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碏谏庄公曰：“庶子好兵，使将，乱自此起。”不听。二十三年，庄公卒，太子完立，是为桓公。
在《左传•隐公三年》中，有一段很有名的《石碏谏宠州吁》。
“石碏谏曰：“臣闻爱子，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骄、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来，宠禄过也。将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犹未也，阶之为祸。夫宠而不骄，骄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鲜矣。且夫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所谓六逆也。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也。去顺效逆，所以速祸也。君人者将祸是务去，而速之，无乃不可乎？”弗听。其子厚与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
这篇文章，放在当下，依然具有现实性、重要性和指导性。
文章一上来就切入谏旨，开门见山，提出“爱子”应“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的观点。
接着，有的放矢地指出“骄、奢、淫、佚”是使“爱子”走上邪路的来由；而这四种恶习的养成，则是为人君者过分溺爱所致。
然后，话题轻轻一转，就落到州吁身上。须知，州吁作为庶子而“好兵”，这往往是作乱的前兆。
所以石碏一针见血却又语重心长地指出：“将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犹未也，阶之为祸。”
之后，又连用四个顶针（也叫“顶真”或“联珠”）句，断定州吁决不会心甘情愿地屈居人下。
再接下来，又根据传统的伦理关系和社会规范，总括出“六逆”和“六顺”，提醒庄公：“去顺效逆”只能加速祸患的发生，作为人君必须防患未然，全力消除祸患的根由。
这样，就把“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这一爱子观的现实性、重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突出出来。
然后，糊涂的卫庄公根本听不进去。
然后，就发生了“州吁之乱”，发生了命丧异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