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2月13-18日，王志纲先生携智纲战略书院班学员以“三生有幸世界游，老王带你看世界”为主题，走进泰国、新加坡等国家进行研学、考察并体验“三生有幸”的生活观、生命观与哲学观。
12月16日来到新加坡，王志纲先生接受了新加坡知名媒体“新加坡眼”的专访。专访过程中，王志纲先生回溯了中国改革开放这一历史伟大进程和新加坡的一些关联往事，并从人性的高度的出发，剖析了新加坡这个国家的治理逻辑及其实现发展的必然原因。
最后，提到中国企业出海，王志纲先生指出：“中国企业出海不是没有战斗力，而是战斗力太强，下一步中国企业出海要解决好在地化和属地化的问题”。以下是专访原文，特做整理，以飨读者。
主持人：新加坡眼的观众，大家好！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中国著名战略咨询专家、智纲智库的创始人王志纲老师。
王志纲老师大学毕业后在理论研究部门做了几年研究，然后又在新华社做了10年的新华社记者。1994年王志纲老师下海，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民间智库——王志纲工作室（现名智纲智库）。
王志纲先生与新加坡眼主持人
非常欢迎王志纲老师来到新加坡，也请王志纲老师跟新加坡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王志纲：新加坡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刚到新加坡。十多年没来了，到了以后真是感到新加坡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接下来，我们也会在新加坡进行比较深入的游学体验，到时候希望有更美好的收获吧。
从被迫出海到三生有幸
主持人：王老师，您这次是为什么来新加坡呢？
王志纲：我今年年初在国内有个讲演，基于国内强大的生产制造能力及产业链、供应链优势，在极卷的国内市场环境下，提出了一个观点，叫“不出海，就出局”。没想到观点一出，不管是“庙堂之高”，还是“江湖之远”都引起了一片轰动，也点中了不少人的痛点。
当下的中国，企业家们出海，已经是一个波澜壮阔的大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再者，智纲智库除了是一个战略咨询机构以外，还是一个战略思想库。我们在成都有一个智纲书院，扮演着孵化器的角色，每年也都会开设一期智纲战略书院班，专门对企业家进行孵化。现在我们是第十二期，学员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翘楚，我带着他们出来进行游学考察，体验“三生有幸”的生命状态。
王志纲先生携智纲战略书院班学员对泰国正大集团进行研学考察
我们也刚从泰国过来，下午刚到新加坡。兰州大学新加坡校友会很热情的接待了我们，我和他们也进行了比较长的沟通和交流，对新加坡的台前幕后，前世今生也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这点非常感谢他们。
中国有句古话：“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中国企业要出海，如果不跟这些校友或者老乡们打交道，可能要走不少的冤枉路。所以，也借此机会对兰大的校友们表示感谢。
主持人：那您今天也跟这些校友们做了很多的交流，对吗？
王志纲：有很深的交流，他们都是一批在这边卓有成就的企业家。
我是兰大毕业的，兰州大学原来在中国的名气很大，但这些年伴随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在区域发展失衡的大背景下，受到了不小的影响。大批的院士、名教授也都被沿海挖走了，人才流失很严重。
但是，兰州大学自强不息，现在又冒出了很多新锐，特别是一批新锐的企业家。像我遇到的，很多在国内做得很成功的校友，他们都在新加坡建立了自己的区域总部，而且下一步准备在新加坡广泛团结各个名牌大学的校友会同仁，就实现自身和推动新加坡发展做一点事。
王志纲先生与兰州大学新加坡校友会
主持人：王老师，您刚才也提到新加坡，您好久没来了？您还记得第一次来新加坡是什么时候吗？
王志纲：新加坡我来过若干次，第一次是25年前。当时整个中国的房地产和城市化进程正蓄势待发，在这个背景下，我带着一批中国的企业家来新加坡专门考察对标它的花园城市建设。那次考察收获非常大，也让这些中国的土豪老板们，真正理解了什么叫“花园城市”？
特别是看到圣淘沙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当时有个土豪老板刚看到圣淘沙就很兴奋，当场就说：“原来海水和海景还能这么利用？回去我一定要打造一个比它更好的”。后面在我的帮助下，他在中国打造了一个轰动一时的楼盘——星河湾。星河湾成功以后，全中国都在学习它，一下子把整个中国的房地产业拉升一个很大的台阶。
所以，今天看到的中国很多城市的规建，跟这个项目有很大的关系，它开创了一个很好的样板。源头就是新加坡。
今天中国人到新加坡，城市建设的面貌感觉很熟悉，其实这背后和我们不断学习新加坡是完全分不开的。在这个层面，我们学的是它的城市规划和建设的思路，属于“硬件”范畴。这个好学。
智纲战略书院班学员在新加坡
11年前，我再次来到新加坡休闲。那时，新加坡刚开始放开赌场，开放风俗行业。当时我深深的被新加坡领导人的魄力所触动。这些行业都是符合人性的，但是管理很重要。新加坡敢于放开它，而且把它管理得很好，这在新加坡成为国际化城市的道路上，增添了一抹靓色。
查封一个地方很容易，禁止一个东西也很简单，但是需要把这种东西放开，又能够有效管理它，从而丰富这座城市的魅力，构成这座城市的气质和价值，这不仅需要很大的勇气和魄力，更考验着管理者的治理能力与智慧。所以那次来看了以后，对于新加坡的“软件”部分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感受。
特别是在这么一个“弹丸之地”，居然有十几个高尔夫球场，很让人吃惊。
联想到我们国内，动不动就以各种理由查封高尔夫球场。为什么不来学学新加坡呢？很多人类生活所需要的，社会文明形态发展所衍生出来的东西，存在必然有它的逻辑和道理。就这点上来说，中国还有很多领域值得向新加坡学习。
新加坡在整个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也做了很大贡献。在这给大家分享个故事。
一九七八年，小平同志最后一次出访是到新加坡，他来了很多人都不知道。后面我到新华社，了解了整件事情的经过与台前幕后。
当时小平准备在国内进行改革开放，但是国际上有一种观念，认为中国发展落后，不是体制机制桎梏的原因，而是民族性的“弱点”。但是，小平很不服这个气。在全世界尽是欧风美雨的大环境中，最后发现了一个华人构成的国家，为此，他专门访问新加坡，和时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先生有一个非常精彩的对话。《李光耀回忆录》里面也对这次对话进行了很详细的记录。
1978年11月12日，邓小平抵达新加坡，对新加坡共和国进行友好访问。时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先生陪同小平检阅仪仗队
当小平问及新加坡发展经验时，李光耀先生讲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新加坡这个弹丸之地，原来是一个很蛮荒的地方，一批中国破产的农民和渔夫进来以后，找到了正确的发展路径。在他们勤劳与智慧下，开创了这么一个花园城市和花园国家”，接着又补充说：“中国大陆有几千年历史文化传统，精英仕大夫阶层和知识分子林立，只要发展路径找对了，把人性及广大人民的积极性进行充分释放和调动，中国未来不可限量”。
这个对话非常精彩，今天40多年过去了，全部变成了现实，而这个源头就在新加坡。所以，我们跟新加坡是一个不断学习，不断提升的关系。这次我们也是来学习的。
主持人：谢谢王老师的分享。真的让我们从另外一个层面了解到了中国和新加坡的关系。
正如您说的，您带企业家过来是寻找新的发展路径及机遇的。您接触的这些中国企业是怎么看出海这件事的？或者您觉得中国企业出海最大的机会是什么？
王志纲：今年全球我走了很多国家，包括东南亚很多国家我都走遍了，新加坡是最后一站。到了新加坡感受颇多。
今天的中国企业出海跟中国几百上千年的出海具有本质的不同。原来出海很多人是被迫的，下南洋是为了谋生或者逃难。偷渡也好，投亲靠友也罢，背井离乡的往外面走。但今天的中国发生了一个根本性变化：华人们是带着资金来的，他们来是为了投资建设、打造生活或者给孩子寻求一个良好的教育和发展环境。
但是面对这个变化，一是各个国家没有准备好；二是我们过来的人也没准备好。两边都没准备好。
在这个背景下就衍生出了一个问题：今天的中国企业家走出来，他不能单一的只为了挣钱或者避险，亦或是简单的买房安家，他必须回答一个立体现实的问题，我把它叫做“三生有幸，共享未来”。生活要丰富多彩，生命要饱满而有价值，最后，生意只是顺带的结果，生活、生命、生意一个都不能少。这是个大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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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中国企业家出海出现了很多尴尬局面：要么就是自己和钱出去了，老婆和孩子还在国内；要么就是老婆和孩子出去了，自己还在国内，然后“两国一家”，夫妻十多年不见面，出现了很多信任危机和道德危机，也造成了很多人道灾难。所以，下一步的中国企业出海，就一定要先把“三生有幸”的这个问题给解决好。
企业的集体大出海，是中国式全球化的一个生动体现，而这个以中国主导的全球化，对于所在国是一个积极的推动，对于我们中国的企业家们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而在践行“三生有幸”的层面上，新加坡在中企出海过程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我看新加坡的硬环境与软配套
主持人：从餐饮到制造业，我们看到已经有很多中国企业在新加坡建公司。很多企业其实把新加坡作为出海的第一站。在您看来，企业在选择出海第一站的时候，需要做哪些考虑？
王志纲：新加坡现在已经不简单的是一个跳板和第一站了，下一步新加坡可能是中国出海企业区域总部的集聚地。区域枢纽点的角色会表现得很典型。
在特朗普上台前，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是美国。时移势易，在美国脱钩断链和关税高墙下，东盟一下子成了中国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并且贸易额还在不断增长，潜力很大。在这个大背景下，放眼整个东盟和东南亚，最好的枢纽平台和会客厅在哪里？那显然就是新加坡。
中国人有个特点，穷的时候喜欢投亲靠友，等富起来以后纷纷安营扎寨，抱团取暖。在熟悉的环境里面，彼此之间有很强的亲和感。
就比如这次我们到新加坡游学，第一站找的就是兰州大学校友会。为什么海外一下子兴起这么多中国商会？大家在这个熟人社会里面，相处下来一点都不违和，而且一见如故。这种感情胜过冷冰冰的招商政策和法律。
所以，尽管新加坡以英语为国语，也尽管强调多民族融合，但它毕竟属于一个华人文化圈，很多中国企业家来到这个地方也会感到很亲切。再加上新加坡的区位和现代化程度，这点是很多国家望尘莫及的。
新加坡的烟火味也是一个很大的亮点。讲一个刚经历的故事：到新加坡我们随便吃了一个中餐，吃得非常舒服。吃完找地方休息的时候，发现一个看起来很破旧的水汇，一打听才知道已经开了30多年了，尽管一个看起来很老旧的地方，但服务很好、很人性。这就是新加坡的软环境。所以，一个地方在高速城市化的过程中也不要丢掉烟火味，很多时候城市看起来是整洁了，但城市的特质和灵魂也消失了。
现在伴随很多中国人进来以后，我看到中国的很多餐饮企业也进来了，听说在当地非常受欢迎。中国美食肯定是打遍全球无敌手的，这点我相信。但是，下一步关键怎样跟当地的人情风物及草根企业进行融合，习惯性的把中国的内卷带过来，一下子把人家的饭碗给砸了，这点很不好。这也是下一步中国企业出海需要思考的问题。
所以，新加坡这个国家，既学习了西方的文化思想，又不丢掉中国的儒家传统，两者相辅相成，结合得非常好，而且一点也不违和。不管外部环境怎么变化，承受多大的攻击和压力，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和坚守，今天终于融为一体，也让我们看到一个硬环境与软配套兼具，秀外慧中的新加坡。这点李光耀先生非常了不起。这也是中国的大批企业家出海首选新加坡的物质前提和精神基础。
主持人：新加坡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好实现您说的这个“三生有幸”的地方。
王志纲：因为我这个人喜欢打球，每去到一个国家，打球肯定是少不了的。明天他们都还安排我打场球，一开始我很担心，这次我们来了这么多人，球场太少怎么办？后来他们告诉我，现在新加坡有十多个球场，一下子把我震惊到了。因为我记得十多年前来的时候才有几个球场，没想到一下子发展得这么快。
所以，新加坡的治理，特别是李光耀先生的施政逻辑，是建立在对人性通透的理解和尊重基础上的。
新加坡共和国国父李光耀先生
人性这个东西，与生俱来的，既有优点也有缺点。我常说：贪婪、侥幸、虚荣是人性的“三原色”，但怎样把贪婪转化为雄心壮志，把侥幸转化为谋定而后动，把虚荣转化为爱惜自己的羽毛和品牌，也就是怎么抑制它的破坏性，然后强化它的积极性？这是个大学问。
这点新加坡是真的运用到位了。其实很多社会问题往往都是在不明确的灰色地带中产生。我发现新加坡很多法律和政策的出台，包括开放所谓的博彩和风情行业，公开化、法制化并能进行有效管理，既承认了人性，又能不失序，这点非常了不起。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式全球化
主持人：新加坡因为它是一个华人社会，所以对中国企业家来说，相对比较好学习和适应。但是很多企业出海可能会去到很多陌生的国家或地区，对于去到这些陌生的地方，您觉得怎样能更好的生存和经营呢？
王志纲：中国企业出海，我总结有五条出海路径：产品出海、商业模式出海、产业出海、投资出海和以最近比较火的《《黑神话·悟空》为代表的文化出海。（点击王志纲 | 我看中国式全球化（出海重磅）进行阅读）
这几条出海路径在新加坡这个舞台上，其实已经呈现出来了。现在我担心的还不是中国产品、品牌、商业模式及文化竞争力的问题，这点中国肯定是没有竞争对手的。我现在担心的反而是中国企业出去以后，怎么跟当地进行很好的融合？怎么实现在地化或属地化的问题？
王志纲先生携智纲战略书院班学员对出海企业“极兔快递”进行考察
中国的企业，是在中国14亿人口这么一个巨国市场里面“厮杀”出来的，出海以后带有很强的发展惯性和路径依赖，一心“贪大”，好像没有100亿、1000亿的市场就不过瘾一样。去到在地国家，自己的灵魂一定要跟得上自己发展和扩张的步伐。
就像餐饮行业出海，如果短期内就不断复制，一下子开二十个、三十个连锁店，弄得当地的“小商小贩”最后没有活路，这种逻辑是不对的。动不动就预制菜，动不动就规模化和连锁化，一味的压缩当地人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这肯定也是走不远的。
餐饮要回到它的本质，只有这样才能够持续和长久，不然几年时间“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因为你破坏了别人的生活和自发形成并保持平衡的“生态”，这样当地老百姓会起来排斥和对抗你。
就像新加坡，一个餐饮店如果人家开了两三代人，一家人原本过得很舒服的，你一下过来，弄得人家很窘迫和灰头土脸，“大树底下不长草”，这怎么行呢？最好的状态是既有参天的大树，也有发达的灌木，还有茂盛的草丛，各得其所，美美与共。
所以，现在中国的企业出海，倒不是没有战斗力，而是战斗力太强。回过头来，企业真正的要好好思考和解决怎么在地化和属地化的问题？怎么跟当地和睦相处，水乳相融？这可能才是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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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纲先生携智纲战略书院班学员走进书院班学员出海企业“三卓韩一”进行交流考察
主持人：谢谢王老师的分享。今天的专访非常精彩，也给我们出海或即将出海的企业家带来很多思考和启发。
一晃眼已到2024年年末，在即将到来的2025年，希望您能给中国的出海企业做一些寄语或期望。
王志纲：第一，中国的企业大出海，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像水满自流一样，这是自然发生的“溢出效应”。
中国现在的制造业全球第一，产能占了全球的30%以上，但中国自己本身能消化的不到50%，这点如果能处理好就是惠及全球；如果处理不好，就会掉入西方政客假以“产能过剩”攻击的舆论陷阱。这点上看，中国企业出海它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
第二，中国在走一条中国式全球化之路，跟西方的全球化完全不一样。西方全球化以武力开路，带有极强的殖民和掠夺属性，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属性突出；中国式全球化是一种文明、温和的交往方式，没有殖民，更没有战争，是建立在平等市场规则基础上的一种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
当然，西方的全球化也有值得肯定的一面，如果没有英语的普及、法制的建立，现代社会治理结构的搭建和运用，整个人类社会，包括新加坡也都不可能打下一个很好的发展条件和基础，这点上英国做了很大的贡献。积极的地方要肯定，消极的地方要扬弃，这是我们对待历史的态度。
原来的全球化，两牙（西班牙、葡萄牙）、荷兰也好，英国、美国也罢，都是在白种人或者盎格-鲁撒克逊民族间的一种易帜，但是今天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不管他们愿不愿，喜不喜欢，接不接受，中国式全球化以及中国的崛起和复兴都是一个既定事实。
正如新加坡前资深外交官马凯硕和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斯海默对话所认为的那样：“‘我是中国乐观主义者’，我仍然对中国的长期前景保持乐观，中国也将走出一条全新的‘全球化’之路”。
总之一句话，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式全球化一体双生，没有中国式全球化就没有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的崛起走的不是一条霸道之路，而是一条王道和文化之路。至于这条路能不能走得通，当然我们都希望它能走通，但西方人认为它不可能走通，怎么办呢？那就只有一个办法：我们和国家一起，把它走通！这点上，我们都是历史的观察者，当历史在我们眼前爆炸的那一刻，我们都会感到非常庆幸！（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