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秋，我虚6岁。妈妈将我送到学校上一年级，学校有个不俗的名字——“芦南小学”。我的启蒙老师叫孙蓉芬。
说是学校，其实就是两户人家连在一起的两间堂屋。村庄里的人们叫这两家为“大屋”。这是个四合院，北屋四间，两家连在一起砌建的；土坯墙、茅草（麦子的秸秆）屋顶。北屋中间的两间堂屋是我们的教室，东西两间、两侧的厢屋、前头屋等，分属两家房主。
“教室”的北墙没有窗户，土墼墙，黄泥巴泥面，外墙上挂着护墙的草帘子。教室的东西两头是房子的木质排山；南面是敞门档，无窗无墙，与天井直通通相连。课桌、课凳，高低不等，大小不一，都是学生自带的。一块黑板挂在屋子西排山的中柱上，那是学校唯一的“校产”；它默默地告诉人们：这里，是个教室。
孙老师，白净、秀气，气质文雅；但体质不是很好，同学们不止一次看到——孙老师在课间用止咳糖浆当开水吃药片。孙老师借住在四合院的前头屋，房间里面整天黑黢黢的，没有光亮。
孙老师的一日三餐，由各个学生家轮流提供，那时叫“给先生管饭”。早饭，一般由学生从家里带来给孙老师吃（学生前一天下午放学时，就将孙老师手提式的搪瓷饭屉带回家）；午饭，孙老师到学生家里去吃，顺便将晚饭带回学校。五十几年前，还没有微波炉等饭菜加热的电器；我总疑惑，孙老师是怎样将中午带回来的饭菜加热了再吃的呢？
芦南小学是一到四年级的复式班。一个年级一般只有六七个或八九个学生，一个学校总共三十来个学生，只有孙老师一个教师。
学生的年级不同，课本自然也不同。孙老师教课，只能挨着来，一刻不停，劳心费神，辛苦至极。一个年级在教新课，安排另外三个年级的学生或做作业，或默读、温习课文,或写毛笔字。那时的作业量本来就不多，我一会就做好了；该背的课文我也会背了。没事，我的耳朵就开起了小差，听孙老师给其他年级上课，以至我把高年级的课文也背得烂熟。有时，其他年级上课时，我还“抢答”老师的提问；为此，常挨老师的批评。
教室里，“北墙无窗”，光线严重不足。“南面无墙”，师生们冬季冷得打颤，夏季热得头昏。记得有一年冬天，寒流突袭，北风怒吼,气温陡降至零下七八度。孙老师要求每个学生从家里带几根草枕子（在葵花秸秆上，一圈一圈螺旋式地缠上稻草）到学校，孙老师和年龄大一点的学生在教室的南面、天井的北面扎上一板“草枕墙”，以抵御寒风，不让学生们受冻。一堵草枕墙，挡风了，但教室里的光线更不足了。天气稍稍回暖，孙老师又带着我们将草枕墙迅速拆掉。
芦南小学坐落在南荡河的西侧，与东侧的交通，是仅有的一座木板桥。桥的三截桥板，窄窄的，只有四五十公分宽，搭在柳树做成的桥桩上。每遇风雨，小桥摇摇晃晃，桥板泥泞不堪。桥下，汛期的河水猛涨，几乎接近桥面，同学们望而生畏。我们的孙老师先在桥板上铺撒些稻草屑，用于防滑；然后，抓紧我们的小手，将我们低年龄的学生一个一个地送到河的对岸，孙老师方才放心地返回学校。
孙老师，一个柔弱的女子，用她那瘦削的肩膀扛起神圣的教师天职，用她那单薄的双臂护佑着学子的平安。
尽管学校的教学条件非常简陋，但孙老师立足本职、崇尚师德、敬业尽责。孙老师从“日月水火，山石田土，上中下，前后，左右……”（文革前的一年级语文课本）开始，教我们识字、学拼音、学算术、学珠算，教我们在粉牌上学写毛笔字，教我们写日记、做作文，教我们背诵乘法口诀。上大课（四个年级一起上晨课，或下午放学前的晚课）时，孙老师要求我们，要做一个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诚实、勇敢、勤劳、上进的好学生、好少年。音乐课，是大课，孙老师教我们唱歌；记得教我们的第一首歌是《学习雷锋好榜样》，第二首歌是《社会主义好》，还有《洪湖水，浪打浪》、《义勇军进行曲》……教我们唱的歌曲，用当今的说法，都属“红歌”类型。为了同学们的身心愉悦，体育课上，孙老师带我们在生产队打谷场上做游戏、拍皮球、拔河……
学校虽小，热爱祖国、敬畏国旗的教育不能缺位。为此，孙老师买了一根毛竹篙当旗杆，带着学生将水车上的一节木质龙骨链条（高邮方言叫“鹤子”）改成滑轮，用铁丝将滑轮绑扎在旗杆的顶端，穿上绳子，再将毛竹篙竖立在天井的中间，在绳子上扎上国旗，就可以升旗（降旗）了。同学们系上少先队员的红领巾，面对国旗，列队站立，举起右手臂，怀敬畏心，行注目礼，在孙老师领唱下，高唱国歌，举行庄严的升旗仪式。
为使我们从小就要有远大抱负，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孙老师带着我们学生在黑板上方的板壁上贴上“为革命而学习”的红色标语。难忘的是，这幅标语的纸，用的是旧报纸。孙老师先在旧报纸上用铅笔画出宋体美术字的线条，然后，指导学生们把美术字剪出来，再涂上老师改作业用的红墨水。
日常，孙老师教育学生要勤奋学习、团结友爱、热爱劳动，要求学生随手将地上的废纸捡起来，集中放到某一个桌子的抽屉里面。学期结束前，孙老师安排学生将收集起来的废纸集中装到大的口袋，卖给废品收购站。那一次，卖了两块多钱；用这钱，孙老师安排学生买回了铅笔、橡皮头、米达尺、裁纸的小刀子、圆珠笔等学习用品，用于奖励品学兼优的学生。那回，我得了两个奖品，一个是3分钱一把的粉红色木质米达尺，尺的一面是20厘米，一面是6市寸，刻度线条是黑色的；另一个是二角一分钱一支的塑料圆珠笔，笔杆的颜色是果绿色的。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获得的物质奖励，所以终生未忘。
红歌、红领巾、红色的国旗、红墨水涂抹的标语、红色的教育……“中国红”，时代的色彩，满满的正能量。孙老师怀揣既希望我们成才、又希望我们成人的初心，为了学子们的健康成长、茁壮成长，付出了太多太多的心血和精力。记得在一次晨课上，孙老师曾深情地对我们说：同学们！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努力读书，好好学习，是你们走出“马饮荡”的唯一通道；你们只有成人了、成材了，才能更好地建设家乡，回报生你养你的父母。孙老师的教诲至今还在我的耳边回响，我们忘不了孙老师的师恩和大爱。
1968年的秋季，我升学五年级。从此，我离开了芦南小学，离开了我的启蒙老师孙蓉芬。大约在我离开芦南小学后的第二年，孙老师调到她老家附近的周山公社马河学校，继续从事她所热爱的教师职业，继续奉献她的光和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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