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象写真】温暖的红 文/ 王征桦

一只红色的公文包，时常被夹在一个五十出头的中年汉子腋下，在我看来，这多少有点不协调。从包面的色泽上，可以看出时间过去了很久，而且，包的拎带已经斑驳了。但这些并不影响村书记老郑对它的珍惜和喜爱，因为在这个公文包上，还印着一颗金色的党徽。郑书记带着它，走村串户，日晒雨淋中，那热烈的红，在我的眼里，似乎渐渐地柔软起来。

我每个月都要到这个有名的贫困村开展帮扶工作，其中最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走访，很多时候，陪我一起走访的就是书记老郑。他是个有三十年党龄的老党员，左边的衣襟上永远别着一面红旗。老郑不苟言语，说起话来也是慢条斯理的，半天才一句。

我第一次见到老郑书记，是在村部。风尘仆仆的，我还没有坐下来，他就对我说，我们走吧，去看看山上的人。拿起一只红公文包就出了门。老郑的这一句话让我摸不着头脑，问他时，他嗯嗯啊啊地，再也不肯多说了。村妇联娜娜告诉我，在岭上有一个自然村，有七八户人家。由于土地少，道路不通，村民的家中都非常贫困。去年镇里为了全面脱贫，做出决定，要将这个自然村整体从崖壁上搬迁下来，但有一户村民不肯离开故土，死活不迁，郑书记不知跑了多少趟了，工作还是做不通。

到了山上，我才知道这个“山上的人”就是秦老师。秦老师一个人生活，养了一头牛，种了半亩山地，过的是逍遥日子。他有一把琴，是凤眼竹和枣树做的，琴皮是惊蛰后的乌梢蛇皮，花纹养眼，音色清亮。没事的时候，秦老师常坐在家门口，对着山涧拉，对着白云拉，兴致来了还唱一段黄梅。

娜娜说：“这个秦老师脑筋有问题。他原是镇上的民办音乐老师，有一年，他班上有两个学生，去河里洗澡被水冲走了。自从那以后，他好像就有点不正常了。疯疯癫癫的，辞了工作，搬回老家大青山。”

镇里要求搬迁后，老郑书记挨家挨户地做工作，一年过去了，只有秦老师一户没有搬迁。山下分给秦老师的房子宽敞亮堂，一切都安排好了，但任凭老郑书记好说歹说，秦老师死活不动。秦老师一生未婚，又不会做农活，是个实实在在的贫困户，所以劝说秦老师下山，成为村里的重点工作。

我和老郑书记又跑了好几回，秦老师就是不肯下山。秦老师不下山，老郑书记和我都头痛不已。临近过年时，老郑书记忽然一拍脑门子：有了！我问他有了什么？他笑了笑，不答。过了好一会儿，他说，想起了镇里的戏班子，随即夹着那个红色的公文包，上山去了。我又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心想，难道他要在山上唱大戏，单单唱给那个老秦看？

原来郑书记上山是请那个“钉子户”秦老师，请他为戏班子拉琴。等郑书记把来意一说，秦老师可乐意了：“拉琴？真是太好了，我的手都痒痒了！”他这次二话没说，很爽快地答应了，背起那把枣木琴就走。郑书记说，在山下，你就暂时住在村里给你准备好的那间房子里吧，正好它的隔壁不远处就是乡村活动中心，我们就在那里排戏。

腊月正月正是农闲的时候，戏班子正好有时间排练。郑书记负责的是起板锣鼓，秦老师拉的是高胡。锣鼓一响，角儿上场，只要角儿一开口唱，秦老师就要跟在后面，在声声的锣鼓点中，得意洋洋地把胡琴拉起来。可奇怪的是，今年郑书记的起板锣鼓一直不在状态，动不动就把节奏搞错。

往年只排练四五天，今年却排练了半个月。秦老师对郑书记说，“老书记呀，你这是怎么啦，是不是真的老了？要么换个新人试试。”郑书记应了声，打个手机叫来了一个年轻人，说老秦啊，你就收他做个徒弟吧，多年的戏班子，是咱村里的文艺顶梁柱，可不能因为我散掉了，要传承下去啊。没等秦老师说话，郑书记就诡秘的笑了笑说，可培养个新人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你不是离不开你那山里的老家吗，这样合适么？秦老师说：“怎么不合适，不教会这个后生，我就不回去了。”

果然，一直到新年之后，秦老师都没有回到山里，再后来，他就带着那把琴，牵着那头牛，干脆搬迁到山下的新房里住下了。这件事后，我打心眼里佩服起村书记老郑来。这就是工作方法呀，多年的基层工作，让他能很快地找到问题的关键。这时，我看见他拎着或夹着的那只红色的公文包时，也不觉得刺眼了。

村里的扶贫任务还是很重，郑书记说，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要搞一个责任制。我们和村里开了一个会，商量了很多办法，最后决定实行点对点精准帮扶。会后，我分到了五家贫困户，其中一户就是郑上文。

每次去郑上文家时，我都会碰见他在喝酒。郑上文喝酒不要菜，一碟花生就够了。他单身，快到五十了，只有一个卧病在床的老母亲和他相依为命。我每次去他家走访，他都在醉意中，所以我们之间根本无法交流。我无奈找到了郑书记和娜娜。老郑说，“我知道这个郑上文，他因家中变故，已经消沉很久了。这些贫困的村民，思想还处于落后的阶段，内心缺少积极向上的志气。这就需要我们基层党组织积极引领，在贫困群众遇到难题、问题的时候，作为他们坚强的思想后盾，下功夫，下力气，想法子给他们打气，让贫困户跟随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不轻言放弃，一鼓作气，坚持到底，打赢脱贫攻坚战。”不爱说话的老郑书记，一口气说了许多。

我受到了感染，于是带了一些粮油，又一次去了郑上文家。我暗暗鼓劲，这一次一定要做好郑上文的思想工作，说服他出来工作，从根本上让他脱贫。这一回我是和郑书记、娜娜一起，心中仿佛有了底。娜娜带着一只狗，叫小白。因为一个年轻的女子，经常要在山里面行走，有一条狗跟在后面，就安全得多。那只狗像是知道我们要去郑上文家，跑到老前面，坐在那里等着我们。

郑上文早上刚刚喝过酒，他斜着眼睛，看着我们。我递过粮油，他也只是木然地接过，没有什么表情。我也不管这些，对郑上文说了起来：“你看你这样下去，也不是个事啊，要从根本上脱贫，你首先要少喝酒，再就是要出来工作啊。你看你这个年纪，身体还壮实——”郑上文好像没听见我说话，转头对娜娜说，“娜娜，你看看你家的小白，真是越来越干净了，越来越像城里人了。”娜娜一听很生气，大声说，“好你个郑上文！王同志说的话你听见了没有，我看你就是个不可救药的人，就是个好吃懒做的懒汉！”

“娜娜，不能这样说！”郑书记瞥了娜娜一眼，转身对郑上文说：“上文啊，国家的扶贫资金，是让你脱贫致富的，不是让你用来喝酒的。”没等郑书记说完，郑上文接上话：“公家给的钱太少了，你看，我只是个低保户，啥时也给我评个五保户啊。”娜娜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又要发作，却见郑书记打开他的红公文包，从包里拿出一个册子来。郑书记说：“你说国家的扶贫资金少，我们就来算算：你家去年纯收入21000元，其中转移性收入10472元，享受养老金1380元，低保8004元，抱团发展分红12000元，资产收益分红800元。另外村里代缴了新农合费用，还签约了家庭医生，健康有了保障。你要真是个男人，就把村里的环卫工作包下来，一个月3000元，那时，你再喝点小酒，行不？”

见郑上文不说话，病床上的老母亲坐了起来，指着郑上文数落了起来：“你这个不成器的东西，成天抱着个酒坛子，总有一天要喝趴下。要不是共产党，我早就饿死了，哪里还指望得上你这个逆子？书记啊，你也别怪他，他是在想他的儿子啊——就是我的孙子。不知是哪一世作的孽，这个家，可怎么办呀？”

回来的路上，郑书记告诉我，郑上文是有妻子的，在他儿子17岁那年，他的妻子耐不了贫穷，和一个城里人走了。郑上文的儿子受不了村里人的冷言冷语，一气之下，也离家出走了，从此杳无音信。在村部，郑书记递给我一杯茶，吞吞吐吐地说：“老王，我想拜托你一件事，不知你答不答应？”我说：“郑书记，你怎么客气起来了，你要是有事的话，就请直说。”郑书记往我身边凑了凑，低声地说：“你在城里熟人多，门路广。麻烦你打听打听郑上文的儿子到底在哪里，村里帮着寻找三年了，也没找着。那孩子还不知是死是活呢，那么小出去的。”说着，郑书记从红公文包中掏出一张纸来，写上孩子的名字，出生年月，长相特征，递到我手里。我没有勇气回绝，答应了下来，把郑书记交待的这件事，当作头等大事，找社区找户籍民警，甚至电信局我也找了，功夫不负苦心人，一个月后，终于找到了郑上文的儿子。

我们站在郑上文的儿子面前，看见这个年轻人的眼中，迷茫无措，有一种往事如烟的神情。在我们不停地、耐心地劝说下，他最终同意回来一趟。父子见面时，丝毫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的场面——抱头痛哭，肝肠寸断。郑上文只是怔怔地看着儿子，说：“回来了？”儿子答道：“回来了。”郑上文说：“回来就好。”当着我们的面，把一瓶刚打开的酒瓶狠狠地扔了出去，那酒从瓶口喷出来，在空中划出了一道白色的弧线。郑上文大声地喊道：“不喝了，既然回来了，就不喝了！”第二天，郑上文就穿上了黄马甲，在村里做起了环保员。我和郑书记走过他身边时，他不好意思地对我们笑着，而郑书记，则用他的红公文包轻轻地敲了敲郑上文的脑袋。

一年过去了，秦老师的牛也增加到十二头，他除了拉琴放牛，什么活也不会干。有一天，我和郑书记遇到了秦老师，他正从山上放牛下来，见到我们，乐呵呵地打招呼：“老书记，要不是你在团石弯插了个告示牌，我这条腿就没了，谁能想到那儿塌方了呢？”郑书记摆摆手说：“那里的塌方较隐蔽，昨天大雨过后，我横竖睡不着，就起床来，插了个红牌子在那里，提醒提醒大伙儿。”秦老师说：“郑书记，我的腿算逃过了一劫，可听说赵大胆的腿保不住了。”郑书记用那只红色的公文包一拍大腿：“我怎么就忘记了呢，”对我说：“走，我们看看去。”

我们来到赵大胆家，只见他躺在床上，疼的大汗淋漓。原来，为提高村民的经济收入，村党支部研究在全村发展木耳种植产业。种木耳，首先得砍树作为段木，那些随处都有的松树不适合种木耳，要砍诸如栎树之类的阔叶树才行。砍阔叶树，就必须上山。昨天下雨，地上滑，赵大胆就是在山上砍树时翻下崖壁的，被人发现时，他的两腿已经不能站立。老郑书记说，你赵大胆现在这个样子，腿一定伤得不轻，要到医院里去治，不能在家拖着。赵大胆坚决不同意，说不要紧的，养几天就好了。赵大胆家的三间破瓦房，和村里的那些小洋楼比起来，显得格外刺眼。赵大胆的妻子傻傻的，是个智力低下的人，没有劳动能力；赵大胆还有一个上小学的儿子，此时靠着墙壁，呆呆地望着我们。

郑书记不理会赵大胆的话，打电话叫来了几个小伙子，硬是把赵大胆抬到车里。可到卫生院拍了片子，医生说，赵大胆是股骨颈骨折，得立即手术，不过，这个手术要去市里的大医院才行，在卫生院做不了。赵大胆一听，扶着床沿要坐起来，说：“不治了，我要回家，我没有钱。”

我告诉他国家对贫困户有医疗保障政策，可以免交押金，先治疗后付费。郑书记也劝赵大胆：“瞧你那点出息，不就是一点钱吗？”打开那只红公文包，从里面掏出一沓钱来，递给赵大胆：“你先拿着，你那个病花不了几个钱，有新农合、大病保险、二次报销、医疗救助、政府兜底资金，一连串的政策在那儿呢，你操那个心干啥？”赵大胆接过钱，沾着口水数了数，一共五千。我正在苦想这个老郑书记为什么带这么多钱在身上呢，赵大胆已经醒悟过来：“这钱我不能要，这是侄子结婚的钱吧，回去你对嫂子怎么交代？”

郑书记一脸严肃：“大男人，咋这样婆婆妈妈的？”硬是把钱塞到赵大胆的手里。赵大胆住进市立医院后，可令我们意想不到的是，在治腿的同时，医生在检查中又发现了他患有胃癌。胃癌是早期，从某种角度来说，赵大胆因折了腿而早期发现了癌，是因祸得福。因为如果早期胃癌立即手术，就会挽救一个人的生命。在这个世上，和贫穷一样可怕的是灾难，而贫穷和灾难往往是相伴而生的。赵大胆就是这样，贫穷、骨折和胃癌，让他到达了绝望的边缘。要不是老郑，我怕他一天也不能坚持下去。那些日子，老郑书记总是开着一辆破车，往返在市医院和村部之间。他四处为赵大胆筹钱，村里的党员同志也争先恐后地为赵大胆捐款，很快，大伙儿为赵大胆解决了医药费。赵大胆出院的那天，抱着书记老郑，泣不成声：“共产党好啊，我这条命，是共产党给的哇。”

我们每个家庭可能因为境遇的不同而有了贫富，我们每个人也可能会因为某一件突发之事而陷入苦难之中。我在乡村扶贫的日子里，在和书记老郑一起工作的时候，时常这样想着：正是有了党的基层组织，才使这些遭遇贫困或者不幸的村民，有信心有能力生活下去；正是这些党的干部如老郑书记，才是一心一意带着他们走出困境、共同致富的领头人。我扶贫工作结束，离开乡村之后，留在我记忆深处的，竟是那只红色的公文包，那枚红红的、别在胸前的党旗，它们时不时地在我的眼前闪现。在我随后的工作和生活中，我一直感受着它们的红，而那种红是那么热烈而柔软，鲜艳而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