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内容丰富，语料翔实，展现了跨学科研究的魅力，是一本极为详尽的批评话语分析力作。
《语言与全球化》将批评话语分析与文化政治经济学相结合，从超学科视角研究语言与全球化问题。理论与方法的阐释深入浅出，涉及全球主义话语、政府机构与非政府机构话语，以及话语与话语杂糅、叙事、修辞、话语策略等问题；分析的案例丰富多样，包括全球化过程中发生在多地区多层级的多个事件，涉及民族国家与全球化、大众传媒与全球化、反恐战争与全球化以及“自下而上”的全球化。这是一本极为详尽的话语分析和语言学跨学科研究的著作，是相关研究领域的学者和学生的必读书目。
诺曼·费尔克劳（Norman Fairclough）英国兰卡斯特大学荣休教授，批评话语分析研究领域公认的领军学者；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话语与社会的辩证关系方面，提出的“辩证－关系”批评话语分析路径在学界具有重要影响；代表性著作有《语言与权力》（1989）、《话语与社会变迁》（1992）、《后现代生活中的话语》（1999，与L. Chouliaraki合著）、《话语分析》（2003）、《语言与全球化》（2006）、《批评话语分析》（2010，第2版）、《政治话语分析》（2012，与I. Fairclough合著）。田海龙
天津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常务副主编；中国语言学会社会语言学分会会长，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话语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辑刊《中国社会语言学》主编、《话语研究论丛》创刊主编；主要研究兴趣为社会语言学和话语研究，出版有《语篇研究：范畴、视角、方法》（2009）、《批评话语分析：阐释、思考、应用》（2014）等学术著作。译者热情地邀请我为《语言与全球化》中文版作序，我欣然应允。该书写于2004年至2005年间，2006年出版，而我写这个“序言”时已是2018年。2006年以来，全球
化发生了很大变化。当然，对于全球化及其变化的方式，世界不同地方的人会有不同的经历。这里我要探讨的是我的世界所经历的变化的某些方面及其对批评话语分析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的启示。该书第2章的“结语”部分详细说明了本书的主要内容；读者若先读这部分，将会有助于理解本“序言”的内容。 英国、欧盟以及大西洋对岸的美洲，包括美国，都是我生活的地方，这大致就是我
说的“我的世界”。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2018年9月25日在联合国发言时说：“我们反对全球主义的意识形态，我们拥抱爱国主义的信条。”2016年“脱欧”公投中，英国民众选择脱离欧盟。这两件事反映了全球化演变的方式，我的世界里的人们对此非常关注。 本书所采用的全球化话语分析路径是批评话语分析与“文化政治经济学”的“联姻”，
这一联姻“有助于理解和改变结构、实践和全球主义话语之间的辩证关系”。引号里的句
子是朗·斯科隆（Ron Scollon）对本书的评价，印在英文版封四上面。我不知道特朗普
的“全球主义”（globalism）是什么意思，但我说的“全球主义”是引导全球化的一种策
略，这种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全球主义话语。这个观点来自文化政治经济学：当经济和社会危机出现时，为了摆脱危机，通常会出现不同甚至对立的引发社会变革的策略，而这些策略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各种话语。全球主义是一种新自由主义策略，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之后，它战胜了其他策略并取得主导地位；它的新自由主义特征之一就是要推行“私有化”——缩减国家的体量和权力，将国有资产出售给私有企业，
减少国家在社会福利上的开支，等等。全球主义话语是这个策略的必要部分：策略主要以话语的形式出现，赞同不同话语的人们彼此竞争，让自己的话语击败其他话语，最终
使霸权话语成为霸权策略的必要成分。话语“被操作”，即把话语付诸实施，变成实践，
即是可见的变化。这种观点的一个自然推论就是：全球化不能简化为全球主义；全球主
义只是全球化的诸多可能形式中的一种，而全球主义的消亡并非意味着全球化的终结。本书出版以来全球化发生了很多变化，其原因主要是2007—2008年我的世界里发生
的金融和经济危机。这场危机被广泛认为是全球主义的失败，证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形式的全球化是行不通的。这一认识还引发了比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更严重
的政治危机，因为在全球主义被认为无效的情况下还要为它辩护并维持它的现状，这无疑会引起愤怒。特朗普在政治上是反对全球主义的，尽管方式有些古怪，而他竞选总统时的左翼对手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也是反对全球主义的。仅就政治中心左翼与右翼之间的对立而言，极左翼与极右翼之间不仅彼此对立，还与全球主义的某些方面对立。但是，像美国的特朗普这样的极右翼，他反对全球化的某些方面是因为主张复兴民族主义，而不是反对新自由主义，而左翼对全球主义的批评却主要是针对新自由主义。 在新自由主义者即经济自由主义者的话语中，也日益在政治自由主义者的话语中，
如此反对全球主义被贴以“平民主义”的标签，它既可是左翼的也可是右翼的。对于全
球主义所遭受的批评，自由主义者通过抨击“平民主义”给予还击，指责平民主义针对
诸如传统产业衰退和移民等复杂问题提出的解决办法过于简单。这些解决办法可能会让一些人喜欢，如认为这些问题给自己造成了痛苦并在寻找解决办法的人，他们会投票给
恰巧提出这些办法的政客们。我认为“平民主义”这个词有一定的误导性：它被用来宣称千差万别的事情彼此相等，而就其作为政治分析的一个固定范畴和术语而言，这些千差万别的事情中只有一部分具有平民主义的特征。这种（新）自由主义话语似乎只体现出政治运动和政治领导人反对全球主义，而没
有关注民众的呼声，没有关注那些投票给特朗普或投票赞成脱欧的人们，他们中的许多人感觉自己在全球化时代吃亏了或被忽视了。（新）自由主义话语如此反对全球主义我不赞成。我认为，可以对这一自由主义话语进行批评性分析，要让世人知道，政治上如此重要的对全球主义的抨击完全被“平民主义”政治家的思想、行为和语言覆盖了，而选民和公民（以及民众）的思想、行为和语言却没有被体现。然而，理解并详细分析民众对全球主义的抵触，包括分析和批评民众的话语和论据，并且认真评估和建设性地回应这种抵触，可能会有助于克服政治危机。这要涉及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已经出现的严重的社会分裂。批评话语分析可以为这样的分析和批评做出重要贡献。2018年2月“舆观”民意调查显示，赞成脱欧者的诉求是，“希望英国离开欧盟以便能够收回一些掌控权，如一般意义上的对自己法律的掌控，以及更具体的如对移民和对那些交给欧盟的钱的掌控”。用本书里的术语来说，他们反对的是全球主义的某些方面，
特别是欧盟内部业已成型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形式——尽管大多数赞成脱欧者自己并非如此表述。他们反对的是现存秩序、现状以及那些努力维持现状并应该为现状恶化负责的政客们和社会势力。这种反对有一定的经济属性：反对的是日益加剧的经济不平等、低收入和不稳定的工作、大量人口享受不到现状带来的好处因而感觉被排斥和忽视，等等。它也有更强的社会和文化属性，这在要求控制移民方面表现得最为清楚。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考察我的世界更久以前发生的变化。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 1944）把资本主义社会看作是市场化与社会保障之间的持续矛盾。第二次世界大战至20世纪70年代期间资本主义的主导形式是社会民主，它以市场化与社会保障之间的调和为基础。但在70年代，资本主义的形式转向了新自由主义。要清楚地了解这一转变，我们需要区别社会这边的两个问题：社会不仅包括社会保障，还包括解放——妇女的解放、包括黑人在内的少数民族的解放，以及同性恋群体的解放，等等。南茜·弗雷泽（Fraser & Jaeggi, 2018，第 4 章，165-223 页）认为，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变不仅带来经济转变，也带来社会政策的转变：社会保障（如“福利国家”）减少了，但支持社会解放的政策增加了。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如被认同的“公平”）而言，社会这边的优势至关重要（Boltanski & Chiapello, 2013）；上述两种形式的资本主义选择依赖不同的优势。这样，每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都会产生某种失衡；理想的状态是，促进社会公平的政策和促进社会解放的政策应该更加均衡地实施。社会民主形式的资本主义的失衡集中体现在20世纪60年代我的世界中的民众抗议上面。而新自由主义采纳了民众的部分诉求，把自己与社会解放联系起来。新自由资本主义的失衡集中体现在近些年英国、美
国和其他国家的选举以及英国脱欧公投上面。例如，在英国出生的一些人认为近些年的移民比自己享受了更多的社会福利，抱怨说这不公平。失衡也表现在近些年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某些方面的政治反对和学术批评，包括批
评话语分析的话语批评。可以说，社会身份与身份政治、性别主义、种族主义和同性恋恐惧症等问题被单方面强调，而社会阶级和阶级政治等问题相对来讲被忽视了。例如，
英国脱欧事件近年引发了对脱欧赞成者们在移民问题上的排外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深刻反思，而新自由主义的缺陷和社会政策的失败这些本次公投真正抗议的问题却很少被反思。的确，移民们经常为那些系统性的、有时是由种族主义虐待造成的问题蒙受不公平的指责，这一现象也确实应该批评并且在政治上加以反对。但是，在移民问题上的争议不能如此简化，例如，提倡在移民问题上有所控制本身并不是种族主义。如果此时，2018年，我要写一本关于语言与全球化的书，我会把这些变化以及其他
变化都写进来。原书第六章（“自下而上的全球化”）的内容应该大幅扩充，作为重点章节，放到更靠前的位置。如前所述，该书聚焦于全球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策略和话语，以及它是如何在20世纪70年代危机之后取得霸权地位的。但是现在，2007—2008年金融和经济危机进而政治危机发生之后，又发生了新的策略斗争，这些策略斗争如我所示也是试图确立霸权话语的话语斗争。写本书时，我可以回顾那时发生过的策略斗争，其结果已经非常清楚，但现在正在进行的新的斗争，还无法预测结果。现在是“新时代”，经济、政治和社会环境都发生了变化，这就要求我们重新审视目前的理论、方法和研究议程，必要时甚至需要加以修改。该书的2006年版本主要批评全球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但如果现在写这样一本书，则还需要批评已经出现的反对全球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强大势力；对反全球主义的批评性分析，既要包括政党和政治领袖，也要包括民众的反对意见，例如那些投票给特朗普和赞成脱欧的人对全球主义的反抗。我认为还要将批评扩展到学术分析和批评，对象既包括新自由主义和全球主义已经
获得霸主地位的社会，也包括近期对新自由主义和全球主义的反对。在前面质疑将反对全球主义的声音冠以“平民主义”时，我已表达过这一观点，而这种情况在包括批评话语分析在内的学术分析和批评中非常普遍（如Wodak，2015）。我认为批评话语分析研究领域需要发起一场辩论，回顾其研究议程近几年的发展变化，讨论“新时代”有何要求，以及探讨相关的理论与方法问题。我在最近发表的论著（如Fairclough & Fairclough，
2018）中已经尝试着发起这个辩论。除了质疑“平民主义”，我还认为，尽管批评话语分析天生与政治相关（批评起于政治斗争，批评所用的批评性分析方法又可以用于政治斗争），但批评与政治行为是不同的活动，批评性分析应该小心谨慎，不要依附于或者宣扬某种政治立场或宗旨。例如，不公平、压迫和歧视是批评话语分析及其他形式的批评性分析的主要关注，但分析者们应该确保他们的批评具有包容性（inclusive），例如，要确保不要朝“身份政治”的方向偏得太多，不要在充分关注性别主义、种族主义、排外主
义和同性恋恐惧症之类的问题时，却没有足够关注贫困、失业、低工资、住房条件差、社会保障不足等问题。Boltanski, L. & Chiapello, E. 2013. The New Spirit of Capitalism. trans. Gregory Elliott.
London: Verso.
Fairclough, N. & Fairclough, I. 2018. A procedural approach to ethical critique in CDA.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15.2: 169-185.
Fraser, N. & Jaeggi, R. 2018. Capitalism: A Conversation in Critical Theory. ed. Brian
Milstei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Polanyi, K. 1944.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oston: Beacon Press.
Wodak, R. 2015. The Politics of Fear. What Right-Wing Populist Discourses Mean. London:
Sage.
致谢
导言
第一章 学术文献述评
第二章 我的研究路径
第三章 全球化的多种话语
第四章 民族国家的再层级化
第五章 媒体、媒介和全球化
第六章 自下而上的全球化
第七章 全球化、战争和恐怖主义
结语
参考文献
索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