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九年，太子蒯聩与灵公夫人南子有恶，欲杀南子。
为什么蒯聩要杀南子？
《左传•定公十四年》记载：“卫侯为夫人南子召宋朝，会于洮。大子蒯聩献盂于齐，过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尔娄豬，盍归吾艾豭。”大子羞之，谓戏阳速曰：“从我而朝少君，少君见我，我顾，乃杀之。”速曰：“诺。”乃朝夫人。夫人见大子，大子三顾，速不进。夫人见其色，啼而走，曰：“蒯聩将杀余。”
南子原是宋国的公主，后来嫁给卫灵公为夫人。
南子在宋国时，与容貌俊美的宋国公子朝，应该有很好的私人关系，后人都说是私通。
南子嫁给卫灵公后，依然和公子朝往来，而且卫灵公为了夫人南子召见宋朝。在洮地会见。
蒯聩是去给齐国献一个叫盂的地方，路过宋国，在野外听到唱的歌：“已经满足了你们的母猪，何不归还我们那漂亮的公猪？”
从《左传》的记载看，蒯聩杀南子是“大子羞之”。因为感到耻辱，或许是受到羞辱。
所以，蒯聩对家臣戏阳速说：“跟着我去朝见夫人，夫人接见我，我一回头看你，你就杀死她。”戏阳速同意了。
司马迁说“戏阳后悔，不果。”或许刚刚答应就后悔了。
司马迁精彩的细节刻画是“蒯聩的数目之”，造成一种紧张诡异的气氛，让南子觉察到了危险。
当你联想蒯聩从“淡定”到“暴怒”的挤眉弄眼，虽然没有话语，但人物场景具有一种戏剧的张力。使想象很有现场感。
蒯聩出逃后，剧情出现了大反转。
《左传•定公十四年》记载：“大子告人曰：“戏阳速祸余。”戏阳速告人曰：“大子则祸余。大子无道，使余杀其母。余不许，将戕于余。若杀夫人，将以余说。余是故许而弗为，以纾余死。谚曰：‘民保于信。’吾以信义也。”
意思是：太子告诉别人说：“戏阳速嫁祸于我。”
戏阳速告诉别人说：“太子才是嫁祸于我哩，太子无道，派我杀死他的母亲。我不答应。他就会杀死我。如果我杀死了夫人，他就会把罪过推到我身上以解脱自己。我所以答应而不去做，以此暂免一死。
戏阳速还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了道义上的支持，俗话说：‘百姓用信用保全自己。’我是用道义来作为信用的。
戏阳速批评蒯聩“无道”，认为自己假装答应而临场反悔，是有道理的，不觉得这样做有何错误。
戏阳速杀南子未遂，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蒯聩政治根基和个人信誉不稳固。
而戏阳速不敢杀南子，可能是基于两点考虑，一是不确定南子死后，灵公的态度是否有利于太子。二是害怕事成之后，太子用其当替罪羊，找灵公请罪以求宽恕。在这种自身安全毫无保障的情况下，戏阳速果断选择了“后悔”的态度。
司马迁只写“蒯聩与南子有恶”，应该是为了后面蒯聩出逃，构成因果关系。
可以看出，司马迁对史料选材和细节表述上的取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