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 | 蔡明亮与《无所住》：逆势而为的探索者
体娱
电影
2024-03-18 20:10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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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柏林电影节，与蔡明亮导演重逢，四年前我们在这里聊过他当时的新片《日子》。四年过去，蔡导松弛了许多，至少在心态上，脱开了竞赛的压力，可以更加享受电影节展本身。这次他带来了两部电影，一部是修复版的经典旧作《天边一朵云》，一部是《行者》系列的最新作品《无所住》，他说，这次来除了放电影，更多地还是想与大家探讨我们该如何面对未来电影的发展。在电影节看到《无所住》这样的电影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有网友称其为“影展减速带”。记者每天要大量看片，平均一天要看4-5部长片，而如果看到《无所住》，似乎不必特别在意它讲了什么，又或者怕错过什么画面。观众可以完全放松地坐在座椅上，看着大银幕上的李康生缓缓地移动着，如果困了也可以小憩片刻，醒过来的时候李康生仍然在移动，时间在这一刻似乎凝结了，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但其实很多事情已经发生了，这种感觉等同于一场放松大脑的“影像SPA”。关于为什么想做《无所住》以及《行者》这一系列电影，其实导演在影片的简介中曾经有所提及：“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于相离相，常离诸境，不于境上生心，也就能逍遥自在。走下《只有你》的舞台，李康生从《无色》到《何处》，再来到《无所住》的华盛顿，十年足之所至，也就是十部「行者」电影。一身红袈裟，赤足慢步踏遍人世的道道风景：清溪涓流、绿树晃曳；街角嚣动、车站倥偬，不为身外现象所惑，清心依然一片宁静。蔡明亮随心感念，放下一切言之有物；小康与亚侬在同一空间异同对照，出入红尘而不受红尘所扰，早达明心见性、悟道归源之境。”
当然除了两部电影的分享，蔡明亮还在论坛上提到自己未来应该不会再拍剧情电影了。事实上从2013年的《郊游》之后，他的创作就告别了剧情与角色，2020年的《日子》基本来自于生活真实的记录，只是稍有故事加工。可以说如今的蔡明亮，已经进入到了一层新的创作维度之中，他更在意的是电影中的“人”，希望观众关注“人”本身，而不是天花乱坠的故事与套路。
这在一定程度上似乎也体现了当下世界剧情电影创作的趋势，大量的故事撞型、抄袭、翻拍，本质上还是在于已经很少有值得说的故事被搬上大银幕，而电影的商业性束缚了越来越多的创作者，大家对于电影这门艺术的理解已经产生了偏差。在蔡明亮看来，电影从来就不该是谋利的工具，而应该来自最自由、真实的内心表达，这一点，随着近年来电影行业的发展迟缓，令他愈加忧虑。
从《青少年哪吒》到《无所住》，拍了30年电影，蔡明亮似乎一直处于“逆势而为”的状态，中国传统思维讲究的是“顺势”，但蔡明亮却觉得这个世界总要有人发出一点反叛的声音，才有可能促成更多的改变。如今年近七旬的他依然走在“逆势”的路上，他身上的“探索者”属性也愈加明显。就像今天很多人看他20年前的电影《天边一朵云》，仍能看出经久不衰的先锋感，这可能就是一名走在时代前沿的创作者的孤独与宿命吧。![]()
以下是导演蔡明亮的自述，他和我们分享了他与电影《无所住》的故事：这次重新回到柏林，心态上轻松了很多，因为没有竞赛，有一新一旧两部电影要放一放，会有一些做任务的感觉。他们安排我座谈，我一直在思考我要带来什么样的演讲，因为我也算有一点点资历的老电影人了，我对现在电影的现象有一些感触，这些观念想传达出来给电影节的观众。尤其是我觉得近年来整个电影行业有一种被困住的感觉，还是想和大家探讨与思考，我们该如何面对未来电影的发展。这次放的新片是《行者》系列的《无所住》，每次在创作上都会想加入一点新的东西，其实拍这个系列我的想法是有点自私的，就是要拍李康生走路，但背景每次都要更换。做任何事都要想一些新意，这次也一样。没想到我会被邀请去华盛顿拍，我本来以为会是纽约，华盛顿很特殊，它不是一个热闹的城市，而是有很多象征意义在里面，我们看美国电影总会在华盛顿看到很多政治性的场景，我在看景的时候就觉得不太好拍，因为我不想再拍林肯铜像，也不想拍五角大楼那些，我就在想我要拍什么？所以花了很多时间到处去看，什么瀑布啦、郊外的公园啦、小镇啦都有看。后来我突然提醒我自己，行者到底是在干嘛？他的初衷是什么？他就是用一种缓慢的速度在这个世界的各个角落移动身体，让我们能用新的视角来看这个世界。我会想到一千四百年前玄奘去印度的过程，每一个地点对他都是陌生的，所以我转换了方式，我选择用很轻松的心态来拍这一部，紧绷状态拍出来的东西是不自然的，所以这部《无所住》我没有想太多，我想让他在哪里走就在哪里走，遇到什么就拍什么。我从1992年开始拍剧情片，一直拍到2013年的《郊游》，那个时候我蛮厌倦的，其实我拍《你那边几点》的时候我就很厌倦，因为我发现我从头到尾就是很不喜欢被约束的一个人，拍电影有很多制约的东西，找钱的过程中你要有故事大纲，要有剧本来说服别人。我还记得我年轻的时候跟法国的制片人说，你能不能给我一笔钱拍一部电影。拍什么我现在不知道，但是我要拍四年，他听了哈哈大笑，觉得这根本不可思议。我的个性就是很反叛，怕被约束，所以到了《郊游》，虽然还是蛮成功的，但我觉得已经到顶了，我需要找到新的创作支点。我是一个思考型的导演，会思考我的每一部电影到底在干嘛，我不会问观众，我就会问我自己，我要做什么？我还能做什么？恰好我在拍完《脸》之后，有机会弄一个剧场，做一出李康生的独角戏，里面有一段表演很特殊，需要他从舞台的左边，走到舞台的右边，看上去简单，但在想法上很困难，因为不知道该怎么走。他后来就用慢走的方式，一点点挪动，那一刹我很震动，那个演出到最后可能都没有表演的概念了，他走的过程完全没有剧情的发展，只有身体的移动。我当时就有一种想法，我们在看剧场或者看电影的时候到底在看什么？我们不就是在看人吗？可很多作品里我们都看不到人，我们只能看到剧情，看到编排好的故事，看到眼花缭乱的效果，但我们看不到一个人美的地方。李康生走得太美了，他的脚的浮动很细致，他走了十七分钟，其实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就只有一个人在房间里移动，但我却觉得特别美。这个表演我说要拍成影像，没有剧情，就是拍李康生走路，李康生听了笑着问我是要拍给博物馆的吗？我说给博物馆也可以，但这是我认为影像有趣的地方。我现在回想起来，就觉得那一刻是有一条绳子把我拉上去，在那个节点找到了新的拍摄方向，开始做《行者》系列。后来拍《日子》，也不是我编剧出来的，它就是生活当中自然发生的，李康生生病、我遇到亚侬，我觉得这些生活中的“已发生”可以发展成一部电影。我今天早上去看《天边一朵云》在柏林的放映效果，检查一下画质，看到大银幕上播放的几个画面，仍然觉得李康生很厉害。他是非科班的演员，在《天边一朵云》的表现我都很惊讶，他怎么可以做到这种表现的？一路以来我对他的处理都是比较简单的，我们拍电影很好玩，因为时间太久了，所以不会有太多的沟通，我每次做什么片子，我要他做，他都会很愿意，这样就够了。当然我也很鼓励他去接别的项目，因为要生活，而且接别的项目能拓展他更多的可能性，只是我随时想拍他都会回来。比如拍《行者》，时不时就要拍了，他就要剃头，他需要思考剃头前后可以拍什么东西赚钱，因为一剃头人家可能就不要用他了。但他每次都配合我，而且是无条件的，我一辈子都在拍小康，把他从年轻拍到年老，我们的观众也有很多人是从年轻开始跟着小康在改变，这种合作关系特别默契。当然我最近也在想，未来我的电影还会有什么样的可能性。前几天有一位日本演员约我在柏林见面，他很资深，也有兴趣与我合作，每次看到好的演员我都会心动，就像我现在每次跟杨贵媚吃饭我都会好想再拍她。我觉得我会再拍一部电影，这些演员都是自己的演员或者我喜欢的演员，包括李康生，我在等他再年长一点点，还有杨贵媚、陆奕静、陈湘琪，以及亚侬。这部电影最好没有剧情，但能展现出电影更多的可能性。各种艺术的表现是在不停发展的，电影除外，我认为电影发展是很缓慢的，因为太市场性了，所有东西都被市场绑住，作者的自由是并不存在的。我还算一个幸运者，还算比较有主见，我希望我的电影里演员可以有所表现，而不是被其他的因素束缚，希望我可以实现。![]()
这几年因为疫情，电影行业的情况雪上加霜，这段时间我开始画画，在发展一些美术的创作模式，感觉很自由。电影也不见得要多拍几部，能做的事情还是蛮多的。这次来我听到很多人都在讨论AI，其实它反过来让我们思考，是不是谁都可以拍电影？以及是不是谁都可以拍出好电影？这二者还是有区别的。我现在看到手机上的短视频，让我更加觉得影像已经陷入到了重复又重复的怪圈里面，把生活中的流行音乐加上重复的影像，但对人类并没有什么正向的影响。来到电影节，看到戏院里坐满了人，内心还是会很感动的，大家并没有觉得电影没有力量，只是说电影不能获得发展确实令人忧虑，正因如此才需要有人提出一些意见，这也是我来到柏林进行演讲的核心主题。我现在时常也会陷入到一种怀旧情绪里面，我记得当年《天边一朵云》来柏林的时候拿了很多奖，就在我们得奖的那天，从台北传来消息，我们的苗叔苗天去世了，那种悲喜交集的感觉特别深刻。《天边一朵云》当年争议蛮大的，可能也是我最用力的一部电影，拍得非常年轻气盛，在当时的台湾引起了很大的回响，这当中有社会性的对话概念，因为社会风气整体还是比较保守的，突然来了这样一个大尺度的东西，确实很难令人接受。当时几乎每天新闻都会出现《天边一朵云》的报道，什么学生跑进电影院去看，高中老师带着一群学生闯关之类的新闻都有。还有人说看不懂，买票之后觉得很后悔，反正什么声音都会出现，所以这次就有一种想法说要不要再重新发行这部电影。如今十几二十年过去了，台湾的社会也有了很大的变化，我还蛮期待当下的台湾观众会如何看待这部作品的。![]()
现在回头去看，好像我一直在逆着潮流做一些事情。读佛经带给我蛮多启示的，包括玄奘的传记也给我很多启发，总要有人去做一些反叛或者不同的事情，这样人类社会才可能会有进步与改变。我在台北有一位皈依的师父，在二十几年前他就在佛堂里讲我的电影。我的电影从《青少年哪吒》开始就很叛逆，《天边一朵云》更是讲到了A片的概念，但他仍然坚持向很多人推荐我的电影。去年年底《日子》在台北上映，他还包了两场，免费给他的信徒看，很多尼姑与和尚看到我《日子》当中那场同性按摩的戏都大受震撼，但他们映后每一个人站起来说的道理都蛮好，没有人会忌讳，现在连和尚都不会忌讳。我从小就是一个害怕被约束的人，只要感觉到被约束我就必须要讲出来，因为你只有讲出来才有用。包括我去美术馆，我要求美术馆能不能晚上开馆，但美术馆有很多包袱，碰到我这种人他们就要去思考，晚上开馆到底值不值得。有一位馆长很简单，他说给我申请个工作证就可以通宵开馆了，并没有很难。所以事在人为，拍电影更是这样，如果为了生活我可以去卖面，不必拍电影，我有时候很后悔我当时没选择卖面，我弟弟卖面很赚钱，既然我没有卖面而是拍电影，那就一定要按照自己的想法来，不能让我当初的选择后悔。我时常会在电影节会各个层面遇到一些年轻的观众，我很希望我的观点能够帮助到他们。现在电影学校这么多，你说谁不知道电影是什么？大家都知道，但还是那个问题，人为什么要看电影？因为电影是有很神奇的能量的，但不是所有的电影都应该去赚钱。我很不理解为什么我们的电影会有贺岁片这个概念？大陆、台湾、香港都会有，赚钱可以啊，但为什么一家人平时不看电影，偏偏要在这个时间一起去看一部电影？而且为什么这部电影一定要是喜剧？在西方没有贺岁片的概念，如果真的有我相信也可以看悲剧。事实上电影的发展性已经被限制了。当然我年轻的时候也喜欢看商业片，但后来有机会看到法斯宾德他们那些作者型导演的电影，我的眼睛才意识到电影原来是什么，可以做什么，我很盼望我的电影也能有这样的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