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庞左玉（作者：樊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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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文字记述我母亲之艰难，让我踌躇多年，始终难以下笔。母亲去世时我已入幼学之年，她的容貌、言谈、性格和事迹还尚存星星点点碎片式的记忆，唯有五十二年前那个暮秋夜晚和次日清晨的场景，时至我耳顺之年想起，依然闪回眼前，恍如昨日……

母亲在世只有五十四载，与我相伴仅十个秋夏，除去我孩提不记事的岁月，对母亲的印象只有五六年。但最让我感到幸运和欣慰的，是母亲留下了一本“樊愉纪念册”和一册记录着我幼年成长的影集。小小的纪念册，母亲用密密麻麻的小字仅写了二十来页，讲述着我出生前后不到一年里她的经历、苦痛、愉快和期盼，为的是让我长大后读它。其中有母亲中年得子的兴奋，有为给樊家添了个长子长孙的得意，满纸是她与两代长辈对我的期望和厚爱。匆匆六十多年来我很少打开，再次读来更让我泣涕涟如。

母亲离世后父亲也不忍对我谈及她生前的过往和事迹，即使有，也是只言片语。父亲在世时为了不引起他的不快我也极少追问，只在亲友和长辈们的谈论中偶尔听到，使我的记忆隐隐染上了一层灰影般的印象和更多的疑惑。当要记述母亲时除了碎片式的记忆，我尽量阅读一切与书画家相关的书籍，一切与母亲有关联的文章，搜寻留存的各类痕迹，审视存留的影像和母亲的书写记录，最要紧的当然是读她的画作。近些年来常有人叙述她的生平和评价她的作品，对待那些文字我一直是持欢迎的态度，并为时隔那么多年仍有人记得她而感到庆幸。毕竟母亲有那么多作品存留世间，无论那些文字准确与否，都能使我从中窥见一斑，佐证我的记忆。可是越细究就越发现更多的疑惑和错讹谬误。还有一种不幸中的“幸运”——在不幸的年代里留下了父母片纸的“交代”草稿，它们确证了一些他们的过往。

1915年，母亲出生在那满园花菊郁金黄的重阳前二日，苏州我曾外祖父的家。母亲是我外祖父庞奉之的二女儿，家中行三，取名庞昭，字左玉。母亲的“名”现在常会看到一种流传极广的奇怪说法：“庞左玉，又名庆昭”，但母亲从来没有“庆昭”这个名字。我推断是繁体的“庞（龐）”、“庆（慶）”两字有点相似，篆字就更像，很可能是她那几方“庞昭”名章被错误地释读成了“庆昭”。这个错误最早的出处可能是《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1年版）“庞左玉”条目。

我外祖父是南浔庞氏宗族族长庞天笙之子。由于外祖父早年任职北洋政府的北京交通银行，便携全家移居北京。直到1927年外祖父先后出任上海的华东商业储蓄银行副经理、经理，才又带全家迁回上海，居住在江湾东体育会路模范邨，想必母亲的中学学业是在上海完成的。因为母亲和她的姊弟们童年生活在故都，就操着一口纯正的北京话。我母系家族中的方言交流很奇特，母亲姊弟之间讲北京话，与我外祖父讲南浔话，同我们小辈又讲夹杂着上海口音的南浔话。可母亲坚持要我讲北京话，又嫌我讲得不地道，于是，在我五岁时的一个暑期把我打发到北京，同堂表兄们玩耍了一夏天，回上海后母亲觉得这下总算没了南方口音。

母亲是在什么年纪开始学绘画我不知道确切的时间，也不曾听长辈们说过。我总觉得母亲会画画是与生俱来的，是她的天赋，她生而为画。母亲的画桌上总是摊着一大张色彩斑驳、墨迹点点的毡毯，砚墨色碟各类画具杂陈。父亲常诧异地说，你母亲的画桌就是那样脏乱，可画出来的画却色彩鲜艳洁净。我印象最深的是，她常一手十字交叉地握着两支细笔，俯身在画桌上，可以一边与人谈笑，一边迅速准确地蘸色施粉，毫不犹豫地下笔。近些年来我仔细读母亲的画，慢慢地懂得了为什么会有“骎骎乎逼青藤白阳之堂奥，合南田秋岳为一手”、“秀逸近乎恽南田，清雅类乎华新罗，挺拔似乎陈白阳，天真几乎李复堂，工致谨严可追元之王若水、明之吕振庭”、“绝疑旧日南田笔”等等之类的溢美词句来称赞她。特别是最近，在家里发现了她早年的一张五尺巨幅的绢本画《临唐匹士荷花轴》（轴签上如是写），着实让我惊心骇神！原画《唐匹士莲花图轴》是庞虚斋的旧藏，收录在《虚斋名画录》内，就是现在藏于故宫博物院，钤有两方“虚斋至精之品”、“虚斋审定”印的唐炗《红莲绿藻图》（亦称唐炗、恽寿平合画《红莲图》轴）。再找来原画的数字图像两下相参，真是难以想像一个二十来岁女孩能有这等控笔功力和临摹技能，难怪会得她那位从伯父庞莱臣的喜爱与奖掖。常读母亲的画作也影响了我在现实中观赏花叶草丛的思绪，总会企盼它们有那种中国绘画的笔墨章法，甚至会觉得那些枝叶少了些许画家笔墨渲染的兴致。

说到庞莱臣（号虚斋），现在，无论是工具书中的条目，还是展览会或拍卖会上的简介，总能见到庞左玉的名后会跟着“得其伯父庞虚斋……”之类的文字，其实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报端就开始了，似乎成了母亲的另一块标牌。母亲绘艺的长成确实与庞莱臣有着密切的关联，得到极大的帮助与提携，但她生活的家庭与绘画并无渊源。没错，他们是亲戚关系，但庞莱臣并不是我母亲的亲伯父，他只是我外祖父庞奉之南浔庞氏的族兄，他们俩的祖父是亲兄弟，当然也没有出五服之外，所以只能称作我母亲的从伯父。又因为庞莱臣无女儿，再加上他这位从侄女爱绘画，就更亲近了。有一幅母亲的早年作品一直留在我身边，就是曾在1935年中国女子书画会第二届展览会上展出过，之后又收入1936年《中国女子书画展览会特刊》第三辑中的《柳塘图》，上面有庞虚斋的题识：“写生之道神韵为上，形似次之，左玉此作颇得白阳笔意，余深嘉其造诣未可量也，为识数语而归之。乙亥春虚斋。”可见早在母亲二十岁时就得到了庞虚斋的嘉许，并不像某些记载称是在一次展览会上母亲的画被庞虚斋看到后才得赏识。有这么一位大藏家在背后的助力，可以临摹、析赏如此广博的古迹佳作，在同辈年轻女画家中已占尽优势，也一定被叹羡不已。可自从我记事起就没从母亲口中听到过“庞莱臣”或“庞虚斋”这个名字。1949年庞莱臣去世后，或许母亲觉得与家族中这样一位巨贾、大藏家有瓜葛会是一种“罪过”？

除了画画，唱京戏是母亲的一大爱好，我是后来才知道她专工程派青衣，用现在的话来讲，她就是一程砚秋的超级粉丝，还曾见过一位琴师来家里为她操琴吊嗓。当年上海的著名京剧女老生张文涓也是她的好友。还有记载说，张大壮拉京胡，庞左玉唱京剧，张大壮是喜拉京胡，可他们是否有合作我就不得而知，可能是较早前的事了。从旧时的资料中也能见到母亲常会在一些场合亮嗓助兴。不知我是被母亲的这一爱好感染了，还是常跟着父亲去戏校上班的缘故，幼年的我对京昆剧舞台上色彩鲜艳的戏服和动作架式着了迷，这下可投了母亲的意，她为我做了不少小“道具”，随着我的意胡乱打扮玩耍、拍照，很是得意。从我六七岁开始，母亲对我最严苛的技能训练是握毛笔练写字，她离去后就再没人管教我这事了，从此我的字一落千丈。

自从2001年出版的《万象》第三卷第七期上刊载了母亲的那位画院同事、篆刻家写的《记庞左玉与陈小翠》一文（收入《安持人物琐忆》，2011年出版）之后，庞左玉似乎给读者留下了“心眼小气量窄好吃醋”的印象。有些读者可能会以为这种“掌故”是信史，可我读来只觉满纸荒唐言，不过也真可谓文如其人。我仍清楚地记得小时候母亲曾带我去过他家，确实像他文章中写的两家住得很近。他给我的印象用上海话来形容是一个“阴司促掐”的小老头。除了这个记忆，我还在母亲的“交代”草稿里见到提及这位先生的几桩事。某一天，这位先生与母亲一同从画院下班回家，走到我们家门口时：（他）“对我说过一件事，我从来没对任何人说过，连樊伯炎面前也没说过，所以交代是更得交代。他说得出口，我简直没脸说……”听他说完母亲大为光火，“三脚两步走进了家门”。是什么事情我就不必公布了，反正比他那本集子里的诸多“绯闻”更粗鄙和下作。并非我是庞左玉的儿子就要为亲人作辩护，实在是他津津乐道于那些事，又惯于人前背后搬弄是非，根本不像一位艺术大家，真应了我父母常说的：艺品与人品不是一回事。

至于我母亲的性格，确实像一个出生在优渥家境中的女子——任性、骄恣。可她待人热情开朗，宽厚善良，直爽坦诚，我想她所有的亲朋好友或学生都会有同感。心直口快，爱开玩笑，戏谑、揶揄人是她风趣惹人喜的一面，可最终却真成了她的致命伤。从她亲口对我讲的一个故事就知道母亲是多爱开玩笑：母亲妊娠手术后，主动要求做了绝育手术，在病房里还大说笑话，引得同室的产妇们笑得创口疼痛难忍，医生、护士见她这般开朗，就怂恿她去做那些术后产妇施绝育的工作。可见所谓庞左玉“口无遮拦”绝不是那种人前背后的嚼舌头，她是“当面开消”式的揶揄调侃。母亲向来爱给人起绰号，就连我幼时的小名也有三四个，父系家有一个，母系家有一个，还有带大我的干祖母黄渔仙奶奶家又有一个，好像在她的朋友圈另有一个很滑稽的外号。也好，让我能分清叫我哪个小名是属于哪个家族群或她的朋友圈。我常在家里听到母亲用绰号来称呼她画院的同事，有的是从外貌而来，有的是从性情而来，全无恶意，听来有趣。最奇怪的是母亲给邓怀农老先生起的外号，我到现在还是不明白。老先生是如皋人，一口如皋话，外号可能是他如皋口音的口头禅。我只记得两个音节，我曾模仿给从小在如皋生活过的朋友听，他也不解其意。

在母亲留给我的纪念册中有几行我每读泫然。她记下了我父亲十多年前去世的妻子的名字，称她是我的前任母亲（之前她们已相识十馀年），生前多年遭受疾病折磨，并记下了她去世的年月日，为的是让我留有一份同样的孝心……这是有着何等胸襟和爱心的一位女性啊！

母亲的待人好似她笔下鲜艳明快的花朵绽放似火，尤其是她的那些女学生（我从没见过她有男学生），我熟悉的有沈景、唐秋芳、李谷娜、张剑，母亲待她们如自家孩子般，这些学生除了称呼她老师或者先生，有的就叫庞孃孃，常见她们喜笑颜开地跟着母亲外出写生。母亲最疼爱的外甥女，我的大表姐丁柬诺也最乐意陪着母亲在屋内园外画画写生。

一旦生活中突遭挫折，遇事不顺心，母亲情绪变化极大，会瞬时悲观至极，以致在家里狂躁不安，大发脾气。特别是在她生命的最后两年里对我极其严厉，当时我完全不懂是为什么，后来才明白那时她正经受着极大的精神压力。要是再见到母亲，我一定会问：你的那些花花叶叶和伫立枝头的翠鸟在风雨中、雪霁后将会是怎样？你的心情就不能永远像你笔下的花叶枝藤、翎鸟游鱼那般吗？

母亲二十岁那年完成了在新华艺专的学业。这里有一个错误记录，现在大多数母亲的简介中都称“毕业于上海艺专（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但我父亲所写的多份材料中，明确地写着新华艺专（新华艺术专科学校）。母亲从学校到毕业后一直追随郑曼青学习绘画，可就在两年前，我又发现了一个奇怪的提法。2020年11月17日至2021年3月21日，上海中国画院主办的“画院掇英——院藏女画师作品展”在程十发美术馆举行，参展的十二位已故女画师是张红薇、侯碧漪、李秋君、陆小曼、陈小翠、周鍊霞、庞左玉、吴青霞、江圣华、陈佩秋、吴玉梅、徐元清。我去观展，见母亲的名牌上写着“早年从郑曼青学习花卉，由学徐渭、陈淳入手，继而得洪伯义及其伯父、著名收藏家庞莱臣的指导……”，母亲师从郑曼青没错，有说曾随马孟容学画也可信，只要与母亲绘艺有关联的书画家，家里总有一些他们的字画，如郑曼青、马孟容、马公愚、钱名山等，可我从来没有听父母说起有个叫“洪伯义”的老师，也没有查到过近代美术界有这么一个人。后来发现《南浔名门闺秀》（浙江摄影出版社2018年版）中有一篇《玉笙金毫画遥空：庞左玉》也提到了这位“洪伯义”，就去问作者是从哪里得到的资料，他发给我上海中国画院公众号2014年推送的一篇文章，其中也如是写。我想这还不会是错误的源头，继续追索，终于发现《上海美术志》（上海书画出版社2004年版）“庞左玉”条目亦然，可能它就是最早的了。正好认识该书的编辑，就问他“洪伯义”会不会是“其伯父”三字重复书写或输入造成的错误，他默认。那这个“洪伯义”是子虚乌有的。

母亲的绘事真可谓出道即巅峰。完成学业后就步入社会——加入了1934年成立的中国女子书画会，接下来女子书画会连年的展会，她从不缺席。这一团体不仅是当时中国女性画家的创举，放在中国近代绘画史上也是很了不起的事。这一女性群体现在往往称作“闺阁”或者“闺秀”画家，其实在当时她们并不会乐意接受这样的名号，也从未自诩过。况且她们并非全都出自殷实家庭的“闺秀”，加入女子书画会为的是结交更广泛的同好，寻求自己的生活乐趣，让所学的艺术或者家传展示给社会，期待认同，又能够像她们的男性同道那样用艺术取得自己的经济独立。

投入这一群体是母亲迈向社会的第一步。从当年的合影中看她仍有些许矜持，原因可能在这群女画家中她年纪最小，又初涉画坛还不善交际，可她作品的量与质并不亚于比她年长的同道们。从各种记录中可以感觉到她是那么地欣喜活跃，每有活动必出现，十多届的女子书画会展览会每每有作品展出。无论是展览还是集会、同仁饯行、郊外修禊、赈灾捐画总记有她的名字。乐于交友、喜于助人也是母亲的性格。

大约四十年代初，母亲迁居到了辣斐德路，就是今天复兴中路的桃源邨。时下有人把这条弄堂称为“辣斐德路上的明星弄堂”，是因为有不少电影界明星和文化人在那里住过，比如母亲的好友电影演员冯喆，我曾听母亲称他冯家弟弟。最让她受益的是结交了来沪避居于此的文化大家钱名山（振锽）老先生。母亲有无拜名山老人为师无可稽考，老先生曾为母亲那幅《蕉鹅图》题跋：“蕉是书家植，鹅是书家禽，不是怀素便是山阴，鲰生对此汗出霑襟。”他还送给母亲一幅像报名照似的小照片和所书字对。1942年10月28日《海报》署名啼红的《名山老人为女公子题画》一文记载：“庞左玉女士画展中，尝见有老人所题者若干幅，类有深意。如题菊云：‘田间自惜真好玉，担上从来不值钱。’题荷云：‘要看花十丈，须得藕如船。’又：‘一身都是药，六月始开花。’”可见他们过从甚密，超过了一般的邻居，谊在师友之间，与名山老先生的交往对母亲的画艺大有裨益。

在接连参加了七届女子书画会展（1934年至1940年）和各种合作展、助赈捐画等活动后，1942年的仲秋，在我外祖母去世后一年，母亲举办了“庞左玉念萱义卖画展”。这是她第一次个人作品展，更因以售画金捐助寒门学子受到社会关注，一周的展期使她誉满画界，名扬沪上，各家报章不仅广泛报道，名家们也题诗捧场。

若瓢僧题：

一脉吴兴传世泽，庞家有女孝无双。娱亲唱澈慈乌曲，却把商声换好腔。

读罢蓼莪拈素毫，堂深瑶草想风标。墨花沈处愁怀散，尚肯丹青慰寂寥。

画笔清奇媲白阳，青藤魄力亦堂堂。写来蝶恋依依句，寸草春晖意示长。

如椽巨笔扫横波，一洗才人纤弱多。凡有作为皆可纪，艺林学府共讴歌。（1942年10月30日《社会日报》）

钱名山之子钱小山题：

女画家、钱名山媳汪萱《赋赠左玉仁姊》：

报人唐大郎题：

翌年，2月11日的《申报》以《庞女士义展助学，孝思足资表率》为题作报道，称“艺术超逸画展盛况空前，拨万元充助学金嘉惠寒士”，揭出了上年画展售画卖出的款项，除去实际开支的馀额18011.63元（旧币），加上母亲个人捐助的1988.37元，凑足二万元全部作为助学金，并公示了展会各项收支账目，“分别由《新闻报》、《申报》分发支配”。这个精细到分的账目，在没有计算器的年代也很是稀奇，真的是“涓滴归公，抑出慷慨斥资”。

母亲不以鬻画为生，也从没见有她的润例。当然，家庭的殷实是实际状况，不必为稻粱谋。可多次画展后她意识到自己的艺术不仅可以获得名声，还可换来个人经济上的独立。父亲记得各种画展上往往是母亲的画卖出的最多。在我父母还未结婚的1948年5月，母亲准备在“中国画苑”办个展时，得知我父亲在她之前也将在同地办个展，于是与父亲商量能否让她在先，父亲欣然答应，并帮着张罗诸般事宜，所以父亲记忆清晰。他还记得每次画展上母亲的画总贴有好多小红纸条，表示该画已售。据我目前所能找到的资料来看，这是母亲一生最后一次个人画展。母亲为此次画展做了充分的准备，家中留存的母亲早期画作中，就有同年4月住在苏州虚斋宅内临摹和创作的大量作品。

1947年初，母亲曾有过一次去台湾办展未果的经历。父亲晚年的学生杨家润曾撰写过一篇未发表的《庞左玉小传》，现有抄稿存留，其中记着：“1947年2月，与徐晓蘋赴台湾开联合画展，至台时适逢‘二二八’事件，无果而返。”去台办展确有其事，但“徐晓蘋”却查无此人。最近才发现，1947年的《北戴河》周刊（天津）第十期刊有《庞左玉巧遇白玉薇》一文，讲述母亲在台北时住在闺蜜的学校宿舍，巧遇来学校送亲友子女的白玉薇的故事。白玉薇是京剧名伶，就是1944年她在上海演出，母亲同十二位女画家画了张《十春图》送她的那位。文中提到母亲向白玉薇解释来台是偕同徐晚蘋将办画展，想必是“晓”、“晚”两字之误。

从1948年前后到五十年代，母亲的活动印迹渐渐稀疏，较多出现在较为“官方”的团体中。比如，被上海市教育局筹备市立美术馆选为征集委员会委员，作为上海美术茶会召集人之一，参加上海文艺作家协会的辞年会等等。想来母亲身体状况是一大原因，她的口腔上颚肿瘤在1943年就开始实施手术，每次都是大开刀。到1958年初，请了名口腔专家陈绍周医生为她动了第四次手术。手术风险很大，别的医生建议待婴儿出生后再动手术，这样至少保全一者，可陈医生坚持说，要是不马上实施手术极可能两不保全。手术后母亲的上颚留下了一个大洞，非要戴上假牙托方可说话。后来这位陈医生和他一家成了我们家的好友。在这段时间里母亲的画作也较少见，当然，母亲的好多画作不落年款，让我实难以考察年代。

据父亲记录，从五十年代开始，母亲受政府部门的邀托，收费教授在上海的外国籍人士绘画，她们大多是领馆的夫人，母亲上门教授。记得在某年冬季的一天，母亲气冲冲地回家，父亲问她原由，好像说是，一个外国学生很不礼貌地跟母亲讨价还价学费，母亲觉得很不尊重她，受了侮辱，接过钱当场扔进那人家的壁炉里，扭头就走了。当时我尚年幼，不太理解她为什么这么大动肝火，后来一想，哈，这就是她的脾气。每当那些外国人士举办聚会之类的活动，主人家总会邀请我父母一同参加，可从不带我去，说是怕我眼里钻进那种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唉，我是真的很想去啊。

那时每过一段时间会有两位女同志来我们家，她们一来父亲必带着我出门溜达。我根本想不起她俩的长相，印象只是两个穿着深色便装的女性，跟她们照面时母亲也没有要我叫阿姨姐姐之类的。后来我才明白母亲是在向她们做外教汇报，我们父子要回避。可到了1966年那两位像是人间蒸发了般，母亲再也没能联络上她们。

父母的相识是1935年间，也就在那时父亲进入虚斋宅，确实是会遇见母亲，但当时父亲的前妻还健在，要到1949年才去世，他与母亲要到1955年才结婚。什么父亲到了庞府就开始追求母亲，进而相恋、结婚的说法，这些都是浪漫式的臆想。关于父亲与庞虚斋的故事，我在《掌故》第四集上的那篇《先严樊伯炎与庞虚斋》已经把它讲清楚了。

母亲1955年与我父亲结婚后，到1956年被聘为上海中国画院画师，再到我出生之后的几年中，心情应该不错。正如我出生在愉园，取单名一个“愉”，好像正预示着我们一家三口的幸福快乐。从这段时期母亲的画也可以读出她那时心境：画风已不同早年了，出笔更快，更泼辣，渲染不那么拘谨，题材尽可能接近时代所求；不见了工笔画，落款和斋印也不再出现她的室名“瑶草庐”了。

母亲年轻时乐意做公益，到了新时代做起公共工作仍然十分高兴。1965年母亲给搪瓷厂提供画稿制作脸盆、热水瓶，当拿着那些成品回家时她很是自豪。我能确记年代是因为两只印着她画的花卉的脸盆还珍藏在我身边，盆底印着“金钱牌公私合营益丰搪瓷厂制1965-7-31”字样。还记得母亲曾在印染厂还是织布厂工作过几天。因为当时在花布上印花芯的黄色颜料会腐蚀布料，工厂就请画院的画师用藤黄手工点。母亲还很乐意做这工作，觉得不用动脑子，很轻松。

当那场狂暴开始，大画桌上的画毯消失了，母亲再也没有画画，代之的是她每夜伏案不停地写着什么，当我一觉醒来还听到钢笔击点桌面的哒哒书写声。她每天拎着一个塞满各种针线活的破旧草包去上班，她哪里会做针线活儿，只是为了开会、学习时解闷罢了。

大概在1966年下半年到1967年初之间，父亲上海戏曲学校的学生张达发带着几个小将，在新乐路我家那幢房子的二楼插上红旗驻扎了下来，他们进出总是老师、师娘地叫着，这倒好，我家等于有了遮挡，不受外面野路子小将的骚扰。可住在淮海中路上海新邨的陈小翠阿姨和她的外孙陈长春（他随外婆姓，我俩是童年汾阳路画院园子里的玩伴）不堪小将的袭扰。小翠阿姨长得特别白，每次进出弄堂就会有人大叫“小白兔来了”。除了言语侮辱，更难以忍受的是时不时地遭暴力侵害。于是小翠阿姨便与母亲商量两家交换住房，到了1967年的3月两家就对搬了家。当我第一次走进原来小翠阿姨住的三楼房间，眼前看到的景象吓得我不敢出声——浅绿色的墙上一大摊飞溅的血迹。那年头不可能重新粉刷房间，母亲就用笔蘸着白色颜料画了一株比我当时身量略高的桃树，遮挡了之。大约要到十多年天晴后粉刷房子才被抹去，每当想起那株桃树上笔触轻快的白色花朵和似有宋元笔法的树根，我万分后悔没能留下一张影像，这可是母亲唯一的一幅“壁画”，是她的绝笔啊！

母亲从五十年代开始不断地生病、手术，加上怀孕、生产，再治病，让她躲过了多次运动，这次一下子遇到了超级运动，她着实难以承受。1968年、1969年的两年里，母亲的多位朋友相继选择了归西路，我所知道的就有两三位，其中包括冯喆和母亲常带我去的一位住在淮海大楼的学生的母亲。特别是与母亲结交三十多年的朋友陈小翠，加之小翠阿姨在我们曾经住过的房子里逝去，让母亲倍受刺激。有一篇文章，许宛云《我所认识的陈小翠先生》（2010年第11期《上海滩》）曾写道：“（陈）长春又说：‘画院的庞阿婆也走了。临终前还对人说，连小翠这样的才女都走了，我还留在这世上干什么！？’”

估计是从1969年的下半年起，上海中国画院已不在汾阳路上班，全体画师移往河南中路中汇大楼的原上海博物馆接受批判审查，母亲下班的时间开始晚了。10月20日晚九点钟，还不见母亲回来，我站在弄堂口望着东面，等了一个多小时，父亲出来叫我回家等吧。我进屋不久母亲满脸憔悴、疲惫不堪地走上楼，没和我说一句话，父亲催促我去睡觉。半夜醒来我见隔壁房间的日光灯仍通亮，不知父母在说什么，推门进去，母亲没看我一眼，只是父亲要我接着睡。他们是一个通宵没睡。

第二天清晨，1969年10月21日，母亲的第五十五个重阳后二日。

我起床见父亲正使劲地阻拦着母亲去上班，最后母亲从包里掏出一个小药瓶用力扔在了地上，夺门而出。我立刻明白小药瓶里装的是什么东西。紧接着父亲带着我跟随到了中汇大楼，父子俩不知所措地呆站在马路对面，望着一位位从大门走进的画师。为了要赶紧送我上学，父亲又急忙带着我离开了。我记得最后一眼看到的是留着白胡子的丰子恺老先生走进大楼。自从母亲离去后，有三十多年我从不愿靠近中汇大楼，直到最近这些年开车经过附近，才朝那楼望一眼。

当天下午放学回到家，我用三张纸片，一张写“有”，一张写“没有”，第三张空白，捏成阄，想卜一下母亲的凶吉。就在此刻，父亲拎着母亲那只破草包回来了，一切都明白了，母亲再也不会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