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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沧州路而建的沧州饭店（今南京西路1225号）是当年沪西最著名的豪华旅馆，更是重要的社交中心，孙中山、严复、胡适、赵元任、郭沫若、郁达夫、梅兰芳等都曾在此下榻。这里也是1936年11月10日潘汉年与陈立夫就第二次国共合作首轮正式秘密会谈的地方。
1935年日本制造华北事变，发动所谓“五省自治”运动，企图变华北为第二个伪“满洲国”。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日益猖狂，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号召“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1935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在政治战略上作出重大调整，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并相应地调整了各项具体政策。这些策略和政策得到各界爱国人士的积极响应。
迫于内外压力，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的对日政策被迫进行调整，开始寻求各种途径同共产党接触。1936年，国共两党在莫斯科、南京、上海等地就合作抗日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秘密会谈，其中一处会谈地点就是沧州饭店。
1935年底，蒋介石指令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馆武官邓文仪负责同王明接洽。在会晤过程中，王明提议，抗日合作的重大问题须由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两党中央均在国内，谈判以在国内进行为好，潘汉年被指派作为谈判的联系人。
与此同时，1936年1月，受胞弟宋子文的委托，宋庆龄向共产党转达了国民党愿意谈判的信息。她把南京方面表示要同共产党合作抗日的秘密信件交给牧师身份的董健吾（化名周继吾，中共秘密党员），托他前往陕北送交毛泽东和周恩来。3月4日，毛泽东等签署了一封电函积极回应国共合作。4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首次公开把国民党列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对象。
5月初，潘汉年经巴黎抵达香港，又从香港乘船到上海，与国民党联系后，再从上海出发于8月到达陕北，汇报了共产国际不同意将反蒋、抗日口号并提以及他与国民党联络的情况。8月1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与国民党谈判问题，会议决定可以承认统一指挥、统一编制，但是一定要停止“剿共”，一定要实行真正的抗日。25日，又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敦促国民党“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呼吁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强调“只有国共的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总合作才能真正的救亡图存”。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发表主张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文件。
9月24日，潘汉年作为国共谈判“联络代表”携《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又称《八项条件》），毛泽东致宋庆龄、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的信以及周恩来致陈果夫、陈立夫的信等有关国共两党合作谈判的重要文件，随叶剑英等一同前往西安。在西安，他们秘密会晤了张学良，并向其传达了中共中央确定的与国民党谈判的方针、条件。
10月14日，中共中央将潘汉年的代表资格提升，正式任命为中共谈判代表。同日，潘汉年乘火车赴南京，把中共中央致国民党方面的有关信件交给张冲，由他代转陈立夫。随后，潘汉年直赴上海，以中共驻上海办事处主任的身份开展活动。在上海，潘汉年首先拜会了宋庆龄、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等社会上层人士，表达了中国共产党捐弃前嫌、期待再次国共合作的愿望，并向他们转交毛泽东的信件。在信中，毛泽东告诸贤达：“要实际地停止国民党军队对红军进攻，实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先生们与我们还必须在各方面做更广大的努力与更亲密的合作。”为后来国共合作营造了十分有利的社会环境。
11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电告潘汉年，要他以中共代表身份邀请陈立夫开始正式谈判。当潘汉年赶赴南京后，得知陈立夫已去上海。潘汉年遂即刻赶回上海。
11月10日，潘汉年与陈立夫在上海沧州饭店开始首轮正式会谈。潘汉年转达了中共的《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主张，要求停止内战、联合抗日、释放政治犯、开放言论自由等。陈立夫转达了蒋介石的意见，由于蒋介石自信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做后盾，提出极为苛刻的合作条件，“既愿开诚合作，就不好有任何条件；对立的政权和军队必须取消；中国红军目前可保留三千人之军队，师长以上的领袖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量才录用，适当分配到南京政府各机关服务”。潘汉年当即驳回，怒斥这是站在“剿共”立场的收编条件，而不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件。陈立夫也知道蒋介石制定的合作政策中共方面很难接受，只好说：“是的，条件很苛刻，谈判恐一时难以成就。无论如何，蒋先生中心意旨，必须先解决军事，其他一切都好办，你我均非军事当局，从旁谈判，也无结果，可否请恩来出来一次？”潘汉年予以婉拒：“如蒋先生无谈判合作之必要，我想他不会出来。”双方僵持不下，谈判一时陷入了僵局。
沧州饭店谈判结束后，潘汉年以“小K”的代号，立即给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长达5000言的电报，详细汇报了谈判的情况。随后，潘汉年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制定的谈判原则“愿以战争求和平，绝对不作无原则让步”，与陈立夫在南京、上海又进行了多次谈判，立场相去甚远，谈判无果而终，但双方主动打破了自大革命以来国共两党的对峙状态，增进了沟通和了解，为第二次国共合作打下了基础。
（作者系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副教授，上海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研究（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基地研究员）
文章来源：上海学习平台
转自：上海江南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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