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 | 赵涛与《风流一代》：潮水退去后的她
体娱
电影
2024-11-27 16:51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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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风流一代》北京首映的这一天，我在化妆间见到了既熟悉又陌生的赵涛。说熟悉，是她主演的电影作品我基本都有看过，而且每年固定都会在平遥影展见到她，她与贾樟柯一起站在电影宫的台阶上，迎接四方而来的宾客，有着女主人的优雅与气度；说陌生，是《江湖儿女》与《风流一代》在戛纳的放映，我都错过了采访她的机会，在没有电影宣传的时候，她仿佛隐身了一般，几乎看不到她的任何消息，正像贾樟柯评价的那样：赵涛是一个远离电影工业的人，她更喜欢回归生活。正因为有适度的陌生感，所以这次与赵涛的交流带给我十足的惊喜。之前对她的印象是很亲和但不太爱说话，有点担心输出效果，实际没想到她输出得很好，娓娓道来的感觉，整个人散发着自信与魅力。我突然想到是不是一直以来我们对赵涛也有所误解呢？一直以来大众对她的印象都是：贾樟柯的爱人与缪斯，他电影中不变的女主角，以及每次都被呼唤拿下戛纳影后却一直没有拿到的演员。《风流一代》的英文名是Caught by the Tides，赵涛同样是被“潮水”似的标签困住的人，只是当潮水退去后，真正的赵涛是什么样子？
从2002年的《任逍遥》到2018年的《江湖儿女》，再到今年的《风流一代》，赵涛与巧巧这个角色一起成长着，变化着。在这部拍摄长达22年的电影中，我们不仅能明晰地看到岁月在一位女演员脸上刻下的印记，还能感受到时代变迁中女性努力打破自身失语境遇的勇气。而在银幕外，赵涛也通过二十余年的表演及近些年的电影节评审工作，积累了对艺术更加丰富的理解。正像贾樟柯在采访中评价她的那样：“她之前是一个很感性、非理论化的人，很多东西不愿意表达，但最近我发现她很会讲，对于角色的理解也很通透，这都是时间赐予她的。”小时候的赵涛喜欢一个人在房间内跳舞，跳到动情处会不自禁地流泪。如今的她却似乎很难拥有这样一个空间，她只能将这种独处，从空间式的转到心灵上的。她每天保持阅读的习惯，定期重温老电影，最近她刚刚看了《小偷家族》和《楢山节考》，即使看了很多遍，仍然会为里面真挚的表演所打动。对现在的她来说，精神的丰盈比外界世俗意义上的肯定更重要，也许此刻，她正处在最好的年华。![]()
以下是演员赵涛的自述，她和我们分享了与电影《风流一代》的故事：当我在戛纳的大银幕上第一次完整看《风流一代》时，我流泪了，心情非常复杂，好像我生命的二十多年跟着这部电影过了一遍一样。虽然我饰演的是巧巧，但好像也看到了我自己二十多年的变化。我不是为了巧巧这个人物感慨，而是《风流一代》里面拍摄到的每一个人，无论是我们在大街上看到的来来往往的人，还是那些尽情歌唱的大姐们，每一个普通的生命都特别美，他们的笑容会感动我。在摄影机面前，导演赋予了他们极大的尊重。其实很多时候我都忘了我二十多岁是什么样子，因为我不是一个特别爱拍照的人，那时候相机也没有那么多功能，我大部分过去的影像都保留在电影当中，所以当我看到自己从青春到中年的容颜变化还是挺震惊的，可同时我又觉得非常幸运，从青春到中年的生命体验可以被摄影机记录下来，展现在观众面前。毕竟谁都会老去，但谁都有年轻的时候，作为此刻的我，只爱当下的自己，所以《风流一代》对我来说也是一份特别的礼物。这样的电影可能只属于我们这个团队吧，我现在回想起二十多年前的场景，导演带着我和摄影师，坐着一个小面包车，大概七个人到处跑，走到哪拍到哪，我永远都穿的那一身衣服。为什么不换？一是没那么多置装费，二是导演说这样剪辑起来方便一些。那时候我们的状态特别好，充满着年轻人的自由感，为了自己所喜爱的事业，不去考虑任何别人的定义，也没有任何框架与束缚，那种自由现在真的是回不去了。那些影像我之前一直都没有机会看到，因为拍得太多了。我们2001年拍第一部纪录片《公共场所》，拍完之后导演又带着我们回到了他比较喜欢的一些场景，比如大同的煤矿，每一个煤矿里面都有特殊的建筑，像工人俱乐部之类的，我对这些建筑很熟悉，因为我从小在太钢长大，只是我们去的时候基本都已经荒废了，导演特别喜欢那样的空间，他会让我在里面行走，有一些情绪，但没有剧本。我也不知道我在干什么，总觉得导演只是让我展现这个空间。《任逍遥》拍完后，我们又回到之前拍过的地方，这时候就有剧本了，我还有对手戏演员，我们甚至跑到内蒙古去拍。直到《三峡好人》的时候，导演仍然在拍大量的素材，那时候我已经有一些工作经验了，能感觉到导演拍那么多素材，电影里是放不下的，我不是特别理解他为什么要拍这么多，每天都要赶时间，而且很多条我的段落他都不通过，特别痛苦，可现在回想起来我才意识到，导演那时候已经在梳理一个新的故事了，只是还没有明确想做成什么样子。我们的工作方式就是这样，一是即兴，二是大量素材的拍摄，可以说非常独特。当然最开始我并不知道电影里巧巧这个角色是不讲话的，我也不知道导演把巧巧的背景设置为一个超市的工作人员，我也是看到第三部分剧本的时候，才知道导演要这样设置。我当时和导演沟通，他说这次特别想把巧巧做成一个被困住的人，就如同我们的片名一样：被潮水所困。之后我就去到超市体验生活，在十几天的工作中，还是能感受到环境对于人的影响。巧巧在那样嘈杂的超市里面，其实是很压抑的，这种困境不管是生活上的，还是精神上的，它折射出的是我们这一代人都被困在一个地方。我在创作过程中比较大的担心是现在的表演能否和以前的连接上，因为通过这么多年不断地学习与感悟，我已经慢慢总结出了自己的表演方法，但最后看成片觉得还可以，没有不连贯感，因为一直以来我都是把人物放在第一位，赵涛是在人物之后，这使得巧巧在这电影里三部分走下来，还是能够做到融合且令人舒服的。我们作为演员很希望把个人最好的一面呈现出来，但这样对于表演本身来说，塑造人物就不够纯粹，在这种理念的指引下一直让我走到今天。![]()
这几年我能感觉到贾樟柯导演在创作上一些明显的变化，一方面是现在的他特别关注科学、物理学，包括AI，他也特别感兴趣，和别人聊天经常聊这方面的话题，还做了好多科学性的节目，所以当《风流一代》中出现了小机器人，我一点都不奇怪，在他学习的过程当中，还能把思考放到电影里面是很难得的。另一方面是现在他可以用更广阔的思维来思考人、思考生活，格局更宽广、视角更加独特，具体到电影的表现手法来说，他更加愿意琢磨，每一部影片都是在挑战自己，摸索着创造新的电影语言。导演已经拍了二十多年电影了，他不再害怕失败，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更应该放下固有的观念，去创作更活泼、灵动的电影，而不应该保守、固执己见。他非常坦然，即使会有失败，他也拍出了自己想要的电影，这很重要。面对种种困难，导演也变得更加从容了，没有那么多情绪了，特别是办平遥影展，每天可能要处理1000件事，只要不休息永远都是在处理事情，但我发现导演面对问题的时候不会那么情绪化了，以前经常说那我就不干了，现在则是遇到问题解决问题。有的影片没有及时拿到龙标，导演有时候会力所能及地帮忙沟通；有的项目缺少资金，导演也会力所能及地向资方、平台推荐。他一直在帮助别人，这也是平遥影展的初衷，希望帮助年轻人把好的作品拍出来。所以无论是精神上还是思想上，我都觉得贾导更加宽阔了。在个人生活上，导演变得更加健康了，懂得去调理身体，坚持跑步，毕竟好的身体才是拍电影的基础，可能他也在跑了一年步后感受到了运动带给他的改变，而且还知道睡觉了，以前导演真的是不睡觉，一天24小时，他可以工作22个小时，实在累得不得了才会躺一躺，起来继续工作。那时候大家都年轻，觉得熬夜很正常，但过了40岁之后能感觉到身体的变化比想象中还要快，这时候我就更心疼他，希望他能够多休息。所以现在坚持跑步、规律的休息，都是非常好的事情。作为导演，他不可能离开电影产业这样的环境，但作为演员，当我不在剧组塑造人物的时候，就一定要回归到生活里。在家里面打扫房间、养花养草、听听音乐、看看书，一方面是一种休息，另一方面也是对自己能量的一种补充。演员就像一个大海绵，演戏的时候海绵膨胀得特别大，演完戏之后海绵慢慢就干瘪了，这时候就需要回归到生活的状态当中。我希望把自己的这块海绵慢慢变得丰盈起来，这样才能保持更好的状态，进入到下一个角色中。因为我们所饰演的人物大部分都是普通人，为什么要天天把自己挂在高处或者走红地毯呢？我觉得那是一种病态。对我而言，当我离开这个角色，就应该踏踏实实回到生活中过日子了，只有这样，当下一次投入创作时，就会让我像第一次接触电影一样，保持一种新奇感，把人物塑造得更加有血有肉。有时候我时常觉得自己作为演员，道路是比较独一无二的，从舞蹈演员出身，第一部戏进入到《站台》，这么多年过去，我慢慢了解了演员应该是什么样子，比如《任逍遥》的时候，导演带着我去定妆买服装，我们去批发市场买，当时导演买了很多透明的衣服、还有蓝色的发套，我觉得这些衣服好奇怪，对导演说我不穿这些衣服，导演说我不是给你穿的，而是给角色穿的。这让我突然意识到当演员是在塑造别人，而不能只想着我自己。后来到了《三峡好人》，前四分之一的段落没有一场戏不拍个四五十条，我非常痛苦，只能自己琢磨：为什么这场戏就过不了？后来有一天，导演给我的要求是让我站在人群当中，并提出要求：必须让摄影机第一眼就抓到你，因为你是个演员，但抓到你的同时你又不能在表演，这样就会失去真实感。就是这种否定再否定，让我更加明白了生活的重要性，我必须回归到生活当中。就像《三峡好人》的沈红，她就是个普通女性，在生活的浪潮当中去寻找答案，我在想为什么不能让人物带着赵涛在电影中生活呢？想通了这件事，我发现一切就都对了，甚至有一场戏才拍了三条就过了，我都觉得难以置信。从那时起我就明白，戏剧性是需要的，但在一些非戏剧性的段落中，就应该让演员找到生活的质感。另外对我影响很大的一部电影，是我和意大利导演合作的《我是丽》，让我获得了意大利大卫奖最佳女主角的荣誉，这个奖项是对我多年来工作经验的一种肯定，拍那部电影我一个人在海外独自生活了四个多月，那时候我有点不知所措，不知道该怎么演，导演安德烈·赛格亚是看了《三峡好人》后让我来演这部戏的，他学的是社会学，在片场对我不提任何要求，觉得每一条演得都很好，这让我有点慌乱，怎么可能每条都好呢？可以说这位导演的反馈程度与《三峡好人》完全是两个极端，好在我特别幸运，认识了当时和我搭戏的一位意大利独角戏演员，我问他你是怎样做表演这个工作的？他谈到了对剧本的处理，一个很长的剧本，他会每一场戏划分成具体的日期、季节、时间等等，能分多细就分多细，比如春天早晨8点，秋天下午3点，这些因素不同，人物所处的环境、状态甚至穿的衣服厚度也完全不同，这对我很有启发，我回去连夜把《我是丽》那个剧本从头到尾按照他的方法做了标注，对人物的理解更细致了。最后能够拿到奖，这肯定了我的工作方法是对的，也让我对表演更有自信。特别是到了《风流一代》当中，我找到了一种以前从未有过的表演当中的自由感，我可以靠我的感知去表演。比如电影最后一场戏巧巧的呐喊，刚开始我们剧本是没有这个设置的，导演大概拍了几条，说可以了，我们来发挥一条，我知道这是可以不按照剧本，自己去演就可以了。因为前面大概五六场戏的过程中，我内心积累了很多情绪，巧巧这二十多年的一幕一幕真的就像过电影一样在我脑海中浮现，我觉得自己有一股气往上顶，想要释放出来，所以在实际拍摄的那一刻，我就喊了一声，最后观众的反馈不错，也是偶得之笔。这些年我其实一直接到其他导演邀请我出演的剧本，特别是《三峡好人》那个时候，接到的剧本格外多，但让我很困惑的一点是，人物基本都是以《三峡好人》为原点，如果我再演一部类似《三峡好人》的电影，一点拍不到那种状态，所以基本上都拒绝了。我希望能找到一个完全不同于沈红的人物，就遇到了《我是丽》，一个移民的母亲。疫情前我也接触了一位法国导演，想要拍一个涉及女华人的家庭故事，可惜因为疫情的暴发最后停滞了。我作为演员不会固定说只跟谁合作，我很荣幸能够一直和贾导的团队创作，但我也不拒绝好的剧本、好的人物，剧本能够打动我是最重要的前提，我才能够通过表演去感染更多人。至于很多网友每次都很关心我能不能拿奖，我真的特别感谢大家，我不是有着那种大众都能接受的表演的演员，在这种情况下，这么多影迷关心我，还是很感谢的。但很多人不知道的一个小故事是，我当时说我要拿戛纳影后，这句话它是有一个语境的，那是在拍完第二部电影《任逍遥》后，我还在学校做舞蹈老师，我请了十天假和导演去了戛纳，这些电影节本来对我而言只是不同的旅游景点，但去了戛纳之后，这个电影节对年轻人特别友好，对每一位电影人都很尊重。当时有一个外国媒体来问我未来的规划，我特别开心地说我下个目标就是戛纳的最佳女演员奖。我因为从小学习专业舞蹈，所以对自己要求很严苛，那时候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毕了业要到山西省歌舞剧院去当一名演员，这个理想在中专六年的学习中一直引领着我，我从一个刚开始什么都不会的人，到最后全山西几百人只有我一个人能考上北京舞蹈学院，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心里目标很明确。当我进到舞蹈学院后，我的目标是毕业后留在总政歌舞团，但没想到我回了大学，做了舞蹈老师， 我当时很迷茫，在那里工作一年之后我仿佛看到了自己四十多岁的样子——成为一名系主任。就在这个时候，我遇到了贾导，他把我带到了电影的世界，所以我的新目标出现了，我要做最好的电影女演员，这件事不在于我能不能做得到，而在于我是否给自己设定了目标。回想起来，作为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有这样一个理想没有错，而且我也希望每个年轻人都有自己的理想，在这一生中朝自己的理想去努力、去奋斗。现在我四十多岁了，大家仍然在谈这个话题，还是挺有意思的，但现在我心态有了很大的变化，拿奖这件事没有应不应该，身为演员，能做到的就是把每一场戏演好，而身为导演，贾导把电影用最专业独特的视角，送到电影节去评奖，这就是我们能做到的，至于是否拿奖，那真的要看评审的口味。因为我也做过评审，评审团主席的口味非常重要，我记得我在上海电影节做评委，主席是土耳其导演锡兰，我们两个人讨论的时候很多看法高度一致，比如那一年《呼吸之间》的演员拿到最佳女演员奖是我提的，她的表演可信度非常高，深深触动到了我，锡兰导演很认可，我们在电影的认知上有一致性，评审团主席的看法会带动整个评审团。所以我觉得我和贾导把电影拍好，这就可以了，其他的就交给专业的平台和运气。我还会拍片，就算我这一生都得不到这样一个荣誉，但我在朝着它努力，我也是幸福的，因为我是一个有理想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