除了帮我做一些家务外，有时还要贴一点菜金。特别是临终前几年，多次表示要把住房留给我，我拒绝后，又说要留给我的孩子。我说你不是常说“竹子都靠不住还靠笋子”吗？她方才作罢。
母亲瘫痪八年，我们姊妹齐心协力地照顾，得到了邻居和保姆的高度评价。现在每年几次大家庭团聚，其乐融融。很难想象我要是有贪念要了房子，会不会有这样的场面。
82岁生日， 孙子和重孙为老人家唱生日歌，2002年红牌楼曾大妈餐馆母亲的偏爱还表现在对自己的孩子和儿媳女婿做家务的看法上。前面写过，她认为“会爱儿的爱媳妇”，但在实践中，这个理念是没有贯彻到底的。我爱人一直想不通的是，母亲在我家时老是觉得我又工作还要煮饭，太累了。到我妹妹家又觉得妹妹要工作还要洗衣服，也太累了。可我妹夫跟我，她跟我妹妹做的是同样的事呀，怎么没有提一下他们也累呢？母亲的这种念叨让我和妹妹也感到难堪，还有点怕因此影响家庭关系。“家家都是乖乖女，就是难见好儿媳”，“要公道，打颠倒”，道理母亲懂，可是……晚年生病后的母亲对保姆是很挑剔的，这给我添了很多事。当时有个电视剧叫《田教授家的28个保姆》，大家看后都觉得有点夸张了，但我家前前后后请了40几个保姆。要不是贺德花大姐能理解和善待老人，一人做了三年多（2003年1月到2006年8月），60个保姆可能都打不住。母亲对保姆的态度跟她对其他人态度的巨大反差，让人不解，我分析主要是两个原因造成的。一是受旧社会的影响，觉得保姆工作低贱，是下人。所以我们请她对保姆好一点时，她常说还要咋样，她都跟我一样的吃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是以自己为核心而划分圈层的，离自己越近的，道德责任就越重。母亲对自己的孩子好，爱屋及乌，也对孩子的同学朋友好。但当一个陌生人到她身边时，她首先感到的是紧张和怀疑，怕人家对她不好，怕人家拿她的东西，这样善意就很难释放出来了。二是母亲生病前是比较要强的人，一再说老人要有自己的房子，过自己的日子。但病后萌生了想跟个孩子的念头，自己又不好明说，就折腾保姆，让我们感到耗不起。说实话，我原本是有准备让母亲跟我的，种种原因吧，最终没能如母亲所愿，这注定要成为我心中永远的隐痛。左起：父亲、母亲、大姐秀珍、二姐玉儿、外婆、姨妈。1939年于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母亲是坚强的，每当我看到上面这张老照片时，就能深深地感到这点。照片上的人，都是母亲的至亲。其中三人早在我出生前就已经去世，她们是我的姨妈、大姐和二姐，都是照片中年少之人。母亲的人生从年轻时就屡遭重创。古人认为人生之悲莫过于少年丧父、中年丧夫、老年丧子，将其称为人生三大悲。这三大悲母亲差一点全都遭受了。她少年丧父丧兄，中年丧夫，青年丧子。母亲原有兄妹三人，家中良田数亩，本应是个温饱之家。但在她10岁时，她父亲突然去世，哥哥尚未成年，我外婆又是小脚，家景骤然陷入困窘。不得已，她被送到城里守经街的姨妈家寄养。
待其兄长刚成人，能挑起家庭重担时，却因肛瘘没有得到及时医治而病逝。我舅舅的死对母亲的打击之大，不亚于我外公的去世。直到晚年，她还常常提起，说你们舅舅人长得标致，又顾家，不仅会做田里的活路，农闲和过年过节时还要到城里推鸡公车，那些太太小姐都喜欢坐他的车，他要是不死，我们陈家可能就发了。惋惜之情溢于言表。
由于家庭经济困难，母亲未能上学读书。15岁时就开始说人户，16岁嫁入邓家。那时父亲还在餐馆里帮人，打工仔而已。其后就是生小孩带小孩，与父亲一道创业。1941年的流感和肺炎让母亲痛失亲人，大女儿、二女儿相继在病中离世。
命运于她，已经是太残忍了，其后的1945年，霍乱又夺去了她妹妹和长子的生命。放在今天，我们已很难想象年轻的母亲是怎样挺过这一段苦难的岁月，而她在讲述这一段历史时，总是淡淡地说，我们是惨，不过那时候恼火的人家多，也就木了。
1966年初父亲不慎跌倒小腿骨折，骨伤刚好在家中过门槛时又再次跌倒，引起偏瘫。当时家里除二姐在重庆读书外，其他姐姐哥哥都已参加工作。我那年才13岁，就不得不挑起照料父亲的担子。有一次烧肉烧糊了，怕母亲责怪，只好和妹妹吃一点糊的，把好的留下。后来大伯来了，情况才好一点。
母亲工作之余，全忙于照顾父亲。但父亲由于长期饮酒，已产生酒精依赖。尽管医生一再叮嘱不能喝酒，也制止不了父亲对酒精的渴望。最终父亲于1966年底因脑溢血病逝。父亲的死对母亲也是一大打击，她常对我感叹说，生你的时候你爸爸就说得子太晚，果然应验了。他一辈子没有说多少好话，就是跟你们说的那句你们妈这辈子太苦了，以后要对你们妈好，让我感念。你们底下的两个还小，好在我有工作，不管咋样都要把你们盘出来。
文革中家里没大人管，我成天在外游荡，让母亲操了多少心啊！1967年5月6日132厂武斗那天，我在川医随车去看热闹，第二天凌晨5点才回到城里。在南大街昏暗的街灯下，我遇到了发疯般到处找我的母亲。母亲那时的眼神和眼泪，永刻在我的脑海。1971年云南军垦农场来学校动员支援边疆，我不顾母亲反对，偷偷把户口下了。
母亲从参加工作起，就知道自己是资方人员，哪里敢跟政府政策作对，尽管百般不愿，也只好默默咽下这杯苦酒。我对她的伤害之深，只有等自己懂事了时才能知晓。后来回家探亲时，听妹妹说我走后母亲经常叹气、失眠。妹妹甚至说，以后要有知青轮换的政策，她到云南把我换回来，免得母亲那么难过。生有我这样的逆子而未被气死，我只能感叹母亲的坚强！
1998年10月，表姨从台湾回来，母亲到守经街陪她住了几天。22号中午接到表妹的电话，说我母亲11点过上厕所时出事了。赶过去看到母亲时，她嘴角有点歪斜，是那样的委屈和无助。急忙送到川医，经救治后仍然落下偏瘫，母亲开始了八年的抗病生涯。
经历了长时间的打点滴，母亲刚回家吃饭时手老是颤抖，于是我们和保姆都轮着喂她。后来我觉得这样会影响她身体的恢复，就劝她试着自己吃。母亲听从了我的劝告，用筷子不行，就用调羹，尽管不是那么利索，哆哆嗦嗦的，这一吃就是将近八年。
我曾对母亲说，有些事我们有心无力，帮不了你，你自己要多动多锻炼。顽强的母亲后来外出时坚持自己扶着楼梯上下楼。她拖着一条病腿，挪着竹椅在家中走路锻炼的情形，是她生存意志的最好写照。
我觉得在许多方面母亲的基因塑造了我。1971年去云南那天，分别时火车上哭声一片，我真不知道他们为何而哭。在云南我唯一一次当众流泪是在第一次收到母亲寄来的包裹时。包裹里有五斤腊肉，那时买肉要凭肉票，每人一个月只有半斤，我知道母亲和妹妹很长时间吃不到肉了，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会因感动而落泪，不为苦难而悲伤，这也是一种坚强。
如果没有对生活的热爱，一点幽默感，一点看破人性弱点的机警，要顺利度过漫长的艰难岁月殊为不易，所幸这些素质母亲都有。
母亲不是很会讲笑话，但她所讲的一些小事仍让我们忍俊不禁。比如她的一个堂兄一生节俭，偏偏生了个喜欢山吃海喝的败家子。这位堂兄想不通，有天到神仙树街上小酒馆要了一两烧酒，一小盘花生米，一边吃一边气呼呼地说：“要捅大家捅！”（捅发音dong阳平，成都土话，弄烂的意思。）
重男轻女一直是我几个姐姐喜欢跟母亲开玩笑的话题。直到母亲晚年仍有人问她儿好还是女好，母亲的回答滴水不漏，从来都是“都好”二字。但1983年我儿子出生时，母亲却无意中露了馅。她在成都包家巷产院逢人就问生了没有，是儿是女。一听是儿就说“好”，一听是女就说“也好”。后来我们家的女孩，都只好谦称自己是“也好”了。
母亲一生机警，解放后尤甚。解放前她遭过轰炸和火灾，让她不得不处处留心。解放后这些事情没有了，但新问题又来了。厂里有一个叫何遇安的人，解放前跟我父亲一样，也开了个作坊，所以公私合营时是以资方人员的身份进厂的。1957年反右时，他因一个故事而被划成右派。原来以前他摆过他有天送货路过一个汤圆铺，就要了碗煮汤圆的水喝，结果伙计要收他的钱，他说喝点水要什么钱，伙计说你把汤圆都吃了。他很夸张地说那个汤圆之小啊。
当时听龙门阵的人都哈哈大笑，反右时有人把这事翻了出来，说他污蔑社会主义的汤圆太小，没有解放前好，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立场在作怪。这事对参加工作不久的母亲影响很大，她多次说我们是资方人员，说话要小心。那件事换作是一个工人说的结果就不一样。直到很久以后，只要我们议论社会问题，母亲都会提醒干预，叫我们谨言慎行。
文盲的母亲一生从未上当受骗过，有点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就在春节前几天，我还被一个钓鱼网站骗了200块钱。我家长期住在南河边，滨江路一带是诈骗案的高发地，也是母亲经常散步的地方。时不时有邻居上当受骗，多是一些老人。我们也担心她上当，就跟她讲那些案例。结果母亲说什么金币外币手表首饰，她都看到过，都有人冤（诓骗的意思）过她。她没上当，原因很简单，就是不贪。
母亲说，那些人把东西说得那么好，那么贵，结果又只要那点钱，天下哪里有这么好的事哦。我劝他们自己留着，他们说有急事要用钱，我就劝他们找公安帮忙。母亲的不贪是一以贯之的，对炒股票等行为，母亲不能理解。她说大家都赚钱，哪个亏本？钱又不会自己长出来。
对赌博，母亲更是嗤之以鼻。她常说，只看过赌博败家的，没看过赌博发财的。对房地产热，她更是感到害怕，她说地都拿来修房子了，以后吃啥子哟？她的名言是：利大本不归；你想别人的衫衫，别人想你的褂褂；你有九算，我有十算，你有十算，我晓得不干。
也许我们会质疑母亲的层次太低，都像她那样想，国家还怎么发展？股市、房地产、麻将馆不是都要垮杆了？事实当然不会像母亲想的那样，不过我们这些没有资源缺少信息的小老百姓，在投身那些高风险暴利行当的时候，多一分警觉，少一点贪念，不是很有必要的吗？
写母亲坚强那段时，泪水经常不自觉地涌出，爱人也在旁边看得眼泪汪汪。她劝我不要写得太压抑、太悲惨了。可那是事实、是真实啊。我母亲曾在酿造厂的门市部工作过，是名副其实打酱油的。可她的人生不是打酱油的，她不仅影响着自己的子女，还影响着许多跟她接触过的人。
看过上一篇文章的同学、朋友、学生和晚辈，通过留言、电话甚至面唔，表达了对我母亲的怀念。有人希望我再写一点东西，多附一些照片，于是有了下篇日志。母亲生前，子女们的成长和些许的成就曾给她多难的人生以慰藉，倘若人真有魂灵，愿借此文让母亲更好地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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