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 | 贾樟柯与《风流一代》:未来我想拍一部真正的默片

体娱   电影   2024-05-31 16:15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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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该系列的第 45 篇,我们邀请了导演贾樟柯,听他讲述与电影《风流一代》的故事。



在本届戛纳电影节颁奖前夕,导演贾樟柯在微博上发了一段文字:“谢谢朋友们的关心,今天晚上《风流一代》没有奖。影片在戛纳得到很多好评和鼓励,开心回家,继续下一部电影。”看到这段话心里难免会闪过一丝难过,毕竟今年《风流一代》作为唯一一部入围主竞赛的中国电影,它的身上承载了太多的目光与期待;但转念一想,上次有中国电影来到戛纳主竞赛还是5年前的事,《风流一代》的入围与放映,更大的意义在于:中国电影又回到了戛纳主竞赛,我们仍然可以持续地与世界电影交流,进而碰撞出新的语言。

今年是贾樟柯第六次入围戛纳主竞赛,从2002年的《任逍遥》,到之后的《二十四城记》《天注定》《山河故人》《江湖儿女》,贾樟柯与戛纳结缘的这22年,也是中国第六代导演在世界舞台上积极探索的22年。如今再来戛纳,正如贾樟柯所说,少了很多局促与新鲜感,整个人会更加从容,同时也会有更多的精力去聆听来自世界各地观众的声音。创作者不能闭门造车,在我这次参加戛纳电影节的过程中,很多次与认识的国外记者或影迷聊起贾樟柯的电影,看过《风流一代》的人都说可以感受到“JIA”这些年创作上的变化与进步,这是很令人欣慰的反馈。

《风流一代》确实与贾樟柯过往的作品有比较大的不同,它以本世纪前21年为故事背景,讲述了一位中国女性如何沉默着经历了喧嚣的生活。在电影的前半段,我们会看到大量过往的素材,这些素材是贾樟柯从2002年起在电影拍摄或者平时生活中记录的影像,经过了一定程度上的剧情编排,呈现在观众面前。而后半段则是新拍摄的内容,当我们看到曾经的巧巧与斌哥跨越了20年重新站在我们面前的时候,确实会有一种不真切的感觉。贾樟柯说,年轻观众可以把《风流一代》当成一部科幻片来看,因为它有一种能带人穿梭回过去的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赵涛饰演的巧巧在电影中没有一句台词,只有在尾声的时候跑进了人群中发出了一声喊,那是一名沉默了二十年女性的呐喊,这种近乎于失语的人物,在贾樟柯过往的作品里是从未出现过的。谈到这一点,贾樟柯说这与近些年纷至沓来的声音与信息有关,他时常会感到困惑,千言万语又不知从何说起。有趣的是,本届戛纳贾樟柯主演的另一部华语电影《狗阵》,主人公二郎同样是一名失语症患者,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看作是近些年艺术片导演们的创作默契。

这次与贾樟柯的聊天,地点是在他最熟悉的竹园餐厅。据说每次到戛纳贾樟柯都会来到这家餐厅,这里也载满了他与戛纳和电影的点点滴滴的回忆。我们就坐在院子里,听他讲述《风流一代》的创作历程,以及这些年他个人创作观念及面对新事物冲击的一些思考。

我很佩服贾樟柯的一点是,他是那种很明显的可以走在时代前面的创作者,这与他乐于接收新鲜事物,并能把这些养分反哺到创作上密不可分。无论是人工智能,还是短视频,这些令许多导演们倍感焦虑的存在,贾樟柯从中都能提取到有价值的内容。拍电影本该如此,墨守成规终不可取,只有不断地取长补短才能够走得更远。最后,贾樟柯说,未来有机会他很想拍一部真正的默片,因为他是个默片迷,我们十分期待那一天的到来。


以下是导演贾樟柯的自述,他和我们分享了与电影《风流一代》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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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连续拍了三部长时间跨度的电影,第一部是《山河故人》,第二部是《江湖儿女》,这次的《风流一代》也是。我的同事说贾导你已经拍了两部长时间跨度的作品,咱们的素材其实有很多方向,里面有很多主题,要不要试一试别的形式?但我看完素材后,我觉得还是需要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来完成这部电影,可能也是结合近几年在国内生活的情况,因为信息量太大了,包括网络世界里面的很多争论,有时候挺让人迷惑的,我习惯性地会用回溯的方法来琢磨现在。我记得以前有句话叫“答案都在未来”,而我找答案的方法则是看过去,因为社会在演进,人也在演进,从演进中去感受,这是我这些年的工作方法,对我来说忠实每一个阶段自己真实的感受是很重要的。我们制作一部和市场产生差异化的电影,或者顺应市场制作一部电影都是很容易的,但千万不要逆自己而行。我很珍惜当下的思维习惯,因为也许过几年我的习惯可能就会发生变化,所以我就不介意再拍一部“长电影”了。我从2001年到现在慢慢地讲这个故事,答案也许永远找不到,但它能帮助你调整一种状态,至少能让你知道哪里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在时代氛围上。

我在整理《风流一代》素材的过程中,明显地感觉到新世纪的头几年,人们好兴奋啊,那么有能量,每个人感觉沉甸甸的,有一种顶天立地的样子。可能是一群女人在忘我地唱歌,也可能是一个匆匆忙忙走路的人,或者是一个站在街上光着膀子跳舞的人,那种能量与激情,今天好像找不到了,大家似乎都被格式化了,人和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与兴奋感已经悄然被转化。比如超市本来应该是很热闹的地方,但现在都是井井有条的,人们默不作声,能感受到社会的活跃度曲线在下降。我们无法判断它是好还是坏,但这可能就是我们在发展过程中失去的东西。

说实话,过往的那些素材拍完之后,我这二十多年都没有看过,拍完就放在那里了。早期头两年的素材,影像都是记录在磁带上,我们把所有磁带与胶片的素材转制到硬盘上才开始工作,在看的过程中最大的感受就是物是人非,很多东西我都忘了,就连磁卡电话我都快忘了。我想起以前我给我妈打电话,用的就是磁卡电话,这都很多年不用了,现在可能部分有电话亭的城市还会有,但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已经非常少见了。科幻小说里有时光穿梭机,电影可能就是送给我们的初级的时光穿梭机,让我的思绪瞬间能回到二十多年前去。还有一个感受是那时候用DV拍,影像质量不尽如人意,但它和那个正在转变的社会非常契合,为什么它会被发明且普及在那个年代,是有一定道理的,影像的不成熟感与社会变动中的不确定性,以及人拿到小小机器的兴奋感以及被拍摄者的好奇感,这些都是完美交织的。如果那时候我就用35mm拍,可能挺没有意思的,它意味着我们要在很多的三脚架上工作,甚至要在轨道上完成,不会有手持捕捉的那种愉悦度,所以这种镜头语言本身就有时代的烙印。最后还有声音,我认为我们对于声音的记忆丢失是特别快的,也不太在意储存声音,比如唐代,如果我们今天去了西安,大体能了解空间是什么样的,但唐代的声音是什么样的?那就没办法想象了,所以这次这些影像记录下来的声音,也让我非常震撼。


我这次合作的剪辑师是第一次剪长片,他特别年轻,也很有才华。我们剪到公用电话那一场的时候,他不知道BB机的声音,以为是什么怪叫,或者是录音出了问题。我给他讲到底什么是BB机,需要打到服务台留言,对方再打回来。这些都促使我最后决定用一种非电影的剪辑方法来处理一些素材,所谓非电影就是不遵守那些电影剪辑的常规,而是把所有影像和声音作为我的材料综合处理,当然它的底色还是一部剧情片,需要有连贯的剧情线索,但影像的处理完全是当代艺术综合材料的概念。所以到后来我甚至用我之前故事片中用过的镜头,再次用也没关系,就好像在重塑一段影像,把旧房子拆了用这些砖头再盖一座房子,和原来的样貌完全不一样,所以是一次很特别的创作体验。

其实像《风流一代》当中很多关于历史的部分,更年轻的观众可能没有经历过,我觉得大家可以把它当科幻片看,就像我前面说的,时光穿梭机把你带回去走一圈,回到本世纪初,然后再慢慢回到现在。如果我是个年轻人,我肯定很喜欢这部电影,会穿梭到一个自己刚出生的时间,就像我现在就很想穿梭回1969年,因为我是1970年出生,看看那时候到底是什么样子。当然除此之外,这部电影里还有很多共同的记忆与情感,关于成长、分离。现在我们做电影有时候太局限,总是在猜测并要投其所好,我觉得没有必要,年轻观众也有自己的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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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赵涛,我觉得她这20年的改变是无意间留在了这些影像中的,那也是我的改变。你看我早期拍的,基本上都是爱的纠缠、吵吵嚷嚷,拍到2006年左右,巧巧和斌哥分手,她好像丢了什么东西,就一直在找,这是一种潜意识的拍摄,而她则是一种直觉性的表演,但我觉得从那之后,这个女人已经成长了,她从一个非常依赖感情的女性,变得主动接受现实,不愿意苟且。到了当代部分,包括《山河故人》和《江湖儿女》,她已经十分强悍,有独立的自我在了,这是个人性格的变化。当然脸的变化也有,在剪辑的过程中我一直不愿意给赵涛看,因为我觉得对女性来说,二十多岁到四十多岁这种变化还挺残酷的, 当然真的在大银幕上看到,可能又会产生另一种不一样的情绪。生活中的赵涛,其实和故事中巧巧的变化是相辅相成的,人物是虚构的,但演员本身能够胜任,一定能够顺应这种变化。她是一个比较远离工业的人,需要非常安静的环境,喜欢花花草草,这是她不愿被打破的;另一方面她的工作经验确实增加了,这几年也做了很多电影节的评委,她之前是一个很感性、非理论化的人,很多东西不愿意表达,但最近我发现她很会讲,对于角色的理解也很通透,这都是时间赐予她的。

《风流一代》里面有谈到人工智能以及短视频对生活的影响,我是一个接受的人,生活告诉我们,你拒绝不了它,可能一些电影工作者会很反感这些事情,我不反感,但我也不会去拍短视频,它只会是我的兴趣,我看着挺好玩的,它是另一种媒介。包括人工智能,大家都很焦虑,但焦虑没用,这个世界科技是不可逆的,出现了就会发展,除非人类不需要,只要有商业价值就会继续走下去,这你得接受,而接受就要先从了解开始,反过来可能更知道自己工作的价值在哪里。比如用AI拍一部电影,它的魅力在哪里?缺陷又是什么?什么是人不可取代的?什么又是AI不可取代的?我们会更清楚人拍电影与AI拍电影的巨大区别,进而我们可以把人的因素发挥到极致。所以对于高度拥抱人工智能我持审慎的态度,但我也不否定它,只是找到跟它相处的方法。

至于短视频,我的态度是一样的。首先作为一个观众,我挺喜欢看的,真的挺有意思,包括短剧,很多东西是那种强情节甚至很狗血的,但是它知道大众情绪在哪。比如我最近在看一个“赘婿”系列,完全可以作为大众文化研究来看,讲的是一个本来拥有八百亿的富翁,隐姓埋名成为了一个赘婿,受尽这家人的凌辱,到最后才发现他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这里面有金钱、有权力、有屈辱、有复仇,他折射了当下的许多情绪和心态,我认为不能小看。从艺术上虽说比较简单,但从情绪价值上来说是饱满和有趣的。当然还有很多混剪,《风流一代》里面有很多段落有学习混剪的方法,比如三峡废墟那一段,就是短视频剪法,它特别短且特别准确,能在散乱的素材中把瞬间抓得特别好,很多静物的组合以及音画的对位关系,我确实有在学习,想要拍一部活泼一点的电影。电影这种媒介,厉害之处就在于它一直在吸收新兴的语言,否则必然会在传统电影的规范里一直重复,像戈达尔的创新主要吸取电视,我们今天的电影也许就可以从短视频开始吸取。


这几年我个人的创作状态保持得比较好,最大的变化是早起早睡,因为我之前长时间昼夜颠倒,晚上工作,中午十一二点起床,最近几年把生活调规律了,一直坚持到现在。一般早上吃完早饭跑步特别有精力,到办公室第一件事就是创作,有时候写剧本,有时候写文章,有时候备课,文字的工作主要放在上午时段。下午要做一些管理方面的工作,包括和制片开会等等,晚上和朋友吃吃饭、聊聊天,睡觉前半小时我会刷刷短视频,也会看看新闻、文章,这一天效率特别高,规律生活可以做很多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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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来到戛纳电影节是2002年的《任逍遥》,22年过去了,我个人身上的变化很多,也很难梳理。单从戛纳电影节来说,早期来就是一种陌生的感觉,因为我们都是独立制片,没有强大的公司在背后支持,虽然进了主竞赛,但其实挺孤单的,不知道该从何入手。后来有了发行公司,也可以请一些国际公关帮忙打理,逐渐会觉得越来越简单了,但兴奋感肯定也降低了,同时也不会被更多浮光掠影影响你的思维。比如放映后各国媒体的反应就是挺好的一种反馈,我会认真地聆听,他们的观点非常有启发,真的能够很好地享受电影的交流,整个人也变得从容了一些。

如果说这22年没变的,可能就是一直还会把电影放在工作的首位,选择了这个职业就要从一而终。这些年也偶有疲倦的时候,但很快还能燃起那种热情,无论是拍摄还是剪辑,那种心跳的感觉还在,每次有了新的想法就会激动,我到今天仍然还是一个挺激动的人,仍然保有对这份职业的热情。


说回到电影里面人物的设计,这次赵涛饰演的巧巧在电影里全程没有台词,之所以这样来做,正是因为我前面说的,现在信息量太大,让人迷惑的地方太多,千头万绪不知从何说起,那干脆就不说了吧。当然还有从视听上的考虑,因为我是一个默片迷,默片的力量就是一个演员自身的力量,来自表情与形体,同时让观众以更抽象的方式去感知空间中的一切。所以我希望让《风流一代》这个电影的语言减弱,因为它最重要的还是视听,是跟随巧巧穿越时代中捕捉到的情绪与氛围,那种激动的、无序的、缓慢的、有序的,但又相对冷却的,这本身就有一种戏剧性,需要观众去感受。《风流一代》算是一部“半默片”,我还是很希望有机会能拍一部真正的默片,只是目前其他的电影还不适合用这种方式,我希望有一天能够做到,因为我确实对默片充满迷恋。

关于后面的项目,《在清朝》其实一直在推进,银河映像也有参与,这是我们的主要项目,我们相信一定会拍出来,但确实是当代生活对我的影响太大,总是觉得先拍当代片吧,这个古代的故事就没有那么迫切了,等我到了思想的瓶颈期也许比较适合来拍《在清朝》,因为它带有一种对于古代的冥想,以及对今天时代的投射。这是我很想拍的电影,投入了这么多,包括这些年的资料收集与剧本修改,是有自己的一种创造性的,我不会放弃。《不浪漫》则是要看程耳导演,当时摄影棚都租了,但疫情来了。我前一阵子跟他见面,他提到还是很想拍,我觉得他会拍得比我快。但我挺希望他不要找我来演,因为我的表演压力特别大,这真的不是谦虚,因为表演完全是另外一种能力,需要配合摄影机的走位、调动情绪,演出角色的特性,我总开玩笑说我是车匪路霸村长特型演员,表演确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要继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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