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当下如何破局？

一方面，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9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2000万以上的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27.1%，降幅较8月扩大9.3个百分点，糟糕的经济态势暴露得异常明显。

另一方面，唐纳德·特朗普前几天当选美国60届总统，当选后仅仅两三天，全球金融市场已经产生滔天巨浪，人们普遍预期中国的国际贸易必将受到重大冲击，而新能源汽车、光伏、芯片乃至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等也可能会面临新一轮的限制。

如果说中国现在正在打一场“经济保卫战”，绝对不算夸张。

2024年“第十一届智纲智库大会”，王志纲老师发表《穿越无人区》的主题演讲

经济是国家命脉，是国家作为一个大系统的核心部分，只有把经济搞好，大系统才运行正常，否则可能出现相互连带的各种问题，甚至系统性风险，比如房地产与银行之间的紧密关系就暗含着巨大的系统风险。

此时，人们自然会寄望于政府出台刺激政策，诸如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9月24日，央行、金管局、证监会的部门发布了降准、降息、降存量房贷利率、创设两种新工具支持股市等一系列措施。

11月8日，财政部宣布未来五年将安排总共10万亿元为地方政府化解债务。

从股市反应来看，9月24日起连续暴涨，反映了人们内心的渴望与期盼，之后股市宽幅波动，一方面可能是有意识地控制上涨节奏，希望不要暴涨暴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投资者对于企业基本面能否支撑股市上涨抱有疑虑。

当前的经济态势是一个复杂难解的“局”，政府已出台的政策总体偏重于“注入流动性”，虽然很重要，但还有一件更为关键的事情，才是“破局”的关键，那就是保护和激活民营经济、民营企业，唯有与其携手，才能改变当前经济困局、避免更大的经济和社会震荡。

因此，本文将围绕着民营企业的贡献、困难与改变策略三者来展开讨论。

民营企业的特点与贡献：从新能源汽车说起

如果说过去十年，中国经济有哪些亮点，新能源汽车必属其一，而且是最亮的亮点。

自2015年以来，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雄踞世界第一，市场渗透率一路攀升，至2024年4月已超过50%。

另外，根据研究机构Jato Dynamics的报告，2023年中国汽车自有品牌销量以17.9%的市场份额，首次超过美国的15.2%，成为全球第二大汽车大国；在同一年，中国出口也超过日本（491万辆对442万辆），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出口国。

这样的成绩，放在二十年甚至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与中国汽车产业政策的转变有着非常大的关系。

北大政府管理学院路风教授在2004年2月完成了一篇名为《发展我国自主知识产权汽车工业的政策选择》的报告，严厉批评了当时的产业政策，“中国汽车工业20年来之怪现状已经是有目共睹：受到长期保护和支持的重点企业沉溺于合资模式，不思进取；而自主开发的企业不但得不到支持，反而压制”。

路风点名的“长期保护和支持的重点企业”就是一汽、上汽、二汽等大型国企，他们每一家都与多个跨国公司成立了合资企业，尽享丰厚的利润，但在自主品牌上停滞不前。

幸运的是，报告印发一年内，中国政府对于汽车工业的政策发生了180度大转弯，全面转向支持自主创新。对于新能源汽车的支持性产业政策也显著加大，最终成就了以比亚迪、吉利、蔚来、小鹏、理想为代表的新能源企业。

2014年，合资汽车品牌牢牢把握中国乘用车市场超过60%的份额，排在前十位的汽车厂商都是一汽大众、上汽大众、上汽通用、北京现代、通用五菱等合资企业，而没有任何一家国产汽车企业。

但在2024年乘用车的十大汽车厂商中，国产汽车企业已占据四席，比亚迪（第一），长安（第三）、吉利（第四）、奇瑞（第六），可谓翻天覆地。

新能源汽车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实际上在新能源汽车的冲击下，可以看到原本的合资企业、外资独资企业几乎是进退失据，销量影响很大，原本的价格线难以坚守。

回顾这一过程，有这样几点特别值得关注：

回顾比亚迪、吉利、蔚小理以及产业链上的众多企业，如宁德时代、赣锋锂业、恩捷股份，哪一个不是经历了重重艰难险阻？

它们需要克服新能源汽车发展中出现一个又一个的问题，比如续航问题、安全问题、成本问题、智能驾驶问题等等，离开企业家精神所包含的前瞻、冒险、创新的思维意识与能力，何以可能？

第十二期智纲战略书院班学员走进“第一期书院班”学员企业研学

2023年8月9日，比亚迪举办第500万辆新能源汽车下线活动，回想起曾经的艰难时刻，比如从电池行业转到汽车行业时，各种质疑和嘲笑声扑面而来，还有他坚持的插混路线一直备受争议，王传福在现场几度哽咽，“在很长一段时间，比亚迪几乎都在原地踏步、停滞不前，到2019年迎来‘至暗时刻’，当时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活下去。”

直到2020年才迎来转机，插混专用发动机、插混专用刀片电池、DMi超级混动技术取得突破，销量一路上扬。2024年10月比亚迪新能源车销量突破50万辆，位居行业第一。

新能源汽车的发展过程，越到后面，越接近于一个开放的、动态演化的过程：没有一家企业是“天选之子”，所有人都要通过努力与结果来不断地证明自己，一旦做不到，就会被市场所淘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汽车这个行业的特殊性。它不是普通的制造业，因其高度的复杂性和集成性，汽车产业被称为工业皇冠上的明珠，是一个国家工业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它受益于第一次工业革命，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主体，并随着第三次、四次工业革命而进化。

在过去一百多年，只有少数发达国家才能掌控和拥有它，美国、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韩国、瑞典，并且日益地集中在前面几个国家，并涌现出日本丰田、日产、德国大众、宝马、奔驰、美国通用、福特等世界一流的企业。

就是在这样高难度、高竞争的行业中，曾经被看不起、被拒绝、恳求政府官员“给民营企业一个失败的机会”的中国民营企业崛起，成为拥有巨大潜力的企业群体。

那么，还有什么行业不可以呢？这样的创造力、活力，不正是我们最需要的吗？

近二十年来的新兴行业，从互联网、移动互联网、通讯设备、智能手机、半导体产业链，以及新兴的AI产业，哪一个不是如此？

最初国内通讯企业是“巨大中华”，华为排列末位，巨龙、大唐、中兴，哪一个都比华为更强，但是今天华为已经远远地跑在了前面。

当我们谈论中国经济面临全面的产能过剩、发展阶段的转换，以及“中等收入陷阱”时，在微观层面，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高质量发展，需要更多创新，包括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商业模式创新、服务创新、营销创新等。

“第十二期智纲战略书院班”学习课件

受益于清晰的股权和治理结构，以及旺盛的企业家精神，相比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有更强的动机和能力进行创新。

对于民营企业的作用，有一个“五六七八九”的概括：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其中的“70%的技术创新成果”，就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

从资产利用效率的角度看，民营企业也高过国有企业不少。在新近发布的2024年中国企业500强名单中，国有企业为256家，民营企业数量为244家，其中国有企业的平均净资产利润率为6.67%，远低于民营企业的11.78%。

还有就业，在今天格外重要。民营企业影响中国80%以上的人的就业和生活，进而通过各种消费影响各个产业和整个经济。

这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循环，同样也是解开当前经济困局的重要链条之一。

民营企业的“原罪”及其根源

民营企业当前面临的困难是多方面的，外有经济周期下行、有效需求不足、产能普遍和严重过剩、美国政府的限制、国际客户压力等，内有战略聚焦、业务深耕、管理精益等转型升级的挑战。

但是，这些困难在本质上都是“技术性”的，可以通过努力、学习、创新等方式缓解和解决，或者通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方式做出筛选。

发达国家的优秀企业经历过难得多的状况，但他们也挺过来了，比如德国博世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正常业务中断，被迫转向军事生产，作为战败方还受到工厂被轰炸、专利被强制公开等、钦定的接班人早逝等一连串的打击。

二战前博世50%以上的销售额来自国际业务，但二战结束时几乎变为零，直到1960年代才恢复到20%，而今天它依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业企业之一。

英特尔、IBM近两年业绩不佳，但这并不是这两家公司第一次陷入困境。英特尔在1984-1985年解雇7200名员工，是当时员工总数的约1/3，关闭了7家工厂，从内存芯片转向CPU才挽救了它。

IBM在1991-93年连续亏损，累计160亿美元，当时市场普遍认为应该将它拆分为若干专业公司（就像卡尔普对GE的分拆）。

我们相信中国的民营企业作为整体，完全可以像欧美同行一样，直面挑战，穿越周期。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1-9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变化数据中，国有控股企业的利润总额下降为6.5%，而民营企业下降幅度只有0.6%，就反映了民营企业对于不利环境的适应能力。

中国民营企业真正的困难在于制度和文化的环境，他们身上始终笼罩着一朵名为“原罪”的乌云，若即若离，但从不离去。它如同无形的绳索，捆绑着民营企业家的手脚和精神，使其心怀疑虑，而无法放心大胆、充分无羁地释放他们的潜力、创造力。

原罪（Sin）一说来自《圣经》。《圣经》提出的创世理论认为，上帝用六天创造了这个世界，先是光，然后是空气、植物、日月星辰、水中动物、陆上动物，第七天休息。

人类的祖先亚当和夏娃也是在第六天被创造出来，本来他们在伊甸园快乐地生活，然而他们两个人违背了上帝禁令，偷吃了智慧树上的智慧果，被逐出伊甸园，随后才繁衍生息形成了日益庞大的人类。

偷吃禁果被犹太教和基督教称为人类的原罪，是人类一切罪恶的源头。

不考虑其宗教色彩，这个原罪故事很好地象征了民营经济在中国的处境，反映了大众的刻板印象。中国的民营经济的“原罪”之说颇有来历，概括起来主要有四个来源。

第一点，要放在历史特别是文化传统的角度去看，在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正统儒家思想中，商人没有地位。

儒家思想是道德哲学、伦理哲学，重视个人修为，以君子乃至圣贤为目标，而君子的一大特征就是重义而轻利，“君子喻于义，而小人喻于利”。传统社会构成有“士农工商”的排序，“商”位居末位，不及读书人、农夫与工匠。

古诗词中，商人的形象也大多不好，“商人重利轻别离”（白居易，琵琶行）、“一朝多金结豪贵，万事胜人健如虎........自矜一朝忽如此，却笑傍人独悲苦。”（高适，行路难）、“老农家贫在山住，耕种山田三四亩。苗疏税多不得食，输入官仓化为土。岁暮锄犁傍空室，呼儿登山收橡实。西江贾客珠百斛，船中养犬长食肉”（张籍，野老歌）等等。

近200年，因中国受到西方国家冲击，现代经济的重要性开始凸显，“实业救国”成为很多有志气的知识分子的选择。

清末状元张謇弃官经商，创办大生纱厂等实业，并依托这些实业在南通发展教育、医疗等社会事业。同一时代，涌现出一批著名的工商业企业家，包括范旭东（久大、永利、黄海）、荣宗敬和荣德生（茂新面粉厂、振新纺织厂等）、卢作孚（民生轮船）等。

此时，商人的地位已经大幅提高了，但如果跟官员相比，又有明显的差距。相当多的商人依然热衷于攀附权贵，胡雪岩即为典型。

这就涉及到第二个原因，即在中国悠久的政府治理理念里，商人是被贬抑、被剥夺的对象，也是某种程度的竞争对手。

商鞅变法应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系统性地实施了“重农抑商”政策。商鞅变革的核心是将所有资源特别是人力资源聚焦在农业和战争上，以支撑其“耕战”战略，一切分散人们注意力的因素都会被排除，“重关市之赋，则农恶商，商有疑惰之心。农恶商，商疑惰，则草必垦矣”。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汉武帝。他与匈奴之间连绵44年的战争耗费了文景两朝积累的财富，转而通过盐铁专营、铸币（五铢钱和皮币）、向商人增收财产税并鼓励检举揭发（算缗和告缗）、均输平准（政府直接经营商品）等从民间获得大量财富。

由汉武帝开始，由政府掌控经济命脉的模式开始进入中国政府治理经济的基因。清末洋务运动中办的大企业也是采用官督商办的模式，成就了盛宣怀这样特殊类型的企业家。

学习中的“第十二期智纲战略书院班”学员

但是，国家对经济的控制更多在于价值的转移和财富的再分配，对于民间价值和财富的创造却造成了损害，以短时政府之利，却导致整个国家的经济衰退，因此“雄才大略”的汉武帝被很多人视为汉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汉朝于公元前202年立国，汉武帝于公元前141年至前87年，西汉亡于公元9年）。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的评论就很不客气：“孝武穷奢极欲，繁刑众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几矣”。

汉武帝晚年也有所反省：“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公元前89年，他在《轮台诏》（也被称为“轮台罪己诏”）中否决了桑弘羊在轮胎屯田的建议，反省以往派兵“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

第三个原因则与新中国的经济理论基础有关。

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以及列宁、斯大林领导下苏联的计划经济实践影响下，中国采用了以集体化、公有制为所有权特征的经济发展道路，大量私有产权被消灭，民营经济在很长时间里丧失了合法性，连小商小贩都被冠以“投机倒把”的罪名。

某种程度上说，民营经济被打压的程度恐怕是历史罕有。

然而事实证明，这样僵化的经济体制并不能带领中国走向经济繁荣，反倒是1978年之后放松管制，允许农民、城镇居民经商，才让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解决了人们的温饱问题。

1978十一届三中全会、1992邓公南巡、2001年加入WTO，这三个历史节点，每一次都是放松限制，引入市场创新主体，一代代的企业家成长起来，从农民企业家到体制内下海，到海归精英创业。

民营经济以从未有过的活力，构成了中国重要的经济主体。

早期的商业活动经常是在违背政府政策、法律法规的情况下开始的。以李书福为例，1996年他以制造摩托车名义拿到800亩地皮，实际上就是按照汽车的生产工艺流程来规划的，但是不敢对外讲要造车，1998年吉利豪情下线，李书福发了700多张请柬，但是除了时任浙江省副省长叶荣宝，其他官员都没来，李书福说“我们一开始造车，被人当成犯罪一样，好像是件大逆不道的事情。”

1999年，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视察吉利，李书福说出了那句名言“请国家允许民营企业尝试，允许民营企业家做轿车梦……请给我一次失败的机会！”

直到2001年，吉利才拿到轿车生产资质，成为中国首家获准生产轿车的民营企业。

第四个原因，是普通民众对于公平公正的朴素诉求。

为什么有些看起来和我差不多甚至不如我的人，却赚了那么多钱？很多时候特别是改革开放的早期，这些企业经营者的手段并不光彩，官商勾结、偷税漏税、弄虚造假，而且在富裕后有很多道德失范甚至违法的现象，更加加剧了人们对于财富分配不公平不公正的看法。

从这些例子来看，这些批评很多确实是合理的，我们需要建立更加完善的、法治的制度环境来约束、惩罚这些行为，但另一方面，民营企业的经营者也有一个克服贪婪、幼稚，不断学习改进的过程。

以温州皮鞋为例，它现在是全世界重要的制鞋基地之一，但在1980、90年代却是人人喊打的假冒伪劣皮鞋、星期皮鞋，它是经过“三把火”之后走向正轨的：

从“被烧”到“主动烧”，温州皮鞋产业涅槃而生，涌现出奥康、红蜻蜓等一大批品牌。

一直为民营经济鼓与呼的张维迎教授曾经认为人们对商业活动的仇视与对企业家（商人）的偏见和敌视是一个全人类的普遍现象。

在他看来，人们对企业家的偏见和敌视可以归纳为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心理上的嫉妒，另一个是根深蒂固的零和博弈认知思维。物质匮乏的长期历史塑造了人类的零和博弈思维，财富总量是固定的，多的财富是从别处剥夺而来，而非自己创造出来的。

综合起来看，中国民营经济的原罪少部分与自身失范行为有关，大部分则有着复杂的文化、政治、制度和社会根源，是悠久的文化传统、占据主导地位的僵化理论与制度以及人类社会的嫉妒与偏见共同形成的扭曲性认知，实际上也是低估了民营经济之于国家、社会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从合法性入手改变民营企业的发展环境

如上讨论，民营企业面临的真正困难是如何在大众的观念、国家的经济理论上获得真正的认可，并通过强有力的制度来予以保障。

制度理论有一个核心概念，合法性（Legitimacy），它指的是一个组织的行动在社会上被各种内外部利益相关者接受和认可的程度。

合法性有很多分类，最有影响力的英属斯坦福大学社会学教授斯科特（Scott）将其划分为：认知合法性、规范合法性、规制合法性，从个体到群体和国家，从非正式到正式。

在我看来，它们提供了提升民营企业发展环境的三个支撑点：改变人们的认知，改变社会的氛围，改变制度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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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认知，在中国情境下，人们普遍对于民营企业是有偏见的，原因在前文关于“原罪”的部分已经做了分析。

人们似乎更加青睐国有企业，认为优先发展国有企业是自然而然的，然而从更大范围的经济发展历史来看，并非如此。

在1700年之前，全世界经济增长都很慢（更不用说战争还会让经济发生倒退）。根据美国历史学家托马斯∙麦格劳提供的数据，1700年之前的1000年里，欧洲人均收入的年增长率只有0.77%，但是从1820年到1990年，人均收入的增长在英国超过10倍、德国翻了15倍、美国翻了18倍、日本是25倍。

驱动这些国家发展的力量，来自一代又一代的发明家、企业家、银行家以及他们的相互竞争与合作，推动了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发生与扩展。

他们创造了大量前所未有的工业产品、消费产品，并以很高的速度来降价从而推进它们的普及，从最初的棉纱、布匹，到汽车，再到后面的半导体芯片。

福特在1908年推出T型车时，一辆车的价格是825美元，1916年为350美元，1925年则降到了240美元。60年后，一个更加快速的趋势出现了，这被概括为摩尔定律（Moore’s Law）——每隔18个月，芯片的集中度翻一番，价格低一半。

而按照黄仁勋说法，未来的加速计算将终结摩尔定律，英伟达研制出的加速计算技术处理速度快了100倍，而功耗仅增加到原来的3倍，成本为原来的1.5倍。

这样的描述应该可以很清晰地让人们理解现代的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到底如何发展而来的。

在这个过程中，私营企业和企业家发挥了主要作用，熊彼特的洞察力非常强，他们工作的核心是创新，以及如何与其他创新相竞争、如何将创新成功商业化。

产权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以及丰富的实践告诉我们，国有企业很难承担此重任，民营企业以少得多的资源反而贡献了“70%的技术创新成果”，就是明证。

2018年，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王志纲老师写下《邓公的遗产》一文，在庙堂之高和江湖之远都引起强烈反响，回溯改革开放40周年取得的伟大成就，王志纲老师把邓公的遗产概括为“尊重人性、尊重常识和顺应规律”

需补充说明的是，创新不等于技术创新，还有其他各种创新，如果创新的口径进一步放大，70%的比例显著偏低。

我们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是如何走出通缩螺旋，保障和提高人们的收入，让消费和生产更好地循环起来，让经济稳下来；二是如何激活创新活力，实现更大范围、更高水平的高质量发展。

无论是哪一方面，考虑到民营企业在就业（80%+）和创新（70%+）的突出作用，都需要民营企业发挥主导性作用。

但很遗憾，很多人还是没有深刻地意识到这一点。

在很多人的认知中，民营企业的合法性得分并不高，群体的规范合法性亦然。这从近些年流行的“中国民营企业离场论”（吴小平）、攻击柳传志等民营企业家的司马南吸引了大批追随者中可见一斑。

这反映了在过去几年中国舆论场上的重大缺失。

假如把中国的舆论市场看作是一个磁场的话，毫无疑问代表中央政策风向的中央媒体是最大的一块磁铁，它影响了磁场的磁力线的分布，吴小平和司马南之所以吸引了如此多的粉丝并传递出强大的舆论能量，是因为中央媒体并没有发出足够强的、可信赖的信号。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启动，肯定绕不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光明日报》，1978.5.11），这是一次伟大的理论破冰，与后来邓小平著名的“猫论”（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一脉相承。

2001年“七一讲话”中，江泽民系统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第一次把民营企业主定位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三个代表”理论与加入WTO这一历史机遇之间产生共振，成就了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

近几年最重要的理论主张是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期望形成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发展格局。

中央领导人强调：“没有单打一，没有一点论，这一点什么时候都没有动摇过。公平公正，一碗水端平，不要搞孰轻孰重”。

因此，提高大众对于民营企业的认知合法性与规范合法性，最重要的方法，就是要由中央媒体发出声量，不断地传递关于民营企业的历史贡献，对解决当前经济问题的重要性，对未来中国经济“上台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主力军作用。

另外，还要对那些错误的理论进行正面批驳，让更多人在这个过程中端正认知，形成正确的理解。

比起认知合法性和规范合法性的话，更难啃的骨头、也是更重要的部分是规制合法性。

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史，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民营企业规制合法性的提升过程，从最初的不合法、被打击的对象到被允许，再到后面的一定程度的鼓励和支持，经历了非常多的波折。

需要指出的是，任何政策和制度被制订出来，不是条文如何严谨，而是它是否真地会应用于实践。

商鞅变法成功的第一步就是“徙木立信”。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因为与旧有观念、制度的冲突时时发生，人们总是会心怀疑虑，希望能够不断地确认“风向”到底是什么，其中一种方法就是关注一些特殊的细节，本是普通或者局部的事件而被放大为“风向标”，比如坊间流传的霍英东到国内投资时，到北京首都机场总是去看裸女画是否还在。

更知名的事例发生在“傻子”年广久身上。他不过是一个小企业主，但机缘巧合下成为1980、90年代改革开放的标志性人物。邓小平曾经在1980、1984、1992三次提到他，从而传递明确的改革开放信号。

一个普通的企业主成为了传递政策信号的“放大器”，这是非常高超的领导艺术，在另一端，则是大众评判中央政策的微妙方式。

也有一些事件实际上起到破坏作用，比如温州的“八大王”事件、围绕科龙空调的顾雏军事件，后者直接导致国有企业改革停顿了下来。

内陆省份到东南沿海省份的远洋捕捞式执法成为最近广泛关注的焦点，它们明显违背了中央提出的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原则，滥用公权力，伤害了民营企业家对制度环境和营商环境的信心。

我们必须要承认，虽然有着良好的愿望，但“二元”经济体制中难免会产生不公平。

普通民营企业“二等公民”的身份由来已久，同样是从银行贷款或者拿许可证，国有企业的身份便利得多，很多国有企业做起了“二传手”的生意，将项目、贷款拿到后，再转包给民营企业。这是一种扭曲的市场经济，市场效率肯定大打折扣。

更可怕的是当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之间发生投资、交易纠纷时，如何被公平对待，企业家动辄可能要锒铛入狱。

历史学者吴思早在2001年提出“潜规则”概念，用以解释为何很多官方政策和文件无法在基层实行，原因是实际上有另外一套政策和规则，而这套规则来自利益相关各方的现实的利害计算与趋利避害。

比如，同样是银行贷款，如果是贷给国有企业，不仅背后有隐含的政府背书，安全性较高，即使出现问题，也不会被严格追究，但是如果贷给民营企业出现问题，就要承担很大责任，所以银行宁可愿意贷给国有企业。

一个地方的潜规则与经济发展的形态、水平有直接关系。越是以进入体制为荣、“官本位”、讲究关系的地方，民营经济越不发达，反之，则越发达。

以作者家乡河北和目前居住的浙江做比较，人均GDP的差别是5.9万和12.5万，人均可支配收入4.36万和6.38万，差距非常大，根本原因就是浙江的民营经济非常发达，这也反映在上市公司数量上。河北到目前为止上市公司有80家（46家是民营企业），而浙江是588家（564家是民营企业），单单宁波就已经超过120家了。

10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草案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这是我国第一部专门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法律，呼吁已久，意义重大，对于提升民营企业的规制合法性很有价值。

然而，关键在于落实，在于它在与现实中“潜规则”的博弈中获得优胜，特别是要在远洋捕捞式执法、新疆宜化百亿矿权诉讼等具体的事件中发挥影响力，才会真正给予民营企业家信心。

最后一点，在政府制订政策过程，建议在研究阶段加强与业内重要机构和企业家代表的沟通，坦诚而深入，让政策更加科学合理，为行业带来更稳定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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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年，政府主管部门针对房地产、教培行业的政策有诸多不合理之处，经济影响巨大。以教培行业为例，“双减政策”前2019年教培机构有86万家，从业人员超过1000万人，万亿市场规模，还有两家2000亿市值的上市公司，但“双减政策”使得90%的机构关门，大量从业人员失业。近期对于教培行业的放松，应该是意识到了过往政策的偏颇。

在日本和德国的经济管理中，政府和企业经常会通过第三方社会组织等进行沟通。‍‍

比如日本的经济团体联合会（经团联）、商工会议所（日商）和经济同友会（同友会）以及日本钢铁联盟、日本半导体协会、日本纺织协会、日本造船工业会等同业组织。‍

德国也有很多企业协会，最具代表性的是德国工商协会，由81个地方工商会组成，除此之外它还负责管理驻90个国家的德国国外商会。它要求所有德国企业必须加入，代表全德国360多万会员企业，除了咨询、培训和仲裁等功能外。它承担的一项重要职责就是通过与联邦政府、联邦议会和欧盟等国际组织保持联系，参与和影响德国经济政策的形成和制定，通过建议、报告、举办各种研讨会等形式，向有关部门和企业提供咨询和帮助。

中国可以学习和借鉴这种政企之间的协商机制，但前提条件是在政府和企业之间形成“官商平等”的观念——它比“亲清关系”要更加基础。

这里要介绍一位最近刚刚出现在日本最大面额钞票上的人物，涩泽荣一，他被称为“近代日本经济之父”，一生共创办了500多家企业，覆盖金融、铁道、海运、矿山、纺织、钢铁、造船、机电、保险、建筑等众多领域，出版的《论语与算盘》影响深远。

涩泽荣一的特别之处是，他是在33岁时从大藏省少辅职位（相当于中国财政部副部长）“下海经商”，谈及原因时，他说：“我在政府期间接待了很多商人，但是我发现这些商人都没有尊严，在政府官员面前人人都是卑躬屈膝，根本就不像一群创办事业的人。”

曾经游历西欧近两年的经历告诉他，要想让国家富强，必须要改变“官尊民卑”观念，重视和发展工商业，尊重企业家，因此决定亲自下海创办企业，改变鄙视商业的传统风气。

在涩泽荣一的努力下，日本商人（企业家）的社会地位大大提升，与之相伴的是日本工商业的大发展。

结语

总而言之，对于当前面临的经济困难，本文认为关键在于保护和激发民营企业的活力和创造力，它们在提供就业机会和通过创新实施高质量发展上具有格外的优势。

过去四十年的历史证明，我们不缺乏敢闯敢干、勇于创新的企业家，重要的是要给他们足够大的舞台和安全可靠的制度保障与稳定预期。本质上，这是新一轮深化改革的系统工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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